三

配第在他的研究方法及其经济理论方面表现的卓越创见，马克思在他的几部经济名著：《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乃至《反杜林论》的《〈批判史〉论述》中，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但马克思在提到这位杰出人物的政治品格时，说“这个思想锐敏的、但是特别轻浮的军医，既能带着克伦威尔之盾劫掠爱尔兰、又能为这种劫掠向查理第二跪求男爵称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第26页注）寥寥的几句话，把他的品格面貌和盘托出了。他不仅是一个大殖民主义者，还是一个新贵族。我们认识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就是资产阶级与新贵族合作。所以，他的贵族身份，并没有妨碍他在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政治经济学上作出贡献。作为资产阶级前进历史阶段的思想拓荒者或政治经济学的奠基者，我们从人类进步思想遗产的角度来看，所应注意的是，他所处的过渡时期和未成熟的历史条件，限制了他的才能的发挥，限制了他的丰富含蓄的思想内容的更系统的更明确的表现。无论就他的基本的劳动价值学说来讲，就他在价值学说基础上的分配理论来讲，抑或是就他用劳动价值学说，用分配理论来建议的财政改革新计划来讲，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来衡量，是卓越的，是深刻的，是全面的，是接触到本质的，但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脱离朴素的、零碎的、还有些杂乱的状态。例如，关于劳动决定商品价值，他确是很有创见地提出了这个命题，但是，那是什么劳动呢？劳动的二重性问题，他固然完全没有接触到，就是社会必要劳动量的问题，他也只有一点非常模糊的概念。他在后来于1665年写出的《献给英明人士》论著中，虽曾漠然讲到死劳动和活劳动的问题，可是这两者在生产过程中，前者只是转移价值，后者才创造价值的区别，他是连想也没有想到的。单就这点来说，已不难了解，他之所谓劳动决定价值，不但对劳动的概念不大明确，对于如何决定价值的过程，更是理解得极其含糊，而就价值本身说，他不仅没有把握价值实体、价值量、价值形态这些根本概念，在他的说明中，连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区别，价值与价格的区别，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区别，也是不很清楚的。至于对地租与利息的分别解释和统一说明，在利润这个名称还是放在地租项下来处理的历史条件下，他虽有再大的才能，也是无法说得系统而透彻的。至于他的方法，诚然是沿着培根的崇实主义的道路发展过来的，拿事实来，拿数字来，把理论或建议建立在可以量计指数的根据上，但也许因为社会经济调查统计工作，是要在资本主义经济组织渐臻严密的历史条件下，才有可能做得好一些，他在全书中，就每项事业，每种设施，每一个具体建议所提出的数字，几乎全是出于推测估计，由一种估计到另一种估计。用数字来讲话，是较能了解情况，较有说服力的，但假设的数字，是要减低效果的，后来和他同样重视事实的亚当·斯密，竟有些怀疑他的方法的效果，可能是从这里出发的。但不论如何，他在现代计量经济学上的开山祖的地位，和他在政治经济学上的奠基者的地位，是一样无可争议的。

配第关于政治经济学，统计学乃至财政学的巨大贡献，虽然主要表现在《赋税论》中，但讲他的整个学说的影响，却是不能不连带他往后陆续问世的《献给英明人士》、《政治算术》、《爱尔兰的政治解剖》、《货币略论》等论著一起考虑的。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已就他对后起的经济学者如诺思、如洛克等的影响作了说明；由于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包括古典派在内），一般地不肯把自己的理论中受到前人影响的出处，像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所作的那样，明白指点注释出来，但蛛丝马迹，总是不难找到一些线索的。即以斯密的大著《国富论》来说，其中有许多论点，就分明也可以从配第《赋税论》那里探出它的渊源的。当然，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奠基理论，每个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者，都是直接间接多多少少受到它的一些影响的。

而我们在这里倒要特别指出这一点：当资产阶级已经取得了政权，已经确定它的统治地位，并且已经逐渐感到它的敌对阶级——工人阶级的运动的威胁的时候，它再也不对科学的经济学，不对以劳动价值为基础的古典经济学，感到兴趣，甚至愈来愈抱反感了。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他们的经济学者早就把反对亚当·斯密，特别是反对李嘉图，作为反对马克思的一种手法。当代最有影响的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凯恩斯，就最痛恨李嘉图，他说他反对李嘉图，就是要从根底摧毁马克思经济学的基础。当前风靡资产阶级经济论坛上的大大小小的凯恩斯主义者，正多方宣扬国民收入理论、扩大国家支出理论、赤字财政理论、通货膨胀理论……其基本特点，就是否定劳动价值学说（甚至否定任何价值学说），即否定威廉·配第所特别强调的基础，而只是在各种“上层建筑现象”方面兜圈子，寻求解决财政危机、经济危机的单方。

在资产阶级已经把他们前期的科学的经济学（更不说更早的经济科学）当作死狗来抛弃，甚至当作魔鬼来诅咒的时候，我们为了批判地继承人类进步遗产，为了配合当前理论斗争和理论建设任务，把这部三百年前出版的古典论著，拿来再学习再认识一番，还是有其一定的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