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读辛德勇的论文集

（代序）

辛德勇的博士论文《隋唐两京丛考》由三秦出版社印行后，我曾在1993年第3期《书城》杂志上写过介绍文章。几年过去，中华书局又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论文集《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我因为题写了书名的缘故，得先读样书，喜悦之余，不免再说些话。

辛德勇现在已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学术委员，在中国历史地理研究这一行中，被认为是有所成就的中青年学人。这本论文集的文章又多数是围绕汉唐长安城的地理尤其是水陆交通等问题作探讨，除了关涉城坊的已见《隋唐两京丛考》外，还旁及唐以后西安城和其他交通要道，对重要文献如《水经注》等也有所考订，公世后自必为研治历史地理以至研治隋唐史者欢迎，在这里毋庸赘说。我要说的只是辛德勇取得这些成就主要依靠了什么，顺便再就此发点题外的议论。

辛德勇的成就突出表现在考证，这也是内行人的共识。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他的考证文章所以写得好，真能解决问题，主要在于他对文献的娴熟，因而考证起来能运用自如，得心应手。熟悉辛德勇的人都知道。他在大学本科读的是地理系，对文献、对考证可说几无所知，到读历史地理硕士生、博士生时才接触了这套学问而大好之。这自然得归功于他的导师史筱苏（念海）先生。众所周知，筱苏先生是以实地考察来解决历史地理问题而享盛名的。实则其文献功底之深厚仍不能忽视，如所提出黄河中上游原有众多森林使水土得以保持这个重要论点，就是掌握了大量文献做出来的。辛德勇当年就是秉承了筱苏先生的教诲，同时奉筱苏先生之命听我的版本目录碑刻等课也起了点作用，从而在文献上下了扎实的功夫。记得当时我正为中华书局点校元人骆天骧的《类编长安志》，此志自元以后即无刻本流传，他看到我用的复印旧抄本，就连我的校语再复印了一部。我有宋敏求《长安志》的毕沅刻初印本，他也借去复印。凡和历史地理直接间接有关的古籍，只要能买到，无不节衣缩食去购置（所以后来他写文章，除查地方志外，一般不必去图书馆，我到他家看过，确已买得很齐全）。购置了便认真读，我看到他的常用书包括《长安志》等复印本上都有蝇头小字的校语。他就在这些文献包括文献的字缝里发现新问题，提出新看法，写出为人们包括老一辈学者所称许的文章。

从这本论文集里举个实例。从长安往东去的崤山古道上有西崤、东崤两个地名，而《左传》上有“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风雨也”的话（僖公三十二年）。后者是人们熟悉的，因为它曾被加了个《蹇叔哭师》的题目收进了《古文观止》。大概受此影响，有的专家在论述崤山古道时就认为“崤山有二，北为东崤，南为西崤”，把东崤、西崤分派为一在北道，—在南道，以与《左传》北陵、南陵之说相一致，也就是把北陵等同于东崤，南陵等同于西崤。辛德勇在此论文集的《崤山古道琐证》中指出这种讲法有问题。他从《太平御览》卷四二地部七“崤山”条引用西晋戴延之《西征记》中所说的：“自东崤至西崤三十里。东崤长坂数里，峻阜绝涧，车不得方轨；西崤全是石坂，十二里，险绝不异东崤。”看出这东崤、西崤是在同一条东西方向的道路上，把东西二崤放到一北一南两条道路上显然是迁就《左传》“殽有二陵”的牵强附会之说。

这是用文献里的硬史料来纠正时贤之说。还有文献记载本身就不精确，甚至互相矛盾，辛德勇也能很好处理，合理解决。如“霸上”这个地名，由于刘邦“先诸侯至霸上”迫使秦王子婴出降而知名。但其地究竟在哪里，《水经注》有两种互相矛盾的说法。《水经·渭水注》说：“霸水又左合浐水。历白鹿原东，即霸川之西故芷阳矣，《史记》秦襄王葬芷阳者是也，谓之霸上，汉文帝葬其上，谓之霸陵。”这汉文帝的霸陵和芷阳都在灞水西边的白鹿原上，因此霸上也得在白鹿原上。这是一种说法，颇获得后人的信从，唐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南宋王应麟的《通鉴地理通释》以至今日颇为权威的《中国历史地图集》、1979年版《辞海》都这么定这么说。但《渭水注》在下文又说：“自新丰故城西至霸城五十里，霸城西十里则霸水，西二十里则长安城。应劭曰：霸水上地名，在长安东三十里，即霸城是也。高祖旧停军处。”这高祖旧停军处当然就是“先诸侯至霸上”的“霸上”，这里说它在霸水东边的霸城，则霸上又应在灞水的东边而不可能在灞水西边的白鹿原上。北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宋敏求的《长安志》、南宋程大昌的《雍录》都据此来个折衷，说灞水东边的霸城和西边的白鹿原都可称霸上。论文集里收了辛德勇为此撰写的《论霸上的位置及其交通地位》和《再论》、《三论》三篇文章。主要根据《晋书·苻健载记》说桓温伐秦“转战而前，次于灞上”，而《苻坚载记附王猛传》王猛对桓温所说“公不远千里，深入寇境，长安咫尺，而不渡灞水”这条最有力量的史料，来论证霸上只可能在灞水东边，并从其时绾毂长安东方的函谷关、武关、蒲津关三条道路的交会点之在霸上，来论证霸上在灞水东边的合理性。至于《水经注》的前一说，辛德勇用《三秦记》校过，发现系郦道元移录《三秦记》旧文时误置秦芷阳于白鹿原而产生的错误。从正规的考证要求来讲，辛德勇这一套不能不说已达到了精密的程度。

这里还可以用论文集里《考〈长安志〉、〈长安志图〉的版本》这篇文章，来说明辛德勇给文献本身做考订的水平。使用过元人李好文《长安志图》的人都知道，《四库提要》对此书这么说过：“此本乃明西安府知府李经所锓，列于宋敏求《长安志》之首，合为一编，然好文是书，本不因敏求而作，强合为一，世次紊越，既乖编录之体，且《图》与《志》两不相应，尤失古人著书之意，今仍分为两书，各著于录。《千顷堂书目》载此编作《长安图记》，于本书为合，此本题曰《长安志图》，疑李经与《长安志》合刊，改题此名。”1979年我撰写《唐史史料学》初稿时，只用没有李好文自序的毕刻本《志图》，也就信从了《提要》的说法。其实《四库全书》写本是有李氏自序的，辛德勇从影印文渊阁本找了出来，根据序中所说“书成后名之曰《长安志图》，明所以《图》为《志》设也”这句话，断定李《图》本系撰绘以补宋《志》，所以除此嘉靖十一年李经刻本外，同样源出元刻的成化四年郃阳书堂本也是《图》、《志》合刻，纠正了《提要》和我的错误。并从李好文友人吴师道的《吴礼部集》里查到了得李氏赠书后所撰写的《长安志图后题》一文（卷一八），证明《千顷堂书目》著录李《图》作《长安图记》为传写滋误。

现在的书评往往流于无原则的捧场。我在上面说了这一些，是否也在为辛德勇捧场呢？我说是的，不过这捧场是有原则而非无原则的。原则者，即如实地讲出这本论文集的长处。好让有些人知道什么才是正经的考证，真正的考证。因为这考证也者实在有点经历沧桑。先是把它和理论对立起来，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只能讲理论，把考证双手奉送给了资产阶级，说是资产阶级的坏货色，个别以马克思主义自炫的人甚至面斥久有学术地位的老前辈：“就是这些线装书害了你！”拨乱反正以后，这种说法失去了市场，考证工作逐渐吃香。但正由于长期把它打入了冷宫，现在重新拣起来往往不会使用，以致规矩的人考证起来也不免闹点笑话，心术不正者则打着考证的旗号玩些乱七八糟甚至招摇撞骗的把戏。什么一下子破译了几百几千个金文甲骨文啦，用家藏的贞观拓本破译了《石鼓文》之谜啦，考证出孙武的出生地啦，珍藏着从竹简抄出的《孙武兵法》八十二篇啦，脂批本《石头记》是刘铨福等伪造的啦，《红楼梦》是讲名叫竺香玉的女人入宫谋杀雍正皇帝啦，每出一说，必有报纸为之宣传鼓吹，但求惊世骇俗，以取得所谓轰动效应为能事。幸好稍有识见者还不致为其所惑，这类过于荒唐的货色正式出版问世的还为数无多。问题是正式出版问世的就都高明了吗？很遗憾，也不见得。在所谓学术书中，仍不免充斥着搭个框架、凑点议论，在通俗读物与教材之间的作品，很少见到以论文集面目出现的高水平出版物。其实真正的学术成果，一开始倒多数是以单篇论文出现的，包括自然技术科学也不例外，所以在国际上学术期刊、论文集、文摘极受重视，而我国老一辈的学者如先师顾颉刚先生的成名之作《古史辨》，就只是他和人家商讨古史的书信集论文集。陈寅恪先生也一向只发表论文，到抗战期间才出了两薄本专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其中多数还是以前的论文或据论文所改写。现在不知何故，论文集许多出版社不愿出，说是新华书店不订货，销不出。加上有些学校评职称时书也比论文顶用，哪管只是抄袭拼凑的货色。所以中华书局在此气候中能印出辛德勇这样一本供内行阅读的论文集，实在如我在此文开头说的是令人喜悦的事情。因为我认为要提高我国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水平，总得靠高质量的论文和真正的学术专著；搭个框架、拼拼凑凑的所谓学术书，出得再多也是无济于事的。

黄永年

1997年4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