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世纪美国政治的一个特点是，从选出新一届国会到它第一次开会，需要一年多的时间。第30届国会于1846年选出，1847年12月开会来面对墨西哥战争引起的复杂问题。尽管参议院中的民主党人几乎以2∶1的比例多于对手，但辉格党在众议院中占有微弱多数——这是林肯在其整个议员生涯中唯一一次发现自己属于多数派。然而，两党内部都有分裂，尤其是在奴隶制的未来扩张问题上。1846年8月，恰好上一届国会接近尾声时，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国会议员戴维·威尔莫特在一项拨款议案中提议增加一项修正案，要求在从墨西哥获取的任何土地上禁止奴隶制。威尔莫特附文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但在参议院遭到了失败，它按南北区域界线分裂了两党，迎来了一个奴隶制问题进入美国政治的中心舞台的新时代。
林肯在国会任职期间，威尔莫特附文以各种形式多次在众议院被提出。每个北部辉格党人都支持它，而北部的民主党人，显然因为更谨防冒犯本党的南部派别而分裂了。比如，1848年2月，当众议院动议通过搁置来否决威尔莫特附文时，包括林肯在内的所有71名北部辉格党人都投了反对票，而北部民主党人则以26∶21的票数赞成。对他们来说，来自两党的蓄奴州代表在为奴隶制辩护的问题上联合了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有78张票赞成搁置威尔莫特附文，而有1人反对（唯一的持异议者是来自特拉华州的辉格党人约翰·休斯顿）。林肯在他整个国会任职期间都支持威尔莫特附文。1854年，他略带夸张地评论说：“我想我也许敢说，我至少为它投了40次赞成票。”39
围绕奴隶制的激烈辩论主导了国会议程。一位议员抱怨道：“看起来确实是，除了黑人奴隶制问题，众议院再也没有商议过其他问题……从早到晚，日复一日，周复一周，这里什么都没有讨论，如果不谈点有关黑人奴隶制的问题，任何发言都得不到机会。”40来自每个州的议员都发表冗长的演说，被印在《美国国会议事录》（Congressional Globe）并经常以小册子的形式在他们的选民中传阅。但是，人们在《议事录》中找不到林肯在这些辩论中的重要贡献。
1847年12月到1848年8月，该届国会的第一次会议在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之际开始。林肯很快就结交了那些青年印第安党，他们是一群辉格党议员（其中大部分人都是南部人，包括未来的南部同盟副总统亚历山大·斯蒂芬斯），奋力争取提名从墨西哥战争中凯旋的将军扎卡里·泰勒，而泰勒拥有一个路易斯安那蔗糖种植园和100多个奴隶。林肯可能仍然担心会危及辉格党的统一和大选前景，因而在奴隶制问题上保持沉默。当他发表他任议员的首次演说时，他没有选择奴隶制而是选择了一个南北部辉格党人都同意的问题——墨西哥战争。41
当国会开会时，战斗已经停止，美国的军队占领了墨西哥的首都，和约谈判正在进行。尽管如此，大部分辉格党人继续相信波尔克总统欺骗美国大众挑起了这场冲突。1846年，在他竞选国会议员期间，林肯很少谈及战争，尽管他在一次集会时谈及了推动征兵入伍的事。这场战争在伊利诺伊州很受欢迎，那里的天定命运精神很是高涨。但是，在华盛顿，用一位国会议员的话说，这场战争成了“一个政党问题”。如果需要证据来说明这一点，那就是在1848年1月3日，众议院投票表决关于感谢泰勒将军和他的军队的决议。来自马萨诸塞州的辉格党人乔治·阿什姆，提议在决议的前言加上“在一场由合众国总统发动的不必要和违宪的战争中”的词句。阿什姆的修正案在众议院以82∶81的票数获得通过。北部和南部的每个民主党人都投票反对它，除了一人之外的每个辉格党人（包括林肯）都投了赞成票。42
九天后，林肯发表了他的第一次演说，对总统进行了彻底的攻击。早前，林肯已提出决议，要求波尔克告知国会，这位总统所宣称的墨西哥入侵美国领土（从而挑起战争）的精确“位置”。这次演讲剖析了波尔克关于得克萨斯与墨西哥的边界以及他未能提供证明指出“这场战争爆发的地方属于我们”的主张。林肯指责说，波尔克对整个问题的讨论，都是出于“纯粹的欺骗”。林肯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情绪化语言继续说：“他深刻地意识到他错了……他感受到了这场战争的血腥，像亚伯的血一样，向上天对他控诉。”43
林肯在这次演讲上下了很大功夫。他向他的律师合伙人威廉·赫恩登写道，他希望“自己脱颖而出”。他演讲的方式——据纽约的一家报纸描述说，其特点是“语速飞快，手势丰富”——表明了他的兴奋。但是，尽管林肯使用了过激的言辞，这个演讲重复了来自全国所有地方的他的几十位辉格党同事都在表达的思想。在林肯演讲的同一个月，国会中的一位辉格党议员称波尔克是美国历史上第二差的总统（杰克逊可能是最差的）；另一个议员认为总统关于这场战争的主张是“荒谬的”；第三个议员指责波尔克犯下了“不公正、残酷和错误的行为”。许多辉格党人都附和林肯的主张，即这场战争爆发的地方“不是美国的领土”。的确，与有些辉格党同事要求总统命令立即从墨西哥撤回所有美国部队相比，林肯要求总统提供更多信息的“位置决议”似乎是温和的。44
然而，在伊利诺伊州——除密苏里州外，该州派往墨西哥的志愿者比任何州都多——林肯的演说造成了一场骚动。民主党的一个会议称林肯的演说是“卖国行为”。赫恩登告诉他说，许多伊利诺伊州的辉格党人都不高兴，包括他自己。早在1840年代，林肯所在选区的辉格党人就一致认为，国会席位将由党的一些领袖担任一届。因此，林肯不会再被提名了。但是，他在墨西哥战争上的立场，似乎导致了1848年他的辉格党继任被提名人斯蒂芬·洛根的失败。在他后来的生涯里，林肯将因他在墨西哥战争期间的主张而备受指责。在他们1858年的辩论中，斯蒂芬·道格拉斯好几次都指责林肯在战争时期与敌人为伍。直到1863年，当林肯以俄亥俄州的国会议员克莱门特·法兰迪加姆的反战演说将阻止征召士兵为由而批准将其逮捕时，民主党人回应说，按照同样的原则，林肯在墨西哥战争期间就应该被逮捕。45
林肯对波尔克的攻击涉及的是战争的起源，而不是其结果。与许多其他北部辉格党人不同的是，他没有指责波尔克的行动是为了从墨西哥获取领土以推动奴隶制的扩张。的确，他明确否认这场战争“起源于扩张蓄奴领土的目的”。林肯不希望具有分裂性的奴隶制问题在1848年的大选中发挥作用。许多北部辉格党人则不同意。他们称提名扎卡里·泰勒的代表大会是“辉格党原则的屠宰场”，所谓的辉格党良心派加入民主党一起反对奴隶制的扩张而组成了自由土地党，并提名马丁·范布伦和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作为候选人。该党唤醒了极大的热情，为了减少其吸引力，北部的民主党人和辉格党人承诺，他们将阻止奴隶制向西部扩张。尽管如此，范布伦赢得了北部大约15%的选票，对一个新党来说，这是非常显著的表现。威廉·西沃德观察到，前总统和另一位前总统的儿子和孙子同意团结他们各自的政党，并推出一个不仅支持禁止奴隶制的扩张，而且支持自由党要求使奴隶制与联邦政府分离的竞选大纲的事实表明，反奴隶制终于成为“一个受人尊重的政治要素”。46
1848年8月，国会会议一结束，林肯就踏上了前往马萨诸塞州为泰勒进行竞选演说的旅程。为了抵消自由土地党的吸引力，林肯称辉格党是真正反对奴隶制的政党。他争论说，泰勒也许没有表示过支持威尔莫特附文，但是，作为一名相信立法权至上的辉格党人，如果国会通过了威尔莫特附文，他不会否决它。另一方面，民主党人将允许奴隶制向西部传播。因此，为了避免1844年的失误——当时分裂的反奴隶制选票使得波尔克赢得了大选——自由土地党人应当支持泰勒。47
在他的竞选旅程中，林肯与威廉·西沃德共用一个讲台，西沃德也支持泰勒，但是他关于奴隶制问题的演讲走得更远。西沃德拥有比林肯更丰富的反奴隶制记录；作为纽约州的州长，他拒绝引渡被控的逃奴，并支持取消黑人选民的财产资格限制。现在，他把辉格党看作是解放奴隶的政党，并期待有一天奴隶制将通过“和平、并与公众舆论完全一致的道义力量”而废除。西沃德似乎把未来的辉格党想象成是一个反对奴隶制的北部人和有远见的南部人的联盟，他们联合在一起致力于渐进地废除奴隶制。相比之下，林肯仍然认为奴隶制争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个“分散注意力的问题”，既是对他的党的统一的威胁，也是对他所崇敬的联邦和宪法的生存的威胁。48
1848年12月，泰勒当选不久之后，第30届国会第2次会议召开了。奴隶制问题再次显示出了自己的重要性，这次是以要求废除美国首都的奴隶制的形式进行的。哥伦比亚特区是林肯与大量的黑人人口生活在一起的第一个地方，它有52000人，包括3700名奴隶和10000名自由黑人。1830年代以来，那里的奴隶制就一直是废奴主义者斗争的焦点。许多北部国会议员认为，在自由之邦的政府所在地存在奴隶制和奴隶贸易机构是说不过去的，其中的有些机构就在国会大厦的视野之内从事业务。
华盛顿的反奴隶制运动由乔舒亚·吉丁斯领导，他是一位废奴主义者，代表俄亥俄州的西部保留地注28，这是一片由新英格兰人定居的地区，也是北部最反对奴隶制的选区之一。1842年，在由于他提出肯定奴隶有权反叛的决议而在众议院遭到谴责之后，吉丁斯辞去了他的议员职位，并成功地再次当选。6年后，他出席了成立自由土地党的布法罗大会，在那里，他向他的妻子写道，他看到“成千上万的善良和正直的公民，抛弃政党偏见，宣称为自由和人性而战”。和林肯一样，吉丁斯那年秋天也在马萨诸塞州参加竞选，但他是为自由土地党人，而不是为辉格党人。但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巧合是，林肯在华盛顿找到的住所与吉丁斯所居住的地方在同一幢公寓，吉丁斯的一群反奴隶制盟友经常在那里聚集，其中有新罕布什尔州的阿莫斯·塔克、马萨诸塞州的约翰·帕尔弗里、纽约州的丹尼尔·戈特和以附文闻名的戴维·威尔莫特等国会议员。在奴隶制政治方面，林肯比他们要温和得多。但是，与吉丁斯同住一个公寓开阔了林肯的视野。在与吉丁斯合作的同时，他决定提出自己的废除这个国家首都奴隶制的方案。49
国会开会还不到一周，帕尔弗里请允提出一个在哥伦比亚特区废除奴隶制和奴隶贸易的议案，但是众议院拒绝批准。几天后，1848年12月18日，吉丁斯提出了他自己的议案，要求就华盛顿奴隶制的未来举行全民投票，届时“所有男性居民”将投标记有“奴隶制”或“自由”的票。当密西西比州的帕特里克·汤普金斯问他是否想允许奴隶和自由黑人投票时，吉丁斯回答说他要允许。他继续说，如果汤普金斯希望将奴隶主和奴隶排除在公民投票权之外，他会同意的，但是，他“永不屈服于让一个人控制另一个人的自由”。众议院很快就搁置了吉丁斯的议案。甚至《国家纪元报》（National Era）这家华盛顿的反奴隶制报纸，都认为它太极端了。然后，在12月21日，丹尼尔·戈特提出一项决议，要求司法委员会报告一个在特区不废除奴隶制但废除奴隶贸易的议案。这项决议的前言谴责这个贸易“违背自然正义”、基督教精神和“共和自由”。搁置戈特决议的动议失败了，众议院随后批准了它。但是，几天后，议员们同意两周后再投票决定是否重新考虑他们的批准。
政党和地区忠诚都影响了这些辩论。随着自由土地党的强大表现，许多北部国会议员都希望证明他们反对奴隶制的资历。林肯一直担心区域对抗对政党政治的破坏性影响。而且，由于他的国会议员任期很快就要结束，他正在积极从候任总统泰勒那里寻求政治恩惠任命（patronage appointment），泰勒的盟友正试图压制对奴隶制问题的讨论。无法确定这些考虑如何影响了林肯的做法。但是，在12月份的几次投票中，林肯与几乎所有其他北部辉格党人的意见都极不一致。比如，49位北部辉格党人投票赞成允许帕尔弗里提出他的在特区废除奴隶制的议案；只有6人反对，包括林肯。在投票赞成搁置吉丁斯的废除奴隶制议案的10个北部辉格党人中，林肯就是其中之一，而55人反对搁置。只有4位北部辉格党人投票赞成搁置戈特决议，其中包括林肯，而55人投票反对。而当众议院通过了戈特决议时，北部辉格党人的投票比例是65∶3，林肯则属于极微弱的少数派。只有印第安纳州的乔治·邓恩和理查德·汤普森这两位最保守的北部辉格党人与林肯的投票记录相一致。林肯的“反奴隶制教育”，激进共和党人乔治·朱利安后来在其回忆录中评论道，“几乎还没有开始”。50
如果这场辩论就此结束，林肯很可能是吉丁斯所谴责的那些极度渴望与候任总统一起在新政府中寻求职位而力图压制奴隶制问题的政治家之一而被人铭记。但是，1849年1月初，正当林肯继续寻求他的政府职位时，吉丁斯在他的日记中记载说林肯已经开始“准备提出在哥伦比亚特区废除奴隶制的决议了”。在他们的公寓里，林肯至少两次与吉丁斯会面，向他征求议案草稿的建议，而且他们两人拜访了华盛顿的辉格党市长威廉·西顿来谈论这一方案。1849年1月10日，当动议重新审议批准戈特决议所提出的在特区废除奴隶贸易的投票提交到众议院时，林肯宣称，如果再议获得通过（因而否决了该决议），他打算提出他自己的议案。他声称他的议案已经得到了首都15位“重要公民”的批准。然后他向众议院宣读了他的议案。51
林肯的方案规定，所有于1850年1月1日之后在特区出生的奴隶儿童，将以“学徒身份”为其主人劳动至他们成年（确切年龄待定），届时他们将获得自由。所有在世的奴隶则将一直保持同样的身份，除非被他们的主人释放，在后一种情况下，联邦政府要向奴隶主支付金钱赔偿。奴隶不能被带出特区，也不能从外面向特区带入奴隶，除了政府官员和蓄奴州的公民携带奴隶过境之外。与此同时，华盛顿当局要提供“积极有效的”支持协助缉捕逃奴。整个提议将在即将到来的4月份由首都的“自由白人男性公民”进行投票表决。那天的晚些时候，林肯与多数派一起投票支持再议戈特决议，并因此否决了戈特决议。他是这样投票的17个北部辉格党人之一，而50位北部辉格党人反对这一动议。52
林肯从来没有解释为什么他突然从投票“明确支持南部”，正如朱利安后来所说，转向了与吉丁斯合作。林肯也没有透露过他是如何起草他的提案的。但是，该提案的各种成分清楚地反映了他自己长期已有的观点和早前奴隶解放的经验。在规定由白人居民批准这一点上，林肯坚持了他在1837年的“抗议信”中所提议的条件。正如第一章所述，对奴隶主进行补偿是早前大部分奴隶解放的特征。有关林肯1860年的一部竞选传记解释说，林肯之所以反对帕尔弗里早先要求在特区废除奴隶制的议案，是因为它没有向奴隶主提供补偿。关于逃奴的条款则表明，林肯深信，无论该条款多么令人厌恶，都必须遵守宪法的妥协。在规定只向特定日期后出生的奴隶儿童给予自由时，林肯遵循了北部州解放奴隶的先例，以及亨利·克莱对这种方式众所周知的偏爱。学徒条款似乎令人想起大不列颠在西印度群岛的奴隶解放行动。所有这些条款都将是林肯在未来的岁月里处理奴隶制问题的要素。在林肯-道格拉斯辩论中，他将重申他支持按照他1849年就已提出的在特区废除奴隶制的方案。在内战的头两年里，他将提出大量的渐进、有偿地解放奴隶的方案要求奴隶主来批准。直到1863年1月1日，当他发布《解放奴隶宣言》时，林肯才将踏上一条不同的黑人自由之路，但即使从那天之后，他将继续偶尔谈及渐进地废除奴隶制，对奴隶主进行补偿，以及将学徒身份作为奴隶通往自由之路的过渡方式。53
吉丁斯认为，林肯的方案“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能拿出来的一个很好的议案”。然而，国会之外的废奴主义者感到惊骇。当林肯1860年竞选总统时，围绕它的争议再次出现。那一年，废奴主义演说家温德尔·菲利普斯将称他是“伊利诺伊州的奴隶猎手”，因为该议案的条款涉及缉捕逃脱奴役的逃奴。菲利普斯指责说，林肯的方案，“对任何人都不光荣，它是支持奴隶制妥协的最低劣最混乱的样本。”吉丁斯立即站起来为林肯辩护，谴责菲利普斯未能考虑1849年的政治环境。吉丁斯认为，林肯“抛弃政党束缚，而与那些在人道的事业上操劳的人……站在一起”是“英勇行为”。吉丁斯受到1849年1月事件的鼓舞，他坚决肯定林肯的反奴隶制资历，这有助于说服激进共和党人在1860年相信林肯与他们一样憎恨奴隶制。54
与帕尔弗里、吉丁斯和戈特相比，南部人对林肯的方案并没有更多的兴趣。多年后，林肯回忆说，他的议案一公开，他在特区的“前支持者们”就抛弃了他。55事实上他从未提出这个议案。林肯离开国会之后，起初由亨利·克莱提出而由当时已是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参议员斯蒂芬·道格拉斯推动通过的1850年大妥协，废除了这个国家首都的奴隶贸易，同时也提出了一项更强硬的《逃奴法》，以及组建从墨西哥获取的领地问题，但没有提及这些领地上的奴隶制问题。然而，奴隶贸易贩子仅仅是将他们的业务从波托马克河搬到了亚历山德里亚。特区的奴隶制一直存在到1862年。那一年，当林肯签署了废除奴隶制的措施时，他说他很高兴这项法律尊重向奴隶主提供金钱补偿的原则。
正当围绕特区奴隶制的辩论在1849年初顺其自然地发展之际，一种不同版本的补偿问题在国会被提了出来。这涉及一位叫刘易斯的奴隶，第二次塞米诺尔战争期间，他在佛罗里达被美国军队雇用作为向导，后来被塞米诺尔人捕获，或者是他逃向了他们。刘易斯的主人的继承人安东尼奥·帕切科，要求从国会那里获得1000美元的金钱赔偿。
帕切科案预示了内战初年的一个重要公共性问题：联邦政府有义务赔偿由于军事行动而失去奴隶的奴隶主吗？或者，就像一位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人对这场辩论的“主要问题”所界定的那样：“合众国宪法承认对奴隶的财产拥有权吗？”乔舒亚·吉丁斯在一场反对补偿奴隶主的充满激情的演讲中坚持认为，《独立宣言》和自然权利的原则禁止联邦政府承认这样一种财产权。许多北部国会议员同意这种观点，至少在这个特殊的案子上是如此，因为佛罗里达当时还是领地，在塞米诺尔战争期间属于国会管辖，因此，没有任何州法适用于此。纽约州的威廉·杜尔宣称，每一位众议员都明白，奴隶“在蓄奴州内是财产”。但是，他争论说，宪法“一点儿都没有使该制度全国化”。因此，当美国军队雇用刘易斯时，有义务把他看作是一个人，而不是财产，而且没有合适的法律来补偿奴隶主。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帕切科案中，自由党的“自由是全国性的”原则突然进入了国会辩论的主流。56
南部议员认为这种观点令人震惊。弗吉尼亚州的理查德·米德声称，“地球上的每个文明国家”，都认为政府有义务对在军事行动中失去财产的主人进行赔偿。否认这一点就是否认奴隶财产的合法性。在这些讨论中，林肯保持沉默。但是，与几乎所有北部辉格党人和大多数北部民主党人一致，他始终投票反对给奴隶主提供补偿。有一次，投票几乎持平造成了投票结果的混乱，林肯大声说他确定投了反对票。众议院最终同意了帕切科的继承人的要求。但是，林肯已经清楚地表明，对他而言，正如对1849年时的许多其他北部人那样，奴隶财产与其他形式的财产非常不同。57
1849年，第30届国会的休会似乎标志着40岁林肯的政治生涯的结束。他没有从泰勒政府那里得到他想要的职位，1850年末，他又一次失败了，当时泰勒去世之后接任总统的米勒德·菲尔莫尔在任命一项职位时提到了林肯的名字。林肯的政治雄心似乎毫无希望地被阻了，他回到伊利诺伊州投身于他的律师职业。在接下来的5年里，林肯很少谈及奴隶制。但是，在1852年7月，已经很明显的是，他正在澄清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这个机会就是他对亨利·克莱的悼词，这是林肯在他的政治偶像去世一周后在斯普林菲尔德所发表的，它提供了到当时为止他在奴隶制问题上最详尽的公开讨论。他的演讲与那个夏天对克莱的大部分无以数计的颂词不同。许多赞颂者称赞克莱是伟大的妥协者，他在一系列区域危机中几乎是单枪匹马地拯救了联邦。相比之下，林肯既忽略了克莱作为区域调解人的作为，也忽略了他的经济计划，以前林肯对后一个问题倾注了大量精力。相反，他演讲的一个重要部分（稍微有点夸张）是阐释克莱对“人类自由事业”的奉献。
在反思克莱的生涯时，林肯认为“黑人奴隶制”是这个共和国内“不和”的主要根源。他注意到了克莱在1799年和后来在1849年说服肯塔基制宪大会采用渐进地解放奴隶的方案的努力。林肯称赞克莱在两种“极端”之间所占据的地位——废奴主义者对奴隶制的攻击威胁到了联邦，而亲奴隶制的狂热者开始否认《独立宣言》（林肯称它为“白人的自由宪章”）中所蕴含的人类平等思想。他大量引述克莱1827年在美国海外殖民协会上的演讲，其中克莱指责说，那些不想看到奴隶制终结的人必将“吹灭我们周围的道义之光”——1850年代后期，林肯将在他自己的演讲中借用这个引人共鸣的短语。在他的生涯中，他第一次公开支持将自由黑人和被解放了的黑人送回到他们在非洲“失去多年的祖国”的思想。的确，林肯含蓄地指出，与古埃及人一样，美国人也许有一天要为“控制一个被俘的人民”（他将在1865年的第二次就职演说中提到这一主题）而遭受上帝的惩罚。林肯之前并未将奴隶解放与把黑人殖民海外相提并论——他1849年的废奴议案没有提及将被解放的奴隶送出国外。但是，自此以后一直到内战，他将支持这一思想。与克莱一样，在他生涯中的这个时候，林肯似乎将黑人看作是一个被暴力不正常地从他们的祖国移出的人民，而不是美国社会的一部分。58
现在看来，林肯的演讲似乎不仅是对克莱的颂词，而且还是对克莱所代表的那种反奴隶制政治的称颂。林肯无疑承认克莱半个世纪对渐进解放奴隶的鼓吹一事无成。在1799年克莱第一次提出废除肯塔基奴隶制的方案和1849年州制宪大会召开之际克莱再次敦促它接受他的想法期间，该州的奴隶人口从4万人增长到了21万人。1849年制宪大会审议奴隶制问题期间，林肯一直在肯塔基州的列克星敦从事法律事务。奴隶制在媒体上被大量讨论。然而，大多数代表表现出了一种要加强而不是消灭这种制度的兴趣。
林肯从这些事件中汲取了教训。三年后，他将写道，他对“和平地消灭奴隶制”已经感到绝望，“……亨利·克莱和其他几个善良的大人物[包括他已故的岳父]1849年试图在肯塔基州进行渐进解放奴隶，加上其他许多迹象，使这种希望彻底破灭。”林肯写道，自从革命时代以来，“没有任何一个州”废除了自己的奴隶制。“那种渴望和平地消灭奴隶制的精神本身已经绝迹了……俄国人的专制君主辞去王位，宣布他的臣民为自由的共和主义者，也会比我们美国的奴隶主自愿放弃他们的奴隶来得快。”林肯在文末以绝望的笔调写道：“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太难了。”“和平、自愿的奴隶解放”似乎是不可能的。59
然而，还有其他方案吗？事实上，在阐述克莱在奴隶制上的立场时，林肯是在阐述他自己的立场。直到进入内战，林肯将继续坚持他在这次演说中谈到的克莱的观点——黑人有权享有《独立宣言》中列举的基本人权，奴隶制应当渐进并在奴隶主的同意下结束，而且废奴应当伴随着将黑人殖民海外。
至于克莱和林肯都将其政治生涯所献身的辉格党，也需要一个悼词。该党的总统候选人温菲尔德·斯科特也是墨西哥战争的英雄，在1852年总统大选中遭遇到了毁灭性的失败，只赢得了4个州。那一年，林肯的姐夫尼尼安·爱德华兹叛逃到了民主党一方。作为一位辉格党选民，林肯在这次选举中比1836年以来的任何一次总统大选中所起的作用都小。他的少数演讲大部分都在讨论传统的经济问题，这些问题对大部分选民而言似乎已不再重要。60然而，在1852年，辉格党国会议员候选人通过让候选人吸引废奴主义者和自由土地党选民确实赢得了伊利诺伊州北部的4个选区。在芝加哥出版的废奴主义报纸《西部公民报》，敦促其读者投票给反奴隶制的辉格党人伊莱休·沃什伯恩，他的胜利开启了他在众议院中连任8届的议员生涯。61
到1852年，林肯已经发展出了反奴隶制思想，但还不是一套连贯的反奴隶制意识形态；他投了反对奴隶制的票，但还没有设计出一条在政治体制内寻求反对奴隶制目标的方式。如果说温菲尔德·斯科特的失败提出了辉格党的未来的问题，那么伊莱休·沃什伯恩的成功则预示了一种北部党派的新的结盟，它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将改变伊利诺伊州和全国的政治，并将林肯作为该州最重要的奴隶制扩张的反对者推到公共生活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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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ric Foner, The Story of American Freedom （New York, 1998）, 54—55; Robert W. Johannsen, ed., The Letters of Stephen A. Douglas （Ubrana, Ill., 1961）, 42—44.
7 ark Noll, “Lincoln's God,” Journal of Presbyterian History, 82 （Summer 2004）, 79—80; Richard Carwardine, Lincoln （London, 2003）, 30—36; Allen C. Guelzo, “A. Lincoln, Philosopher: Lincoln's Place in Nineteenth-Century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Joseph R. Fornieri and Sara V. Gabbard, eds., Lincoln's America, 1809—1865 （Carbondale, Ill., 2008）, 75—86; Wilson and Davis, Herndon's Informants, 13, 61, 472; CW, 1: 382. Philip Ostergard列举了林肯在书信和演说中引用的所有圣经引文。显然，林肯非常熟悉圣经。Philip L. Ostergard, The Inspired Wisdom of Abraham Lincoln （Carol Stream, Ill., 2008）.
8 arrel E. Bigham, Towns and Villages of the Lower Ohio （Lexington, Ky., 1998）, 27—40; William E. Bartelt, “There I Grew Up”: Remembering Abraham Lincoln's Indiana Youth （Indianapolis, 2008）, 34; Winkle, Young Eagle, 12—18; Wilson and Davis, Herndon's Informants, 27, 39, 93; CG, 37th Congress, 2nd Session, 3338; Don E, Fehrenbacher and Virgnia Fehrenbacher, eds., Recollected Words of Abraham Lincoln （Stanford, 1996）, 383. Fehrenbacher夫妇怀疑后人回忆林肯曾称他自己是奴隶的说法，但Michael Burlingame相信这是真的，认为它反映了林肯反奴隶制信念的起源。Michael Burlingame, Abraham Lincoln: A Life （2 vols., Baltimore, 2008）, 1: 42.
9 obert Mazrim, The Sangamo Frontier: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in the Shadow of Lincoln （Chicago, 2007）, 116—119, 305; Winkle, Young Eagle, 43—54, 77, 99, 156—159; Benjamin P. Thomas, Lincoln's New Salem （Springfield, Ill., 1954）, 6—37; Paul M. Angle, “Here I Have Lived”: A History of Lincoln's Springfield, 1821—1865 （New Brunswick, N.J., 1935）, 23—35, 154—158; Pratt, Illinois as Lincoln Knew It, 79; James E. Davis, Frontier Illinois （Bloomington, Ind., 1998）, 198—207.
10 Fehrenbacher and Fehrenbacher, Recollected Words, 395—396; Jean H. Baker, “Coming of Age in New Salem and Springfield: Lincoln Goes to Town,” in Timothy P. Townsend, ed., Papers from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Annual Lincoln Colloquia （Springfield, Ill., n.d.）, 142—151; William Cronon et al., “Becoming West: Toward a New Meaning for Western History,” in William Cronon et al., eds., Under and Open Sky: Rethinking America's Western Past （New York, 1992）, 12—23; Scott A. Sandage, Born Losers: A History of Failure in America （Cambridge, Mass., 2005）, 156—158.
11 William Lee Miller, Lincoln's Virtues: An Ethical Biography （New York, 2002）, 60—61; CW, 2: 15—16, 96—97; 4: 61; John L. Scripps, Life of Abraham Lincoln, eds., Roy P. Basler and Lloyd A. Dunlap （New York, 1968）, 26.
12 Emanuel Hertz, The Hidden Lincoln （New York, 1938）, 117; Paul K. Conkin, Prophets of Prosperity: America's First Political Economists （Bloomington, Ind., 1980）, 116—123; Francis Wayland, The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 （2nd ed.; New York, 1838）, 7, 105—106, 110—122, 417; CW, 2: 32; 3: 361, 472—480.
13 Kenneth J. Winkle, “The Middle-Class Marriage of Abraham and Mary Lincoln,” in Fornieri and Gabbard, Lincoln's America, 94—114; CW, 4: 65; 2: 220—221; David Herbert Donald, “We Are Lincoln Men”: Abraham Lincoln and His Friends （New York, 2003）, 24—26; Thomas, Lincoln's New Salem, 88—110; Burlingame, Abraham Lincoln: A Life, 1: 78; Matthew W. Backes, “The Father and the Middle Class: Paternal Anthority, Filial Independenc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 1800—1850” （unpub. diss., Columbia University, 2005）, 1—14.
14 Silbey, “Always a Whig,” 28—29; Ashworth, “Agrarians,” 52—57, 117, 163—164; Sean Wilentz, The Rise of American Democracy: Jefferson to Lincoln （New York, 2005）, 503—506.
15 CW, 1: 48. 与大多数传记作者不同，David Donald认为林肯把妇女也包括进来只是为了开玩笑，而他提到要把纳税作为投票的必要条件，则是想把没有财产的、爱尔兰出生的运河工人排除在外，因为这些人倾向于投民主党的票。David Herbert Donald, Lincoln （New York, 1995）, 59. Burlingame认为林肯是“典型的女权主义者”（proto-feminist），这种说法无疑是很夸张的。Burlingame, Abraham Lincoln: A Life, 1: 104. 1818年的伊利诺伊州宪法虽然把选举权限制在了白人男性范围内，但在投票权上既没有纳税要求也没有财产资格限制。Alexander Keyssar, The Right to Vote: The Contested History of Dem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2000）, appendix A.
16 CW, 1: 1—8; 3: 511.
17 Michael Burlingame, ed., An Oral History of Abraham Lincoln: John G. Nicolay's Interviews and Essays （Carbondale, Ill., 1996）, 30—31; Wilson and Davis, Herndon's Informants, 476; Johannsen, Letters of Stephen A. Douglas, 68; Paul Simon, Lincoln's Preparation for Greatness （Norman, Okla., 1965）, 48—453, 147—156; 184—186; Gabor S. Boritt, Lincoln and the Economics of the American Dream （Memphis, 1978）, 25—26; CW, 1: 200—201.
18 Robert G. Gunderson, The Log-Cabin Campaign （Lexington, Ky., 1957）, 109; Geroge W. Julian, Political Recollections, 1840 to 1872 （Chicago, 1884）, 11—13; Boritt, Lincoln and Economics, 63—72; Richard L. Miller, Lincoln and His World: Prairie Politician, 1834—1842 （Mechanicsburg, Pa., 2008）, 342.
19 CW, 1: 307—11, 329, 334, 381—382; 3: 487.
20 Thomas Corwin to John McLean, September 8, 1845, John McLean Papers, LC; Theodore C. Pease, ed., Illinois Election Returns, 1818—1848 （Springfield, Ill., 1923）, 117, 149; Vernon L. Volpe, Forlorn Hope of Freedom: The Liberty Party in the Old Northwest, 1838—1848 （Kent, Ohio, 1990）, 64—69; Reinhard O. Johnson, The Liberty Party, 1840—1848: Antislavery Third-Party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Baton Rouge, 2009）, 197—201.
21 Pease, Illinois Election Returns, 149; CW, 1: 347—348.
22 Mark E. Brandon, Free in the World: American Slavery and Constitutional Failure （Princeton, 1998）, 52—57; Lysander Spooner, The Unconstitutionality of Slavery （Boston, 1845）, 36.
23 Cincinnati Gazette, March 26, 1860; George W. Julian, The Life of Joshua R. Giddings （Chicago, 1892）, 118—119, 134, 417—423; The Works of Charles Sumner （15 vols.; Boston, 1870—1883）, 2: 288; CP, 2: 79—80, 87—88; Foner, Free Soil, 73—87.
24 T. K. Hunter, “Transatlantic Negotiations: Lord Mansfield, Liberty and Somerset,” Texas Wesleyan Law Review, 13 （Symposium 2007）, 711—727; Mark S. Weiner, Black Trials: Citizenship from the Beginnings of Slavery to the End of Caste （New York, 2004）, 84—86; Douglas R. Egerton, Death or Liberty: African Americans and Revolutionary America （New York, 2009）, 52—55.
25 John Niven, Salmon P. Chase: A Biography （New York, 1995）, 51—54; CP, 1: xxi—xxiii; Law Reporter （Boston）, 9 （April 1847）, 553.
26 Leonard W. Levy, The Law of the Commonwelth and Chief Justice Shaw （Cambridge, Mass., 1957）, 58—71; Paul Finkelman, An Imperfect Union: Slavery, Federalism, and Comity （Chapel Hill, 1981）, 43—127.
27 Newton N. Newbern, “Judicial Decision Making and the End of Slavery in Illinois,” JISHS, 98 （Spring-Summer 2005）, 7—11; Finkelman, Imperfect Union, 97—99; Horace White, The Life of Lyman Trumbull （Boston, 1913）, 28—29.
28 N. Dwight Harris, The History of Negro Servitude in Illinois （Chicago, 1904）, 122—123; BD, 1: xvi; Chicago Daily Tribune, August 5, 1857; Martha L. Brenner and Cullom Davis, eds., The Law Practice of Abraham Lincoln （3 CDs; Urbana, Ill., 2000）: McElroy v. Clements （1857）, Dickinson v. Canton （1860）; Mark M. Krug, Lyman Trumbull, Conservative Radical （New York, 1965）, 57—68.
29 CW, 3: 518; Brian Dirck, Lincoln the Lawyer （Urbana, Ill., 2007）, 56—61, 106; Brenner and Davis, Law Practice. 林肯接手的案件中与黑人有关的案件有Shelby v. Shelby （1841）, Unknown v. Smith （1845）, Flourville v. Stockdale et al. （1849）, Flourville v. Allen et al. （1853）, and People v. Hill （1854）.
30 Brenner and Davis, Law Practice: Edwards et ux. V. Edwards et ux. （1844）, Dungey v. Spencer （1855）; Stacey P. McDermott, “ ‘Black Bill’ and the Privileges of Whiteness in Antebellum Illinois,” JIH, 12 （Spring 2009）, 2—26.
31 Brenner and Davis, Law Practice: People v. Pond. （1845）, People v. Kern （1847）, People v. Scott （1847）.
32 Carl Adams, “Lincoln's First Freed Slave: A Review of Bailey v. Cromwell, 1841,” JISHS, 102 （Spring 2009）, 235—259; Brenner and Davis, Law Practice: Bailey v. Cromwell and McNaughton （1841）. 到林肯为该案辩护的时候，他与约翰·托德·斯图尔特的合伙关系已经破裂，林肯成了斯蒂芬·洛根（Stephen T. Logan）的新合伙人。对该案的大部分叙述都简单地称呼这个妇女为“Nance”，但是Adams用了她的名字的全称。
33 Brenner and Davis, Law Practice: In Re Bryant, et al. （1847）, Matson for Use of Coles County Illinois v. Rutherford （1847）. 对该案进行解释的著作包括Jesse W. Weik, “Lincoln and the Matson Negros,” Arena, 17 （April 1897）, 752—58; Anton-Hermann Chroust, “Abraham Lincoln Argues a Pro-Slavery Case,” American Journal of Legal History, 5 （October 1961）, 299—308; and Mark E. Steiner, An Honest Calling: The Law Practice of Abraham Lincoln （DeKalb, Ill., 2006）, 103—125。
34 North Star, February 4, 1848.
35 Weik, “Lincoln and the Matson Negros,” 755—758; Brenner and Davis, Law Practice: In Re Bryant, et al. （1847）. 关于对道德与法律的重要讨论，参见Steve Sheppard, I Do Solemnly Swear: The Moral Obligations of Legal Officials （New York, 2009）。
36 Michael Burlingame提到律师的“意识形态中立性”来证明林肯在马特森案中是清白的。Burlingame, Abraham Lincoln: A Life, 1: 253. Dirck也为林肯为马特森担任律师进行辩护。Dirck, Lincoln the Lawyer, 147—149.
37 Donald, Lincoln, 133—135.
38 Robert V. Remini, Henry Clay: Statesman for the Union （New York, 1991）, 692—693; James F. Hopkins, ed., Papers of Henry Clay （10 vols.; Lexington, Ky., 1959—1991）, 10: 361—373.
39 John S. Wright, Lincoln and the Politics of Slavery （Reno, 1970）, 18—19; CG, 30th Congress, 1st Session, 391; CW, 2: 252.
40 CG, 30th Congress, 2nd Session, appendix, 79—80.
41 Holt, Rise and Fall, 285—308.
42 Wright, Lincoln and the Politics of Slavery, 23; CW, 1: 381—382; CG, 30th Congress, 1st Session, 523. 据报告，关于阿什姆决议的投票是85—81，但是在赞成票和反对票的实际名单上显示只有82个赞成票。CG, 30th Congress, 1st Session, 95.
43 CW, 1: 433—441.
44 CW, 1: 420—421; Hudson River Chronicle （Sing-Sing, N.Y.）, August 15, 1848; CG, 30th Congress, 1st Session, 61—62, 175, 229; appendix, 156, 170.
45 William C. Harris, Lincoln's Rise to the Presidency （Lawrence, Kans., 2007）, 41; Herbert Mitgang, ed., Abraham Lincoln: A Press Portrait （Chicago, 1971）, 57; Winkle, Young Eagle, 241—42; CW, 3: 6; 6: 300—305.
46 CW, 1: 475; Julian, Political Recollections, 53—63; Foner, Free Soil, 124—125; Frederick W. Seward, Seward at Washington （2 vols.; New York, 1891）, 1: 71.
47 CW, 1: 505; 2: 3—9.
48 Seward, Seward at Washington, 1: 79—80; George E. Baker, ed., The Works of William H. Seward （5 vols.; New York, 1853—1884）, 3: 287—88, 301; CW, 1: 454.
49 Julian, Life of Joshua R. Giddings, 246; James B. Stewart, Joshua R. Giddings and the Tactics of Radical Politics （Cleveland, 1970）, 88; Burlingame, Abraham Lincoln: A Life, 1: 284.
50 Stewart, Joshua R. Giddings, 168—170; CG, 30th Congress, 2nd Session, 31, 38, 55, 83—84; appendix, 127; Julian, Life of Joshua R. Giddings, 259—261. 林肯确实与其他北部辉格党人一起投票反对搁置反奴隶制的请愿信。CG, 30th Congress, 1st Session, 60, 73, 82, 180.
51 Joshua R. Giddings Diary, January 8 and 9, 1849; Joshua R. Giddings Papers, Ohio Historical Society; Paul H. Verdun, “Partners for Emancipation: New Light on Lincoln, Joshua Giddings, and the Push to End Slavery in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1848—1849,” in Townsend, Papers, 66—81.
52 CW, 2: 20; CG, 30th Congress, 2nd Session, 210.
53 Julian, Life of Joshua R. Giddings, 259—61; D. W. Bartlett, Life and Public Services of Hon. Abraham Lincoln （New York, 1860）, 42; CW, 3: 39—40.
54 Giddings Diary, January 11, 1849, Giddings Papers; Liberator, June 22, July 13, and August 24, 1860.
55 CW, 2: 22.
56 CG, 30th Congress, 2nd Session, 239, 302.
57 CG, 30th Congress, 2nd Session, 123—124, 129, 177, 247, 203.
58 William E. Gienapp, Abraham Lincoln and Civil War America （New York, 2002）, 40—45; Carwardine, Lincoln, 22; New York Tribune, January 1, 1851; CW, 2: 126—132; 3: 424—425.
59 William H. Townsend, Lincoln and His Wife's Home Town （Indianapolis, 1929）, 222; Hopkins, Papers of Henry Clay, 10: 574—580; Carwardine, Lincoln, 21; CW, 2: 318.
60 Winkle, Young Eagle, 290; Wright, Lincoln and Politics of Slavery, 47—48; CW, 2: 158; Wilentz, Rise, 684; Stephen L. Hansen, The Making of the Third Party System: Voters and Parties in Illinois, 1850—1876 （Ann Arbor, 1980）, 7—11.
61 Holt, Rise and Fall, 754; Elihu B. Washburne to Zebina Eastman, February 3, 1874, Zebina Eastman Papers, Chicago History Muse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