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809年，亚伯拉罕·林肯在肯塔基州的一个单间原木小屋出生。他7岁时，全家穿过俄亥俄河搬到了印第安纳的西南部，林肯在那里度过了其余的童年时代。1830年，当林肯21岁并准备自立门户时，他父亲将全家搬到了伊利诺伊州中部。林肯在这里一直生活到1861年他担任总统为止。

林肯出生的时候以及内战前的大部分时期里，肯塔基州大约五分之一的人口是奴隶。不过，除了个别县外，肯塔基州的奴隶主主要是小农场主和城镇居民，而不是种植园奴隶主。该州的绝大部分地区并没有完全被奴隶社会控制，该州“容忍奴隶制，但未被奴隶制主宰”。肯塔基州是南部边界州的一部分，南部边界州是蓄奴州的最北端地带，这些州将在内战的最初年份里发挥关键作用。林肯一家所居住的哈丁县位于俄亥俄河以南的肯塔基州中西部。1811年，该县约7500人中就有1000多名奴隶，其中大部分奴隶在小农场里或俄亥俄河流域劳作。当时肯塔基州是国内奴隶贸易的重要十字路口。林肯家的农场位于诺布溪边，距离连接路易斯维尔和那什维尔的公路不远，而在这条公路上，移民、小贩和戴着枷锁的成群奴隶经常经过。²

作为弗吉尼亚州的一部分，肯塔基从白人最初拓殖之日起就承认了奴隶制。该州1792年制定的第一部宪法禁止州议会在未经奴隶主的同意和全额金钱补偿的情况下制定解放奴隶的法律。1799年召开起草新州宪法的代表大会时（第一部宪法普遍被认为不够民主），围绕奴隶制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年轻的亨利·克莱，此时刚刚开启使自己成为美国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和林肯的政治偶像）的政治生涯，发表了一份感人的呼吁，要求肯塔基州的白人“像热爱自己的自由那样”，来考虑那些“被剥夺了所有权利——正是这些权利使生命值得向往——的同胞们的”命运。他敦促代表大会采取一个渐进解放奴隶的方案。克莱的请求失败了，但反对奴隶制的代表成功地在宪法中加入了一项条款，禁止从外地向本州引进奴隶用于出售，尽管这一条款很快就成了一纸空文。不过，肯塔基州的白人，包括主张解放奴隶的人，在有一点上是有共识的：他们都不想要自由黑人。1808年，即林肯出生的前一年，州议会禁止了自由黑人向肯塔基州移民。当林肯还是孩童时，在该州41万人口中，仅有1700名有色自由人，其中28人生活在哈丁县。³

19世纪早期，主张解放奴隶的情绪已经减退，但在肯塔基州的有些地方，包括哈丁县，关于奴隶制的争论仍在继续。考察奴隶制对林肯的早期影响的第一个地方是他自己的家庭。林肯的有些亲戚拥有奴隶——他父亲的叔父艾萨克在1834年去世时有43个奴隶。但林肯的父母对奴隶制度表现出一种厌恶。林肯出生的时候，他们所属的南福克浸礼会教堂在奴隶制问题上产生了分裂；反对奴隶制的成员组织了他们自己的大会，林肯的父母也加入了。不过，林肯的父母是严格的加尔文主义宿命论者，他们相信人的最终得救已被上帝命定，人的行动对最终得救没有影响，因此，他们不希望卷入旨在改善现世境遇的改革运动之中。⁴

在一部写于1860年的简短自传中，林肯说他父亲将全家搬到印第安纳州“部分地是因为奴隶制”。不过，林肯很快补充说，他父亲的主要理由是“土地权利”。肯塔基州的土地测量臭名昭著地不可靠，而且土地所有权经常不稳定。根据1790年代一位游历者的描述，在肯塔基州购买土地就相当于购买诉讼。在林肯的少年时代，他的父亲托马斯·林肯拥有三个农场，但由于错误的所有权归属，他失去了其中的两个农场。然而，在印第安纳，由于1780年代的联邦土地法令，联邦政府在移民拓殖之前就测量好了土地，然后通过土地事务总署（General Land Office）将其售出，并提供安全的土地权利。1812年战争摧毁了印第安人在旧西北部大部分地区的势力，他们的土地也被合众国强占用于出售。成千上万来自南部边界州的拓殖者穿越俄亥俄河前来占领农场，其中包括林肯一家。时谚云：“肯塔基不费一枪一弹，印第安纳悉数被占。”⁵

1787年的《西北土地法令》在印第安纳和伊利诺伊禁止了奴隶制，林肯从7岁到51岁都生活在那里。在整个内战前的年代里，勇敢的奴隶试图成功穿越俄亥俄河追求自由。尽管如此，俄亥俄河并不是南部和北部、奴隶制和自由的严格分界线。在许多年里，肯塔基在与印第安纳和伊利诺伊南部之间的人员和物资交往方面远比与这些州的北部地区交往更容易。追捕奴隶的人同样频繁地穿越这条河去搜寻逃奴。

1812年战争之前，旧西北部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中间地带，也是土著美国人与各行各业的英国人、法国人及美国裔的人民汇集之地，那里的地理和文化界限仍不稳定。英国及其同盟特库姆塞——他试图组织所有印第安人反抗美国的统治——的战败，消除了今后谁将控制这一地区的疑虑。但很快就出现了一个新的中间地带。当林肯居住在那里的时候，印第安纳州和伊利诺伊州的南部诸县组成了一个相当大的区域，它包括自由州的下南部地区和蓄奴州的最北部。这一地区保留了许多上南部的文化韵味。与它们自己州的北部诸县——这些北部的县很快就将被新英格兰人拓殖——相比，该地区的饮食、语言、定居模式、建筑、家庭关系和经济关系等与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有更多的相似之处。随着关于奴隶制争论的发展，大量南部血统的人的聚居使印第安纳州和伊利诺伊州成为北部政治的主要战场。一种与众不同的温和政治在这里发展了起来。内战前夕，一位远在缅因州的作家把西北部的南部地区描述为“南部和北部两个极端之间的某种中间带或挡板”。⁶

在内战前的10年里，伊利诺伊州北部的人口激增。但是，由于南部各县最早被拓殖，这些县长期以来都塑造了该州的公共生活。在头7位州长中，有6位都出生在蓄奴州。1848年，在伊利诺伊州议会和制宪大会的成员中，来自肯塔基州的比其他任何州的都要多。迟至1858年，在竞选合众国参议员期间，林肯在伊利诺伊州南部向选民强调了他的地理来源：“我在距这里不远的东边长大，我是这里的人民的一部分。”然而，与伊利诺伊州北部相比，当时南部各县在政治和经济上已经相形见绌。⁷

印第安纳和伊利诺伊的许多先驱拓殖者，就像林肯一家那样，对奴隶制都怀有厌恶之情。理查德·叶茨出生于肯塔基州，是内战时期伊利诺伊州长，在谈及对奴隶制的看法时，他使用了与林肯非常相似的语言：“我少年时代最早的印象就是，奴隶制度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彼得·卡特赖特是一名卫理公会牧师，也是1846年被林肯在国会中击败的政治领袖，后来写道，他于1824年从田纳西州迁移出去就是想“完全摆脱奴隶制的罪恶”。这些人很少把奴隶制看作一个道德问题，而是更多地将奴隶制视为一种使白人劳动堕落的制度，它造成了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分配，而且使非奴隶主农场主不可能得到提升。⁸

18世纪以来，奴隶制就已在该地区存在。而且尽管有《西北土地法令》，奴隶制的死亡也是遥遥无期的事。在印第安纳，领地总督威廉·亨利·哈里森，一名弗吉尼亚种植园主的儿子，徒劳地领导了一场运动，要求国会暂停禁止奴隶制，辩称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该地区未来的经济增长。但是，反对奴隶制的拓殖者组成了类似人民党的组织，宣称要保护小农场主的利益，反对“弗吉尼亚贵族”，他们成功地控制了领地议会并阻止了哈里森的计划。当印第安纳州于1816年——即林肯一家搬到该州那年——起草宪法时，它禁止了奴隶制。⁹

根据《西北土地法令》，尽管伊利诺伊州的奴隶制在理论上是非法的，但1809至1816年间担任领地总督的尼尼安·爱德华兹（他的儿子是林肯的姐夫）却发布广告出售22名奴隶和“一头纯种马”以及“一头非常大的英国公牛”。1818年的伊利诺伊州宪法禁止“从今以后……引进”奴隶，但是没有宣布释放那些已经生活在该州的奴隶。迟至1840年，伊利诺伊州的人口普查显示该州有331名奴隶。伊利诺伊州允许奴隶主与从其他州带入的黑人劳动者签订据说是自愿的契约，实际上是把他们奴役起来了。多年来，报纸都注意到了购买和出售这些“仆人”的信息。¹⁰

1818年，弗吉尼亚人爱德华·科尔斯把他的奴隶带到伊利诺伊州，释放了他们，并给每个家庭160英亩的拓殖土地。1822年，科尔斯当选为伊利诺伊州长，并与试图修改州宪法以引进奴隶制的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824年竞选活动的辩论集中在自由劳动和奴隶劳动的相对益处问题上，并指责亲奴隶制势力企图用贵族制取代民主制。竞选活动后，伊利诺伊州的选民否决了召开新的制宪大会的提议。当时林肯还不是该州的居民。但是，他从这段历史中得出一个结论，即对奴隶制采取直接政治行动，而不仅仅是不利的土壤或气候，对于把奴隶制度赶出旧西北部一直都是必要的。¹¹

对奴隶制的敌视并没有阻止对黑人根深蒂固的偏见。早期的拓殖者不希望印第安纳和伊利诺伊有任何黑人。约翰·伍兹，一位定居在伊利诺伊州的英国农场主，1819年给他的邻居写信说：“尽管现在生活在自由州，他们保留了幼年时期灌输的许多偏见，而且仍然对黑人抱有最深的轻蔑。”与肯塔基一样，印第安纳和伊利诺伊尽其一切可能地阻止自由黑人人口的增长。它们加入联邦时所制定的州宪法向白人提供了自由选举权，但却禁止了黑人的选举权。两个州的法律都禁止黑人与白人通婚，也禁止黑人在法庭上指证白人；庇护逃亡奴隶或仆人，或者意图将黑人带入本州来释放他们——就像科尔斯州长所做的那样——都是犯罪行为。公立学校也禁止黑人儿童入学。¹²

内战前，伊利诺伊州以其严厉的《黑人法令》而臭名昭著，“它与我们的政治制度是相违背的，”科尔斯州长认为。他试图让州议会来修改这些法令，但没有成功。其中一项法令宣称，必须教授年轻的学徒学习阅读、写作和算术，“除非这些学徒是黑人或黑白混血儿”。另一项法令要求任何进入伊利诺伊州的黑人缴纳1000美元的保证金。“由于这些良好的规定”，一家旨在吸引人们到该州投资和移民的杂志自豪地宣称，伊利诺伊州“没有成为逃亡奴隶或自由黑人的庇护地”。后来，1848年制宪大会对授权州议会禁止所有自由黑人进入该州的条款举行公民投票表决。它得到了70%的赞成票，5年后，州立法者制定了一项“排斥黑人”的法令。尽管州议会最终限制了使用契约奴，但是，在1830年代和1840年代，将15岁以下的黑人以仆人的身份带入伊利诺伊州然后将其出售仍然是合法的。“伊利诺伊州”，废奴主义周刊《解放者》于1840年宣称，“实际上是一个蓄奴州”。¹³

历史记录中记载林肯早期与奴隶制或自由黑人接触的史料很少。他还是个年少的孩童时，在肯塔基州也许看到过被链条锁住的成群奴隶在前往下南部的路上经过他家附近的情形。他在印第安纳州与黑人不可能有直接接触。1830年，在全家前往伊利诺伊州前夕，人口普查显示，林肯一家所生活的斯潘塞县没有奴隶，只有14名自由黑人。当他定居到伊利诺伊州的桑加蒙县时，那里的1.2万名人口中只有38名黑人。当林肯1837年搬到斯普林菲尔德时，该镇有86名黑人，还不到全镇居民的5%。¹⁴

林肯与奴隶制——这个制度的核心，而不是其边缘——的第一次真正接触，开始于他1828和1831年沿俄亥俄河与密西西比河的两次旅行，当时他在帮助将农场产品运送到新奥尔良出售。林肯和他的同伴乘坐平底船向南航行，乘坐汽船向北返回（尽管第二次返回时林肯是从圣路易斯步行回家的）。他们的旅行表明了19世纪早期的市场革命是如何同时巩固了全国经济并加深了奴隶社会和自由社会的分裂的。在北部，运河的修建和汽船以及后来铁路的到来促进了经济变迁，缔造了商业农场、快速增长的城镇与工业中心的一体化经济。在南部，市场革命加上土著美国人的军事战败及其后的被迫迁徙，使奴隶制度的西部扩张和海湾各州^注21的伟大棉花王国的兴起成为可能。南部社会在向西部移动的时候复制了自身，仍然是以奴隶劳动为基础，而且几乎全是农业性的，尽管北部出现了一个多元化和现代化的经济。¹⁵奴隶劳动和自由劳动社会之间的冲突最终将主宰美国人的生活，并将塑造成年林肯的政治生涯。

然而，这距离林肯进行他的两次旅行还是遥远的未来。林肯的第一次旅行是在1828年12月底，当时印第安纳州一名叫詹姆斯·金特里的零售店主，雇用了19岁的林肯，让他与金特里的儿子艾伦一起将一船玉米、燕麦、大豆和肉等货物运到新奥尔良。第二次旅行开始于1831年4月，当时伊利诺伊州的商人丹顿·欧福特雇用了一队人陪他一起去新奥尔良，这些人包括林肯、约翰·汉克斯（林肯母亲的堂弟）、约翰·约翰斯顿（林肯的同父异母弟弟）。这些旅行是这一时期成千上万次类似路线旅行的两次，当时旧西北部将其过剩的农产品运往下游在新奥尔良出售，然后被用于奴隶种植园消费或通过海路运往东北部或欧洲。¹⁶

林肯在这些往返2000多英里的旅途上看到了什么？俄亥俄河与密西西比河上航行着各种各样的船只，林肯不可能避免接触奴隶，因为这些奴隶在沿密西西比河的巨大棉花和甘蔗种植园里、码头和汽船上劳作。同时也有成群结队地劫掠船只的黑人强盗。一天夜晚，当他们的平底船正停靠在河岸边时，一群黑人强盗袭击了金特里和林肯。这件事给林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写于1860年的简短自传素描中，林肯唯一提到的黑人就是那些试图“杀害并抢劫”他的“7个黑人”。林肯回忆道，他和金特里成功地“把那些黑人从船上赶走了”。¹⁷

这些旅行对年轻的林肯来说一定是大开眼界的。新奥尔良是林肯到当时为止所见过的最大的城市，它拥有大约5万人口，其中包括约1.7万名奴隶和1.2万名自由黑人，林肯在那里度过了1829年的一段时间和1831年中期的一个整月。那些多元的居民也包括克里奥尔人（法国和西班牙殖民者的后裔）、欧洲移民和来自各州的美国人。林肯的第二次旅行之后6个月，美国民主的法国观察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在新奥尔良度过了1832年的新年，他注意到了这个城市的精美建筑，和“各种肤色的面孔”，以及当地居民“令人难以置信的道德放纵”。每个周日，该市充满活力的黑人文化就在刚果广场上演了，黑人聚集在那里跳舞、创作音乐和进行其他休闲活动。自由黑人也包括许多有财产的技术工匠。该市的小街道上有无数的烈性酒商店，奴隶、自由黑人和白人在那里自由交往。¹⁸

新奥尔良位于密西西比河入海口，它是继纽约市之后美国的第二繁忙港口，也是密西西比河流域主要作物的重要出口中心。1828年，穿越大西洋的船只抵达那里，大约有750艘汽船和1000多艘平底船。新奥尔良也是国内奴隶贸易的重要中心。奴隶围栏遍布商业区，报纸每天都刊登出售奴隶的广告，奴隶拍卖不仅在中央奴隶市场——一个主要的观光胜地——进行，而且也在许多其他地方进行，包括豪华的圣查尔斯酒店。在新奥尔良生活，不想见到买卖奴隶的事几乎是不可能的。¹⁹

约翰·汉克斯后来声称，在第二次去新奥尔良的旅行中，“我们看到奴隶戴着锁链，受到虐待、鞭打和痛斥。林肯也看到了。他的心在流血……我可以明确地说，正是在这次旅行中，他形成了他对奴隶制的看法。”但是，根据林肯1860年的回忆，汉克斯在圣路易斯的时候就离开了船队，并没有和其他人一起到新奥尔良。林肯去世后，汉克斯和林肯的律师合伙人威廉·赫恩登叙述说，在林肯的晚年，他确实谈到过这些旅行以及新奥尔良的奴隶市场。²⁰然而，这些旅行对林肯关于奴隶制看法的影响一定是一个仍然需要深思的问题。他关于被盗贼袭击的描述是他对这两次旅行的唯一尚存的记载。但是，看到奴隶被买卖强烈地影响到了许多来到南部的参观者。林肯的朋友奥维尔·布朗宁，也是出生于肯塔基州的伊利诺伊州政治家，在1854年的一篇日记中这样描述他对贩卖奴隶的反应：

在法院的院子里，我看到一个黑奴在等待公开拍卖出售……尽管我没有意识到我在奴隶制这个抽象问题上的看法有任何改变，但我已不再熟悉的奴隶制的许多特征，与我以前远离奴隶制度的影响时相比，其错误给我留下了更加深刻的印象。 ²¹

林肯对随后一次与奴隶制的接触有更多的话要说，这次旅行发生在1841年，林肯与他的密友乔舒亚·斯皮德一起乘船去圣路易斯。在这次旅行之前，林肯访问了斯皮德家的种植园法明顿，该种植园在路易斯维尔附近，斯皮德家的主人派了一个家庭奴隶来招待这位客人。林肯正在从与玛丽·托德短暂分手的沮丧中恢复情绪，他于是在法明顿待了一个月。9月，林肯和斯皮德乘坐汽船沿俄亥俄河顺流而下去了圣路易斯，林肯从那里乘坐公共马车返回到了伊利诺伊州的斯普林菲尔德。在这次旅行中，林肯看到一群奴隶正被从肯塔基州运到更南边的一个农场。1855年，林肯在写给斯皮德的一封信里生动地回忆起这段逸事：

你或许和我一样记得……有10或12个奴隶在船上被铁链拴在一起。那一幕景象不断折磨着我；而且每次我来到俄亥俄河或任何其他蓄奴州边界时，我都看见同样的情景……你应该……明白，北部广大人民为了保持对宪法和联邦的忠诚，做出了多大努力来克制他们的感情。 ²²

林肯有一封写给好友——这位朋友到1855年时在奴隶制问题上与林肯持截然不同的看法——的信经常被引用，这封信被称为是林肯“发自心底的呐喊”。1841年，当林肯接触到被铁链拴着的奴隶时，他的反应相当不同。当时，他向玛丽·斯皮德，即乔舒亚的同父异母妹妹，生动地描述了他的所见所闻：

我在船上看到一个极好的例子，可以思考生存处境对人类幸福的影响……[奴隶们]每6个人被锁链锁在一起。每个人的左手腕上都套着一个小U形铁环，用一根短一点的链条拴在主链条上，各人之间隔开一定距离，所以黑人恰好被串在一起，就像许多条鱼被串在一根钓绳上那样。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将永远与他们的童年景象，他们的朋友、父母和兄弟姐妹分开，其中许多人还将与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分开，终身被奴役，众所周知，那里奴隶主的鞭打比任何地方都更残酷无情。然而，在所有这些令人痛苦的环境中，正如我们所能想象得到的那样，他们却是船上最快乐而且显然是幸福的生命……这句话是多么地正确啊：上帝……使人们最糟糕的处境都变得可以忍受，而他允许最好的处境也不过勉强过得去。 ²³

显然，戴锁链的奴隶深深地吸引了林肯，而且他仔细地观察了他们被囚禁的方法及他们的行为。在林肯一生中的任何时候，这都是极其少有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林肯仔细思考了奴隶们受到的残酷惩罚以及他们与家庭的彻底断裂和分离——这正是黑人男女和儿童所遭受的具体现实。读这封信的人不可能不对奴隶的遭遇抱有强烈厌恶的感觉。然而，林肯的描述出奇地平心静气，这是否是因为他不愿意冒犯奴隶主，或者是他当时的忧郁心情影响了他的思考，抑或是他自己对奴隶制的看法还尚未成熟。他不像在1855年时将要做的那样，将他看到的景象描述为一种对权利的侵犯和一种阐述政治观的方式，或者是对他的情感的侮辱，而是将其视为人类甚至在最糟糕的环境下如何有能力仍然保持快乐的有趣例证。

直到1850年代，林肯与斯皮德一家在奴隶制问题上才逐渐疏远，林肯与斯皮德家的关系表明了他在斯普林菲尔德的朋友圈与奴隶制的紧密联系。他早期的政治导师和第一个法律合伙人约翰·托德·斯图尔特，是贩卖契约奴和奴隶的代表。最重要的是，当他1842年与斯图尔特的堂妹玛丽·托德结婚时，林肯成了一户重要的奴隶主家庭的一部分。他的妻子在肯塔基州的列克星敦长大，这里是蓝草之乡的腹地、该州奴隶主的聚集地以及重要的奴隶贸易中心。玛丽的一个叔父就买卖奴隶。玛丽的父亲罗伯特·托德是个杰出的商人、律师和人脉极广的政治人物，长期以来都是肯塔基州议会议员和亨利·克莱的同事。²⁴

罗伯特·托德的第一任妻子在1825年去世。他很快便再婚，部分地由于很难与继母相处，他的4个女儿，包括玛丽，最终都还是年轻女子的时候就搬到了斯普林菲尔德。玛丽的叔父约翰·托德医生也居住在斯普林菲尔德，他在1830年时拥有5名奴隶。玛丽的大姐伊丽莎白嫁给了尼尼安·爱德华兹，他和林肯都供职于州议会，他还是在伊利诺伊领地时期买卖奴隶的同名总督的儿子。除了黑人契约奴之外，爱德华兹家的6名奴隶中，1840年仍有1名生活在斯普林菲尔德。然而，罗伯特·托德是克莱的追随者，也是肯塔基州讨厌奴隶制的奴隶主之一，他希望看到该州逐步废除奴隶制。他的女儿玛丽，对政治极有兴趣，似乎接受了他的观点。1849年，罗伯特·托德再次竞选州参议员时去世。他的反对者谴责他是“支持解放奴隶的候选人”。²⁵

托德一家自负自大，他们的虚荣做作经常受到林肯的嘲笑。“对上帝来说一个‘d’已经足够了，”他讽刺道，“但对托德家来说还不够。”^注22尽管如此，林肯与他妻子家的关系仍然极为亲密。罗伯特·托德的去世在其财产问题上引发了一场激烈争论，林肯也卷入了随之而来的诉讼。（根据法院的最终判决，他的妻子以损失钱财告终。）内战期间，正如《纽约世界报》在提到托德一家时所说，林肯“给全家人都任命了政府职位”。²⁶

林肯在去位于列克星敦的岳父母家时好几次都接触到了奴隶制。1847年，在前往国会担任议员时，他与妻子和两个幼子在那里度过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他们很享受1849年在那里的再次居留，而且林肯在1850、1852和1853年处理法律诉讼时再次造访了列克星敦。该市的报纸充满了追捕逃奴和出售奴隶的广告。尚不清楚林肯在这些旅行中是否见到过奴隶拍卖；倘若看到过，他却从未提及。²⁷

因此，在他1850年代作为一名反对奴隶制的政治家出现之前，林肯在肯塔基州、印第安纳州和伊利诺伊州生活过，所有这些州都有蓄奴的历史以及有效地拒绝给予黑人公民资格权利的严厉法律。事实上，这三个州都曾经禁止自由黑人入境。²⁸林肯曾见到过肯塔基州小规模的奴隶制和密西西比河流域的种植园和奴隶市场。他结婚后还成了奴隶主家庭的一员。

林肯从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一种独立思考的精神气质。他在喧闹和有时暴力的边疆文化中长大，但他在许多方面都与这种文化格格不入。他不喝酒、不打猎，也不嚼烟叶，力图避免肢体冲突，从不加入教堂，并且早年就制定了自我完善的计划，决意摆脱他年轻时的不利环境。²⁹然而，尽管他有独立思考的倾向，但在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林肯都带有许多深深地根植于他所成长的边界地区的那种种族偏见。

然而，如果林肯愿意的话，他本来可以像他的朋友乔舒亚·斯皮德一样轻易地搬回肯塔基州，并在他著名的岳父的帮助下，使自己成为列克星敦蓄奴的上流社会的一员。他并未选择这样做。“每一个美国人，”托克维尔观察到，“都沉迷于升迁的渴望。”³⁰林肯甚至比他的多数同时代人更加雄心勃勃。但对他而言，成功意味着是在一个以自由劳动、而不是奴隶劳动为基础的社会中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