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宴会运动——政府的安全——反对派首领关心的事情——他们对大臣们的指控]
我不想参加宴会运动的活动，我有大大小小的理由不出席各处举行的宴会。我所说的小理由，尽管从私事方面来说应当受到尊重和是出于善意的，但我依然要说它们是坏理由。这种小理由是：操办宴会的人士的性格和做法使我反感和厌恶，他们给人们的特殊感觉，使我觉得他们在政治上有不良动机。
当时，梯也尔先生和巴罗先生 [41] 结成亲密的联盟，并出现了在我们议会里通称为左翼中心和王朝左翼的两大反对派的真正联合。王朝左翼内部存在的人数众多的顽固而不听话的人士，差不多都在梯也尔先生许诺将来做高官的约束下，逐渐温和下来，不再顶撞，表示服从了。我甚至认为，最初巴罗先生不仅确实利用 [42] 了这种许诺，而且还被许诺愚弄了 [43] 。于是，在反对派的两大头目之间，不管他们出于什么原因反对政府，结成了最全面的亲密关系；而故意在自己的弱点 [44] 和美德方面稍带一点傻气的巴罗先生，则为了盟友获胜，甚至不顾自己的损失，而竭尽了一切努力。梯也尔先生听任巴罗先生在宴会运动中自行其是。我甚至认为，梯也尔不亲自参与宴会运动，只希望享受运动的成果，而回避对这个危险运动的责任。梯也尔在几个亲密朋友包围下悄悄地住在巴黎一动不动，而巴罗一个人三个月之中跑遍全国，每到一个城市都发表长篇演说。在我看来，他的样子就像猎户追到猎物时大声喊叫，而捕获猎物似的。我没有兴趣参与这样的狩猎活动。但我不参加的主要的、真正的原因如下，当时我经常对想拉我参加这种政治集会的人详细说明这个原因。
我说：“18年来，你们首次向人民呼吁，向中产阶级以外寻找支持者，如果你们不鼓动人民，我以为最有可能的结果将是：无论是统治者，还是大多数仍在支持统治者的中产阶级，都会认为你们比现在更为可恨，说你们要加强你们想要打倒的政府。反之，如果你们去鼓动人民，则你们比我还不能预见这样的鼓动会把你们带到何处去。”
随着宴会运动的深入持久，这个最后的预言，与我的期待相反，变得越来越有可能成为现实。一种不安 [45] 开始出现在鼓动者本人身上。不错，这是一种偶尔掠过他们心头而不固定的模模糊糊的不安。我从当时是他们的主要成员之一的博蒙 [46] 处获悉，宴会运动在全国掀起的鼓动的规模不仅超过发动者的所期，而且超过他们的所想。他们现在不是去扩大鼓动，而是去减弱鼓动。他们的计划是不再在巴黎举行宴会，而且在议会开会后也不再在其他任何地方举行宴会。实际上他们只有一条路能从他们深陷其中的危险道路上走出来。不错，作出不再举行宴会的决定，并非出于他们的自愿，虽然他们本来都是在强迫、驱使，特别是在危险的虚荣心的推动下参加宴会运动的。政府自身则以激将法把反对派推向危险的道路，并自信由此可使反对派崩溃。反对派勇敢地走上这条危险的道路，没有表示后退。双方彼此挑战，互相刺激，一齐走向同一深渊；他们双方虽已接近这个深渊，但就是看不到它。 [47]
我想起二月革命前两天，我去参加土耳其大使举办的大型舞会，在那里遇见迪韦吉耶·多兰内 [48] 。我对他很尊重，也有很好的友情 [49] 。尽管他具有党派精神可能产生的几乎一切缺点，但他至少还有反映真正激情的一种大公无私和诚实，这两点在我们这个除了自私之外再无其他感情的时代是罕见的。我以我们之间的关系可以允许的无拘无束的口气对他说：“我亲爱的朋友，拿出勇气来，你在扮演一个危险的角色呀！”他没有表现一点害怕的样子认真地回答说：“请相信我，一切都会很好地进行下去，但也要冒一些风险。而且，没有经受不了这种考验的自由政府。”这个回答充分表现了这位果断的、有时又很有才智的人的性格。他的才智在清楚地、一览无余地观察他的视野中出现的 [50] 一切时，从来不想视野可以改变。他博学、清廉、热情，易暴躁，爱报复，属于学者和有党派性的人物。他仿效外国人的办法和依靠模糊的历史回忆从事政治活动，把自己的思想限制在一个理念之中，在这种理念中奋发图强和盲目行动。
政府还不像反对派那样对事态的发展表示担心。在这次谈话的前几天，我同内政部长迪沙泰尔 [51] 有过一次谈话。尽管8年来我同迪沙泰尔也是其中一位主要人物的内阁一直进行非常激烈的交锋（关于外交政策，我承认交锋是非常激烈的），但我同这位大臣还是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我甚至知道这场交锋使他认为我是有作为的，因为我深信他的内心深处对于攻击他的主管外事的同僚基佐先生的人是相当同情的。数年前我和迪沙泰尔先生为改革监狱制度而携手进行的斗争，使我们开始接近，还建立了某种联系。他一点也不像我上面说过的基佐：他身体健康 [52] ，举止文雅，而基佐虚弱瘦削，说话生硬，有时尖酸刻薄 [53] 。对方的信念越炽烈，基佐的怀疑心越重；对方越能积极活动，他越能以柔性的冷静 [54] 对待，他的强大身躯包含着非常柔韧、非常细致、非常精密的精神，使他能够令人钦佩地理解政治事务，可以在谈论问题时表现出优势，清楚地看到人的不良欲念，特别是他的党的不良欲念的要害，并善于及时地除掉这个要害。他没有偏见和私仇，态度和蔼令人容易接近，当他的利益没有受到损害时他随时准备承担义务。对自己的同行不卑不亢，友好亲切。总之，他是一位既不能不尊重又不能不憎恶的人物。
于是，在灾难发生的前几天，我把迪沙泰尔先生拉到会议室的一角，提醒他说：政府和反对派好像要一起努力把事态推向最后很有可能使全体人民受害的极端。我劝他：何不想出某种摆脱如此危险的境地的可靠出路，也就是使双方都能有退路的某种光荣的妥协办法。我又接着说，我的朋友们和我都将为能够达成妥协而高兴，并将尽一切努力说服反对派的同僚接受妥协。他全神贯注地听了我的建议，〔使我确信〕他理解了我的想法。但我也清楚地看出，他并不想采纳。他说：“事态已经发展到使我无法再找到解决办法的地步。政府依然掌权，它不会让步。如果反对派坚持走自己的道路，结果可能到街上进行战斗，而这样的战斗是很早以来就预想到了的。如果政府被反对派对它表示的不良激情所激怒，政府将会迎战而不怕它。当然，政府一定胜利。”随后，他得意地向我叙述了已经采取的一切军事部署的细节，诸如军需的储备、兵力、弹药的数量……我离开他的时候就已经明白，政府对即将发生的动乱没有正确的认识，也不怕动乱；而依然认为自己会胜利的内阁，则把正在酝酿之中的事变，看成是重新集结它的已经四散的朋友，最后使它的敌人无能为力的唯一手段。我告诉他，我像他一样相信他的话；他的信心十足的样子，并非装腔作势让我相信他的话。
这时候，在巴黎，激进党的领袖们，相当接近人民的人士，以及革命党的人士，为了查明这方面发生的一切，总是忙得不可开交 [55] 。我有理由相信，他们这些人的大部分，正在担惊受怕地看着事变的即将爆发。尽管他们所保有的是他们的昔日激情的传统而不是激情本身，尽管他们开始习惯于他们曾经多次嫌恶而后仍然要置身于其中的事态，尽管他们对能否成功还有怀疑，尽管他们处于能够看清和很好了解自己支持者的位置，但在将要完成他们的义务的胜利的关键时刻还是恐惧不安的。就在事变发生的前夕，拉马丁夫人 [56] 前来访问托克维尔夫人 [57] ，表现出非常不安的样子，以激动得几乎混乱的情绪说出她的不祥想法。这种想法感动了托克维尔夫人，在当天夜里也感染了我。
有人说，这场奇异的革命并不反常，其特点之一是：引发革命的事件，系由革命中要失去权力的那些人所为，甚至所望，而行将获胜的那些人并没有预见到，甚至害怕其发生。当然，这种说法并不正确。
在这里，我有必要稍微梳理一下历史的链条 [58] ，以使我能够顺着这个链条写我的回忆。
人们可以想起在1848年议会例会的开幕式上，路易·菲力浦国王在他的讲话中，批评了宴会的主办人是受盲目的或怀有敌意的激情所驱使。这是把议会的100多名议员视为王权的直接敌对者。这样的侮辱给早已心乱了的大多数人的各种奢望火上浇油，使他们失去理智。预计会出现一场激烈的辩论，但最初并没有发生这样的辩论。一开始讨论国王的讲话时，大家都默不作声，一贯疯狂的多数派和反对派，像害怕在这种场合说错话和做错事似的，在辩论中保持自制。
但是，群情终于激昂起来，而且出现不寻常的暴力行动。辩论的激烈火焰，使人觉得像是不久即将引发革命的内战之火。
稳健的反对派雄辩家们卷进火热的斗争之中，努力证明参加宴会的权利是他们的最无可置疑的和最必要的权利之一 [59] ，指出否认这项权利就是践踏自由本身和侵犯1814年宪章，不顾他们的行动就断言他们的呼吁不是要求对话而是诉诸武力。政府方面的迪沙泰尔先生通常是老成持重的，可在这种情况下却被搞得手忙脚乱 [60] 。他绝不承认 人民有参加一切宴会的权利，但他又不明确表示，政府已经决定今后禁止举行类似的示威活动。相反，他好像在诱使反对派去搞一次新的冒险，以使法院可以抓住把柄。他的同僚司法大臣埃贝尔 [61] 比他还手忙脚乱，但这已是他的习惯。我一直认为，司法官员不应成为政治家，而像埃贝尔先生这样的例子，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他虽然当了大臣，但骨子里还是总检察长时期那一套。他有干这种职业的性格和容貌。你可以想象出这种人的面孔：一张小脸又瘦又狭又歪，两鬓下凹，额头下面是尖鼻子和尖下巴颏，两只眼睛干瘪但很有神，紧闭着薄薄的嘴唇；你还可以丰富一下你的想象：嘴上一般横叼着一支长羽翎笔，好像猫的竖着的胡子；你可以给这样的人画出一幅我从来没有见过的食肉动物那样的肖像。但是，他既不笨，又不傻，而是性格顽固，不柔和，不知道迁就和随机应变，终因不会以不同的方法处世而情不自愿地陷入无力自拔的地步。基佐先生为了不让妥协使和解拴住自己，是需要在这种环境下把这样的说客雄辩家派到议会的讲坛上去的。这位先生在会上的发言过于大言不惭和具有挑衅性，以致巴罗几乎不知不觉地大叫起来，用多半是杀气腾腾的口气，怒不可遏地大骂，查理十世的大臣波利尼亚克和佩罗内 [62] 都不敢这样狂言。现在我回想起，当我提到这位性格稳健，一贯忠于王朝，但当时已经忍无可忍的人，屡次唤起人们对1830年革命的可怕回忆，并以此作为某种先例，迫不得已地叫人记住它的时候，尽管此事与我无关，我还是坐在议席上颤抖起来。
大家知道，这场势如烈火的争论的结果，是政府和反对派之间达成一种协议，也就是双方同意到法庭上见面。双方达成默契：反对派在巴黎召开最后一次宴会，而政权当局不加阻止，但追究首谋者的责任，交由法庭治罪。
根据我的清晰记忆，对于敕令的答辩在2月12日终了。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革命运动加速起来。主张立宪的反对派，数个月以来一直在激进派的推动下前进，并从这一天起开始领导和推动着革命。而真正领导和推动革命的，并不是激进派在众议院拥有席位的人（他们大部分已经失去活力，在议会活动中表现死气沉沉），而是一些很年轻、很大胆、还没有成器的人，他们常在煽动性的报刊上发表文章。稳健的反对派这样从属于革命派，是两派长期共同行动后的必然结果。我曾经指出，在以政治为目的的共同活动中，长期下去，手段和目的兼顾的一方，总要成为只顾其中的一方的主人。这样的从属特别表现在对事变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两大事件：宴会运动的纲领和对大臣的不信任案的制定 [63] 上面。
2月20日，以下次宴会的纲领为名的正式宣言，出现在反对派的几乎所有的报刊上。这个宣言号召全体人民组织大规模的政治示威，鼓动学生参加，呼吁国民自卫军列队参加宴会的开幕式 [64] 。人们已在传说，临时政府要发布的法令，3天以后即将公布。曾被自己的支持者指责默认宴会运动的内阁，从此认为自己有权取消以前的约束。于是它正式通知，它要禁止宴会运动和以武力阻止之。
政权当局的这项宣告，为斗争提供了战场。尽管难以置信，但我可以断言，由此使宴会宣言立即变成暴动的纲领，是在仍然相信自己还在领导本身所发动的运动的议员们没有参加和全然不知的情况下拟定、通过和公布的。这个纲领是在新闻记者与激进分子的一次夜间会议上匆匆忙忙作成的，而王朝反对派的领袖们，是在第二天起床后读到报纸上公布的消息才知道的。
请看，人间的事情是通过什么样的反响推进的！同其他人一样非难过这个纲领的巴罗先生，因害怕伤害至今与自己一起前进的人而未敢否定纲领。后来，对这个文件的公布表示愤怒的政府禁止宴会运动时，巴罗先生面对内战即将发生而后退了。他本人摈弃了这种危险的运动；但他在对稳健的意见让步的同时，又对极端的意见让步而提出对大臣的不信任案。他一方面谴责那些禁止宴会运动的人是违宪，一方面又为以政府违宪为由而欲诉诸武力的人辩解。
于是，认为革命的时机尚未成熟，而且也不想革命的激进派的主要领导人，认为自己有责任在宴会上为表明自己与亲王朝的反对派的同盟者不同而发表极为革命的演说，为激起暴动的热情而煽风点火。而已经不再对宴会运动抱有希望的亲王朝的反对派，则全力以赴地奔向这条罪恶的道路，以表示自己在政权当局的挑战面前绝不让步。最后，本来认为必须作出最大让步并欲这样做的大多数保守派，在对立者的暴力和自己的某几个领导人的激情的推动下，甚至发展到否认私人有举行宴会的权利和拒不接受国人提出某种改革的愿望的地步。 [65]
为了理解人们不顾自己的愿望而互相把自己和他人推到何处，以及理解这个世界的命运如何受到现实的制约，特别是主宰这个命运的人们的愿望如何像风筝一样受到风和风筝线的互相制约，就必须长期生活在党派和它们所掀起的旋涡之中。
[1] 奥迪隆·巴罗（1791—1873），律师出身，1830年事件的积极参与者，七月王朝时期的众议员，王朝左翼的首领。他向路易·拿破仑承诺，在后者发动斯特拉斯堡叛乱（1836）失败后保护后者，但他的保护对象后来出走。取得王位的路易·菲力浦的政府把路易·拿破仑用船押运到美国流亡去了。1847年他参加宴会运动，历访全法国，发表大量讲演。2月24日，他应邀参加梯也尔没有组成的内阁，所以几个小时以后他就放弃了邀请。路易·菲力浦任命他为司法委员会主席。在这期间，他白费了很大劲去拯救王朝和使人承认奥尔良公爵夫人摄政。在第二共和国时期，他先后出任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的代表，在选举总统时他支持路易·拿破仑为候选人。路易·拿破仑责成他组成他的第一届内阁，兼任司法部部长。后来，他又改组两次内阁（1848年12月20日，1849年10月31日）。路易·拿破仑发动政变后他退出政界。死后出版他的《遗著回忆录》（1875—1876），此书颇有史料价值。
[2] 得到和相信了
[3] 确信了许诺
[4] 邪恶
[5] 苦恼
[6] 古斯塔夫·德·博蒙（1802—1866），托克维尔的至交，1839年起为萨尔特省众议员，属议会里的王朝反对派。2月24日被召进杜伊勒里宫，在这里他遇到不久以后同他一起拯救王朝的大部分朋友。他曾先后出任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的议员，被卡芬雅克将军指派为法国驻伦敦的部长级全权代表（1848年8月7日）。在路易·拿破仑被选为共和国总统后，他辞去这项职务，但在1849年9月，在托克维尔的劝说下，又出任法国驻维也纳公使。在巴罗请他入阁后辞去此项职务，又出任立法议会的议员，在路易·拿破仑发动政变时被捕。他退出政界后回到自己的故乡萨尔特省博蒙拉沙特尔隐居。
[7] 栏外旁注：这里对政府和反对派同时发动的竞相走向深渊的运动有较为详细的叙述，谈到他们双方互相挑战，互相推动。参看《总汇导报》。
[8] 普罗斯佩·迪韦吉耶·多兰内（1798—1881），作家和七月王朝时期的政治家和议员，著有《代议制政府的原理及其应用》（1838）。这部著名的小册子发展了“王治与王不治”的准则。1848年以前，他曾是改革运动和宴会运动的主角之一。担任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的议员时，他投票支持右翼保守派。还著有大部头的《1814—1848年间法国代议制政府的历史》（共10卷，1867—1871）。
[9] 我与他建立了一种友谊
[10] 发生的
[11] 夏尔-玛丽·塔内吉迪沙泰尔（1802—1867），屡次出任七月王朝的大臣，1840年至1848年间为内政大臣。他坚决支持托克维尔提出的关于改革监狱的一般管理制度的提案。
[12] 完美
[13] 讽刺挖苦
[14] 满不在乎的态度
[15] 焦急不安
[16] 拉马丁夫人（1790—1863），英国人，姓名为玛丽安娜·伊丽莎·伯奇，其父是在印度军队服役的少校。1820年5月25日在尚贝里同拉马丁结婚。她原是新教徒，在结婚前数周宣誓放弃新教。
[17] 1835年10月，托克维尔与一位没有财产的英国女人玛丽·莫特蕾结婚。他们7年前在凡尔赛相识，当时莫特蕾同抚养她的姨妈贝拉姆一起住在凡尔赛。关于她的家庭情况，我们知道的不多。她的双亲定居在英国。她有兄弟数人，其中两人在托克维尔与里夫的通信中简单地提过。最小的弟弟在1843年死于马耳他；另一位是海军少校，后来依靠托克维尔与英国海军大臣查理·伍德勋爵的友谊，而在1857年升为港务监督长。参看《英国通信》，收在梅耶编全集第6卷，见第1分册第66页和第229页。莫特蕾为同托克维尔结婚宣誓放弃新教，而成为一位虔诚的天主教信徒。她生于1799年，1864年12月22日死于瓦洛涅的自宅，葬于托克维尔的墓旁。参看安托万·勒迪耶：《托克维尔先生如是说……》（巴黎，佩兰出版社，1925年）。
[18] 脉络
[19] 迪韦吉耶·多兰内1848年2月7日在会上的发言。
[20] 大臣对莱昂·德·马尔维尔的提问作了回答。他援引1790年和1791年的法律，说他在公众集会显然要对公共秩序有危害的时候有权制止公众集会，并引述有关此事的前例声称，政府在执行自己的公务时不会向集会示威让步，而且不管是什么集会示威。他在讲话的末尾又提到“盲目的或怀有敌意的激情”，并为自己的说法极力辩护。
[21] 米歇尔·埃贝尔（1799—1887），律师出身，1834年出任众议员。在司法界红得发紫，1847年3月14日被任命为司法大臣。
[22] 朱尔·波利尼亚克（1780—1847）亲王和夏尔·伊尼亚斯·佩罗内（1778—1854）伯爵，是挑起1830年革命的几道七月敕令的副署人。
[23] 栏外旁注：这项权利得到承认。
[24] 栏外旁注：（日期？）关于这一切，请参看当时的报刊。
[25] 栏外旁注：在这一自然段的开头，似乎可以再加上一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