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2月24日——内阁的反抗计划——国民自卫军——贝多将军]
第二天，2月24日，我一走出卧室，就碰见由街上回来的厨娘。这位善良的妇女完全失了常态，声泪俱下地向我说了一大套混乱难懂的话，我从中除了知道政府屠杀了穷人之外，什么也没有听明白。我立即走出去，还没有踏上大街，就马上第一次充分感到 [86] 这样的革命景象：街中心空无一人，商店没有一个开门，既没有马车又没有步行的人，听不到流动商贩常有的叫卖声；在一些住户的门前，邻居们集成堆，露出惊恐的面色，互相小声交谈；人人的面孔由于不安和愤怒而失色。我同一个国民自卫军士兵擦肩而过 [87] ，他像演悲剧似地急急忙忙前进。我上前跟他搭讪，除了知道政府屠杀了人民，什么也没有打听到。（可是他又补充说，国民自卫军会处理好这件事情的。）说来说去总是这一套。其实，这种说明等于什么也没有说明。我十分清楚，七月王朝政府的这些罪恶，只能说明它的骇人听闻的残忍。我坚信这个政府是最腐败的政府之一，但又是至今存在的不太嗜血成性的政府之一。我作这样的报道，只是要揭示依靠谣言惑众的办法进行革命的行径。
我直接奔向位于 相邻一条街 [88] 上的博蒙先生的家，在这里我听说昨天夜里国王曾召见过他。我随后到雷米萨家时也听到这个消息，最后见到的科尔塞勒 [89] 先生，他向我叙述了见到的事情的经过，但说得更为混乱，因为一个闹革命的城市，就像一个战场，每个人都愿意把目睹的偶然事件看成是当日发生的事变。我从科尔塞勒处得知卡皮辛内大街发生的枪杀平民事件，暴乱的发展和这种无益的暴力成为莫莱先生拒绝在这种情况下组阁的原因或借口，以及梯也尔先生、巴罗先生和他们的最后同意入阁的朋友们被召进宫。这些事情已是尽人皆知，所以我没有必要再叙说。我问科尔塞勒先生，大臣们为了稳定人心将要如何行动。他回答我说：“我听雷米萨先生说，计划从巴黎撤出所有的部队，只让国民自卫军全部留在市内。”这是他自己的想法。我曾多次指出，人们之所以往往在政治上失败，是因为对过去过于留恋。
这时出面阻止1848年革命的这些人，正是当年实行1830年革命的那些人。他们回想起1830年革命时，他们对军队进行抵制，才得以继续前进，而现在却完全相反，被查理十世轻易地解散了的国民自卫军的重新出现，则可能成为他们的重大障碍，妨碍他们获得成功。他们采取与查理十世政府的政策完全相反的政策，但将产生与其相同的结果。可以这样说：人性总是一样的，而群众的情绪和历史的事件则完全不同 [90] ，它们是不断变化的。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从来不可能相同。旧的图画，即使你硬把它放在新框里，它仍被人看成是旧的。
就危险的政治局势聊了不多时间之后，我和科尔塞勒先生就去朗瑞内先生的家里，随后，我们三人又一起去当时住在勒佩尔蒂埃大街的迪福尔先生家。我们步行的林荫大道，呈现一派奇异的景象：虽然就要到9点，可几乎没有人影，也没有听到人的语声；但这条宽阔大街两侧的一些小商亭已摇摇欲坠，有的正在坍塌而不时地传来巨大的破裂声，而人行道旁的大树，则好像人为地倒在路上了。这种破坏行为是一些人独自所为，他们偷偷地、不惜费力地 [91] 把树弄倒在地，为即将起义的他人准备构筑街垒的材料。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认为，这似乎是在做一种作业的训练，而对这些人的大部分来说，实际上这是喜欢闹事的本能驱使他们体会和尝试一下这种行动先于理论的暴动的一种训练。我今天见到的所有奇怪现象，没有一种比这种寂静更为印象深刻 [92] 。在这种寂静中，可以说看到了人们的最坏激情比他们的良好激情更起作用。我也喜欢在这些地方看到疯狂的群众。我记得，我当时一边让朗瑞内先生看倒塌在地上的柱子和树木，一边把长期放在嘴边而未说出的话初次向他说了出来：“请你相信，这次已经不是暴动，而是革命了。”
迪福尔先生向我们叙述了昨天傍晚和夜里发生的只与他有关的事情 [93] 。莫莱先生最初请他出来协助组织新的内阁，但局势的逐渐严重，使他们马上明白，他们俩无论谁出来参与组阁，都已过了时机。过了几分钟，莫莱当晚就向国王禀报了他们的意见，国王随即派人去找梯也尔先生，后者提出：如果没有巴罗先生协助，他本人绝不想出来掌权。除此之外，迪福尔知道的事情并不比我们多。我们无法判断以后如何发展，也没有作出其他决定，就离开了迪福尔先生的家，而直奔已在开会的议会。
迪福尔先生终于没有出来组阁，但到底为了什么，我也不详其细节。不是由于胆小怕事，倒是确实的，因为从那以后，我看他一直非常冷静，在危机十分严重的局势下却非常坚定自如。我认为，他为了家庭的安全，才想把家秘密地搬出巴黎。他既有私德又有公德，而且两者都很坚定，但两者不能同时并进，一般都是私德压过公德，我们也将不止一次看到他如此。一个人具有各式各样的德行是相当稀少的，不能依靠他对自己的同类和同僚持有什么德行来说三道四。
我们在迪福尔家停留时，暴动者在我们来时走过的大道上筑起大量的街垒，在我们由这条道路回来时，他们正对街垒进行最后的加工。还看到有少数人在精心构筑。他们劳动得非常勤勉，不像因害怕再犯现行罪而努力劳动的在押犯人，而像想把自己的工作尽快做好的善良劳动者。群众安然地看着他们，既不出来反对，也不前去帮助。我在1830年时曾见过巴黎全市有过那种沸沸腾腾的场面，而这回我在什么地方都没看到那种全面沸腾的场面。这次，人们不是要颠覆政府，而是要把它彻底摧毁。
我回来的时候，在林荫大道上遇到一队向圣马德莱娜教堂方向撤退的步兵，没有一个人同他们说话，而是把他们的撤退视为溃败。队伍离离拉拉，士兵走得杂乱无章，低着头，表现出既感到羞辱又有些害怕的样子。如果有一个士兵掉队，一时跟不上大队，立刻就被包围擒住，缴械，然后放走。这一切都是在转瞬之间完成的。
我回到家的时候，正好我哥哥爱德华 [94] 携着妻子和孩子进屋。他们的家在郊区蒙马特尔。他们家的周围，一夜枪声不断，被不堪这种噪声骚扰的他们，决定等到天亮就离开家。他们是绕过一个一个的街垒徒步走到我家的。随他们来的我的表姐，因遭不幸而一直头脑混乱。她亲眼看到丈夫之死和女儿被强暴。我的姐夫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只知道埋头工作，但他本人已不复存在。现在我才无比清楚地意识到，一个勇敢的女伴虽然在革命时期可以大力支持你，但如果她是一个胆小怕事的母鸡，即使有一颗鸽子的心，也是一个令人头痛的累赘。使我特别不耐烦的是：我的表姐只哀叹自己的悲惨命运，而一点也不涉及国事。她是一位感情容易外露，但没有深度和广度的女人。总的说来，她是一位非常善良而又心灵也很纯洁的人，但她的精神有点狭隘，她的心有点冷漠，并把这样的精神和心，紧紧地压在 [95] 一种并不害人的个人主义之中。这种个人主义使她只为善良的神、善良的丈夫、自己的儿女，特别是自己的健康而生活，对其他一切毫不关心。她是一个可能遇到的最善良的女人和最不好的公民。
我想赶快使她从当前的状态中摆脱出来，也使自己从她给我造成的困境中解放出来。我向她提议，把她送到离我家并不太远的凡尔赛铁路乘车离开巴黎。她很怕留在巴黎，但也很害怕离开巴黎，继续叙述她的忧虑而下不了决心，使我也一筹莫展。最后，我几乎是强制地把她及其家属安安全全地带到火车站的站台，把他们留在那里就返回市里了。
在我回来的路上经过阿弗尔广场时，初次见到当时大概已布满巴黎的国民自卫军的一个营。这些士兵精神不振，以迟疑不决的步伐前进，一些流浪汉在道路两旁跟着他们，高喊“改革万岁！”。士兵们也以同样的呼声回答他们，但声音沙哑 [96] ，有点不是情愿。这个营是由我们街区的人组成的，其中的大部分人都认识我，可我对他们连一个人的名字也叫不出来。他们把我围上，争先恐后地打听消息。我告诉他们：我们要做到他们渴望得到的一切，内阁已经换了，大家所非难的一切弊端将会得到改革，目前存在的唯一危险是人们任凭现状长期拖下去 [97] ，而阻止这样下去才是国民的义务。我非常清楚，他们听不进去这种劝告。他们对我说：“先生，你说的也许对。既然政府因自己的错误而陷入困境，那就让它尽其所能摆脱这个困境吧！……”我对他们说：“这不好！你们不认为现在应当采取行动的不是政府，而首先是你们本身吗？ [98] 如果巴黎陷入无政府状态，全王国就都混乱了，你们认为只有国王受不了吗？”我谁也未能说服，只引出如下的令人惊讶的愚蠢话语：错误是政府犯的，危难也由它自己去受。我们不想为把事态弄到如此险恶地步的人去进行屠杀。但是，这完全是18年来一直怀有各种贪婪愿望的中产阶级的观点。舆论的主流终于通过这个阶级本身的表现而形成，谴责这个阶级受到政府的厚爱，以致宠得它敌对起政府来了。
这时，我产生一个以后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的感慨：在法国，历届政府总是犯有把支撑点放在一个阶级的排他利益和利己心上的错误。这种情况只有在人人都特别关心国家，而虚荣心少于我们的国家，才能获得成功。在我国，当政府已经不得人心的时候，那个使它失去人心的阶级 [99] 的成员，就宁可选择在特权问题上同全体大众一道诋毁政府，而不是保护自己的特权的道路，并因此而高兴。比我们现在的中产阶级高明得多，也有十分强大的团结精神的法国旧贵族阶级，早已提供这样的例证。他们最后以令人称快的态度谴责自己的优越地位，怒斥自己所维护的弊端。因此我认为，从各方面来看，在我国今后为保存政府而可以采取的最有效办法，是实行良好的治理，特别是按全体人民的利益进行统治。我还要指出，即使现在采取这个办法，国家也一定能长治久安。
随后，虽然还没有接到开会时间的通知，我想大概是11点开会，便立即赶奔议会大厦。我发现，查理十五世广场还没有群众，但已被几个享有特权的骑兵团占据。当我看到这支部队人数如此众多，队列如此整齐的时候，我就确信他们所以撤离大街，是人数众多的部队包围杜伊勒里宫和议会大厦并保卫它们。在方尖碑形的纪念塔下，由一位陆军少将率领他的全体参谋人员一起骑马布阵在那里。我走近一看，这位将军原来是贝多 [100] ，他由于运气不佳不久以前由非洲调回，后来参加颠覆七月王朝的活动。在这前一年，我在君士坦丁与他有过数日的交往。结果，从那以后我们之间有了一段友谊。贝多很快就认出了我，立即从马上跳下来，跑到我跟前，以马上就让我知道他的激动心情的样子伸出手来同我握手。他的话更使我觉得他的心情十分激动。我对此并不吃惊，因为我一直认为，军人在革命的日子里最容易头脑发热，一般也最容易暴露出弱点。 [101] 他们习惯于同组织精良的兵力对峙，手中握有被动的 [102] 兵力；面对手无寸铁从而不会伤人的公民制造的群众暴乱危机 [103] ，看到自己的士兵执行命令犹豫和串通起义者时，最容易狼狈不堪。毋庸置疑，贝多就狼狈不堪了。谁也不知道这种狼狈状态的结果会是什么样子，议会大厦是怎样被一大群人在可能被守卫议会的骑兵以手枪击中的条件下侵入的，随后又怎样宣布废黜国王和选举临时政府的。贝多在这必然要来的一天所起的作用，对他来说是不幸的，然而却具有重大的影响。因此，我要先用几句话来谈一谈他的为人及其行为的原因 [104] 。在这个事件之前和之后，我们都曾不断来往，所以我能以知情人的身份来谈他。不错，有人给他下达过不许战斗的命令，但他为什么执行了一个非常的、根据情况也可以不执行的命令呢？
贝多绝不是胆小怕事的人，甚至可以说不是优柔寡断的人，因为他一旦作出决定，就会非常坚定地、冷静地、勇往直前地奔向目标。但他也有慢条斯理、不相信自己、不敢冒险和难以想象的怠惰 [105] 的毛病。他总是在做一项工作的时候从所有方面考虑如何行动，先从[所想到的]最难处开始，以致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左思右想、不快速行动和空放议论方面。此外，他还是一个正直、稳健、慷慨、仁慈的人，这对在非洲打了18年战争的人来说，是难能可贵的；他为人谦逊，品行端正，诚实，甚至心软慈悲，是军人中间和其他地方极为罕见的好人。他当然不乏见义勇为之心，因为他的勇气经过各种考验。他更不会有受不良动机驱使的背叛。因为他与奥尔良家族没有关系，所以他不可能像他的最好朋友们那样，甚至更不可能像这一族的一些创始人那样背叛这一族的王公。他的唯一不幸，是他卷进了一场规模巨大的事件，要处理好这一事件要有天才，尤其是特有的革命天才，而他只有一般的才能。这种天才主要是随着情况的变化采取行动和能够适时地改变行动。有关二月革命的一些回忆录，对于贝多将军的生平进行了恶毒的攻击，使他的内心受了重伤，而且通过人们一再谈论和叙述这一时期的事件，这个伤更加重疼痛。
在他正向我说明他的困惑，表示反对派应当成批地走向街头，以自己的演说平息人民的激愤的时候，一大帮群众穿过香榭丽舍大街的街道树丛，沿着大道向我们这边走来 [106] 。贝多一看这些人走来，便拉着我冲着他们走去，步行到离他的骑兵部队100多步的地方停下，开始向他们发表演说，我从未见过一个腰上挎着军刀的人 [107] 发表这样的演说。
在他继续演说的时候 [108] ，我发现听众正形成一个大圈慢慢地靠近我们，很快把我们包围起来。我的视线穿过前面的第一排人墙，非常清楚地看到后面的人开始骚动，而且突然听到群众当中低声喊着“这小子就是比若”的危险口号。于是，我把身子靠向将军的耳旁，小声向他说：“我对于群众运动比你有经验。请你听我的，赶快回到你的马所在的地方；若是再停在这里，不到5分钟你就会被杀或被擒。”他听了我的话，并巧妙地采取了行动。方才还准备接受他的说教的这群人，在他离开后立即开始捣毁香榭丽舍大街的哨所。我自己费了一番周章才从他们当中脱身。他们当中的一个像似属于工业的中产阶层的又矮又胖的人问我去哪里，我回答说去议会。为了表示我是反对派，又补充说：“改革万岁！您不知道基佐内阁已被推翻了吗？”他一边指着杜伊勒里宫，一边用逗我的口吻回答说：“先生，我知道，可我们想得到的比这个要多。”
[1] 我第一次充分感到
[2] 我看见
[3] 安茹·圣—奥诺雷大街48号。
[4] 弗朗西斯·德·科尔塞勒（1802—1892），奥恩省的众议员，1839年以后连续当选数届，同托克维尔同属于迪福尔派，前后出任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曾两次出使罗马（1848年和1849年），第二次出使时得到他的好友托克维尔的支持。12月2日政变后离开政界，皇帝垮台后又复出。
[5] 历史的事件是各不相同的，而过去对现在也只有一点点价值……
[6] 一丝不苟地
[7] 我不知道这一天是怎么熬过来的，而只是在穿过这一寂静的空间时觉得十分激动。
[8] 栏外旁注：
主要重述与迪福尔有关的事情。
对博蒙亦然，
有许多小的细节，我几乎都能按与他们见面谈话时那样回忆出来。
[9] 爱德华·德·托克维尔（1800—1874），曾任查理十世的侍卫，1830年离开军界。1829年，与法国的显贵、法兰西银行董事、荣誉勋位获得者奥古斯特·亚历山大·奥利维埃的次女亚历山大丽娜·德尼兹·奥利维埃结婚。
[10] 封闭在
[11] 嘶哑而含混不清
[12] 这样长期下去
[13] 我愿意向你们建议，你们自己现在已先于政府行动起来。我认为，“如果巴黎陷入无政府状态……”
[14] 它所宠爱的阶级
[15] 阿方斯·贝多（1804—1863），1836年以营长军衔派往非洲，一直待了10年，其间参加过多次战役，军阶迅速提升。1844年9月被任命为师长，后来担任君士坦丁省的驻军司令。他同拉莫里西埃合写了一部关于移民的报告，于1847年印制成册，其中一卷的书名为：《奥兰省和君士坦丁省的移民方案》，受到参议院的重视。托克维尔在1846年旅游阿尔及利亚期间结识贝多。他曾暂时代理阿尔及利亚总督，1847年9月奥马尔公爵接任总督后，他回到法国。被比若元帅派去镇压2月24日起义，他在查理十五世广场对待起义者的态度，后来使他受到严厉指控。他被临时政府任命为巴黎的城防司令，4月接受阿尔卑斯军第1步兵师的师长任命。在六月事变期间负伤，先后出任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的议员，会上投票赞成右翼共和派。他在政变中被捕，1852年1月被放逐，流亡在比利时，1859年大赦后回到法国，居住在布列塔尼，依靠全额的养老金生活，直到去世。
[16] 栏外旁注：我要求贝多详述对这些事情的看法。
[17] 听从指挥的
[18] 喧闹多变的危机
[19] 动机
[20] 和不作即兴发挥的事情
[21] 向我们这边的查理十五世广场走来
[22] 一个人把军刀推向身后
[23] 栏外旁注的简要异文：既爱行动又爱[讲话]的人……说话能力的最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