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熊彼特此书，如他本人所说，是他对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几乎40年思考与研究的成果。正如他在最早的序文中表达本书主旨时指出：“社会主义形式的社会将不可避免地从同样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解体中出现”，但后来在增入本书第三版的题为《大步进入社会主义》的一篇论文中，熊彼特对这个直率预言作了一些修改。他以十分明确的语调否认他试图预言未来，声明他的研究是对“观察得到的趋势”的分析，这些趋势将依据不同的抵抗和相反趋势的力量，有可能产生形形色色的结果，而抗拒与相反趋势的力量是很难甚至不可能预见的。这次他的结论是，“资本主义秩序倾向于毁灭自己，而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可能的继承人”。

自从熊彼特进行他的研究迄今，几乎又有40年过去了，他对那些“观察得到的趋势”的分析显得有多少道理呢?首先，资本主义以什么方式倾向于毁灭它本身?根据熊彼特的见解不是因为资本主义产生不能解决的经济问题。本书写于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接近结束之际，他直率地反对普遍认为即将出现资本主义经济崩溃的观点。特别是，他强烈地反对他称之为“投资机会消失的理论”，这个理论认定，资本主义有一种经济停滞的长期趋势，那是利润率下降和缺乏新的有利投资与有利经营企业机会的结果。在熊彼特的心目中，资本主义将被它的经济成功而不是被它的经济失败杀死，因为这些成功造成一种不利的社会与政治气候，或者如他所说，造成一种“几乎普遍地仇恨它自己的社会秩序的气氛”。

在产生这种反资本主义看法中有三个过程是重要的。第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本身破坏熊彼特认为是资本主义基本特征的创业或创新的机能，因为大企业的技术进步和官僚式经营往往使创新成为日常例行的事情，并以专家委员会和专家小组的活动代替个人的创造性。第二，资本主义毁坏从先前社会形式存活下来的保护层——士绅、小工商业者、农民和其他阶层——并削弱个人所有权来支持现代公司中那种较分散的所有制，从而侵蚀了它自己的制度基础。第三，资本主义鼓励一种理性的和批判的心态，它最终反过来反对自己的社会制度，它造就巨大的知识分子阶层，由此大大支持了这个过程，据熊彼特看来，知识分子“在社会动乱中有既定利益”。

20世纪30年代末以后时期所发生的事件，为熊彼特的论点提供了一些支持。毫无疑问是战争使资本主义有可能从衰退中开始恢复，但在它战后的发展中，并没有什么停滞或迫在眉睫的崩溃的迹象。即使70年代中期的衰退，现在也开始表明只是暂时性的挫折，整个战后时期，经济增长速度特别快。这种增长在50年代和60年代是如此明显，当时“富裕社会”的理论日渐普及，以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激进批评往往从经济分析移向文化批评，这样的转变，在马库塞的著作中和在60年代后期激进运动的思想中表现得最为鲜明。就在这段时间，“文化革命”和“反文化”的理论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在当时激进运动中知识分子发挥的很大一部分作用可以认为与熊彼特所说的资本主义衰落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正好一致。

但还有某些重要的差异。以往10年里的许多激进批评，并未使资产阶级理性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而是更倾向于向任何形式的高度有组织的工业社会(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中科学和技术思想所体现的理性主义观点的思想意识优势地位挑战。这个行动并未扩散开来形成普遍反对资本主义，而往往把从事文化批评的知识分子阶层和大部分主要关心经济增长因而关心进一步发展和使用科学技术的大部分人区分开。从这个方面说，可以这样认为，普遍敌视资本主义的思想并没像熊彼特想象的那样增长和扩展，而是主要被较快经济发展所遏制，也就是说，被新的经济“成功”所遏制。

而且战后的趋势、尤其是近些年的趋势，对熊彼特的分析提出某些其他怀疑。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继续存在依靠创新和扩展，可以这样说，在为了保护自然资源必须限制经济增长率的条件下(包括限制人口增长和使用能源等)，这样的扩展很可能越来越困难。在这些考虑之外，还可以加上对继续以过去几十年获得的速度进行技术创新的可能性，和出现过去由铁路随后由汽车发展所提供的那种规模新投资机会的可能性的疑问。熊彼特论述了一些这样的问题，但与现在发生的状况十分不同，他对资本主义经济前景的看法，甚至他对他关心的大约40年的中期未来前景的看法，可能显得过分乐观了。

无论如何，资本主义的衰落(不管如何发生)并不招致社会主义社会的出现，而熊彼特认为社会主义是“很可能的继承人”的观点是以这样的论点为根据的，大意是经济过程倾向于使本身社会化。他进行分析的现代社会发展体系有三个阶段，我们可以称之为进取的资本主义、有组织的或官僚结构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从一个阶段到下一个阶段的过渡是作为经济变化的后果来到的，在这些变化中最重要的是那些创建以现代科学和合理管理为基础的大实业公司的那些变化。应该注意，熊彼特为社会主义下的定义只是作为一种经济制度，“一种由中央当局控制生产手段和生产本身的制度模式……或者说，原则上社会经济事务属于公有范畴不属于私有范畴”。他在论述中把社会主义的文化目标搁置一旁，以带几分骑士的风度谈到他称之为“社会主义文化不确定性”的东西。结果是，在他的分析中从不思考社会主义是一场阶级运动，它要求消灭和缩小阶级差别，从而获得更大的社会平等，把人民群众从统治阶级强加的抑制中解放出来。熊彼特只关心社会的经济改革，而当他查究社会主义能否发挥良好作用时：他的意思是指社会主义在经济上是否有效率和能否增加生产。

这样看待社会主义运动是非常狭隘的观点，也是夸大社会主义文化多样性的观点。现代社会主义尽管形式多样，可以肯定的是，它们集中关心的是与社会平等和个人自主与自决有关的问题。另一方面，社会主义者中很少有人把社会主义等同于中央集权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或者更广泛地说，把社会主义只想象为一种生产模式。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说出社会主义的特性，较适当的是指出它是一场人类解放的运动，在这场运动中，经济制度改造只是一个要素，它本身使建设不同类型的社会制度有多种多样的选择。

熊彼特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的论述也有点儿狭隘。在用经济术语为社会主义下定义同时，他为民主下了个经济性质的定义，把它想象为类似市场的制度安排。在那样的民主中，不同的集团和个人——相当于企业和企业家——争取选举人，即政治“消费者”的选票。熊彼特特别强调经济与政治组织之间的这种相似性，为了说明这点，他援引一位政界人士的话，大意是“生意人不懂的东西恰恰就是他们做石油生意而我做选票生意”。这个仅仅是选举政治领导人的方法的民主理论(马克斯·韦伯在他后期政治著作中已经表示过这个想法)是作为替代熊彼特反对的“经典理论”的理论提出来的，根据经典理论，民主包括关于公民参与政治生活和关于政治领袖与人民之间关系的性质的特定政治理想。

熊彼特并非总是十分严格地坚持他自己的概念，这一点是确实的，他在论述资本主义形成和现代民主出现之间的历史性联系甚至偶然关连时，他介绍的理性行动、个人责任心、自我约束、容忍等等思想，看来更确切地是属于经典理论。可是，把民主看做争取政治领导权，看做是对任何社会或政治目标没有明确实质的一种形式的观念依然处于中心地位；这种情况使熊彼特不考虑民主是一种历史现象，这个现象可以出现发展和扩大的趋势，也会出现停滞和衰退的倾向。熊彼特提到民主时，只把它作为一种机械，指出它“可行”或“不可行”，它的机能较好或较坏；在他的思想体系中，似乎没有办法检验一个社会的民主是较多还是较少的问题。

但正是这个民主扩大问题是整个上一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理论和实践发展中的根本要素，并在近些年来的“分享民主制”思想中找到新的表达。这个世纪的全部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均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旨在建立一个更民主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大部分人(尤其是迄今被排斥的人)将在以各种规模作出影响他们生活的决定中发挥更加直接和更为有效的作用，不管在工作单位、家庭和当地社区，或者在全国和国际范围都是一样。要这样扩大民主的困难现在已非常明显，那些社会主义社会的困难也一样多，在那里，经济落后、专制统治的传统、缺少先前的自由民主形式和单一政党的统治全都反对建立在社会生活各方面保证由人民真正自治的制度。

情况也可能是这样，如熊彼特提出的——后来许多批评社会主义的人追随使用他这个论据——中央集权的经济计划实际上有害于民主参与，往往产生权力完全集中在政治领导人和计划制订者手中，不管这些人选择任何手段。但这里，熊彼特在市场经济和中央集权社会主义之间(用近期作家的话说是市场经济和指令经济之间)所划的界线太刻板了。完全不允许有任何选择或替代。因为在大体上由中央计划的经济可能在决策中依然有相当程度的权力分散。此种权力分散的一个特色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出现，所以许多领域的经济生活的决定可能是由许多不同的活动中心作出的，而不是一律由上级布置的。在最近10年里，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此类发展以及遵循这个方向的某些实际经济改革，已经有过许多讨论。

权力分散的另一方面，熊彼特在简短评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社会化委员会时几乎只字不提，它就是社会主义经济中个人企业的生产组织问题。这里也有各种不同的选择，包括由上级或多或少全盘的独裁控制到南斯拉夫模式的自治管理制度。尽管南斯拉夫制度遇到了各种问题，在我看来，它构成公有企业可以存在的有前途的形式，代表20世纪为扩大民主参与社会生活最有意义的贡献之一。自治管理的思想近些年来影响越来越大，不论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工运动中都是这样，看来有可能，关于社会主义与民主或社会主义民主的争论将逐渐以这些条件以及关于现在已经可行的工人自我管理生产的历史经验为准则。

考虑到它的所有局限性，熊彼特把民主视作选择政治领导人方法的观念中还有任何巨大价值的东西吗?也许它最重要的特色(虽然这点不为熊彼特重视)是包含在其中的异议和反对的思想。竞选政治领导权使那些对他们在社会中所处地位不满或对社会政策总方向不满的集团有可能表达他们的批评意见和对那些眼下的政治领导人施加某种影响。但这仍旧不是保证社会可以接受批评和改革以及政策的决定不是用独断方式作出或不是为特殊利益集团服务的唯一重要手段。对于一个完全民主社会有效运作来说，至少有另外两件事是极端重要的：第一，要有尽可能多的公民参与决策，也就是说，他们应该有机会和经验在各种领域为他们生活的某部分行使政治领导权；第二，应当有各种各样的相对自治社团(包括国有工商企业)，在这些社团里可以实行这种自治管理办法，它们为对社会安排的持久而不受阻止的批评与改革提供基础。

熊彼特此书刚问世时获得的成功和它对读者持久的吸引力，我想可以用如下事实来解释：它对当代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伟大社会过渡时期进行了认真和全面的检验(并把有启发性的对马克思理论的批判性赞扬放在全书开端，作为对值得注意的过渡时间的唯一社会主义分析)，而不是因为书中对这个社会改革过程所作的那种性质的评价。熊彼特完全不欢迎社会主义的到来，他似乎和马克斯·韦伯一样，以同样阴郁的忧虑心情对这个问题作过沉思。但这个态度并不阻止他尽可能仔细和平心静气地分析那些使社会主义可能出现的趋势，而这种分析可能加强了他对某些形式社会主义出现的困难和危险的认识，社会主义思想家本身在经过多次受骗之后现在能够更容易地意识到这些困难和危险。

汤姆·博托默尔

布赖顿，197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