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西史东渐与中国史学演进（1840—1927》）作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即将出版，我感到十分高兴。著者赵君少峰希望我为之写篇序。这对我来说，并不轻松。但少峰的热情和诚恳，让我无法推辞。

这本书是少峰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完成的。博士论文从选题、开题报告到写成初稿以至最后定稿，作为他的导师，我很清楚其过程之艰辛。中国史学有几千年的历史，遗产异常丰富，传统极其厚重。然而至20世纪初，中国史学的面貌却发生了很大变化，迅速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其中的原因非常值得深思和研究。少峰的博士学位论文，实际就是从中外学术交流的视角，探寻中国近现代史学演进的过程和规律。应该说，这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前沿性命题，同时，也是一个颇具挑战性的论题。之所以这样说，一是过去的研究多从中国社会的变化、中国史家对社会的能动反映来叙述近代史学，而对西学东渐及其影响重视不够，致使近现代史学史线条单一，史学发展历程未能得到全面的反映，此项研究具有加强薄弱环节的意义；二是研究难度大，主要表现在资料分散且有很多属于稀见文献，不容易查找。幸运的是，已有学者在这方面做了富有价值的开拓性工作，如俞旦初先生的有关中国近代史学的论文，顾长声先生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研究，胡逢祥、张文建先生的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研究，熊月之先生的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研究，邹振环先生的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研究，李孝迁先生的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研究，以及张广智、李勇先生的中外史学交流研究，等等，他们的成果，都反映了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的新趋向。少峰的博士学位论文可谓是顺乎此学术“预流”的一个选题。尽管如此，挖掘和搜集新材料依然是此选题的最大难点，也是取得新突破的关键。少峰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但他从不畏难，经常奔波于北京师范大学与国家图书馆之间，矻矻以求，乐在其中。在撰写博士论文期间，他还发表了多篇与博士论文有关的专题论文，这使得他的博士论文做得从容而有深度。

本书论述的内容是从1840年至1927年的中国史学。1840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西方列强在这一年打开清朝的大门，中国从此开始由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一步一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1927年也很特别，这一年北洋政府倒台，南京政府建立，是民国时期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民国历史初期的结束。前者可视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发端，后者可视为中国现代史学的初步形成。本书论述的正是中国史学从传统经近代向现代转变的过程。

史学史分期与社会史分期当然不一定完全一致。但在中国，历史学受社会的影响很大，与社会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历史状况发生了变化，作为反映历史和积极能动地反作用于历史的历史学自然也开始发生变化。而且，自清朝嘉道之际始，乾嘉考据学已盛极而衰，新的学术思潮正在孕育，而鸦片战争导致的中国社会危机之深重则加速了学术新思潮的产生。因此，无论从史学自身的转变，还是从社会历史的变化看，把中国近代史学的上限定为1840年都是无可置疑的。

这里有必要对“近代史学”“现代史学”作一辨析。所谓古代、近代、现代都是表示时代的，而且是一种相对时代，是以书写者所处的时代为参照系做出的规定。早在战国时，《韩非子·五蠹》就有“上古之世”“中古之世”“近古之世”“当今之世”的划分。这个划分是以韩非子所处的时代作为参照系而定的。唐代的刘知幾在他的《史通》中也经常用“上古”“中古”（或称中世、中叶、中代）“近古”（或称近世、近代）来表示不同的时代。刘知幾的划分是以刘知幾所处的时代作为参照系的。刘氏的“上古”“中古”“近古”与韩非子所言绝非一个时代，因为二者的年代相距已近千年了。在现代中国的史学话语体系中，一般把1840年以前作为中国古代史的范畴，把1840年至191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范畴，把1919年至1949年作为中国现代史的范畴。当然也有观点主张1840年至1949年都属于中国近代史的范畴，其理由是，1840年至1949年，中国的社会形态基本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1949年后的历史为中国现代史的范畴。以上所谓的古、近、现之划分虽有些许差异，但放在历史的长时段看，这种差异可以忽略不计。由此可见，在现代中国史学话语体系下，对历史的古、近、现之划分，既考虑到年代的久远与否，又考虑到社会形态是否发生了变化。这样的划分方法，即使是在21世纪的今天看来，仍然是值得肯定的。当然，再过上若干年，这种古代、近代、现代的划分，肯定还要调整，因为时间参照系又将发生重大的位移。史学史的时代划分虽有自己的特点，不一定非要与中国社会史的时代划分一致，但不能脱离这个话语体系。“近代史学” “现代史学”如果译成英文，均可用modern history表达，但在中国史学史上，我认为它们仍有各自独立的必要。“近代史学”是指1840年至1902年的中国史学，现代史学是指1902年至1949年的中国史学。为什么把1902年作为中国近代史学和现代史学的分界点，这是因为1902年梁启超发表了著名的《新史学》，影响极大，所以可将之视为揭开中国现代史学大幕的标志。中国史学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不是一夜之间实现的，而是经过了一个嬗变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近代史学。中国近代史学主要由两条线索组成：一是传统的历史研究和编纂形式的延续，一是反映时代精神和应对社会危机的历史著述的不断问世，以及新的史学思潮、史书编纂形式的产生和发展。这两条线索不是截然分开，而是相互交织的。但总的来看，前者呈江河日下之态，后者则有蓬勃壮大之势。1902年《新史学》的横空出世，是近代史学期间新的史学因素由量变到质变的结晶。而现代史学的建设也不是一蹴而就，它经历了早期“新史学”、新历史考据学、历史阐释学等阶段。1927年可谓是中国现代史学规模初步形成的标志。对“近代史学”“现代史学”进行如此之区分，既立足于中国史学自身发展的特点，又兼顾到中国历史时代划分的因素，更加符合中国史学发展的实际情况，能够解决中国史学史研究中概念运用的纷乱问题。

少峰的《西史东渐与中国史学演进（1840—1927）》由《绪言》、正文六章和《结语》组成。《绪言》带有总论的作用，论述了中国近现代史学演进的主要动力、西史东渐在中国近现代史学演进中的地位、中国近现代史学演进的特点等，表明作者并未将自己的研究局限于揭示西学东渐对中国史学的影响的范围之内，而是通过对此问题的研究以更宽阔的学术视野全面地展示中国近现代史学发展的整体面貌和规律性。在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的论述上，少峰对概念的运用清楚、准确，注意传统史学、近代史学、现代史学的分别。正文六章依次为“1840年以前西方史地知识的输入”“1840—1860年西史传播与史地观念的变革”“1861—1894年西方史学著作译介与史学研究内容的扩展”“1895—1901年历史译著的新动向与史学现代转型的加速”“1902—1911年世界观念与民族主义影响下的‘新史学’初步建构”“1912—1927年异彩纷呈的西方史学输入与中国史学的多途发展”。这六章是根据西学东渐的内容特点并结合了中国近代历史的阶段性、中国史学的变化而做出的划分，清晰地展示了西学东渐对中国史学演进的影响。中国近现代史学的演变，与中西文化交汇、西方史地知识的传播关系密切。19世纪早期，西方传教士在南洋所办的中文期刊，登载西方的史地知识；他们出版的西方史地著作，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对西方世界的了解。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在通商口岸的译书活动，一些重要的历史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带来了更多的西方文化。洋务运动时期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翻译的众多西史文献，驻外使节、留学生带来的西方观念，中国学人走出国门，在亲眼目睹、亲身考察基础上所写的外国史著，都反映了中西学术交流背景下中国史学的逐步变化以及所蕴涵的现代史学气息。本书以丰富的史料，论证了在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之前，中国史学已经引介和融合了大量的西方史学知识，揭示了中国史学现代转型的西学因素。《结语》是对正文的总结和升华，进一步增强了该论题研究的理论趣味。本书丰富了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内容，对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研究，具有推进的意义。

作者在研究方法上自觉运用辩证思维，注意把不同阶段的西史东渐状况置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国国内形势下进行考察，分析史学与社会、外国史学与中国史学、史书的内容与编纂形式、历史观与史学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诸多矛盾运动中，探析史学的演进和发展。在资料运用上，除了常见的史家传记和史著，更注重发掘报刊、笔记、日记、回忆录、档案等材料。在研究的全面和重点方面，做到了统筹兼顾。在研究范式上亦有新颖的呈现。

少峰跟随我在北京师范大学读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业研究生六年：2005年9月至2008年7月读硕士研究生，2008年9月至2011年7月读博士研究生，分获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读研期间，他一直担任学生干部，颇有组织才干。博士研究生毕业时，在京某高校希望他到该校从事行政工作，但他研究学术日渐感到兴味，遂放弃留京机会，而到母校山东聊城大学从事教学与科研。几年来，他在学术上又有很大的长进：学术兴趣浓厚；读书、研究，干劲十足；在国内史学史专业80后学者中，崭露头角，日显实力。我为他取得的成果而高兴，更希望他立志高远，再接再厉，取得更大的成绩。是为序。

2018年5月22日

撰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