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约翰·缪尔的自传和他的自然观

逝世前，约翰·缪尔（John Muir，1838-1914）未能完成他要写出五卷本自传的计划。事实上，他在生前只写了一卷，即《我的童年和青年时代》（The Story of My Boyhood and Youth）,且出版的时间很晚（1913年）。但通常人们也把他另外的两部书看作自传，即1911年出版的《我在塞拉的第一个夏天》（My First Summer in the Sierra），以及1916年出版的《千里走海湾》（A Thousand-Mile Walk to the Gulf）。前者是他在1869年6月到9月的日记，出版前曾经过他加工整理；后者是在他死后两年，由其遗嘱执行人威廉·巴德将其在1867年9月至1868年元月的日记整理成书的，意在填补前两部书在叙事时间上的空白。而《我的童年和青年时代》，如果没有他的朋友爱德华·哈里曼（Edward Harriman，1848-1909）——著名的铁路大亨的直接干预，恐怕永远也不会问世。

1899年，哈里曼曾组织过一次为期两个月的从西雅图到西伯利亚的航海旅行。哈里曼此行的目的是休假狩猎，但同时也想利用他的巨大的豪华游轮，进行一次科学考察，全部费用由他负责。他委托当时的国家农业部的经济鸟类和哺乳动物局局长邀请各类专家。考察团由20多名精心挑选的美国顶尖的科学家、作家和艺术家组成，除了哈里曼夫妇及其5个子女之外，随行的还有医生、护士、猎手、导游及各类服务人员，共126人；约翰·缪尔也在其中。

早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缪尔就已是蜚声两岸的植物学家和地质学家及国内多个重要报刊的撰稿人了。但在1880年婚后，缪尔曾中断写作，变成了一个成功的果园经营者。1889年，已过天命之年的缪尔果断地缩小了经营，重新出山，决心为保护荒野而献身。缪尔的复出，正好迎合了19世纪末美国资源保护运动的浪潮，他的自然保护主义思想赢得了广泛热烈的响应。在著名杂志《世纪》月刊编辑罗伯特·安德尔伍德·约翰逊的协助下，缪尔成功地将自己推入了社会。他撰写文章，出书，游说，积极呼吁和推动着国家公园和森林保护区的建立和立法。此前，他已有过两次阿拉斯加的旅行，就在接到哈里曼的邀请之前不久，还刚在《世纪》月刊上发表了两篇关于阿拉斯加的文章。起初，缪尔对这个邀请有点不以为然，因为他不能肯定哈里曼及其他科学家是否是最好的旅伴。但最终，禁不住阿拉斯加的诱惑，还是接受了邀请。事实是，在哈里曼的豪华游轮上度过的两个月中，缪尔不仅与众多科学家相处甚洽，甚至还赢得了哈里曼的孩子们的欢心，并与哈里曼本人也成了朋友。

有趣的是，缪尔与哈里曼的友谊竟是从缪尔对哈里曼的揶揄开始的。按照缪尔的自然观，一切动物都有和人一样的生存权利，因此，对哈里曼的狩猎极度不满。在旅行中，当哈里曼成功地猎取到一头母熊和一头幼熊时，缪尔惊骇极了，他甚至要哈里曼的孩子们发誓，他们自己将永远不会去射杀任何别的生命。有一天晚上，船上的科学家们聚在一起，同声赞美主人的慷慨乐施。就在他们高声感谢富裕的主人对科学事业的支持的时候，缪尔插进话来。他说：“我觉得哈里曼并不很富有。他的钱没有我多。我拥有我希望的一切，他却没有。”有人把这话传到了哈里曼耳中。晚饭后，哈里曼坐到了缪尔旁边，诚恳地说：“我从来不在乎钱，除了把它当作工作的实力。我最欣赏的是创造的力量，和大自然一起去做好事，有助于为人和野兽提供食品，并让每个人和每个事物变得更美好一点，更愉快一些。”哈里曼的真诚挫败了缪尔的锐气，同时也让他对这个富人有了新的认识。用唐纳德·沃斯特——约翰·缪尔的最新传记的作者——的话说，这位企业家并未接受贪婪应当受到节制的概念，但是“他为资本主义设置了一个道德目标——促进自然和人类的福祉”[《情寄自然：约翰·缪尔的生平》（A Passion for Nature: The Life of John Muir），牛津出版社，2008 ]。

毋庸说，无论在自然观或财富观的价值取向上，哈里曼和缪尔之间的差异都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缪尔从哈里曼的话中感到了一种追求。在哈里曼看来，他的不断扩大的铁路网就是对人类实现美好世界追求的协助；而钱，只是他实现追求的工具。他为这种追求所怀有的热情和执着，感动了缪尔。热爱自然的缪尔从来不否认技术和进步的意义，他只是希望，人们在用技术取得进步时，不要忽略自然的美。他希望在这一点上——或者他确实也这样认为，哈里曼能和他取得一致。因此，尽管他既不认同那种血腥的狩猎，也不把对财富的追求看作终生的目标，却能在以后的十年中，一直和哈里曼保持着真诚的友谊，直至后者去世。

缪尔的这种和而不同的交友态度，使他广泛结识和联合了政界、商界、科学、文学、艺术等各领域精英，博得了普遍的信任和尊重。他的自然保护主义思想，通过他的生动流畅的文字和坚持不懈的院内外活动，不仅在社会上引起了热烈反响，而且影响到国家政府有关自然保护的立法和实施。甚至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1858-1919）也和他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罗斯福曾在1903年来到西部，并和缪尔一起在约塞米特山区度过了四天。他们一起骑马，步行，在积雪四英寸的野外露营，夜里在与飘舞着的雪花交相辉映的篝火旁畅谈……；当然，缪尔也曾直言罗斯福，为什么不能放弃他的狩猎喜好？这次旅行之后，罗斯福曾对人说，约翰·缪尔的谈话比他写的还要好，“他总是能对和他有过私人接触的人产生巨大的影响”。离开山区的第二天，罗斯福便决定将塞拉保护区向北延伸至沙斯达山。

缪尔声名迭起。在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他不仅是来自各界的读者所欢迎的作家，而且也是国内众多“绿色”人物所拥戴的领袖。热情的读者和朋友们渴望了解缪尔盛名背后的故事—他的成长历程，他在洞察世界中的经验和教训，因此特别希望他能在有生之年用回忆录的形式把这些记录下来。在众人的呼声下，缪尔晚年也曾有过撰写自传的计划，但是并不积极。他认为，自己的生活一直是“顺利、正常和合乎理性的”，没有任何“辉煌的令人兴奋的惊险”，因此不值得去大书特书。

1908年4月21日，缪尔在孤独中度过了他的70岁生日。那位理解他，并无条件支持他的事业的妻子，已在三年前抛他而去；两个女儿亦都出嫁，有了各自的生活。尽管已是春天，几个月来被咳嗽、发烧所困扰着的缪尔似乎还被笼罩在寒冷多雨的冬天的阴影之下。第二天，他给远在亚利桑那的那个他最钟爱的粗心的小女儿写信，悲哀地将自己比作一个被抛弃在自己住所的“高龄老小孩”，字里行间流露着令人心酸的寂寞和无奈。缪尔的很多朋友都很担忧，甚至担心他再也写不出书来了。他们也愿意提供帮助，但由于多种原因，皆缺乏实效。

同年夏天，爱德华·哈里曼向缪尔发出了邀请——请他到自己在加利福尼亚和俄勒冈交界的一个湖边别墅度假。名曰度假，实际是哈里曼要在他的这个僻静简朴的二层圆木房里督促缪尔写作。哈里曼派了一个男秘书跟着缪尔，随时记录缪尔的谈话；缪尔则沉浸在对早年生活的回忆之中。雷厉风行的哈里曼不允许任何借口的停歇，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缪尔尽快出书。三周后，缪尔回到家里，开始陆续收到来自那位秘书的笔录和有关资料。遗憾的是，这只是一些散乱无序的原材料，要真正成书，还需大量的工作。1913年，缪尔在哈里曼的湖滨别墅的回忆，终于以《我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为题出版了。但是，哈里曼已在1909年逝世，未能看到这部书。这位企业巨头，曾经想促使缪尔以他建造铁路的速度来写作，未能成功。但是，没有他，没有其他朋友对自己所倾注的真诚和友谊，缪尔恐怕永远都不能从那种低沉抑郁的情绪中摆脱出来，并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仍然笔耕不辍。1914年逝世前，缪尔仍在病中坚持工作，每日自清晨7点，直到夜里10点；临终时，床边还放着《阿拉斯加旅行记》的手稿。

《我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一出，即以其独特的题材和风格，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aegie， 1835-1919），同样是来自苏格兰的移民的儿子，和许多读者一样，成了缪尔的追捧者，还特别向缪尔赠予了自己的传记——一个从学徒到大亨的故事。显然，缪尔自强不息的精神在他的这位苏格兰老乡那里获得了共鸣：他们都来自社会底层，都有过艰苦的童年和青年时代，都是通过自我奋斗而出人头地。缪尔的故事成了许多移民子女奋发图强，追求美国梦想的榜样。但是，缪尔的自传所传递的信息远不止这些。

和卡内基的传记不同，缪尔在书中讲述的不是对财富的追求，也不是在财富积累过程中如何捕捉机会的经验，而是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和一般的传记也有不同，出现在他书中的角色，更多的是动物，而不是人物。书的一开头就说：“当我还是苏格兰的一个小男孩时，就喜爱所有野生的东西……”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曾如何和小伙伴们一同在苏格兰的海边寻找鸟巢，观察各种鸟蛋的颜色，聆听空中云雀的歌声；如何在广袤的威斯康星荒野中奔跑，为那些看得见或看不见的生命欢腾呼叫。松鸡、蓝鸟、啄木鸟、山雀、知更鸟……，它们的羽毛颜色，嗷嗷待哺的雏鸟的姿态……，都深深地留在缪尔的记忆中。那些在农场四周森林中出没的麝鼠、浣熊、獾子、鹿，甚至黑熊，使缪尔惊叹不已：“啊！壮丽的威斯康星荒野！”

空旷的原野赋予了他广阔无垠的想象的空间。缪尔深深地感到，和学校的教育不同，“荒野教给我们的每一课都是爱的课，不用鞭笞就深入我们的心田。”从大自然当中所获得的丝丝暖意，使缪尔能够怀着温情去关注他周围的生命，除了野生的动物，那些驯养的牲畜，还有那些与缪尔日日相随感情至深的伙伴。在书中，他曾详细地描述过他家的牛、马和狗。在写到他家的一匹驮马诺波时，他说：“它是我所知道的最忠诚、最聪明、最喜嬉戏、最通人性的马。”并认为，“男孩子们在农场生活的最大优越性之一，就是能了解那些与人相伴的动物，知道去尊重它们，爱它们，甚至赢得它们的某种爱。这样一来，神圣的同情心才能得到成长和光大，并且远远超越了那些在教堂和学校的教导。”缪尔这样深情地回忆他周围的那些动物的故事，是要告诉读者，在我们的生活中，不仅有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包括与其他生物之间的关系。

不过，我们一定不要忽略，尽管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缪尔对各种动物的同情心也越来越强烈，但是，青年时代的缪尔，并不具备他在成年后所坚守的一切生物都享有和人同等的权利的思想——就像他反对罗斯福、哈里曼的打猎那样；他和其他美国人一样热衷于狩猎这种户外活动。在自传中，缪尔专门有一章是讲他在农场时打猎的经历的。但是，就在他不无骄傲地说起他高超的枪法和几个离奇的打猎故事的中间，我们发现，他突然插入了一段文字：“当尊严的人变得真正富有人性，知道将他们的动物伙伴置入心中，而不是放在背上作衣裳，或摆上餐桌当食物的时候，一个更美好的时代肯定就临近了。同时，我们也可能学会用一种清白纯真的生活去取代那种令人作呕的血腥的行为方式。”这是晚年的缪尔对其早年行为的忏悔吗？我们不能肯定。但是，无论如何，缪尔并不否认自己在年少时的无知。

书中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年轻开朗、热爱大自然的缪尔，勤劳而善良，活泼而顽皮，有时甚至还有男孩子常有的恶作剧。我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在壮丽的威斯康星荒野中，缪尔的生活也应当充满着阳光。很难想象，缪尔竟然是在暴力的阴影下度过他的青少年时代的。他有一个严厉而专制的父亲。缪尔在自传里为数不多的人物中多次提到他——一个狂热的加尔文教派信徒，不仅用基督的训谕，同时也按苏格兰的传统，用皮鞭管教着他的儿子。在农场劳动的十年当中，从父亲那里，缪尔从未听到过一句赞美或鼓励的话；在他生病或受伤时，也从未得到过任何安慰或让他休息的允诺；相反，他往往会因为一个小小的过失而受到严厉的惩罚，鞭打是家常便饭，缪尔对此不无怨恨。最让他寒心的是，当他22岁，最终要离家去闯世界时，他曾请求父亲在他需要时给他寄点儿钱，他得到的回答却是：“不，一切都靠你自己。”

缪尔怀揣着离开苏格兰时祖父赠送的一枚金币和自己开荒种地换得的几个美元上路了。他挣脱了专制的父亲的控制，获得了人身的自由。但是，去哪里？做什么？缪尔并不明确。1860年，缪尔进入了威斯康星大学，在麦迪逊度过了四年。实际上，除去他回家和打工挣学费的时间，他只上了两年半大学。关于这个时期的生活，书中不尽其详。我们只知道，他在大学选修了几门自己最感兴趣的课程，其中就有令他无限欣喜的植物学；同时，他也热衷于发明。他渴求更多的知识，却仍不能确定自己要从事的职业。1864年，他离开了美丽的校园。这一年，缪尔26岁。至此，《我的童年和青年时代》结束了。

为什么要离开大学？缪尔从未解释。三年之后，“1867年9月1日，我终于迈开了双脚，开始了前往墨西哥湾的一千英里徒步旅行（从印第安纳波利斯出发），自由而且愉快。”“我的计划是沿着我能发现的最荒无人烟的、树木最茂盛的和最少人迹的路线一直往南走，有望走到最大规模的原始森林。”29岁的约翰·缪尔在日记中如是说。这部记录了他前往墨西哥湾旅行的日记，即是后来整理成书的《千里走海湾》。

这时的缪尔，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穿着家织布衣服在麦迪逊博览会的人流中茫然无措的乡下小伙子了。如果说，七年前的离家出走，只是一种人身的解脱，那么，现在，七年后，生活的磨炼和知识的积淀，又使他摆脱了精神上的束缚。很长时期以来，缪尔一直在职业上摇摆不定。他热爱自然，尤其对植物感兴趣，但是他也爱发明。他在机械上的天才让很多人相信，如果他坚持，就很可能让自己像他的苏格兰老乡瓦特——蒸汽机的发明者一样出名，像卡内基一样富有。稳定的收入，温暖的家庭，似乎是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准。这一切都吸引着缪尔。但是，一场意外的工厂事故让缪尔终止了摇摆：他几乎变成了盲人，这让他在黑暗中度过了四周时间。黑暗中的思索让他明白，生命是短暂的，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因此，视力一恢复，他便做出决定，要用自己有限的生命去探索大自然，要从“大量的野草的朴实的心中”探知生命的奥秘。他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写道：“上帝有时为了给我们教训几乎会杀了我们。”他不再犹豫，他要珍惜有限的生命，珍惜那些可能会失去的东西。缪尔愉快地出发了，背着一个只装了一套换洗内衣和几本书的行囊，及一个自制的标本夹。他知道，前面会有不测，会有艰险——这些，事实上，在以后的路途中都发生了。但是，没有什么能够阻挡缪尔。

缪尔打算一直走到亚马孙河的源头，然后沿着著名的德国科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1769-1859）的足迹，探索热带雨林，进行他的植物学研究。在书中，缪尔描述了沿途的景观以及内战后乡村的破败景象，几次路遇强人化险为夷的经历，以及与不同人种、不同性别及不同职业的人的相识与相别；但最令人瞩目的、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形形色色的植物与动物的观察和心得。

缪尔是在浓重的宗教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传统的苏格兰小学教育和父亲的皮鞭使得缪尔在11岁时便能将大部分《旧约》和全部《新约》背诵下来，每周日的教堂礼拜和主日学校也从不可缺。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阅读面的扩大，尤其是和大自然的接触，早已使缪尔对基督教的哲学和信条产生了疑问。他不再相信那些教堂的说教，而把自然看作最好的课堂。他不再去教堂礼拜，也不去听那些牧师的布道。尽管他仍保持着阅读圣经的习惯，但却在很大程度上将它当作和莎士比亚一样的文学作品来读。在旅途中，在荒野里，他接触到的许多除人之外的各种形式的生命，使他对人和自然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

缪尔不时碰到鳄鱼，他说：“很多善良的人认为，鳄鱼是由魔鬼制造的，从而便说明了它们的所有吃肉的嗜好以及丑陋不堪。但是，毋庸置疑，这些动物是快乐的，并且满足于伟大的造物主划分给它们的地方。在我们看来，它们是凶猛和残暴的，但在上帝的眼里，它们是美的。它们也是他的孩子，他听到它们的喊声，温柔地呵护它们，并为它们提供日常的食品。”他惭愧地说：“在我们的同情心上，我们是多么狭隘的自私自负的生物！全然不见所有其他生物的权利！我们以一种怎样阴郁的鄙视态度谈论我们必死的同类！尽管鳄鱼、蛇等很自然地令我们憎恶，它们却不是神秘的恶魔。它们快乐地居住在这些鲜花怒放的野外，是上帝大家庭里的成员，是未堕落、未败坏的，它们享有的呵护和怜爱,是和恩赐给天国的天使们和地上的圣人们一样无区别的。”在上帝面前，所有的生物都是平等的，就和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一样。

旅途中，缪尔见到过无数生疏的和熟悉的动植物，有美的，也有丑的，有对人有用的，也有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但是，它们都并非是因为人的存在而存在的。人发现了它们的美，但它们并非因人的发现而美。他曾被一棵由几株玉兰所围绕着的孤单的棕榈所感动：“听人们说，植物是容易枯萎的没有灵魂的东西，只有人才是不朽的，等等；但是，我想，这却是我们几乎一无所知的某种事物。无论如何，这株棕榈是不可言状的难以忘怀，它告诉我的，比我以往从牧师那里得知的更重要。”他说：“这种植物有一个普通的灰色树干，圆得像一个扫帚把，有一个由张裂开来的叶子装饰的树冠。这是一种比最谦恭的威斯康星橡树还要普通的植物，然而，不论是在风的摇动和侵蚀中，或在阳光的泰然关切和呵护下，它所表达的都是一种我整个步行中至今所见的任何高级或低级的植物都不可超越的力量。”

正是这种“不可超越的力量”，颠覆了缪尔从幼年起就坚信的“世界是特别为人创造的”宗教信条。他说：“这是一个没有任何证据的假设。”因此，缪尔得以宣称：“没有人，宇宙将是不完整的；但是，没有了那些居住在我们自负的眼睛之外的最小的超级微生物，世界也是不完整的。”这是缪尔自然观——生物中心论的开端。在这种信念下，大自然才是上帝的圣殿，是人们应当顶礼膜拜的所在；而圣经，也只有和大自然联系起来，才能真正触摸到上帝的脉搏，阅读到它的真谛。就此而言，这次旅行实际上已成为他整个精神生活的转捩点，也是影响了他日后四十多年生活的自然观形成的起点。怀着这样的信念，1868年春天，缪尔走进了深山。

缪尔没能完成他去亚马孙雨林的夙愿——在佛罗里达，他得了严重的伤寒。持续不断的发烧和虚弱迫使他放弃了南美的旅行，改道去了加利福尼亚。他来到内华达山，并在那里一住就是六年。为了谋生，他做过牧羊人、听差……，同时又进行当地的植物学和地质学研究。他的足迹遍及内华达山，他的带有神秘色彩的生物中心论的自然观也得到了进一步升华和完善。《我在塞拉的第一个夏天》是他在1869年6月到9月在山里生活的记录，是他在内华达山中六年生活的缩影。在书中，缪尔以他一贯的细腻生动的风格，描述了自己的所闻所见。在那里，有撼人心扉的高山峻岭，也有令人心旷神怡的平川草地；有和煦温暖的阳光，也有沁人肺腑的晶莹的雨露；有苍劲翠绿的森林，也有多彩多姿的鲜花青苔……。在缪尔眼里，一切都是那样和谐自在，甚至倾盆的暴雨带来的也只是翌日的明媚和清澈。在山里，最危险的动物大概就是熊，但是，一个重约500英磅的粗毛家伙，在缪尔的笔下也成了一个“从容而不无庄严的”“熊先生”，并无意去伤害他。缪尔陶醉在山景中，欢快而兴奋。他向往着挣到足够的钱，可以任他背着背包在高山峻岭中穿行。缪尔怀着满腔的激情度过他在山中的每一天。他愿意永远留在山里。

缪尔早年的生活常让我联想起中国古人的两句诗：“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确实，他是诗意的，但是，他又是理性的。他不是离群索居的隐士。在山中，他像常人一样，会有愁思，甚至哀伤。一朵朴素的野花，一只小鸟的歌唱，都可能勾起他的思乡之情，绵绵柔肠。他经常给母亲和朋友们写信，告诉他们在山上的各种事情。他说，“越是在荒僻之地，越不感到孤寂，朋友也越亲近。”当然，他终究要离开山区，但是他还会回去。无论在哪里，他的心都向自然。“到山里去就是回家去。”他说。但同时，大山似乎已在他心中孕育着一种更高的情怀：“我生活的唯一希望，就是如何诱导人们去认识大自然的美。”这是后来他给吉妮·卡尔——他的精神导师和挚友信中的话。为此，约翰·缪尔献出了他最后的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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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七八万字的小书，竟然用了三年时间才得交稿，惭愧不已。但无论怎样，在益近耄耋之年，能译出一本我喜欢的作家的书，也算幸事。感谢我的女儿侯深，在她家事公事一肩挑的重负下，在其自身教学研究的空间，来为我校对译稿；感谢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教授不厌其烦和一如既往地为我解答了疑问中的疑难。同时，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年轻的朋友尹文博，在这期间——实际上是一向，为我提供了种种方便和帮助。

我的编辑孟锴女士，以她真诚的耐心与合作支持了这本书的翻译和出版，在此一并致谢。

侯文蕙

2016年5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