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揭开吐火罗人起源之谜

关于吐火罗语和吐火罗人的起源问题

主 旨

吐火罗语是印欧语系中分布地区最东的语言，包括甲、乙两种差别相当大的方言。它之所以被称为“吐火罗语”，依据的是回鹘文《弥勒会见记》题识中的twγry一词。一般来说，我们可将这种语言与中国史籍中的月氏人联系起来。吐火罗语并不与印度—伊朗语有特别密切的关系，却显示出与印欧语系的欧洲诸语，如波罗的—斯拉夫语、日耳曼语和意大利—凯尔特语相联系的特征。这说明吐火罗语从印欧语共同体分离出来为时很早，并且在欧亚大陆与印欧语系以外的语言，如芬—乌格里安语、突厥语、汉藏语等发生接触。本文根据语言学、语文学、考古学和人类学的资料，探究了说吐火罗语的古代民族的起源和迁徙过程，特别是利用了我国新疆境内考古发现的新成果。作者指出，吐火罗人可能起源于东欧或中欧某地，经过长途跋涉，才到达塔里木盆地。本文分五个部分：一、引言。在这一部分里，简单讨论了吐火罗语的命名问题。二、吐火罗语在印欧语系中的地位。三、从印欧人故乡看吐火罗人的故乡及其迁徙。在这一部分里，介绍了国外著名学者如Marija Gimbutas、T. V. Gamkrelidze和V. V. Ivanov、Colin Renfrew、J. P. Mallory关于印欧语和印欧人起源的各种新学说。四、关于吐火罗语和吐火罗人起源的另外两种新说。在这一部分里，评述了A. K. Narain关于吐火罗—月氏人是齐家文化的代表者的论点和C. A. Winters关于吐火罗语有达罗毗荼语底层的看法。五、汉语与印欧语及Nostratic假说。

一、引言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我国西北（主要在新疆）发现了大批印欧语残卷。经过研究，这些残卷所属的语言有犍陀罗语（Gāndhārī）、粟特语、中古波斯语（Pahlavī）、安息语（Parthian）和过去不知道的于阗塞语（Khotanese），及图姆舒克语（Tumshuqese）等。还有一种与上述印度—伊朗语族的语言截然不同的古印欧语，用婆罗谜字母书写，分为甲、乙两种方言。1 F. W. K. Müller、E. Sieg和W. Siegling在研究这种语言时，根据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的题识，定名为吐火罗语。其中一则回鹘文题识（Nr. 48）的原文如下：2

Nakridiš ulušta tormiš Aryaċintri bodisvt Kši ačari Äntkäk tilint [in]…Τοxri tilinčä yaratmïš Il-baliqda toymïš Partanyarakšit kši ačari Toxri tilintin Türk tilinčä ävirmiš Maitri…[si]mit nom bitig.

译成汉语就是：生于那竭（Nagaradeśa）3的尊师阿阇黎圣月（Āryacandra）从印度语编译4为吐火罗语，生于Il-baliq5的尊师阿阇黎智护（Prajñaraksita）复从吐火罗语译为突厥语的圣书《弥勒会见记》（Maitreyasamiti）。

从那以后，在几十年的岁月里，许多学者对吐火罗语的命名及其所牵涉到的一系列历史地理和民族问题，特别是有关月氏和贵霜的问题，进行了反复辩难。6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吐火罗语甲、乙方言可以分别称为焉耆语和龟兹语。7但是，还留下不少问题需要继续研究，吐火罗语这个名称似亦不妨保留。我国王静如和黄盛璋两位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和80年代，分别对“吐火罗问题”的研究做了综合评述，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8笔者对此也有一些粗浅的认识，已详另文9，这里不再赘述。下面，我们想从与命名问题不同的另一个角度探讨一下吐火罗问题，主要是对有关吐火罗人的起源的研究略做评介，以就教于海内外学者和同好。

二、吐火罗语在印欧语系中的地位

吐火罗语文献的时代约为公元500—800年，但吐火罗语本身是一种属Centum语组的相当古老的印欧语（“百”这个词在甲方言中是känt，在乙方言中是kante），这说明有一支与塞人等说东伊朗语（属Satem语组）的印欧人不同的印欧人很早就进入我国境内。所以，如果能确定吐火罗语在印欧语系中的地位，无疑对搞清吐火罗人的起源是很有帮助的。

在20世纪初以来近百年的时间里，各国学者（主要是语言学家）对吐火罗语在印欧语系中所处的地位提出了假设。H. Pedersen先认为吐火罗语与意大利—凯尔特语关系密切，后又主张将意大利—凯尔特语、弗立基亚语（Phrygian）、赫梯语和吐火罗语归属于同一个语组。A. 梅耶（Meillet）认为吐火罗语处于以意大利—凯尔特语为一方和斯拉夫语同亚美尼亚语为另一方之间的过渡地位。J. Pokorny企图证明吐火罗语首先与色雷斯语（Thracian）和弗立基亚语有密切的亲属关系，其次与亚美尼亚语和波罗的—斯拉夫语有联系，再次与日耳曼语有联系。E. Hermann认为吐火罗语与弗立基亚语关系密切，而弗立基亚语的地位则处于吐火罗语与亚美尼亚语之间。E. Benveniste在1936年发表的著名论文10中提出，吐火罗语的地位处在意大利—凯尔特语为一方与希腊—亚美尼亚语为另一方之间：它是史前时期的古代语言之一（赫梯语可能也是如此），一方面与波罗的一斯拉夫语相邻，另一方面又同希腊语、亚美尼亚语跟色雷斯—弗立基亚语邻接。进入50年代，W. Porzig认为，吐火罗语与波罗的—斯拉夫语和日耳曼语的关系最密切，与希腊语和色雷斯—弗立基亚语则关系相对较疏。同时，V. I. Georgiev也论证了吐火罗语与波罗的—斯拉夫语的联系。

George S. Lane于1970年发表的文章11里，在Benveniste论文的基础上，对吐火罗语与诸印欧语和非印欧语的联系重新做了探索。在印欧语方面，他考察了吐火罗语与意大利、凯尔特、日耳曼和斯拉夫语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吐火罗语原处于波罗的—斯拉夫语与希腊—亚美尼亚语之间的地位，后来又与意大利—凯尔特语、再度与斯拉夫语发生接触（他称之为与印欧语的最后的接触），而和日耳曼语并没有特别密切的联系。

Douglas Q. Adams 1984年发表的文章12，是关于吐火罗语在印欧语系中的地位的新论著。在此文中，作者从音位、形态、词汇等方面，特别是用统计方法研究了吐火罗语词汇与其他印欧语的相似程度，得出了吐火罗语同日耳曼语最为接近的结论。日耳曼语以外，吐火罗语与希腊语、印度—伊朗语（特别是印度语）也有比较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是原始吐火罗人离开故乡后，与印度语的祖先接触的结果，所以与前面说的吐火罗语与印度—伊朗语截然不同并不抵触），与波罗的语的关系则相对少些，再次是斯拉夫语和拉丁语。在此之前的Van Windekens的研究13也有类似的认识。Adams认为可以把吐火罗语归入印欧语系的西北语组（A. 梅耶所提出），在原始印欧世界中与先日耳曼语（pre-Germanic）为邻，以后，随着原始印欧语共同体的解体及其各个分支的迁徙，吐火罗语向南和向东运动，与希腊语的祖先（可能在巴尔干北部）和印度—伊朗语的祖先有了联系。再往后，吐火罗人到达我国新疆等西北地区，又跟东伊朗语各族发生了语言接触。

还应提及的是：近年，苏联语言学家T. V. Gamkrelidze和V. V. Ivanov力主印欧语和印欧人的故乡在中东的新说。他们认为，在印欧语系中，吐火罗语同安纳托里亚语（赫梯语、鲁维语等）、凯尔特语、古意大利语组成一个方言区，这个方言区与雅利安—希腊—亚美尼亚方言区和日耳曼—波罗的、斯拉夫语方言区不同。14安纳托里亚语首先从该方言区分离，接着留下的吐火罗—古意大利—凯尔特方言共同体进一步分解为吐火罗语和古意大利—凯尔特语共同体。吐火罗语分离之后，又与分离时间更早的原始安纳托里亚语发生了长时期接触。最后，吐火罗语诸部从中东开始了他们的长途远徙，经历许多地区而最终到达中亚。

由于众说纷纭，对吐火罗语在印欧语系中的地位这样一个大问题，现在还难以做出肯定的结论。但从数十年的讨论中，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些共同认识：第一，吐火罗语是一种古老的印欧语，它脱离印欧语共同体的时间相当早，在操这种语言的部族到达我国之前，曾有过长途远徙的历史，在此过程中，它又与许多印欧语（以及非印欧语，如芬—乌格里安语）发生了接触；第二，从最近的研究状况看，在印欧语系中，原始吐火罗语似与最西边的凯尔特语和凯尔特语以东的日耳曼语、波罗的语、斯拉夫语有较密切的关系。

三、从印欧人故乡看吐火罗人的故乡及其迁徙

说到吐火罗人的故乡，不能不讨论一下印欧人的原住地问题。

自19世纪以来，印欧语言学者不断尝试寻找原始印欧语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时的根据地，即通常所说的“印欧语故乡”（Urheimat）。15在比较语言学发展的最早期，由于当时认为最古老最原始的印欧语是梵语，所以一般都把印度视为印欧语的发祥地。以后，又有人将亚洲其他地区，如帕米尔、西亚等视作印欧语的摇篮。英国人R. G. Latham首先提出印欧语应发源于欧洲的说法。以后经过多年的研究，虽然仍有人主张印欧母语起源于亚洲，但多数学者似已倾向于欧洲起源说了。

确定印欧人原住地，比较语言学家多采用语言古生物学（linguistic palaeontology）的方法。所谓语言古生物学，就是通过印欧语系中各语族语言的分析、比较和复原，发现这些语族在其历史发展的早期阶段所使用的共同母语，进而详细分析这种母语的固有成分和借用成分，从而探讨使用这种母语的民族的原住地。

在这种尝试中，关于“山毛榉”和“鲑鱼”的论战是很著名的。与拉丁语的“山毛榉”一词相应的词汇在从希腊语到日耳曼语的各种印欧语中都可找到，由于这种树不能在从波罗的海的哥尼斯堡（后称加里宁格勒）到黑海西北岸敖德萨一线以东地方生长，所以有的学者据此主张，原始印欧人的居住区在中欧偏北地方。有关“鲑鱼”的争论，涉及吐火罗语，下面简略地具体介绍一下。

按照Paul Thieme的说法16，印欧语“鲑鱼”一词是上述原始印欧人发祥地的最有力的证据。这种鱼来自南大西洋，成群结队地游进注入波罗的海和北海的河流里，至今还以其原始意义存在于苏联、波罗的海各国、斯堪的纳维亚和德国。根据共同日耳曼语*lax和波罗的语laszisz，可以构拟出原始印欧语*laks。在吐火罗语里有laxs一词，泛指一般的鱼类。但在印度—伊朗语里，情况有些不同，如梵语lakṣa的意思是“巨量”或“万”，这说明有“鲑鱼”或“鲑鱼群”之义的词，在移入印度的印欧人忘记这种鱼之后词义有了变化和引申，在其他各地也都有以数量或密度著称的事物的名称表示很大数量的类似例子，如埃及圣书以蝌蚪表示“万”，汉语以“蚁”表示大量，伊朗语的“万”植根于“蜂”，等等。所以，原始印欧人的聚集地应是在北日耳曼地区，也就是中欧和东欧偏北的地方。

但是，语言古生物学的方法也有相当大的局限性。如山毛榉的分布区和鲑鱼的栖息处在数千年前就不一定和今天相同。而“知更鸟”和“雪松”及其他的词证明，有些事物的名称很可能在一个新的地方被转借指他物。因此，不少学者认为Thieme的上述结论证据不足。现在在探寻印欧语故乡时，除了语言古生物学，学者们还时常运用比较神话学和比较宗教学，以至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方法。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考古学材料越来越受到重视。

早在1926年，卓越的考古学家V. G. Childe（1892—1957）就指出乌克兰黑海北岸草原地区可能是印欧语的故乡。17到了20世纪50—70年代，Marija Gimbutas提出了著名的库尔干（Kurgan）理论。所谓Kurgan，原是个借自突厥语的俄语词，意为“古坟”。Gimbutas在1956年首先使用这个术语，用以指称从黑海地区到北高加索、伏尔加河下游的草原地区，以至西伯利亚叶尼塞地区，时代属公元前5000年至前2500年间的半游牧文化。这种文化具有比较先进的武器，采用竖穴式墓坑，饲养马匹，也已有了农耕，其社会组织是层级式的，实行父权制。库尔干文化即原始印欧人的文化，其扩散和渗入各地可分为三个阶段：（1）公元前4300—前4200年；（2）公元前3700—前3500年；（3）公元前3100—前2900年。并逐渐取得了优势。第一阶段的原始印欧人来自伏尔加草原；第二阶段来自德聂斯特河下游和高加索山脉之间的黑海北岸地区，文化更为先进；第三阶段又来自伏尔加草原。而在库尔干文化之前，欧洲还存在一种古老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6000—前3000年），属新石器时代和铜器时代，其居民说的不是印欧语。在有关印欧语和印欧人发祥地的各种假设中，库尔干或南俄草原起源说是影响比较大的，得到了广泛的承认，但也存在不少相反的意见。这个理论所涉及的考古材料，也可以有不同的理解。18

美国学者David W. Anthony在1986年发表了一篇讨论库尔干假设的论文19，提出印欧人的故乡是公元前4000年后半期的里沃夫—基辅地带，那里是连接中欧和南俄草原的通道。

Marija Gimbutas在其一系列著作20中没有专门讨论原始吐火罗人的起源，只在1963年的一篇较早期的文章里略有涉及。21次年，她又就此与奥地利民族学家Robert Heine-Geldern发生争论。22按她的说法，原始吐火罗人可能起源于中欧，约在公元前1200年前后东迁，与此相对应的考古学文化应是青铜时代晚期的土冢—骨灰瓮文化。

20世纪80年代，在印欧语和印欧人起源研究方面最引人注意的新说，是由苏联语言学家Thomas V. Gamkrelidze, V. V. Ivanov和英国考古学家Colin Renfrew提出的。

早在1972年，上述两位苏联学者就对传统的主要依据梵语构拟的原始印欧语的塞音系统重新进行了研究。23传统的系统分为三组：第一组是浊音，第二组是送气浊音，第三组是清音，如下表所示：

他们运用类型学方法，提出了一个新的系统。在这个系统里，第一组是喉音化形式，第二组是浊音和送气浊音形式，第三组是清音和送气清音形式，如下表所示：

按照这个“印欧语喉音理论”，对印欧语的语音变异现象往往需要做出新的解释。如“牛”一词，英语是cow，德语是kuh，梵语是gáuh，希腊语是boūs，如按传统系统，原始印欧语可构拟为*gwou，与梵语一致；按照著名的格林定律（Grimm’s law），原始印欧语的浊塞音g变为日耳曼语的清塞音k。但是，若按“喉音理论”，原始印欧语的构拟形式是*k’w ou-，这样，无须经过清音化过程就将原始印欧语的清喉塞音与日耳曼语的清塞音联系起来了。就这一点而言，日耳曼语实际上较梵语和拉丁语更古老。

上述喉塞音在许多不同语系的语言中都存在，特别是在南高加索语（卡尔特维里语）里可以据此追寻到古代印欧人与高加索居民的密切交往的踪迹。24原始印欧语与闪语的关系也很密切。两位学者主要依据语言学资料对印欧人的起源问题进行一番研究后，于20世纪80年代初连续发表文章25，提出印欧人的故乡是在中近东的新说。按照这个新说，原始印欧人是在公元前5000—前4000年生活在东安纳托里亚、南高加索和北美索不达米亚的，可能与哈拉夫文化（Halaf Culture）有关。1984年，他们的巨著《印欧语与印欧人》在第比利斯出版。26自青年语法学家（Neogrammarians）和Herman Hirt以后，还没有出现过这样详尽的关于印欧人语言和文化的专著（仅书目就达142页）。但是，他们的新说也受到了一些批评。另一位苏联著名学者Igor M. D’ iakonov发表长文27表示不赞成，他提出印欧人的故乡是巴尔干—喀尔巴阡地区。但他又指出，巴尔干—喀尔巴阡地区的动物驯养和农业出现于公元前6000—前5000年，应该是来自小亚的，因此，小亚Catal-Hüyük文化地区可能是当地农民和家畜饲养者的故乡，不过印欧语的传播是始于巴尔干—喀尔巴阡地区，而不是始于近东和小亚的。

值得注意的是，V. V. Ivanov对吐火罗语和吐火罗问题进行过多年研究，除了编辑出版《吐火罗语》译文集（1959）外，还发表了不少关于吐火罗语的专文和书评。在两位学者的大量著作（包括关于印欧人起源问题的研究）中也经常引用吐火罗语材料。所以，他们在论证印欧人的故乡在中东之后，特地撰文讨论吐火罗语和吐火罗人的起源，前面已略有述及。

在这之前约十年，著名伊朗学家W. B. Henning （1908—1967）的遗作《历史上最初的印欧人》于1978年发表。28这篇文章未涉及印欧人的起源问题，全文的主旨是论述“原吐火罗人”的起源。Henning将“原吐火罗人”与楔形文字中经常出现的古提人（Guti，加上阿卡德语的格尾音，就成了Gutium等形式）等同起来。巴比伦统治者Narâm-Sin败于来自波斯西部山地的古提人之手，他们主宰整个巴比伦达百年之久（公元前2100年左右），但其来历不清楚。Henning肯定古提人就是吐火罗人的前身。同时，他还研究了古提人与楔形文字材料中的Turkriš人之间的关系。Turkriš末尾的咝音可能是当地语言的格尾音，所以实际上的词干是Tukri，其居住地从东面和东南面邻接古提人的区域。作者假定Tukri和Guti是两个关系紧密的兄弟部族，他们在公元前3000年之末离开波斯西部，经过长途跋涉到了中国，其中一部分定居下来，其他的则仍过着游牧生活。“月氏”一名最终来源于Guti（Kuči这个名称也是由Guti变来的），“吐火罗”一名最终来源于tukri。Guti和Tukri这对孪生兄弟之所以被称为历史上最初的印欧人，是因为他们很早就见诸中近东的历史记载，其在波斯的出现甚至先于赫梯人之到达小亚细亚（也可能大体上同时）。

Henning的假设受到一些学者的高度赞扬，伊朗学家Ilya Gershevitch认为这是Henning最具卓识的学术成就。29 Gamkrelidze和Ivanov在完成前述关于印欧语和印欧人的巨著时，尚未读到这篇文章，他们在1986年获知此文后，深受启发，于1989年以同样题目发表了一篇相当长的文章，发展Henning之说，进一步肯定公元前3000年时吐火罗人已居近东，这在本文第二节中已经提到过了。

他们认为，从印欧语共同体最早分离出来的语言是安纳托里亚语，公元前3000年时，安纳托里亚人已住在小亚，同时“原吐火罗人”也在经历着从印欧语分离出来的过程。由于他们的居住区离小亚细亚很近，所以与安纳托里亚语发生种种接触，导致了这两种语言的一些共同点，吐火罗语与“古欧洲”方言（包括凯尔特—意大利语、伊利里亚语、日耳曼语和波罗的—斯拉夫语）也有密切关系，他们组成语言联盟，共同从近东的故乡迁往中亚的广阔地区。在中亚北部地区及该地区的北面和东面各地，吐火罗语与原始突厥语、芬—乌格里安语发生接触，这种接触延续至公元前2000与前1000年之交。以后，又与东伊朗语、汉语、原始藏语，以至南亚语系诸语言、阿尔泰语系诸语言（包括朝鲜语）发生接触，最后在中国新疆留下了属公元500—800年的文献。这样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在吐火罗语的语言材料里可以找到踪迹，得到反映。

1987年，英国考古学家Colin Renfrew的《考古学和语言》30出版，这是一部依据“新考古学”的文化过程理论、从新的角度探讨印欧人起源问题的专著。作者一反过去认为印欧语是由横跨广阔区域的移居游牧民传播的旧说，认为农业的逐步扩展是印欧语扩散的最基本的途径。他指出，公元前7000年以前，印欧人从约旦河谷穿过东安纳托里亚到美索不达米亚这个弧形地带，发展起第一个农业经济区域，印欧语随着其主要传播者的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逐渐传播，并同化了各地土著的狩猎者和采集者的语言。在这方面，他相当重视语言学家N. S. Trubetzkoy的理论31，即认为各个印欧语分支的共同结构特征无须用源自共同母语来说明，而是通过经常的接触、双方的影响和相互借用，彼此逐渐接近起来的。但是因为这种“会聚说”没有为印欧语言学家所接受，所以他认为由于人口和经济的变化而使印欧语逐渐替换原先民族的语言的模式是最合宜的。根据对考古学和历史语言学成果的分析，他提出：中安纳托里亚可视为印欧人的故乡。

在讨论印度—伊朗语的起源时，作者提出了两种假设，也涉及吐火罗问题，并引用了上述Henning关于吐火罗人是最初的印欧人的论文。吐火罗语进入我国边疆地区，应与使用印欧语的、饲养马匹的中亚游牧民的起源和发展密切相关，但这个过程现在还没有搞清楚，作者对此似乎没有明确的结论。

Colin Renfrew的书影响相当大，在学术界引起震动和热烈的争论。1989年，J. P. Mallory关于印欧人起源的又一新作出版32，对Renfrew的论点提出了挑战。

近年来，除了以上有代表性的kurgan起源论和中近东起源论外，Lothar Kilian也出版了一本关于印欧语故乡的专著。33作者认为印欧人的发祥地是欧洲从北海直到乌克兰的广大地域，并将早期共同印欧语的年代推到公元前10000年，将共同印欧语分化和晚期印欧语开始的年代定为公元前5000或前4000年，各特定印欧语的出现则定在公元前2000年。在谈到吐火罗语时，作者曾注意到古代汉语与印欧语的联系，引用了张聪东在这方面的研究。

斟酌国外的各种新说，似乎可以认为，印欧人的故乡当在以黑海北岸为中心，向西伸展到多瑙河流域，向东伸展到里海沿岸，包括南俄第聂伯河和顿河流域在内的地带。考古学家S. Piggott曾说，早期印欧语居民的住地在喀尔巴阡和南俄平原之间。34这也是值得认真考虑的。Colin Renfrew认为印欧人在中东的历史可上溯到公元前7000—前6000年，但从语言学角度进行分析，似乎难以证明印欧语共同体形成得那么早。

至于吐火罗人的原住地，现在也还不能比较准确地确定。保加利亚语言学家V. I. Georgiev设想吐火罗人原分布在第聂伯河与乌拉尔之间的地区，与芬—乌格里安人为邻35，可备一说。吐火罗人可能起源于东欧或中欧稍偏北的某地，与波罗的—斯拉夫、日耳曼、凯尔特语诸族接触较多，其东迁的时间和具体过程则尚待进一步研究。Henning和两位苏联学者都是卓越的语言学家，他们关于“原吐火罗人”= Guti，吐火罗语起源于西亚的论文知识淹博，很有创造性，但总的说来，缺乏可靠的考古学和人类学材料，目前恐怕只能看作是一种尚待证明的假说。

D. Q. Adams认为吐火罗语属印欧语系西北语组（广义地说，这个语组包括了凯尔特、意大利、日耳曼、吐火罗、波罗的、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诸语），该语组约分布于喀尔巴阡之北，易北河与德涅斯特河之间，相对应的考古学文化是公元前4000年后半期分布在德国东部、波兰、加利西亚和沃伦尼亚的Globular Amphora文化。在西北语组中，吐火罗语与日耳曼语关系最密切，其次是波罗的语和拉丁语。吐火罗人很早就从这个语组中分离出来，向南或向东移动，大约于公元前3千纪上半叶在莫尔达维亚或其邻近地区与希腊人发生接触，并且先于希腊人到达巴尔干。然后，吐火罗人继续东进，越过黑海草原与中亚草原，又与先印度人发生接触。他们在两千年后到达了新疆。这是国外学者关于吐火罗人迁徙史的最新论点。

此外，H. L. Thomas推测安德罗诺沃文化（Andronovo Culture）的一部分属吐火罗人36；J. P. Mallory将阿法纳西耶沃文化（Afanasyevo Culture）与吐火罗人联系起来37，认为吐火罗人从东欧开始进行了达4000公里的长途迁移；芬兰学者杨虎嫩（Juha Janhunen）也认为吐火罗人在阿法纳西耶沃文化时期已到达南西伯利亚38。但一般说来，根据苏联考古学家的研究，阿法纳西耶沃文化与安德罗诺沃文化应归属印度—伊朗语居民（特别是伊朗语居民），所以这个问题尚可继续研究。还可一提的是，苏联N. L. Chlenova将卡拉苏克文化（Karasuk Culture）的居民看作是吐火罗人的一支39，这个论点也值得注意。

有的国外学者将古典作家记载的Cimmerians与吐火罗人等同起来，如G. Haloun（Zur üe-tsï-Frage, ZDMG,91,1937。总的来说，这是一篇内容丰富而精审的文章）、W. Samolin（Historical Ethnography of the Tarim Basin before the Turke, Paleologia IV, 1955），特别是Heine-Geldern在1951年发表的一文常被人引用。40作者认为与欧洲的哈尔斯塔特文化（Hallstatt Culture）有关的部族曾在古代大举向东迁移，大约在公元前800年左右由多瑙河下游地区、俄罗斯南部和东部及高加索到达中国，即中国史书记载的“猃狁”，他们与后来的吐火罗人有关联，所以，西方人的到来曾给远东以至东南亚的文明（如印度支那北部的东山文化）以重大影响。这种说法，显然缺乏根据，难以令人信从。而且，根据I. M. Diakonoff（即D’iakonov）的缜密研究41，Cimmerians不是族称，而是指一个由欧亚草原游牧民组成的，说伊朗语的、机动且骑马的军士群体，所以在黑海北岸和近东都找不到可以与斯基泰人（Scythians）相区别的Cimmerians的物质遗存。从这里也可看出，Cimmerians不是说吐火罗语的。

国外学者对我国新疆等地近年的重要考古发现也注意不够。实际上，这些发现很可能为研究吐火罗人的起源提供一些新的线索。例如，1979年新疆社科院考古所在距离现已干涸的罗布泊湖以西约70公里的孔雀河下游北岸第二台地沙丘上，发掘了42座古代墓葬，从中采集到一批头骨。墓葬年代属青铜时代，距今约3000多年。根据对人骨的人类学特征的研究，古墓沟文化居民同南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伏尔加河下游草原和咸海沿岸的青铜时代居民具有一般相近的原始欧洲人种特性，其头骨形态与诺的克类型（Nordic，即北欧类型）有许多相似之处。42除原始欧洲人类型之外，新疆还发现了地中海人种类型和帕米尔—费尔干人种类型的白种人遗骨。43据此我们可以推测，早在三四千年前就已居住在塔里木盆地的白种人，与后来留下吐火罗语文献的居民之间有某种渊源关系。T. Burrow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就指出，用佉卢文书写的尼雅俗语中有大量吐火罗语因素，所以，鄯善国的居民原来说的是一种与后来的焉耆—龟兹语有些不同的吐火罗语，也就是说，存在吐火罗语的第三种方言。44这样，就把吐火罗人在塔里木盆地的历史提前了。

另外，1976年在甘肃灵台白草坡发掘的一座西周墓的出土物中有一青铜戟，戟上的人头像具有明显的白种人特征，类似的头像还见于1980年在陕西扶风一处西周宫殿遗址出土的两件蚌雕，其中一号头像完整，头顶刻有一个“巫”（）字。以上三例表现的白种人，林梅村先生认为就是吐火罗—月氏人。45西周蚌雕人头像也引起了香港中文大学饶宗颐教授46和美国学者梅维恒（Victor H. Mair）博士47的注意和重视。这些雕像所表现的白种人的族属究竟是什么，现在还难下结论，除可能与吐火罗人有关外，也可能是中国古代的伊朗语族人。48

四、关于吐火罗语和吐火罗人起源的另两种新说

这两种说法都是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下面拟简略地介绍和评论一下。

（一）吐火罗人即月氏人说

威斯康星大学前教授、在美国工作多年的印度佛教史学者和考古学家A. K. Narain多年来对吐火罗—月氏/贵霜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于1983年在第29届亚洲和北非人文科学大会上提交了关于吐火罗人起源的论文。1986年，他在印度出版的一个刊物上发表了这篇文章。1987年，在此文基础上写成内容更详细的专文，作为印第安纳大学内亚研究院出版的Papers on Inner Asia, No.2刊出。491990年，又在Denis Sinor主编的《剑桥早期内亚史》上刊出了作者为该书撰写的专章《内亚的印欧人》。50

作者认为我国史籍记载的月氏人就是西方记载中的吐火罗人和印度典籍中的tuṣāra人或tukhāra人。他们自远古时代起就居住在中国的甘肃和鄂尔多斯地区，从语言角度讲是印欧人，基本上过半游牧生活。月氏为匈奴冒顿单于所破后，其势受挫；其王为老上单于所杀后，族人分裂为大小两支，大月氏辗转西徙，于公元前2世纪到达妫水流域建国，后又渡过妫水，征服妫水以南的巴克特里亚（大夏）本土，建立了贵霜王国。作者肯定贵霜王国实际上就是大月氏国家。

作者指出，月氏人说吐火罗语，但在巴克特里亚立足后，由于受到当地希腊—伊朗—印度文明的影响，采纳了一种被称作巴克特里亚语的伊朗语51，并且使用略有改变的希腊字母以适应自己的需要。随着贵霜王国的扩张，贵霜人也使用佉卢字母和婆罗谜字母，接受了梵语、混合梵语和俗语这些语言。这在贵霜王国时期的碑铭和钱币上都有反映。

谈到吐火罗—月氏人的起源，作者不赞成传统的西来说，也不同意Henning所主张的Guti =月氏的新说。他引用了中国古籍《逸周书》、《管子》、《史记》等书的记载，说明月氏很早就住在中国境内，是我国古代北方的一个重要民族；他又引用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一书中关于主要分布在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的论述，力图将齐家文化与吐火罗—月氏人联系起来（在他之前，蒲立本也已提到了这种可能性52），并且推测仰韶文化亦可能与吐火罗—月氏人有关。不仅如此，作者还进而认为印欧人也可能起源于中国，吐火罗—月氏人是“最初的”印欧人的一支，也是最后离开故乡的。与吐火罗人同属“最初的”印欧人的，还有赫梯人和说Centum语组语言的各支，他们先后在公元前3000年至前2000年西迁。居住在“最初的”印欧人西边的“较晚的”印欧人（“Second” Indo-Europeans），他们包括伊朗语各族如Cimmerians、Scythians、Saka、Sarmatians等，还有其他说Satem语组语言的各支。这样，我国北方就成了吐火罗—月氏人以及印欧人的“摇篮”。

我认为，作者将吐火罗人与月氏人联系起来，这种看法是可取的。但是，把齐家文化看成吐火罗人和“最初的”印欧人的文化，至少就目前而言，在考古学上无法证实，也难以让人接受。可以与月氏相联系的文化遗存，现在还未能确定。张光直先生曾指出：“河西走廊……史前文化的分布，可以说是研究月氏与乌孙史前史的最紧要的资料。假如这些民族与四坝或沙井文化有直接的关系，同时月氏与乌孙的民族种属果然近似西方高加索种，则这对于四坝文化的来源以及与齐家文化的民族上之关系，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53根据最近的考察和发掘，河西的四坝文化（属青铜时代）应是羌民部落的遗存，他们经营一种半农半牧的经济生活。至于沙井文化，安志敏先生认为其居地已经出现城郭（三角城），不可能属于游牧的月氏族。54但近年仍有人主张月氏和乌孙的物质文化遗存可以从沙井文化与马类型文化中得到某种启示。齐家文化也曾发现人骨，其人种分类与蒙古人种东亚类型中的华北人比较接近55，虽然也可能受到一些古印欧语居民渗入的影响，但现在还不能做出肯定的判断。所以，对新疆、河西以至鄂尔多斯的“吐火罗—月氏”文化遗存的确认，尚有待于未来的考古学和古人类学研究的新成果。56

（二）吐火罗语和吐火罗人起源于达罗毗荼人说

此说由Clyde Ahmad Winters（现居芝加哥）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著文提出。

作者肯定古代印度哈拉巴文化（Harappan Culture）的创造者是达罗毗荼人，他们与中亚早就存在联系，并控制了巴达赫尚等地的青金石矿区和锡的输入。按作者的看法，达罗毗荼人的故乡在非洲，与非洲的曼丁（Manding）人关系紧密，他们于公元前3000年离开撒哈拉进入伊朗和亚洲各地。伊朗高原发现的最古的语言埃兰语现已证明属达罗毗荼语。57这些达罗毗荼人和曼丁人的文化特征是具有黑红陶（BRW），这种黑红陶从努比亚经美索不达米亚、伊朗到印度都有发现，其影响甚至及于安诺和中国的仰韶文化。作者反复强调达罗毗荼人在中亚的古代文化发展上留下了重要的影响，以此证明吐火罗语中有达罗毗荼语和曼丁语的底层存在，并用相当多的篇幅从构词法、语音和词汇等方面说明达罗毗荼语、曼丁语与吐火罗语的相似性。

作者引证Georgiev的著作，认为吐火罗语中还有芬—乌格里安语的底层，并与波罗的—斯拉夫语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正是由于这几种语言（达罗毗荼语、曼丁语、芬—乌格里安语、波罗的—斯拉夫语）的相互作用，决定了吐火罗语的面貌。作者还引用范围颇广的文献资料，对有关中国、中亚、印度、西亚等地的一些历史、民族和语言问题做了许多比附和推测，但其中不少是明显站不住脚的。

吐火罗语和芬—乌格里安语有接触，不少学者早已指出，应该说是确实可信的。吐火罗语中许多有别于其他印欧语的创新和它的独特性质，可能是由于脱离共同印欧语比较早并且长期与非印欧语接触产生的。伊朗高原东部也曾有一个达罗毗荼语区（巴基斯坦的俾路支和信德省，阿富汗和伊朗的东部地区，至今还有属达罗毗荼语系的布拉会语［Brahui］），中亚诸语言（其中包括吐火罗语）与达罗毗荼语有过一些联系，并不是不可想象的。58但是，要说吐火罗语的来源之一就是达罗毗荼语（甚至曼丁语），在语言学和考古学方面都无从证明。语言学家W. Winter已经提出59，在涉及吐火罗语语言学的问题上，作者的论点都不能成立，这说明他未能很好地运用历史和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论原则。而且，达罗毗荼人在中亚古代历史上也不可能起到像作者描述的那样大的作用，更何况印度河文明的古文字尚未最后解读成功，哈拉巴文化的创造者是不是达罗毗荼人，现在也还难以论定呢！

五、汉语与印欧语及Nostratic假设

既然印欧人的一支吐火罗—月氏人很早（有的学者认为早于伊朗语各族）就生活在中国境内，那么印欧语（首先是吐火罗语）应该与汉语（汉藏语）有不少接触，有不少双向的交流。这是在研究吐火罗人的起源和迁徙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问题。暂时撇开历史时期（如汉—唐）不谈，我们只想在这里略谈一下史前和上古时期的状况。

早在1916年，E. A. Polivanov就指出汉语的“蜜”是个印欧语借词，来自吐火罗语，这一点现已得到确认（汉语*miet，原始吐火罗语*myät，乙种吐火罗语mit）。60孔好古（A. Conrady）在20世纪20年代注意到与家畜驯养有关的几个汉语词可能是来自印欧语。在此基础上，Hans Jensen在30年代也研究了这类可能源于印欧语的文化词，包括“蜜”、“犬”、“马”、“雁”等。61汉藏语学家R. Shafer在60年代又做出努力，企图在汉藏语系和印欧语系等之上建立一个上位语系，他称之为Eurasial。621967年，德国学者J. Ulenbrook比较了汉语和印欧语有关的57个词。63稍后，瑞典学者T. Ulving就此做了评论，并列举了238个可以在印欧语和汉语之间进行类比的词。641984年，捷克的Václav Blažek论证了吐火罗语的“猴”（甲方言mkow-，乙方言moko-）来自藏缅语65（实际上，汉语“沐猴”一词的“沐”亦为藏缅语成分66）。他还列举了其他一些例子，以说明汉藏语和吐火罗语的词汇对应。

蒲立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一直注意汉语与印欧语特别是与吐火罗语的关系。他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论文（如1966年发表的《汉语与印欧语》）里对此做了系统论述。他认为吐火罗人到达中国西部边界约与雅利安人进入印度同时，故汉语与印欧语接触的时间可上溯到公元前2000年，如果印欧人起源于亚洲，则这个时间还可以提前。除月氏外，他主张汉文史籍记载的乌孙、康居（*kaηka）、大宛（*Taxwar）都是说吐火罗语的。他还将古代中国传说中的麒麟与古书中的神马（有“天马”、“马祖”、“天驷”、“飞黄”、“乘黄”、“訾黄”等名称）联系起来，认为这是古人追求的长生不朽的象征，与印欧人的马神崇拜类似，所以，麒麟的原型可能与一种古代乐舞中的戴面具的神马有关（文中引证了《诗·周南·麟之趾》），苏联阿尔泰地区巴泽雷克（Pazyryk）冢墓埋葬的马有的饰以带有野兽搏斗图像的面具和表现鹿角之类的头饰，与此正相符合。巴泽雷克墓年代约为公元前5—前4世纪，人骨资料说明其居民属带有蒙古人种成分的欧罗巴人种类型，发掘者С. Ц. Руденко认为是月氏。67 O. Maenchen-Helfen则认为阿尔泰部落的首领属吐火罗人。68按蒲立本的看法，“麒麟”一词与“祁连”、“乾坤”的“乾”一样，意为“天”，在汉语中是借词，可能与吐火罗语有关联。69最后他指出汉藏语系和印欧语系在远古可能是有某种共同性的。

蒲立本还从类型学和词法学角度将汉藏语和印欧语做了一些对比70，并列举了一些可能与印欧语有关的汉语词，如“犬”、“牛”、“回”、“运”、“丸”、“圆”、“磨”、“微”、“麽”、“靡”等。711979年，他发表了一篇讨论汉语干支名称的文章72，假设天干和地支共22个名称可以解释为22个音符，代表干支纪日创始时期汉语的22个辅音。1987年，他又在第二十届国际汉藏语言和语言学年会上提交论文73，重新拟定了这22个音符，其中有7个清塞音，5个浊擦音，5个鼻音，1个咝音。这18个辅音跟作者在《上古汉语韵尾辅音》（The Final Consonants of Old Chinese, Monumenta Serica, 33, 1977-1978）一文中根据诗经用韵构拟的韵尾辅音一一对应。剩下4个清擦音在上古用韵中不能区分出来，但很可能存在于更早的阶段，将它们视为中古汉语各声母的来源也是合理的。作者正在撰写的著作拟详细阐述这一问题，并且认为这种对上古音系的新认识将证明汉藏语和印欧语之间的亲缘关系。

迄今为止将汉语与印欧语进行对比的最引人注目的尝试，是由法兰克福大学的华裔学者张聪东进行的。他在1988年发表了一篇长达五十多页的论文74，利用高本汉等人对汉语音韵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修订中国文字学》[Grammata Serica Recensa]）和Julius Pokorny的《印度日耳曼语语源词典》（Indogermanischen Etymologisches Wörterbuch，1959），将汉语词汇与印欧语词干进行系统比较，举出了大量例证以说明两者的一致性，给人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目前他正在编纂一部包括1500以上条目的汉语—印欧语语源词典。

既然印欧语系与汉藏语系在远古可能有过联系，那么这种联系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究竟怎样产生，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要回答这些问题不能不提到Nostratic假设。Nostratic一词源出于拉丁语nostrās，意为“吾国、吾族”，是由丹麦语言学家H. Pedersen在1903年提出的，他用这个词称呼由印欧语、乌拉尔—阿尔泰语、闪含语和其他可能的语言构成的一个大语系。在Pedersen以前和以后，都有一些学者在从事这一类的研究（虽然不一定采用这个名称），有人甚至主张全世界的语言同出一源，不过总的说来，由于这类理论在语言学上难以证实，争议很多，都没有取得成功。

这种状况到20世纪60年代有了改变。这时，在苏联形成了一个以Vladislav M. Illiċ-Svityċ和Aron Dolgopolsky为代表的学派，他们以巨大的热情，对此进行了严肃认真、锲而不舍的探究，终于在1964年把Nostratic理论建立了起来。Illiċ-Svityċ（1934. 9. 12—1966. 8. 22）是个年轻的斯拉夫学家，1966年死于车祸，年仅32岁，他生前曾发表了几篇论文和一部关于斯拉夫—波罗的语的静词重音法的专著，而另外一部系统阐述包括闪含语、卡尔特维里语、印欧语、乌拉尔语、达罗毗荼语、阿尔泰语的Nostratic理论著作，则是在他的朋友和同事A.V. Dybo的努力下于身后问世的，其中最重要的是Nostratic语源词典，现已出版三卷（b-k’，1971；1-’z，1976；p-q，1984）。75

Illiċ-Svityċ等一批苏联语言学家的工作最初在西方并未引起注意，我们只知道英国著名突厥语学者Gerard Clauson在其书第一卷出版后不久（70年代初）就发表了一篇评述文章，对作者的努力表示敬意，但对Nostratic理论的真实性又很怀疑。以后，随着A. Dolgopolsky移居以色列和研究小亚古代语言的Vitaly Shevoroshkin移居美国，这个理论逐渐引起了西方同行的兴趣。与Gamkrelidze、Ivanov和C. Renfrew不谋而合，Illiċ-Svityċ也主张印欧人的故乡在安那托里亚。据推断，Nostratic史前语在14000年前就有人说了，至今复制出的词汇大约有1000个。

留在苏联的一些学者也继续潜心研究，并且扩大了比较的范围。S. A. Starostin（合作者为S. Nikolaev等）提出汉藏语、北高加索语和叶尼塞语有亲缘关系，同属汉—高加索语系，而这个语系又可能与美洲印第安语的Na-Dene语系（或称Eyak-Athapaskan语系）有联系。76他的研究成果见于1988年发表的Nostratic and Sino-Caucasian一文，并正与I. I. Pejros一起编一部汉藏语语源词典。顺便提一下，叶尼塞语中包括尚存的Ket语，蒲立本在1963年提出，我国古代的匈奴族就是说这种语言的。Starostin还从事原始阿尔泰语的重建工作，他把突厥、蒙古、通古斯、日本和爱斯基摩—阿留申语都包括在内。

除上述Nostratic和Sino-Caucasian两个大语系外，现在正在进行研究的还有一个Austric大语系（包括南岛语系、南亚语系、苗—瑶语、台—卡岱语等）。77美国语言学家J. Greenberg则致力于印第安总语系的研究，据报道，已得到了科学家通过基因研究提出的印第安人起源的新假说的支持。在方法上，构拟原始语的工作尽可能从各个不同角度跨学科地进行，除语言学与语文学、考古学和遗传学外，还尽可能利用数学、生理学、史前学、神话学、哲学等学科的成果。

1988年11月，在密歇根举行了第一次关于语言重建与史前史的国际学术会议，会议论文摘要和资料已在1989年由Shevoroshkin编辑出版。78在我国，1990年第一次发表了一位美国学者关于Nostratic假设的英文论文79（附周流溪先生的《〈诺斯特拉假说〉读后》）。作者将进入中近东的说印欧语的游牧部族的语言称为斯基泰—闪米特语（Scytho-Semitic），并通过这些部族把汉语与印欧语联系起来。作者还认为我国古代的十干是一组字母，可能与西方语言有关。不过这些论断似乎缺乏说服力。

除以上苏联和美国学者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关于Nostratic的研究。譬如，芬兰学者K. E. Koskinen在1980年发表的著作，将闪含语、印欧语、乌拉尔语和阿尔泰语归入一个大的语系，称为NILAL（=Nile+Ural+Altai即尼罗河+乌拉尔+阿尔泰）。80 A. R. Bomhard在1983年出版了比较印欧语与阿非罗—亚细亚语（闪含语）的专著81，苏联学者Eugene Helimski曾对此书予以评论82。限于篇幅，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补记

数年来，承季羡林、张永言、荣新江、龚方震诸先生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梅维恒（V. H. Mair）教授、荷兰高柏（P. N. Kuiper）先生不断惠赐资料，并承黄盛璋先生鼓励，使本文得以写成，谨表示深切的谢意。特别是梅维恒先生指教甚多，尤难忘怀。但文中所有不当和错误之处，都应由笔者自负其责，特此说明。

又本文对有关印欧语起源和Nostratic假设的各家之说的介绍是十分粗略的，许多问题未能涉及，请参看注释中提供的文献资料。文中没有具体谈的将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技术用于语言起源研究的情况，请参看Colin Renfrew, Models of Change on Language and Archaeology, Transactions of the Philological Society, 87, 2,1989, pp.145-149。斯坦福大学的L. L. Cavalli-Sforza以及他的同事的工作是值得注意的。

1991年7月16日

编补

1.关于本文中提到的对原始印欧语塞音系统的重新构拟，请参看冯蒸为Winfred P. Lehmann所著《历史语言学导论》（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 Intioduction）所写的“导读”，特别是第三节“近年来历史语言学的发展趋势与主要研究成果”（31—34页）。上述原书由劳特利奇出版社出版于1992年，影印本收入《当代国外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文库》，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版。

2.文中提到的印欧语与汉语之间词汇音、义相似的现象，以及汉藏和印欧语言在史前可能有联系这一问题，最近出版了周及徐的专著《汉语印欧语词汇比较》（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该书认为上古汉语和古代印欧语之间存在着有规律的语音对应，存在着大量的词汇对应，甚至存在着相似的形态因素，可参阅。但所论尚存在可商榷之处，参看北京大学唐均的书评，载The Journal of Indo-European Studies, Vol.32, 1-2, 2004。

（原载《亚洲文明》第3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