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亭祭生灵　瀫沙撑白骨

清外务部档案“衢州教案简明清折”记载，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七月，从“常山下来有两个洋姑、一个小洋人。至衢州西水亭门均被团练杀死”。当时在水亭门以撑船为生的严高祥亲历此场景，另据许老三供：“伊与村人杀死土匪一名，在其身边搜得大洋二十元、小金洋两个。大洋俵分，小金洋，伊自换钱花用。水亭门路过洋人，系在逃之船户陈老三杀害。”〔35〕这就是震惊中外、史称“衢州教案”的反教会斗争中发生在水亭门的一幕。而继教案后一系列的清算，使衢城满目疮痍，哀鸿遍野。据当时衢州名儒詹熙所著《衢州奇祸记》称，涉及此案被“冤杀、疑杀、阵杀、捕杀的各方民众寿数约万余，皆弃尸于河中”。当时江上情景是“大雨后，群尸聚于汇水处，水作黑色，鱼鳖皆泛”。第二年，詹熙乘船去杭城，看到“沿江沙碛，白骨支撑，皑如明霜，至今舟子犹能言之”。却不知有多少冤死者，其名字也没留下。

据小时候住下营街12号的衢州前任副市长姜宁馨说，发生了衢州教案后，外国人发话，如果清朝政府不惩治凶手，他们将要像八国联军一样，血洗衢城。于是风声鹤唳，全城人心惶惶。迫于压力，清政府着着让步，“电旨迅速查办了结”。后将金衢严道台鲍祖龄充军新疆，都司周之德处斩，浙江巡抚刘树棠革职永不叙用，当地士绅郑永禧、郑锷、罗道樊等也遭斥革，赔款白银5万两，割地10亩给被杀教士筑墓并修建被毁教堂。新建天主教教堂就在今天府山，即峥嵘山，当时占地四十余亩。〔36〕而参与肇事群众被杀40多人，其中14人枭首示众。据说这些人是被押往杭州刑场斩首，从水亭门码头登船赴死的。

江上传教

《衢州市志》（1226页）记载，天主教是明末清初由福建、江西传入衢州，初传教于府城城乡内外，信徒不多。雍正末，有世奉天主教的傅佑仁兄弟三家由江西南丰迁居衢县石梁麻蓬。大约是在1701年至1703年间（康熙四十年至四十二年），最早的天主教堂由王姓教徒在康熙年间创建于衢城小西门泰安宫前。1723年，朝廷下令禁止天主教传播，许多传教士被驱逐出境，传教转入隐蔽活动达100年之久。天主教传入之初，衢州城内还没有建教堂，传教士栖身在西门外衢江的船上。他们白天上岸传教，夜里宿在船上。麻蓬村九十岁的傅献堂老人说：“天主教神父不知道城里有教友，城里教友又不敢去找他。宿在船上，白天上来去传教的。后来看到船上究竟不是一个住的地方啦，他到上面来买房子，想买没有买成功，买来之后又变卖掉。结果还是在麻蓬落根的。”〔37〕

据《衢县志》（1926年刊本）卷四“建置志”记载，同治十一年有美国基督教教士司徒牧师来衢传教，夜住船中，昼则登陆，随地演劝。《衢州简史》（317页）也有记载，当时传教士住的船就停在西门外，晚上传教士就住在船上，白天入城传教。这样辛苦了一年多，传教士才租借蛟池街四眼井民房作为教堂，称福音堂。光绪元年复加扩充，受典大房三进犹有一部分租赁者。至二十五年，内地会英教士汤明心改建西式洋房。二十六年被毁。胡嘉镐老人说：“我小时候，七八十年前了，耶稣教刚传来，没有教堂，就在县西街租了个店面，来宣传耶稣教，那么大家都去听，来个人发个包子（面包），叫你去听耶稣教，称呼教友兄弟姊妹。”居士徐文华老人说，她小时候有钱人不相信西医，都相信中医。她母亲怀孕流产，因为没钱就去了教堂。汪栋时老人说，抗日的时候，天主堂允许老百姓躲进去，管吃住。如今柯城区基督教三自爱国教会设在下营街一处楼房里。

庚子奇祸

光绪二十六年春夏，义和团运动席卷京津一带，当时慈禧太后发布密旨，令各省“诛灭教会中西首领”。慈禧的密旨也由浙江臬司转令各府执行，衢州镇守司、都司也已转知团练遵办。当时詹熙在《衢州奇祸记》（89页）对此暧昧局势如此记载：“光绪庚子五月，京津拳匪创乱，警信至衢，匪已思逞，既而拳帖四张，谣言百出，官弗之防亦弗之禁也。清政府对义和团‘亦抚亦剿’……廷议各异，剿团剿洋，有若水火。”当时正值浙闽边境终南会刘家福红巾军起义，起义并非以反教为目的，意在“反清复明”。但当起义军开始进攻衢城时，却催生了衢州教案。当时，衢城文武官员对起义军惊慌失措，红巾军攻打衢城时，流言四起，城外山头鬼火莹莹，城内人心惶惶，把矛头指向洋教士和向与洋人交好的官员，开展诛官杀教的斗争，由此“衢州教案”爆发。詹熙所著《衢州奇祸记》包含日记和杂述，详细记述教案发生经过。事发之时，他见拳匪四言揭帖，谬论勃发，人心大为激动，作四言绝句，驳之曰：“能杀鬼子，固是好事。普天率土，无不切齿。”但又婉言劝导：“凡谋大事，宜策始终。”

案发过程，中国内地会汤明心夫妇（D. B. Thompson）以及他们的两个儿子（Edwin和Sydney）和三位女同道石、马、戴（Edith S. Sherwood，M. Etta Manchester，J. Desmond）请求道台鲍祖龄庇护，在道署前被群众击毙。另由常山来衢避难的内地会传教士黄道明夫妇（G. F. Ward）和他们尚在襁褓中的婴儿，未及进城，也被害于城外码头，即水亭门码头上。〔38〕在道署衙门被杀的英籍传教士汤明心在1900年7月20日写给朋友的信中提到黄道明夫妇以及他们雇船的事。他说：“我们期待黄道明夫妇会即时抵达，但不知道是否能雇到船。船夫会同意带你，但当走了30到50英里以后，他就会停下来，说：‘我们不能再走了。’他再要500元（50英镑）才会继续走，否则就掉头送回去。”〔39〕一位女传教士E. A. Thirgood（中文文献称良思善），亦在抵近衢州城外时遇害。城内天主教堂、耶稣教堂，均被焚毁。次年，浙江巡抚余联沅在《奏报议结浙江新旧教案情形折》中道：“虽由于平日民教不和，不无激衅，而匪徒之借以为名，纠抢图利者实居大半。地方官事前既不预为防范，事后又不速议了结。”

知县吴德潚一家研究西学，是维新刊物《时务报》最初发起人之一，与梁启超、黄遵宪、汪康年等人来往甚密。《衢州史话》（60页）记载，其子在教堂学习外文，县署兵丁练洋操，由此引起某些地方士绅的不满。红巾军攻城时，城内群众奋起反对洋教，捣毁教堂。吴德给传教士通风报信，并派丁役保护教堂，更为群众所痛恨。浙江巡抚任道镕给清廷奏折中说，“因西安县吴德保护教堂，谓其通匪，因而迁怒，乘乱戕杀，并及官眷幕丁人等至三十四名之多，实属惨忍已极”〔40〕。

奇冤莫白

衢州教案震惊中外。英国特派前总领事霍必澜在沪专办交涉，初欲派兵赴浙，谓浙官纵匪戕教，应照廷雍办理。经南洋浙抚电宣执约劝止，幸赖各领事牵制，而美尤出力。〔41〕帝国主义要求停止文武考试五年，以示惩戒。赔款抚恤金五万两。在府山之西修筑被杀教士的大石坟，划府山东面地十余亩给造天主堂。今天府山天主教堂仍在，但大石坟已不在。据姜宁馨副市长说，现在这个教堂是原先那个拆掉重建的，但教堂的台阶还是原来的。1911年辛亥革命打跑列强后，再把这几个坟平掉的。詹熙等绅士为“悔罪输诚，恳全生命，叩请转详扶宪，恩予照会英领事官事：愿为汤君及女教士立碑志哀，并为素服五礼拜日。其余城内商民人等皆服素五礼拜日，按户焚化素纸，俟汤君全家及女教士灵榇登城之日，再为延请教友诵经一礼拜日。绅等各具衣冠，出城远送，以表悔罪尽礼之意”〔42〕。

清政府除了惩治官员，还展开一系列清算。他们认为：“地方官犹父母官，戕杀县官，与逆伦无异。”〔43〕有的说“环城四十里，皆从诛戮”，也有说二十里、十里、五里，或只是城里。崔元浩（又名崔守灏）等十四人，均系倡乱祸首，或则戕官，杀害教士人等，或系在场随同下手，逞凶滋事，情罪最重。均属法无可贷……枭取首级，解赴犯事地方悬竿示众，以昭炯戒。〔44〕中国人好面子，头颅直接关系到面子。这个姓崔的，他杀头的时候儿子很小，也另外坐船到了杭州。据说在刑场上，场面非常凄壮，刽子手看着这个小孩子，这么可怜，这么哀求他，就把他父亲的人头还给他。他就把父亲的人头拿回来安葬在祖坟里，免于悬首示众。〔45〕《两浙史事丛稿》记载这位崔姓叫大谋，还是岁贡生，斩于杭州钱塘门外：“崔子年十五，跪刑场吁求父首。……见者啧啧称孝子。”

据姜宁馨叙述，这些赴杭州被斩的人，经过水亭门时，沿途百姓纷纷生祭，猎猎江风，为之送行，场面感人。“几十个人呢，是用船，从新桥街那边走过来，绑上来以后，再往这边水亭门上船，运到杭州去。他们水亭门的许多人在心里是同情的，在表情上是悲伤的。所以，他们沿着两条马路生祭。一般人死了以后再祭，是死祭，他是活着就祭。这次去杭州一定是杀头的。”1992年版《衢县志》这样描述当年水亭门的情景：“缉捕船泊于西门河岸，捕满一船，即行解省，经月不已。亲友或哭送，或沿途生祭，悲声不绝，全城处于恐怖与悲愤之中。都司周之德反洋教得力，被捕时，自城东解往西门，所过街市六七里间，居民焚香拜送，哭声震天。被捕义民解省后，严刑拷审，口供所及，随即逮捕，瓜藤蔓葛，久而不绝。一时畏‘罪’自尽者，被笞致死者，瘐死狱中者，熬刑讯释而成残废者，外逃不归者，不可胜计。”徐映璞在《两浙史事丛稿》中也提到沿途生祭，见者酸鼻，其中描述：“都司周之德被捕，短衣芒履，锒铛就道，自东门至于西门，所历市街六七里间，居人焚香拜送，哭声震天。”当然也有怜民的好官员，继任知府徐士霖不忍见此景，为民请命，被罢官，后自捐200元倡设恤嫠经费，解任归去，并作诗云：“劫火残碑在，荒村饿殍多。哀鸣遍南北，望望奈愁何？”

詹熙当年把这场悲剧定位为“奇祸”不无道理，是背后有种种不可道明的势力最终酿成大祸，在他看来，“国家赤子，久被屈辱”，而官府“装聋饰瞽，若官若绅，如梦如醉”，“民激而戕官，疑而杀教”，“以致沉海之奇冤莫白”，团民与中外教民冤魂难散。

（马妮、高佳燕、吴宗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