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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衢州有圣贤之芳躅，帝王之陈迹。1994年国务院审批，公布为古迹型“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南宋时期，孔子第四十八代长孙孔端友南渡，赐家衢州，故又称“东南阙里、南孔圣地”。水亭门古街区位于城内西隅，呈矩形地块，现存三街七巷。区内散布着庙宇、宗祠、会馆、城楼、古迹及成片的传统民居，是衢州城保留最完整、最能体现古城风貌的街巷。衢州市政府一直对这块街区的改造非常小心。街区分别在1997年和2001年请同济大学古建筑专家做过保护规划，但自那以后十年时间里，街区面积仍然在不知不觉中由20公顷缩小到只剩大约12公顷。区内民居十分脆弱，市气凋零。出现这一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街区文化遗产的大义难以被感知，由此造成政府决策两难境地。2010年衢州市文化局从“文化先行”的理念出发，邀请浙江大学跨学科研究团队，从文化人类学、历史学、古建筑学、旅游休闲学等多学科视角对该街区进行街区遗产历史意义的研究，以便为今后各种规划和利用提供文化本底。
在历时近两年时间里，课题组对本街区及其周边文化遗产，挨家挨户开展了刨根式调查，掌握了大量人类学资料，包括采访、图片、录音、录像等。同时收集整理了丰富的有关水亭门街区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献资料。在此基础上，课题组超越现代遗产观，打破物质和非物质遗产的划分界线，从中国本土历史思维出发对研究资料进行仔细分析，并用“述而不作”的方式对遗产的意义进行书写，最终形成一份近40万字的研究报告。本书是在该报告基础上形成，展现了一个全面、深层、细腻、原真的街区遗产画面。虽然本研究不属于规划范畴，但将是各种规划、决策以及遗产利用的基础，其目的是：
（1） 挖掘水亭门街区蕴含的文化大义；
（2） 为修复水亭门街区、活化文化遗产提供过去与现在的对接点；
（3） 为“照亮”街区的文物遗产提供语言性的艺术魅力（aura）；
（4） 为城市规划等提供深层文化本底；
（5） 为旅游展示提供文化素材。
本研究立项阶段，根据初步文献研读，确立6个方面的初步研究方向，包括：1） 水亭门会馆系列—乡土之链；2） 水亭门望族系列—宗族文化；3） 水亭门小巷系列—市井生活文化；4） 衢江文化系列—瀫水流域文化；5） 水亭门城池系列—城墙与建制文化；6） 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这6个方面，是作为最初问题带进到街区中去探索。随着研究不断深入，这些问题带出不同研究对象。一定意义上也改变了我们对水亭门本身的认识。因此对研究框架做了适时调整，从原来的6个方向拓展到了8个文脉系列，分别是：城池篇、瀫水篇、坊巷篇、宅邸篇、古迹篇、市贾篇、医泽篇、礼俗篇。各篇内容既有自己体系，又相互交叉呼应。风格上更多借鉴了传统地方志。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渗透于街区物质肌理中描述，分散到各篇展示。这一变化体现了我们对坊巷文化遗产认识的不断深入过程，也体现我们在研究方法上面的创新。本书出版时，水亭门街区已经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复和改造。本研究是这一修复的决策和规划依据。本书没有对改造期间及以后的情况进行追加，这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留住改造前的城市记忆，使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可以与现状进行对比，同时也能帮助读者了解历史街区遗产意义的挖掘如何引发城市的变化。本书前言部分将就坊巷文化肌理的概念、文化遗产研究方法、文化遗产价值判断、遗产书写等问题做一个交代，有助于更好地解读本书。
一、 坊巷文化肌理
在都市化进程中，我国诸多的古街区正面临快速消失的处境，这种消失既表现为日积月累的渐进性侵蚀，也有城市规划中的整块拆除。不管是哪种情况，都与我们对古街区文化遗产意义的认知有关。我们较多地关注物质文化遗产，如建筑、文物等，而忽视其背后无形文化遗产价值。由此，一旦建筑本身的原真性和历史性得不到确认，就会简单地以为不具有保护价值。殊不知，遗迹、遗址乃至上面的一草一木都可能有重要的文化价值。为此需要一种能打破物质与非物质文化的界线，形成能反映中国传统理念的古街区遗产认定方式，特别是能从那些看似普通的街区里把握到背后无形遗产的当下意义。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不能只停留在现行西方文化标准下建立起来的文化遗产的认识框架，而要回到中国古代的坊巷文脉里，考察各种地方志是如何认识、记载和彰显街区文化遗产的。
关于坊巷的定义，清嘉庆十六年《西安县志》（衢州曾名西安县）称“城内有隅，郭内有坊，直曰街，曲曰巷”〔1〕。坊巷在古代曾经是一种行政管理体制，“唐制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四邻为保。在城邑为坊，田野为村”〔2〕。但坊巷文化不能只从行政结构里解读。坊巷自周代即有之，《尚书·毕命》记载这是以“表厥宅里，彰善瘅恶”为要义，因此坊巷文化的核心是“贤其人”，重在激励人心。“表厥宅里自周有之，所以贤其人也，后世乃以表科第，近又以表其官。此有司崇重激励之意，其亦甚矣。”〔3〕此外坊巷也不仅是由建筑构成的街区，它还包括礼俗、家族、商贾、名贤（牌坊等体现）、园林、城池、宗教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坊巷内存在或消失的各种历史遗迹，可以是民居、商铺，但还有各种亭、园、楼、阁、寺、塔、祠、庙、坊等。但每一个遗址承载的是建筑以外的丰富多彩的无形文化遗产，通常又与家谱、寺祠志、建置志、古迹志、人物志及诗文等连接起来。先人对坊巷的记载往往体现“微言大义”的话语风格，包含着过去与当下、历史与文化、物质与非物质、遗产与伦理等重大问题思考，这都是今天重新理解街区文化的重要参照点。要全面认识街区文化遗产的价值，就有必要从中国本土文化视角出发重新梳理坊巷文化的肌理及其背后的大义。
文化肌理是指各种文化要素构成的体系及其质地。肌理或纹理（fabric or texture）一词是取自于纺织行业的一个比喻，用来指构成一种文化的各种特征与线索，包括有形也包括无形文化。这与中国“文”的传统含义相似。《说文解字》：“文，错画也，象交文。”意指由线条交错组合而成的一种图案。段玉裁注：“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后来字的地位突出起来，人们忽视了“文”这一更加根本的意义来源。在西方，肌理或纹理这一概念比较多地出现在文物与建筑遗产的修复中。街区文化遗产的肌理通常关注其物质细节及其结构，也包括视觉面貌和内心感受。在西方对街区物质文化肌理的保护已相当成熟，并走向一种具有怀旧色彩的艺术化效果，游客行走其中往往会得到强烈的视觉冲击。今天对文物或者说坊巷肌理的认识已经拓展到非物质文化范畴。这得益于包括文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对文化的深入认识，比如麦克法兰（McFarland）〔4〕倡导通过关注浪漫主义文化肌理来重构我们对什么是浪漫主义的认识。吴宗杰、胡美馨〔5〕引荀子观点，认为礼是渗透于中国社会的文化肌理，体现在“歌谣、謷笑、哭泣、谛号……刍豢、稻粱、酒醴，餰鬻、鱼肉、菽藿、酒浆……疏房、檖貌、越席、床笫、几筵，属茨、倚庐、席薪、枕块”等一切有形和无形的中国传统文化生活中。近年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领域大力倡导遗产的生态观〔6〕，建议用整体，而不是分类的方式，挖掘与保护村落、街区的所有文化细节，与此同时也开始探讨扎根于本土几千年传统的文化遗产观。〔7〕但如何将这一理念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中，还有待于我们用文化肌理的视角把握每个细节及其多样性。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要求我们在遗产表述时，把有形和无形的，错综复杂的文化线索编织为一个整体。
中国传统对古迹与遗产往往轻其物质肌理，重其文化意义，或者说精神所系。此种传统影响下的一个结果是，大多数中国坊巷很难找到具有悠久历史的物质存在。皮埃尔·里克曼斯（Pierre Ryckmans）在其《中国人对过去的看法》一文里就提到，在中国风景线中，缺乏西方有教养的游客所关注的那种过去留下的物质存在，因此如果从在西方环境中发展起来的遗产标准来审视中国，这些游客往往会感到失望。〔8〕但另一方面里克曼斯也注意到，在中国旅行，你能感受到无数不在的过去，那些延续几千年的地名、表坊、墓墟，乃至店名、广告诗词，流行歌曲，以及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都能让一个西方汉学家想起他们所仰慕的几千年文明。如果我们打开任何一部地方志，那种穿越时间的精神永恒更是跃然纸上。如果回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这些纸上的精神还可能在街区的各个坊巷肌理中得到体验。为此里克曼斯概括中国人对过去的态度是：物质缺失但精神存在，或者说当下看到的中国过去，是一种“精神的活跃，物质的无形”。汉学家谢阁兰（Victor Segalen，1878—1919）认为，“中国人充分意识到没有东西永恒到可以逃脱时间那饥饿的牙齿”〔9〕。因此古人对遗产的保护可以表现为不断地重建，除了刻有文字的石碑，其他物质实体都可以代替和更新，甚至生长在遗址上的一草一木都可以被看作是珍贵的遗产。如果考察地方志关于“名木”的记载，几乎都在文化遗产的意义上，而非今天植物学定义。《战国策》记载“秦伐齐，令有敢去柳下季垄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这里说明柳下季的墓墟边的草木也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也被看作是珍贵的遗产。《衢县志·古迹志》中写道：“过柳下季之垄而禁采樵，往哲之风徽有足动后人之景慕者，旷百世而如新也。”〔10〕在古人那里，月榭风亭不在其艺术之美，荒祠古墓不在其文物之珍，关键是有可以让当世仰慕和追忆的精神遗产。
由此来看，重构中国坊巷遗产，重在其无形文化肌理。对坊巷文化遗产的保护应转向其遗址以及遗址承载的精神文化。这要求超越西方街区文化遗产的评价标准（物质原真性和物质怀旧肌理），重在其人而不在其物，认识到遗产的永恒性在人而不在物。
本书以水亭门街区文化肌理为对象，在西方遗产界一系列反思的基础上〔11〕，旨在发展文化遗产研究的本土理念。我们以“衢州水亭门街区文化遗产”为例，“言近旨远，以小见大”，展现一种把物质和非物质、细节和整体、当下和过去融合在一起的遗产意义挖掘思路。通过运用包括《史记》《春秋》在内的儒家传统历史书写方式，以“微言大义”和“行事深切著明”来彰显街区文化遗产的深层价值，把错综复杂的文化线索编织成“以礼为本”的坊巷文化肌理。虽为衢州案例，但期待对我国古街区挖掘和保护有所启迪。
二、 文、献互征与遗产“取义”
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结合已有很长的历史，通常指的是把人类学提出的问题通过历史研究来加以回答，或者是用人类学考察去考证或补充历史研究。〔12〕不过我们采取的方法与此不同，我们看重人类学的田野及其对当下的关注，而历史则更多看作为过去留下来的文本及其与今天不同的文化价值观。文化遗产本质上是过去在当下的存在，对其研究也必须包括当下和过去两个维度。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在古汉语里，“文”指典籍，“献”乃故老乡贤。杞宋二国为夏殷之后，虽然孔子有夏殷之礼的记载，能言说之，但缺乏活人的传承，故不可成之。由此可见孔子的遗产传承既重视历史史料，也重视当下的活人。这就是所谓的“文”“献”互征，也就是我们所持有的历史人类学视角。遗产研究就是要让史料和活体对接，实现对过去“大义”的传承。坊巷通常是被看作是物质存在，但对其意义的把握必须超越物质，能把握其历史大义。同样历史也不能以传统史学观看之，仅仅为了再现过去的事实。文化遗产是一种流动的文脉，与当下在对话中的过去。历史人类学就是把现实与历史对接起来，以成其大义。在遗产书写上，避免宏大理论惯用的概念和定义表述，而是通过细致、具体的文化肌理刻画，展现街区遗产独一无二的地方精神。我们把历史文献解读和人类学田野考证紧密结合起来，研究过程包括：
文献考证 收集与水亭门街区有关的文字资料，包括地方志（不同时期的版本）、地方文献、家谱、档案、老照片、图纸、碑文、已发表研究论文等，利用这些资料对这个街区每个片段的历史变迁进行梳理。
采访与田野考证 对不同年代的居民及熟知该地区的各界人士进行追踪采访，请老人们提供水亭门街区相关载体的历史记忆，请他们一起走访现场，对现场文物进行考察、描述和讲故事。通过这些方法，把握无形遗产在当下的传承状态。
文化解读和遗产书写 解读不是一种理论解释，而是在描述中著明；书写强调尊重原始史料的语言，包括古人诗文，它们不是看作文学作品，而是古人对该遗产的意义解读。描述不是为了简单地复原过去事实，而是探究过去对现在的意义。
文化遗产利用论证 根据水亭门街区的文化内涵，及其当下意义和政府与民间的诉求，探讨被现代人利用、展示的可能性及策略。遗产利用是一个持续变化的过程。
任何文化遗产的确认涉及其价值评定。在中国，这个价值可以理解为蕴含在遗产里的能为当下所利用的大义。所谓义［義］，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里指：“善也”，“从我，从羊”。“谓仁必及人”。本研究的价值判断是结合当下社会背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大义出发，以人为本，在遗产细节叙述中进行。我们将其看作是遗产“取义”，取之孔子之言。子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结合遗产研究，街区及其历史人物可以看作“事”，史料及遗产书写可以看作史与文，但“取义”却是要靠研究者审视夺度。“取义”不是简单言说所谓的“仁、义、礼、智、信”，或者给遗产套上一个大道理，而是在具体细节的叙事中隐含，要让遗产能给现代人以启迪。“取义”是通过口述与史料的细致解读，结合中国经典，针对现代各种各样的问题“折中于夫子”。我们相信只有把握住遗产的文化意义，才能留住其物质遗存。遗产描述不能仅仅停留在就事论事的事实考证上，不能只说水亭门以前有什么，而是要追问这些东西的意义在哪里。研究的虽然只是衢州地方文化，但其意义并不止于衢州本地，要从中国文化的高度去认识。本书每一篇遗产叙述都要思考如何取其义。“取义”借用孔子的“春秋笔法”，通过用词细节体现出来。孔子写《春秋》用的只是当时熟知的普通史料，惯用的历史叙述，但却隐含了裁定天道人事的大“义”。
比如当我们在写水亭门城上的碧春楼时，除了梳理其通常的遗产内容外，把登楼看到的衢州星象分野的记载与当今地理学经纬度做比较，展现这两种文化的本质区别，古人以不变的星辰作为山川坐标，故有“国邑之名代变而山川不变，星辰亦不变。泥其变者，遗其不变者，何异于亡剑而刻舟？”由此出现天人合一的地理观：“天道远而人事迩，顺人应天，此之谓乎？”我们从一块碑记里，裁录清代西安知县的徐懋简登城楼时的故事。其中谈到他当年看到的“弦歌四起，绣壤交错”的衢城景象，作为父母官该如何体恤民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百姓之乐而乐”。他说，登上城楼，看见下面“那些背着书箱的人，我要知道如何培养他们；那些扛着锄头的人，要知道如何慰劳他们；那些江山往来的船家，要知道如何保护他们；那些居民，要知道如何安抚他们；那些酣醉而起舞者，我要知道他们为何快乐；疾病痛苦的人，要知道他们的忧伤。知道这些应该知道的事情，就是知道如何执掌西安县事的人”。由此碧春楼就寄托地方官“知天、知地、知衢州”的大义。
在描述水亭门文昌殿时，展现它作为文运的礼仪场所的意义，体现古人对教育和治国人才的祈求。将文昌殿作为全国祭祀的重要对象，始于清代，给朝廷呈《文昌化书》的倡导人、大学士朱珪还在衢州文昌殿边的观我园留宿，并留下诗文。近代以来，由于科举废止，儒学远离，文昌殿也被废弃，并错误地理解为“拜菩萨的地方”。我们从民国《衢县志》记载中读出这样的无奈，并在水亭门古迹志里把文运和教育的传统大义提取出来，思考中国文运复兴之意义。街区上的周王庙和天妃宫，衢州古时流传“天妃宫月月《风筝误》，周王庙旬旬《比目鱼》”。这里曾经是“西安高腔”的发源地之一，体现“‘八佾’遗风，戏为盛礼”的南孔遗风，今天天妃宫仍然每周上演古戏。深入考察，其中追求的乃是“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见《礼记·乐记》）的礼乐意境。从“取义”的角度看，我们不是套用所谓建筑学、宗教学、美学等现代人的概念去评说遗产的价值，而是回到儒家文化的视角，深明大义。遗产叙述在触及小人物、小民居、小文物时，也时刻不忘挖掘其背后的文化大义。
三、 坊巷文脉肌理的书写
遗产书写本质上是意义的产生过程，也就是面对某一古代遗存，包括与之相关的人类学调查和典籍，我们应该通过什么样的叙述风格、分类方式表达其意义。简单来说，我们应该怎样从依照西方标准建立起来的遗产分类体系、评估标准走出来，用一种切合中国本土叙述传统的遗产写作方式，用整体观照的思路展现遗产。
我们不简单地把水亭门概括为某一种文化，如商业文化、戏剧文化、中医文化、宗教文化或者其他。水亭门就是衢州古城文化的印迹，由无数相互交接，体现不同时代、不同生活领域的文化肌理沉淀在一起。我们通过挖掘衢州丰富的史料，结合人类学采访，确立八条文脉，或者说文化肌理，并用司马迁“互见法”加以贯穿。刘知幾《史通·二体》阐释“互见法”，“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13〕在我们这里就是同一事件或人物依“取义”之需要在不同篇章里出现，使不同文化线索分而不离，并体现“微言大义”的效果。通过参考传统方志的编目理念，同时又根据当下之需要，将水亭门文化遗产分为八个大篇目。这是用坊巷文脉的思路去展示水亭门作为遗产地的意义。各篇章简介如下：
1. 城池篇—众志成城
古人云“众志成城”，是说要让城郭固若金汤在人不在城，也就是说地利不如人和。今天城墙已失去其凭依功能，但对于凝聚衢州人心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城以盛民是本篇希望挖掘的意义。衢州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争两浙而不争衢州，是以浙与敌也；守两浙而不守衢州，是以命与敌也。”衢州坚固的防卫城墙，巧妙的瓮城，内河和护城河体系，以及钟楼、鼓楼、炮台的设立，使衢州城池有着凝重的历史魅力。衢州发生过的许多重大战事，如明朝常遇春的“滑铁卢之战”，清朝平定三藩之乱和太平天国运动以及抗日衢州会战等。上述历史事件留下的文化记忆，可以成为彰显残留城墙的历史光环。
水亭门又称朝京门，是衢州相对保存最为完整的城门，目前还保存有一段比较长的城墙遗址。站在水亭门上，以古人“星野”的视角，看此地域“天人合一”的文化内涵。碧春楼借古之天地观和盛民观将可以重新复活。由水亭门风水布局折射到整个衢州“九圭之地”的府城格局。此外，探索水亭门城池文化时，带来一系列问题，比如府城格局是如何反映城市礼制思想，水亭门在这一格局里起什么作用，如何通过现存文物承载古城先贤智慧。此外还有城池的建筑格局和筑城方法，城池与水系、商肆的关系，战事记载等等。上、下营街曾经是驻扎军队的地方，水亭街因码头形成商业景象，成为衢州、浙江乃至全国的政治、军事、经济重地。本篇还提出重修城墙的历史文化依据，同时建议利用现有文物开展文化活动，如节日庆典、婚庆礼仪等，以体现传统礼仪活动激活衢州古城的物质灵韵。
2. 瀫水篇—瀫纹涟漪
衢江，又称瀫江，取之其水纹似罗縠，上行江山、常山、开化各埠，联通闽、赣、皖，两广及西南地区，下行兰溪、金华、桐庐、富阳、杭州，通运河、长江中下游各地。水亭埠作为衢江航道上最重要码头，自唐宋至明清，航道中千帆林立，沿江数里，货船、客船、渡船，花船，木排沿江排列。千百年来，衢江不仅仅是江水，还是充满意义和张力的文化空间。衢江船工和渔民，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以水为家，在水上构建起了物质和精神家园，给衢江留下了“家有儿童乐，门无官吏来”的别样生活图景；江边的“吊脚楼”沿江而建，为船提供给养，为商店联系运货船只，可谓水陆之间的桥梁；“骚人重醉碧春楼”，衢江还是历代名流荟萃的地方，或赶考，或赴任，或从幕，或归乡，千百年来，吟友们伴着桨声帆影，经历春夏秋冬时序之变，所吟诗句如春花烂漫，姹紫嫣红。衢江花船中能歌善舞的姑娘，茶馆里引人入胜、扣人心弦的说书，码头边上惩恶扬善的道情，为衢江增添了别样风情；衢江排开的码头上，有前来浣洗的妇女、静坐的垂钓者、吆喝的小贩、忙碌的挑夫……可以说，衢江是区别于陆地的、另一个充满生趣和诗意的栖息空间。《瀫水篇》通过对水亭门码头、浮桥、瀫江鱼工、驿站渡口、船工、九姓渔民、花船、江上休闲文化等呈现水亭门周边的江上景象，体现出水亭门码头重要历史意义。此外，以水亭门码头为载体，挖掘衢江劳作与商业网络，寻找“草市迎江货，津桥税海商”，“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的文化意境。这一研究旨在为衢江水上旅游、发展江上休闲、重新激活水亭门沿岸的人气起重要作用。
3. 坊巷篇—市井怀旧
城内有隅，郭内有坊，直曰街，曲曰巷。古城衢州分四隅，通称为坊。县治西十字铺（街）分界。“由铺西经南市街抵旧天后宫转北为西隅”，也就是水亭门街区所处区块。民国《衢县志》记载的水亭门街巷，目前尚存的有罗汉井巷、柴家巷、皂木巷、上营街、下营街、天王巷、小天王巷、黄衙弄，还有人称“进士巷”的漕门弄。记载的坊有西太平坊（朝京门内南向上营）、灵顺坊（朝京门内北向下营）、明扬坊（水亭街）。各类记录功名的牌坊还不在此列。本系列展现这些街巷的格局、文化和建筑质地、历史变迁、人文特色，也包括市井生活、趣闻轶事，体现普通百姓的原生态生活文化。这为今后修复水亭门街景、形成怀旧意境的坊巷风格提供文化意象。本篇以明、清时代以及民国初年景观为解读底本，主要是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水亭街拓宽之前，对两侧的住家、民居与商铺、路面、牌坊、名木、古井、外围景观等进行描述。
4. 宅邸篇—望族演义
在水亭门街区存在过的“望族”不仅有徐氏望族、陈氏望族、乐安任氏望族、洛阳刘氏望族等家族的宗祠，还有民国时期的叶氏、徐氏、黄氏、周氏等大家族。此外毛泽东的祖先毛璩后裔也在此留有踪迹。《衢县志》把它们归为“望族”。各家族宗祠呈现出中国根深蒂固家国一体的宗族文化。本篇将通过挖掘这些宗祠布局（包括消失的）、家族产业（水亭门街区部分）、名人事迹、祭祀礼仪、房系脉络、移民关系、诗文记载等，充分呈现水亭门望族文化底蕴。围祠而居的是各个民居的特点，探究的其中的仁里文化，考察这块土地如何维系衢州人的根意识，亲亲尊尊的血亲脉络。我们刻意追寻这些家族今天的情况，互唤其收族意识，并详细刻画一些可能恢复的宗祠，以起到家族祭祀、敦亲睦友的作用，也是展示衢州望族文化的平台。《论语》中说：“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里者，民之所居。什么样的坊巷空间才是美的？并不是现在所向往的高楼广厦，而是“居于仁者之里，则为善”，日渐月摩，便会有教化。水亭门大大小小有许多家族宗祠，这是孝友文化的根基，是感化民心、爱亲敬长的起点，也是最能触动衢州市民、凝聚人心的正气所在。不能把祠堂仅仅看作是家族内部的私事，古有所谓“家家皆正，则邦国自然得正”。期望那些家族祠堂的后人能回到水亭门寻根问祖，恢复祠堂的祭祀和教化功能；宅邸篇的挖掘将为保护水亭门的民居，使其成为儒家文化的重要载体，同时为反映古城家族历史的兴衰变迁提供一个窗口。
5. 古迹篇—访古问愁
《衢县志》感叹“重古人之行，宜抚一泉一石，一花一木，皆足动人复古之思，令人留恋慨慕于无穷者”。古迹是历史沧桑留下的印记，对于中国古人来说，这些印记并不一定需要物质的载体，衢州方志中的古迹志主要就是记载消失了的历史遗迹。古迹篇主要梳理水亭门一带已消失的历史记忆场所，其中包括寺（天王古寺）、塔（天王塔）、祠（孝烈祠）、亭（捲雪亭）、园（观我园）、阁（文昌阁）、坊（太平坊、灵顺坊、节孝坊）、桥（天王桥）、巷（护领巷）的历史记忆，凭吊历史上这些古迹对水亭门乃至衢州的重要意义。当前古迹保护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其历史文化意义的失落，本篇希望能激发人们重新思考古人对古迹的理解和处理方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能与当代对接的水亭门古迹保护与重建思路。古迹意义的恢复既可以拓展旅游资源，也可以作为文化复兴的载体。在领悟其文化精神的基础上，激发怀古、稽古情怀。南孔家族《东家杂记》载孔子访古迹而诗曰“将军战马今何在，野草闲花满地愁”，即为此意。
6. 市贾篇—四省通衢
衢州素有“四省通衢”“五路总头”之称，水亭门由于紧靠衢江码头，乃是衢州最为繁华的商贸之地。《衢县志》记载：“西城水亭街，南城坊门街，十字街，西南市街皆为繁盛之区。”同时也记载衢州“然其地瘠民贫生产不饶”，当地人“亦只安家居耕作以谋衣食而已。一切金融之流通、价格之上落，悉操诸客帮之手，闽、赣、徽、宁、绍各树一帜”。这是因为衢州“宋元为仕宦之乡，往往因留寓而落籍，数传以后悉成土著”。由此水亭门商业的最大特色是云集周边不同地区的商业文化。而外邦人到此，相互间形成一种竞争关系，也因此这里的商人有不忘桑梓示崇本，“名有主客之分，实无区域之别”。通过开设各种会馆建立“宾至如归”的乡土之链。
水亭门的商业样态首先就是货运业，称“运输行”“过塘行”。其次有纸槽业（很多为历朝贡品）如“王立大”“叶半城”和应家，都是纸槽大户。再是木材行、米业、油行业、酱园业、药材业、布业、酿酒业等等。还有就是依附于这些行业的服务业，如菜馆业、金融业、娱乐业。水亭门也是一些特色产品的集散地，如咸花生、柑橘、胡柚、茶叶、福建南（山）货等。此外民国时出现一些西式产业如皂木巷的勤业袜厂，柴家巷阜城纸庄为代表的印刷业、卖洋油洋烟西药的商铺等。还有就是衢州各种传统手工业，比如箍桶等手工艺制作行业。这里的商业经营模式多样，有家族经营，雇佣经理，经理人管理等方式。商业经营理念多体现儒商文化。另外，水亭门还是培养商业管理人才的“大学校”，这里的学徒制反映儒家教育理念，即以“进退应对洒扫”（见《论语》）为要义的“知行合一”教育思想。因此许多大家族都把子女放到水亭门商铺里培养。这对今天企业家人才培养仍有启示。
7. 医泽篇—药王圣地
在中医逐渐衰落的今天，水亭门街区还依旧保留着传统医文化的印记。其大街小巷、祠堂民居里记录着中医的传承与变迁。这里曾经有元朝衢州路医学提领刘光大所创的惠民药局，即今天的神农殿；曾经有明清名医的悬壶济世与橘井泉香；这里是中国医典《针灸大成》杨继洲的故土；曾经有鳞次栉比的民国中西药店与中药栈，店里设有坐堂医生，雇有学徒伙计；还有代表药业最高管理层的药业行会，有体现中医教育的神农殿讲堂；有每年农历四月廿八神农氏祭祀；有过去坐堂医生的许春祥民居，还有现在非遗项目“杨继洲针灸传承人”张玉恢的祖宅。这一个个点相连，一条条线相串，便织成了一片传统医药文化泽地，使我们能从不同角度一窥中医在地面貌。水亭门街区留下了与中医有关的宗教、医术、药业、行会、教育、名医等等多种遗产。从惠民药局与神农殿中，我们感受到的是医与政治、医与宗教、医与百姓生活的联系；看到的是中医对于普通人生活乃至信仰的关照与影响。从药店学徒每天的擦桌扫地洗碗中，我们看到的是师徒传承的中医教育，体味到“敏慧于心”的教育方式，更领会到儒家教育所倡导的人生第一课：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从坐堂医生处，看到古时医圣的高风亮节。此外我们也看到民国时期的西风东渐留下的中英大药堂痕迹。通过此篇，我们希望带来的不仅仅是关于如何恢复与建设水亭门医药产业的思考，更是对弘扬与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谋求中西文化对话的一次尝试。研究希望能将水亭门街区打造成多元的浙西中医药文化中心，集医院、药铺、药材制作与批发、讲堂、名医传承、遗产研究等为一体的医泽圣地。
8. 礼乐篇—协和万民
《西安县志》记载“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礼乐篇通过描述水亭门现存的周王庙、天妃宫、神农殿、文昌殿等过去开展的各种祭祀、乐神日、庙会、唱戏等活动，挖掘水亭门以“教化”和移风易俗为目的的礼乐文化，由此呈现“神人同乐”、“天人合一”、人伦和谐的传统文化。通过对各个庙宇供奉的神所包含的内在文化解读，挖掘衢州本土的礼义思想。其中，周宣灵王祭祀的历史变迁引出钱塘江流域的水文化。通过以“神出厉坛”的“乐神”祭祀等活动的描写，探寻一个多世纪前的精神风貌。祭祀与庙会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宗教和民俗活动，而是中国传统的“礼乐”文化的延续。另外天妃宫、神农殿和文昌宫的意义也将分别走出现代人想象之“宗教传统”，从“仪礼”文化方面加以呈现。通过这些文化记忆的挖掘，重新赋予水亭门一带庙宇的礼制含义。
水亭门提供了礼乐文化土壤，培育了许多地方性戏曲，如婺剧、衢州道情、滩簧、莲花落、莲厢、小锣书、快板等等。特别是婺剧，水亭门曾经是这一文化的大本营，浙江婺剧团前身的所在地，今天还留着许多当年的剧团用房。天妃宫祠堂戏台今天仍然上演传统戏剧。观戏在这里不仅是艺术欣赏，更重要的是礼仪交往活动。该篇还包括水亭门一带婚、丧、嫁、娶活动的描述，以及各种风尚和礼乐教育。这些记忆可以为现代衢州各种礼仪活动注入活力和意义。各庙宇所代表的行会关系及其在各种祭祀活动里的体现也将做仔细考察。许多非遗项目由于受西方分类体系影响，往往从丰富的文化土壤里抽出来，变成一种技艺，导致文化内涵的缺失；但如果将非遗项目回归土壤，也能丰富乃至激活水亭门街区的活力。礼乐篇的挖掘将从根基上丰富南孔文化的民间土壤，有助于夯实衢州古城的文化底蕴。
除了这八个篇目，在涉及的具体遗产里，我们提供当下利用方式的提示，以各种形式插入，学的是“太史公曰”的用意。书中，史料、口述、文物描述、作者评说等虽然相互交叉，但来源都有迹可辨，避免用自己的语言去代替。整个布局，篇目体裁取舍，力图打破受西方遗产话语的文化支配，更好地体现古代地方志及其他史书的叙述风格和遗产观。〔14〕总之，遗产书写力图让人能看到来自不同时代的语言实录以及涉及具体人事的故事，着力以孔子提倡的以“行事深切”来“著明”遗产意义。
四、 从文化碎片到文脉编织
在遗产保护中，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遗产评价标准。通行的做法是关注那些反映重大历史事件、重要人物和鲜明特色的标志性遗产，人们称之为“纪念碑”式遗产。〔15〕今天衢州人认为其标志性的文化有“两子”，即“南孔”和“围棋”，尤其是南孔在全国乃至世界都有很高的知名度。但在普通老百姓心中，南孔文化是“阳春白雪”，遥不可及。遗产保护的另一个视角就是寻找普通的、寻常百姓生活里的“乡土”文化。水亭门街区的遗产更像是后者。除了少数已经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庙宇外，人们并没有感觉到这里有什么宏大的东西。但对我们来说打破这两种遗产观的界线，使其相互渗透、相得益彰乃是重要的遗产开发创新。南孔确实有重要意义，但绝不只限制在孔氏家庙里。水亭门街区有许多历史悠久的家族及其宗庙也在传承南孔文化。此外，这里曾经有过的庙会、礼俗，以及中医、私塾、表坊无不蕴含儒家精神，是南孔文化在民间的表现，也是孔子后裔适衢后培育起来的衢州乡土文化。它反映的是以南孔为标志的衢州古城文化肌理。
举例来说，水亭门街区有大量看似普通的民居。这些民居不仅仅只是体现所谓徽派建筑，更重要的是其所承载的各个家族的文化记忆。这些碎片化而细节性的家族记忆，是南孔所提倡的宗族文化的历史延续。周王庙旁边原来是联豸徐氏祠堂，大小相当于杭州岳王庙。联豸徐氏是与孔子嫡长孙同时南迁来到衢州，宋时为东京祥符人，落在衢州已有九百多年历史了。联豸徐氏作为一个望族，传承着大量儒家文化，包括称为天官的徐可求忠烈形象，儒林鸿博徐之凯，还有明朝万历年间“一门三进士”的荣耀。今天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邵永丰麻饼当年就是该家族的祭品，并由其族产“徐大丰麻饼店”传承。在方志和家谱里还记载了联豸徐氏家族很多孝子的形象。该家族最后族长的儿孙至今还保存有鲜活的家族文化记忆。徐氏家族遗产体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传统。类似的家族在水亭门还有很多。另外，站在坊巷角度看，这里的“柴家巷”以姓氏得名，巷里曾居住过“旧时王谢”的豪门望族，是五代后周皇帝的周恭帝后裔。《衢县志》（1124页）记载，“城西隅柴家巷，周恭帝后叔夏封崇义公，收掌二帝位版权，就衢州景福院奉安，子孙遂家于衢”。周恭帝乃是被赵匡胤“陈桥兵变”时废掉的后周小皇帝。不过赵匡胤以及宋朝历代皇帝依照孔子“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大义，对其后代仁慈相待，直至绍兴五年，赐封到衢州。因此今天的柴家巷乃是一代君王历经传承留下来的可考证的印迹，是孔子“绝世之仁”的见证。
由此可见，水亭门这个建筑上看起来普普通通的街区，编织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大义，堪称衢州古城的博物馆，但这个博物馆是活的、流动的、开放的、古今通达的，不是只摆在那里让人看的，而是让人们走进来，可以用心来感悟，用身去体验和生活的。
传统上文化遗产追求的多是些纪念碑式的、标志性的有形遗产。该模式主要受1964年《威尼斯宪章》影响，注重遗产的物质原真性保护，主要适用西方以石块为特色的建筑。20世纪后期，国际上对这一思路进行深刻反思〔16〕，更加重视非物质文化内涵的保护。遗产的定义也开始超越西方思维，体现文化的多样性，尤其是非标志性的遗产。也就是说，遗产定义及其保护不能再按照过去那种物质性的、标志性的宏大文化思维模式，而是要把各种本土的、根植于民间土壤的、活的记忆碎片纳入到遗产建构中来。这个建构过程，就是把围绕一个点或场所的不同历史文本碎片，编织成一个个有意义的文脉。
无形文化肌理好比是一束束光环，能根本上照亮古街区，赋予其魅力。文化肌理本质上就是能对遗产产生“察觉”“意思”“意味”“道理”“情理”“遗音”“意会”“不尽之意”等的意义感受，西方称之为遗产的sense，其中包括气味、风声、氛围等。但这个与心理学上的感官刺激完全不同，它是包括良知、义气、憎爱等更加重要的人文感受。能产生这种感受的除了物质肌理外，主要是来自遗产相关的语言。从话语角度来看，这些意义系统的东西都是以不连贯的文化碎片存在，可能是一句诗、一个字、一个人名，一段故事，物质上就可能是一片残瓦、一个断墙，甚至一棵树。遗产研究就是要把这些碎片化了的文化遗存，小心翼翼地加以收集、考证，然后编织成一个能被当代人理解的文化“叙述”。
水亭门遗产的修复，要靠追溯其原来的文化碎片质地，具体来说，就是它过去一砖一瓦以及生活的细节和布局是什么样子。本书着力追寻这些细节，为了修复和激活水亭门街区所用。历史资料显示，当年从朝京门进来，看到的是类似现在湖南凤凰城门内的景观。从城门进来，看到的是窄窄的街道，弯弯曲曲，有变化的，中间铺着青石板，两边是鹅卵石铺就的路面，街道两侧的屋檐向内倾斜，不时能看到伸出来的楼道，妇女们坐在上面喝喝茶，看看下面流动的人群和庙会。三个牌坊在水亭街依次排开。建筑表面有着不同年代留下来的痕迹，风格也会随不同时代而有变化，有张扬，更有内敛，但总体和谐。这些都是物质文化肌理留给人们的意境。抗战期间水亭街左右两侧各拓宽过3米并拉直，日军细菌战又对水亭门文化肌理产生很大影响。例如柴家巷9号吴土福的房子，本来六间平行，但其中有一间的木板与其他不同，就是因为细菌战的缘故，这一间被烧掉重建，因此呈现了不同的文化质地。今天水亭门的很多民居内壁由砖头搭建，原本却是木板，原因就是当时政府命令老百姓敲掉木板，改用砖砌，防止老鼠传染细菌。还有日本人在黄衙巷1号房子里搭建瞭望塔，把楼板锯掉一块，如今还能看见这块空缺。这些质地都需要小心解读和保护，是历史的见证。
但文化碎片最重要的还是语言性质的，包括今天的口述。物质碎片也要靠语言碎片帮助产生意义。比如水亭门街道路面，中间石板，两旁石子铺成，这不能只是看作是一种材质、一种视觉和踩踏感受，更重要的是其中包含的文化意义。古人走在大街上，不同年龄、辈分、宾主关系、上下关系、男女关系都有礼数空间。中间石板路总是留给尊者，因此这一路面又称“君臣路”。由此街道路面的修复就不仅仅是材质和格局的修复，还包括“尊卑”关系的文化意义修复。今天能用来修复这一空间的碎片可能就是一位长者“这是君臣路”的指认。这一碎片连接到其他史料，形成连贯的意义表述，从而激活路面的文化大义。
把过去留下来的遗迹看作是一种碎片，就是说，无论是文字记载、口述还是物质载体都是一种承载意义的语言碎片。〔17〕这里要说明的是，历史意义总是不完整、存在断层的。对文化遗产的探究不是追寻福柯所批判的历史的起源，或者还原一个事实〔18〕，而是思考过去留存下来的意义碎片在当下应该发出什么样的历史回声。水亭门的家族、商铺、古迹、坊巷、房子以及相关的记载和回忆等就如同一堆由不同历史话语叠加起来的碎片，厚实又多样，体现衢州古城的文化底蕴，呈现给我们的是从古代至民国，乃至文革时期不同时代的沉积，构成一个个生活图景和社会变迁。每一碎片又可以与更加远古的经典对接，放在当下语境里就产生本雅明所指的原作的回声。〔19〕作为文化遗产研究者，不可能，也不要试图忠实再现过去，其任务是发现过去碎片的意义再生意向，并从这种意向唤醒历史的回声。遗产书写要尽可能使这些碎片透明、真实，不用现代概念去任意概括，遮挡其光芒。
末代秀才周浃，当年曾是衢州的重要人物，民国早年去世时半个城为他送葬，如今关于他的记忆几乎已完全被遗忘，但是在柴家巷的一大染坊还留着他的字迹，由于战争、自然和时间的原因，字迹已斑斑驳驳，完全碎片化，正是这一细节给了我们历史的感动。93岁王汉卿老人看着这片字迹，回忆起自己小时候在周浃开设的私塾里读书，内心充满感激。老人们还记得一大染坊墙上曾有一丈宽的“布”字。当年晒着五颜六色的布，飘起来，也曾是一道非常漂亮的风景线。在采访时，王汉卿与也已花甲的周浃之孙相遇，他们沿着水亭门寻访周浃遗迹，交谈中，片言只语都让人寻味到一位儒生的精神品德。
碎片的解读从生活开始，现象进入，然后连接到古籍，包括《二十四史》在内的大量古代文献。比如进士巷里有明成化二年（1466年）进士魏政之进士厅，今天从进士巷走入柴家巷，还有一处巷的格局能反映进士应有的礼数空间。当地老人介绍说，这条拐角今天看似普通，但当年只有进士人家才能有。不过今天这房子历经时代变迁，早已无真实性可言，但把《衢县志》记载与《明史》对接，可知魏政这样的官阶，其房屋应为：“厅堂三间，七架，梁、栋饰以土黄。门一间，三架，黑门，铁环。品官房舍，门窗、户牖不得用丹漆。功臣宅舍之后，留空地十丈，左右皆五丈。不许挪移军民居止，更不许于宅前后左右多占地，构亭馆，开池塘，以资游眺。”由此我们不仅看到这一进士厅依照当年礼制可能的建筑格局，更重要的是看到古代礼制对官员的约束。官员不能因为自己的权力和财富就恣意建造豪华别墅。因此进士厅包含着古人治理腐败的启迪。这样，我们把现场观察、口述、方志记载和《明史》对接起来，形成历史碎片的相互对话，以传统礼义反思当下。
遗产叙述应尊重语言甚于事实，所谓语言就是过去留下来的哪怕只言片语，它可以是史料也可以是老人的口述。把这些不连贯的，不同来源的碎片组织成现代人能阅读的故事，就是文化记忆叙述。遗产书写讲究叙述要直白、忠实、有味道和“微言大义”。本研究立足于对语言碎片来源可靠性的考证，而非事实。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因为一切过去的事实，留下来的只是语言与符号。每一句话，都要有出处，有可靠的来源和实证依据。实证不是确认事实，比如天王塔的传说与西湖白娘子传说一样并非事实，但对地方文化却有重要意义。遗产书写通常分三种风格，第一是以理论为主的原则性陈述，从抽象层面给文化遗产一个宏大定义。这种定义不是让历史碎片自己说话，而是我们现代人去言说过去。第二是结合具体文物展开的科学性陈述，可以提供具体的可操作的建议，但无法呈现丰富多彩、深刻的遗产意义。第三是通过寄存在文化遗产上面的人物故事和历史事件的叙述，达到对遗产的深度“绘描”。绘描中包含以“微言大义”的方式隐含的现代启迪。这样的叙述就是孔子和司马迁遵循的“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本书力图遵循这一叙述风格，同时也兼顾其他两种。以水亭门祠堂为例，我们会找到各个家族的家谱，追踪其后人，收集故人事迹，研究存在或消失的祠堂格局和族产。同时我们也考察其后代子孙现在的想法和处境，了解家族传承现状。有了这些古今对接、丰富的人物和历史事件故事，后人哪怕站在这块地方也会产生敬畏之感而留恋慨慕。这时看见的街区会产生其背后的“深切著明”。
文物的消失其实不可怕，可怕的是那份记忆和意义的失落。《衢县志》的编撰者郑永禧晚年感慨：“地方古迹，历千百年，保存为难。即以余生之前后十余年间，古迹毁灭者不少。”研究水亭门常常会叹息，这里要是不拆就好了，那里不就是曾经的故居。但是，这种遗憾本身就体现出遗产的魅力。衢州还是一个值得遗憾的地方！这样说是因为在都市化和全球化浪潮下，浙江大部分古城连懊悔的场所都没有了，因为在那些城市，已经无法激活哪怕一丁点的怀古情思。衢州残留下来的遗迹还不足以让人抹去过去的记忆，留给人们一个个懊悔的空间。也许就在这遗憾瞬间，我们得到了“旷百世而相感”的通古情怀。先人遗迹在历史的沧桑中总会被淹没，但“以兹有尽，视彼无数”，“至于英雄葬骨之区，贤哲首邱之地，一坏斯存，九原可作也”。〔20〕今天很多古城研究重在文物建筑的保护，但那种带有缺陷的遗址挖掘的意义远远大于建筑物本身，这也是古代地方志重视的地方。
“延年益寿”不只是为了建筑实体延续，更是要使建筑所承载的思想和意义传之永久。遗产保护，中国历代都在进行，但不限于物质，衢州历代方志里记载的就是这样一种中国本土的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方式。今天国际上已越来越认同这种传承方式。中国与西方不同，不是靠大量的石头、城堡来体现文化的延续性。在古人的思维方式中，重建是合理的，但意义不能失落。今天中国古街区改造的最大问题不在于重建本身，而是重建过程中意义的失落。比如说水亭门外的捲雪亭，今天那里又重建起一座凉亭，但是捲雪亭的意境、它留下来的那些诗文并没有继承下来。不是说这些物质的东西不重要，而是要更注重于意义的回归。这种回归，也不是完全从方志或史书里直接复原回来，而是去寻找与现代进行对接与创新的意义回归。
最后我们引用天启《衢州府志》“三衢郡志叙”中的一段话，说明衢州文化遗产对安邦化民之意义：“夫三衢东南一都会也，控吴越之上游，据闽楚之要塞。山川襟带而常开属邑，则江南诸山发龙度峡之祖，故三衢安则大江以南皆乂安，三衢动则大江以南皆骚动，其形势然也。孔圣慨文献之无征，史迁嗟旧闻之散轾，然犹异代奈何？”遗产的价值在于能崇德，而不在于事实本身。古人云：忠孝所在寸土皆香，自后人慕之，则见为古迹。〔21〕今天许多古街区在默默中不知不觉凋零，似乎感觉不到其魅力，这其实是街区遗产之大义在当今时代的失落。衢州古城自唐武德建制，上下千百年，其间城郭宫室、园林台榭，以及一名一物之奇，大都因世远而淹没，然古城余韵可观。也许人们在看到一些断瓦残垣时，会感到懊悔。正是这一懊悔，动人对陈迹之慨慕，遗产之珍惜。衢州先贤徐之凯曰：“夫天下未有不折衷于古昔，而可以行之久远者也！”文化遗产不只是用来开发旅游的文化产业，它是当下事业能行之久远的保证。遗产背后的文化大义，将是我们中华文化复兴大业的基础。本书与许多有关文化遗产的书籍不同之处在于：它旨在向遥远的古昔发出邀请，期待历史能重新发出光辉，让那一束束从过去走来的灵晕，聚焦在古街区，把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重新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