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湘 凌云

回望改革开放40周年，难以数清赵启正转换过多个角色。1991年，他出任上海市副市长，1993年兼任浦东新区首任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一干就是五年，以杰出的沟通能力和执着的投入，把浦东的故事变成了讲述伟大中国梦的最好例子。1998年至2005年，他出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提出“向世界说明中国”的理念。2008年，他出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任职期间他积极倡导和践行公共外交理念，还以新闻发言人的身份与各国记者交流，生动地传播着中国形象。

“讲好中国故事”，这是赵启正40年来一个个角色的叠加和升华。而随着中国的发展和进步，这个故事也变得越来越精彩，越来越生动。

“在地球仪旁思考”的“浦东赵”

浦东新区管委会最初设在浦东大道141号，原是黄埔区文化馆和上海船厂的旧楼，周边到处是棚屋简房，不出几公里就能看见农田。但是在这里流行一句豪气十足的口号：“在地球仪旁思考浦东开发”。这句口号被贴在机关食堂的进门处，管委会人人皆知。

当年出任浦东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的赵启正，不惧怕挑战，而且善于思考。他来自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大学物理系教授，家中兄弟三人有两个学物理。他从中国科技大学核物理专业毕业后，曾在中国核工业部第二设计院、航天部上海广播器材厂工作21年。当年科研条件有限，他刚工作时不仅缺少国外科研资料，连实验仪器都难得一见。就在那种条件下，他和同事艰苦攻关，他多次被评为上海市和航天部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

在赵启正看来，“在地球仪旁思考”，就是要在浦东开发中谋求经济全球化格局中上海的重要位置，通过浦东开发来振兴上海，使之先成为亚洲的区域经济中心之一，再成为世界的经济中心之一。深入的思考，让他谈起浦东总是特别有说服力。

其实，当年向外国人介绍浦东是很困难的，他们根本不知道浦东这个地名，更不知道它在哪里。有一次，一家美国航空公司总裁和赵启正在和平饭店会谈，他望着黄浦江问：“从这里到浦东远吗？是上高速公路还是坐飞机？”当时，身为浦东新区一把手的赵启正的一大任务就是要让不出名的浦东尽快出名。他想，能不能通过和迪士尼合作来扬名浦东呢？于是，他在1993年访问了迪士尼，向当时的总裁威尔斯介绍了浦东的四点优势：第一，经济发达；第二，海陆空交通方便；第三，位于长三角城市群中；第四， 四季气候宜人，全年皆可开放。威尔斯完全被说服了，赵启正还没回国，迪士尼就派团到上海考察了，结论是浦东适合开迪士尼乐园。可惜的是威尔斯两个月后因直升机撞山离世，致使这件事多年以后才变为现实。

浦东开发成功起步后，又出现另一种担忧。比如英国有几位议员当面就问赵启正，浦东开发是不是为了与香港竞争。1997年香港回归前，BBC派采访组到上海采访赵启正。他引用英谚说，两盏灯总比一盏灯亮，香港、上海就是亚洲经济走廊上的两盏明灯，“它们相映生辉”。英国副首相赫塞尔廷访问上海时，和赵启正谈起香港和上海这两个金融中心的关系，赵启正用一个比喻就说明白了：香港是“批发型金融中心”，只有中血管、大血管与内地的大城市有联系；上海是“零售型金融中心”，和各城市有千丝万缕的微血管相连。赫塞尔廷立刻明白了：这就像英国的两个金融中心伦敦和爱丁堡的关系一样。

浦东新区的建设成就——那些能用数字描述的和看得见摸得着的，是被称为“浦东赵”的赵启正讲述中国故事的最好“硬成果”。杨浦大桥建成后，赵启正喜欢送给外宾一种“沉甸甸”的礼品——杨浦大桥上中国自行制造的斜拉索钢缆横切块，有碗口大小，大约两厘米厚，装在精制的礼盒内，不仅生动展现了浦东的建设成果，还是“中国建造”的最直观体现。

“廉政也是重要的投资环境”，这也是赵启正的思考所得。1993年的一天，几个英国记者向他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当浦东开发成功的那一天，你们的贪腐会不会也走向顶峰？”赵启正说：“当你看到浦东开发的辉煌之日，同时会看到一个廉洁的浦东。”当年的浦东新区，提出“一流的党建带动一流的开发”，设立了“三条高压线”：领导干部不准直接谈地价，不准干预项目招投标，不准因动迁等私事为人打招呼，甚至在招商宣传手册上，也印上了“在浦东办事，无须请客送礼”等。浦东开发的成绩里，有廉政建设的功劳。

浦东开发之初各方面条件简陋，需要讲好故事来争取投资者，但讲信用是最有说服力的“讲故事”方式。比如，浦东开发提出基础设施先行、金融贸易先行、高新技术产业化先行的策略，赵启正说“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切实做到”。日本森大厦集团总裁森稔大胆地在浦东兴建森茂大厦。他说：“你们在这里规划了绿地，我就在这投资，因为与绿地为邻的房子价值高，你们说到做到了。”由此他下决心又投资建设了三倍于前者的摩天大厦环球金融中心。

基辛格博士是最早看好浦东开发的西方重量级人物。他告诉赵启正：“我看浦东开发是行动，不是口号”，并且强调，浦东新区最宝贵的成绩不是那些高楼大厦和高科技工厂，而是“可信任的国际公共关系”。

研究跨文化的沟通艺术

理科出身的赵启正，谦虚地说自己“很缺乏关于美学、宗教学、历史等人文类知识，所以需要学习”。他偏爱哲学，因为“年纪大的人，都喜欢读哲学，作为对自己以往生活和经历的一种反思和重新认识”。

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书，把世界上的矛盾归结为源自不同文明间的冲突，赵启正说，“这样的说法并不全面”。他说，各民族文化间确实存在差异，但对待差异的不同态度，会带来不同结果：如果对待差异是尊重的，那么文化可以互补；如果是漫不经心的，就会引起误会；如果彼此歧视，就会引起冲突；在特殊的情况下，被别有用心的政治家利用，就会发生战争。在他看来，能够接受其他文化，承认不同文化的优点，这是和谐文化与和谐社会的要素。

赵启正曾出版《向世界说明中国》一书，收录了他担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期间的数十篇公开演讲和媒体访谈。他引用戴高乐将军的话说：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比地球和月亮的距离还大。但他仍希望，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能够克服地理上和文化上的距离，了解一个真实的、充满活力的当代中国。

作为官员，赵启正的立场毫无疑问是政府的，但他的思维方式和语言却是新闻记者的：敏锐，直率，灵活。他说，与外国媒体和外国人打交道的基础，必须是对外国文化的理解。“千万不要轻易把外国人估计成了解中国的人，而应该把他们想象成关于中国的知识只有外国高中毕业生的平均水平，将中国的事儿要努力用外国人熟悉的方式表达。”1999年，在国务院新闻办策划组织的“法国中国文化周”活动中，横穿浦东的世纪大道模型在预展上没有引起法国人的注意。时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在“世纪大道”的名称前加上一个注释——中国的香榭丽舍大街，立即引起了观众的兴趣。

2006年，有些外国人宣扬中国不会成为超级大国，“因为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对此，赵启正说，与对外贸易的巨大业绩相比，中国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存在严重的“赤字”。他大声疾呼：要把对外传播和输出文化作为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加强对外文化传播的最大难点，就在于传播的方式。“外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我们不一样，想让他们明白我们的想法、做法和价值观，就要力求达到一种文化的翻译效果。”他提出要“中国故事，国际表达”。

在和外国领导人的交往中，赵启正同样展现了“赵氏风格”的沟通艺术。比如，幽默就是一种拉近距离的方式。有一次，时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来访，当时还在上海工作的赵启正接待了他。赵启正读过叶利钦的传记，记得其中有这样一件趣事：叶利钦学生时代曾和一位老师吵架，老师要求学校开除他，结果在叶利钦的抗争下，学校反而把那位老师开除了。见面时，叶利钦问赵启正对他有多少了解，赵启正特意提起此事，并开玩笑地问：“在俄罗斯，像您这样的学生多吗？”叶利钦笑着说：“不多，就我一个，所以我当了总统，他们都没有当上。”

直率是另外一种沟通方法。尤其是和西方领导人打交道，坦率地表达立场往往更能赢得尊重。一位曾在赵启正领导下工作多年的干部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乔治·布什卸任美国总统后访问上海，要到浦东新区看看。赵启正向他介绍浦东开发开放的情况，并在讲解陆家嘴规划的模型时用了激光指示器。老布什眼睛一亮，说鲍威尔指挥“沙漠风暴”战役时也用了这种指示器。赵启正说：“可是，他指哪儿，那儿的楼就倒下去了，我指到哪儿，那儿高楼就长起来。”老布什笑着点头，表示同意。

真实故事则往往是对外国人最有说服力的。赵启正多次举过一个例子。他在上海工作时，曾陪印度领导人到一个农妇家庭参观。外宾问农妇：“为什么你的儿子和儿媳的房间比你们的大？”农妇说，因为儿媳是家里的第一客人，要好好待她。外宾在笑声中，立刻理解了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这位重要外宾说，这位农妇说得比此前乡长念稿子的那些数字成绩更令他印象深刻。

汪道涵荐书，促成《江边对话》

不再担任政府公职后，赵启正很高兴自己终于有了更多的读书时间。他说以前“欠的很多债”，现在可以慢慢还了。在他曾经阅读的大量书籍中，有一本《宗教与科学》，是汪道涵先生向他推荐的。汪老说：“这书虽薄，但值得一读。”汪老还高度评价了赵启正与宗教领袖路易·帕罗的对话记录《江边对话》一书的出版。

这场发生在黄浦江畔的对话，不仅凝结成书，而且引起了中西方学术界、宗教界乃至政界人物的密切关注，被学者季羡林评价为“开创之举”。一个中国人，一个美国人；一个政府官员，一个神学家；一个无神论者，一个宗教领袖。身份如此悬殊的两个人，打破了意识形态的隔阂，对话直面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宗教徒与非宗教人士的分歧，甚至触及宗教的核心问题，例如“上帝到底是否存在”。

翻阅《江边对话》，“终极关切、三星堆文化、宇宙大爆炸”这样看似高深艰涩的字眼不时冒出，但是依然紧紧抓住了读者的眼睛。因为对话双方坦诚地探讨了彼此的信仰，对上帝、今世来生的看法，他们毫不回避彼此的分歧，而这些问题在每个人的心中都若隐若现地存在着。

可以想象，在这样的对话中，双方都有回答不了的问题。“我让帕罗用实验证明上帝确实存在，他让我做个实验证明上帝并不存在。结果我们俩谁都做不到。”赵启正坦白地说。

但分歧并不妨碍双方彼此之间的尊敬。帕罗就表示通过对话，自己感到很惊奇：原来无神论者也很有思想，很有学问。他在序言中写道：“让我们在深刻的分歧之上，仍能彼此尊重，彼此相爱，建立诚挚的友谊。”赵启正也在序言中表示：“我不指望读者能赞同本书的多少观点，但我希望读者能赞同我们两人对话的态度。”

《江边对话》的中英文版本在国内外同步出版后，国内中文版很快就重印；在国外，媒体反应非常积极。《南华早报》的文章惊讶道：“看在上帝的份儿上，怎么一个无神论者会跟布道者拥抱？”也许在一些西方媒体看来，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高官能够直率地和美国著名的宗教领袖对话，本身就是一次突破，而对话中有多少差异和分歧倒在其次。据说，很多美国政要都读过此书，希望以此了解中国在宗教方面的情况。

赵启正说，自己进行并公开这次对话的目的，一来是向西方社会介绍中国的宗教政策和宗教现状；二来是使中国读者了解不同的宗教观；更重要的是用行动告诉世界，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信仰的民族之间，也可以进行友好对话。

对于赵启正来说，这次对话使他第一次深切了解到宗教人士对一些问题的思考方法与我们有差异，而且差异较大。“但问题并不在于差异，而在于对待差异的态度。”

一个精彩的“原生态苹果”

有朋友称赵启正是“理性的理想主义者”。2006年起，他出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很乐意与年轻人交流沟通，并把自己的经验智慧同年轻一代分享。他也处处做有心人，为年轻老师和研究生找机会找平台。在担任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期间，他每次都会带一批研究生和年轻老师走进实战现场，参加发布会的准备全过程。

和年轻人一起，赵启正的态度犹如家中长辈一般亲切。他在中央电视台《开讲啦》节目担任嘉宾时，有大学生问他，如果自己是他的孙辈，向他撒个娇他会怎么对待。赵启正说：“那我太高兴了，对我是个莫大的安慰。在家里，我完全是个非常平常的人，别的老爷爷有的优点，我想我都有。”

当然，他也把自己对理想的看法坦率地和年轻人交流。他在演讲时对大学生们说，中国梦就是由我们千万个中国人的梦想组成的。“中国梦最主要是你们的梦。我们的梦都是希望你们成为很有光芒的人，能够给社会做贡献。”

赵启正说：“知识可以从学校得来，但是智慧却要有足够的阅历甚至挫折才能形成。假设一个30岁的人拥有40岁人的智慧，他这一生很可能成功。所以，年轻人和年纪大的人要多交往。年纪大的人可以把他的经验和阅历提炼出来，告诉年轻人；也可以从年轻人身上吸取他们的激情，重新认识生活。”

曾有学者归纳，赵启正总是用一个关键词、一个核心观念、一个动人故事来组成典型的“赵式答问”。这当中蕴藏了他成功讲述中国故事的经验。在传道授业之余，赵启正的著述硕果累累，先后出版了《向世界说明中国·赵启正演讲谈话录》《向世界说明中国（续编）·赵启正的沟通艺术》《江边对话：一位无神论者和一位基督徒的友好对话》《浦东逻辑：浦东开发和经济全球化》《交流，使人生更美好——赵启正、吴建民对话录》《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传播》等畅销著作，有的被重印九次，有的被译为英、西班牙、德、俄、日、韩、乌克兰等文字，备受读者欢迎。

赵启正曾经以“原生态苹果”来比喻舆论宣传和信息生产：要把自然生长的原生态苹果献给受众，不必非要为人家提炼出维生素C。这个生动的比喻，至今令人印象深刻。300多年前，英国伍尔斯索普庄园一棵苹果树落下的苹果，让牛顿悟到了万有引力，开创了经典力学理论的新时代。今天，在中国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的时代，赵启正拿出的“原生态苹果”，或许也会让我们的社会生活变得更加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