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近百年来，父母和教师已不再将孩子们的儿童期和青春期视为理所当然的了。他们已经试着努力使教育适合孩子们的需要，不再硬性规定孩子们去接受刻板的教育模式。这一新的趋势导源于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归咎于心理科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则归咎于青年在成长过程中所遭遇的困难和不良顺应。心理学认为，通过了解孩子们的成长方式、他们所经历的基本阶段，以及成人世界对两个月的婴儿或两岁的孩子所可能寄予的一般期望，我们能够获得青春期的大部分知识。而那些大声呵斥的教会人士、喟然长叹的保守的社学哲学家们，以及各种青少年机构和社会团体，都竭力呼吁：必须采取某些措施以应付这一科学上谓之为“青春期”的特殊阶段。年轻的一代完全偏离了以往的标准和理想，摆脱了有关的家庭标准或群体的宗教价值观的约束，此情此景使小心翼翼的反对派们惊恐万状。激进的鼓动家们则趁势在孤立无助的年轻人中摇唇鼓舌，而我们中间的那些最缺乏思想的人却因此困惑不安。

美国文明，因为它是由许多民族的移民创造的，包含了各种相互对立的行为准则，有着数百个宗教派别，经济状况动荡不定，所以，美国青年骚动不安的状况比生活于古老、平和的欧洲文明中的青年更为明显。美国的现状向心理学家、教育学家、社会哲学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要求他们对成长中的年轻一代的困窘能够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今天，大战后的德国，年轻一代在成长中所遭遇的顺应不良比美国更为严重，大批有关青春期的理论书籍潮水般地充斥着各家书店；与此相应，美国的心理学家也处心积虑试图对年轻一代的焦躁不安作出解释。这种努力的结果是写出了诸如斯坦利·霍尔关于“青春期”的一些论著。霍尔将年轻人的冲突和危机的原因归咎于他们所经过的这一特殊阶段。他将青春期描述为理想主义萌生、对权威的反叛与日俱增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年轻人所遭遇的困难和内心的冲突是根本无法避免的。

一位认真细致的儿童心理学家只相信能够证明他的结论的实验，而对上述理论不屑一顾。他说，“我们缺乏资料，对儿童一生中的头几个月所知甚少。我们仅仅勉强获知孩子生下来多久眼睛才能够追逐光线。而对于一个已经发展了的人格（我们对此一无所知）会对宗教信仰作出怎样反应一类的问题，我们怎么能够作出肯定的回答呢？”但是，在科学方面这种消极的谨慎从未得以盛行。如果实证科学家不能够作出明确的答复，社会哲学家、传道士和教师就会努力作出自己简洁的回答。他们观察我们社会中青少年的行为，记录下那些随处可见的、明显的骚动不宁的症状，并将这些症状宣布为该阶段的特征。人们警告母亲们，她们的“正处豆蔻年华的女儿”将遇见特殊的难题。理论家们说，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时期。在男孩子和姑娘们身上发生的生理变化将伴随着特定的心理反应。其他事情你无法回避，这也同样无法回避。因为你女儿的身体从纤纤少女变为成熟的妇女，她的精神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暴风骤雨般的变化。这些理论家们一再打量着我们文明中的青少年，以世所罕见的自信重复道：“是的，暴风骤雨般的。”

这种观点尽管为严谨的实证科学家们所不屑，但却到处流行，影响着我们的教育方针，使父母们茫然无措。正如孩子刚长第一颗牙时，做父母的必须强打精神密切注意婴儿的啼哭。现在她必须先稳住自己，以自己可能并不喜欢的沉着和耐心去对付这“尴尬的年代”在孩子身上出现的骚动现象。如果孩子们没有什么可责备的地方，那么除了让当教师的尽量忍耐以外别无他策。理论家们继续观察着美国青少年的行为，每年都会为其假设提供新的佐证，而学校和青少年机构的记录中也生动地记载、描述了年轻人所遇到的困窘。

但是，与此同时，人们正开拓着另一条研究人的发展的道路，这就是人类学家的方法，人类学家研究在最为广阔的社会环境中生活的人类。人类学家根据原始人类的习惯研究他们继续发展着的体质，并因此而逐渐认识到每一个人所由以出生、成长的社会环境在他的个人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以往我们习惯上认为属于我们人性中固定成分的行为的诸多层面，现在一个接一个地被发现只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可能的结果。一国居民所有的行为，另一国居民可能并不具有，而这是和种族的差异无关的。人类学家了解到，即使像爱慕、恐惧和愤怒这类人类的基本情绪，也不能归咎于种族遗传或所谓共同的人性，它们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人类学家就是这样从对其他文明中的成人行为的观察出发，获得了许多和行为主义者对幼儿行为的描述相似的结论。对于这些幼儿来说，他们的具有充分可塑性的人性尚未受到人类文明的塑造。

怀着对人类本性的关切这样一种态度，人类学家密切关注着有关青春期问题的最新见解。他得知，诸如对权威的反叛、哲学上的困惑、理想主义的萌生，以及内心的冲突和斗争等，在他看来都有赖于社会环境的各种态度，被人们归咎为生理发展的某一阶段的产物。凭着对文化决定论的了解，对人类可塑性的洞悉，他们不能不对上述观点表示怀疑。这些困窘究竟普遍见于整个人类的青少年，还是仅见于美国的青少年？

对于一个怀疑原有的假说、希望提出新的假说的生物学家来说，这是一个能够大显身手的生物实验室。在这里，在他能够严格控制的条件下，这位生物学家可以从他所养育的植物或动物成长的第一天起，在整个生命过程中，调节动、植物所接受的光线、空气和养料。保持全部条件，变动某一因素，即可准确地测量该因素的作用与影响。控制实验的方法，是科学的理想方法，通过这一方法，我们能够给予所有的假设以严格的客观检验。

然而，婴儿心理学的研究者只能够部分地再现这种理想的实验条件。他无法控制孩子出生前的环境。孩子出生以后他才能对其予以客观的测量。但是，他能够控制孩子生长的早期环境，控制孩子呱呱坠地之后的最初几日，确定哪些声音、光线、气味和滋味对孩子有所影响。不过，对于研究青春期的人来说则没有这么简单的工作条件。我们所希望测量的并不限于文明对一个处在发育期的年轻人所施以的影响。为了最为严谨地测量这点，我们应该设置各种文明的不同类型，并将众多的处于青春期的孩子置于这些各不相同的环境之中。我们应该将希望研究的各种效力的影响予以条分缕析。如果我们希望研究家庭形态的影响，我们就应该创设一系列的文明，这些文明除了在家庭组织上有所不同，在其他方面也都十分相似。如果我们发现了我们的青少年在行为上有所不同的话，我们就能够有把握地说，是家庭形态的不同引起了行为上的差异。比如，独生子女比那些生活在人口较多的家庭中的非独生子女在青春期更为困惑，如此，我们可以在一系列不同的可能情境中进行我们的研究。比如，过早或过晚地对性有所了解，过早或过晚地获取性经验，对早熟发展施以压力，对早熟发展予以阻遏，实行性别隔离或从孩提时代起就实行男女同校教育，在两性间实行劳动分工或对两性委以相同的任务，强迫实行宗教选择或者听任年轻人自由选择宗教信仰。我们可以改变某一因素，同时使其他因素保持相对恒定，然后分析我们文化的哪一层面（如果存在的话）造成了处在青春期的青少年们所遭遇的困窘。

令人遗憾的是，当我们的研究面临人性问题和某一社会秩序的全部结构时，就无法再去选择上述理想的实验方法。希罗多德曾经设想建立一个试验村，将婴儿与世隔绝，观察记录其结果，这一方法是不可行的。从我们的文明中选择一批能够满足不同要求的儿童予以研究的方法也不足取。这种方法设想选择五百名生活于小家庭中的青少年，再选择五百名生活于大家庭中的青少年，然后观察生活于哪种家庭的青少年在青春期的调适过程中经历的困难最为严重。但是，我们无法获知影响着这些孩子成长的还有哪些因素，我们不知道哪些因素影响着他们对性知识的了解，而他们的居住环境又会对他们青春期的发展有何影响。

那么，哪种方法更适合我们接受呢？我们希望创设一种符合人性的实验，但是我们不是缺乏创造进行这次实验条件的能力，就是无法在我们的文明中找到这些条件的控制取样。如此，唯一可取的方法只有人类学家的方法，即深入和我们的文明迥然相异的另一文明中去，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对生活于其他文化条件下的人类予以研究。为了进行这类研究，人类学家选择了十分简单、原始的民族。他们的社会远没有达到我们社会的复杂程度。在选择爱斯基摩、澳大利亚、南太平洋诸岛、普韦布洛印第安等地的原始民族为研究对象时，人类学家始终受着这样一种信念的支配，即对一个初级文明的研究更易获得成功。

在欧洲那样的复杂程度较高的文明中或东方那样的发展程度较高的文明中，研究者必须花上数年的努力方能够理解在那里发挥作用的各种社会力量。单单研究法国的家庭就将涉及法国的历史、法律、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对待性和个人关系的态度等一系列初步研究。而一个没有文字记载的原始民族呈现的问题完全没有这般复杂。因此，一个受过训练的研究者能够在数月之内大致掌握某个原始社会的基本结构。

我们同样也不能够选择一个简单的欧洲农业社区或生活在美国南部山区中的与世隔绝的白人群体。因为这些人群的生活方式尽管十分简单，但却基本上秉承了和欧洲与美国文明的复杂地区共同的历史传统。相反，我们应该去选择那些有着数千年历史，但发展道路却和我们大相径庭的原始群体。他们的语言不属于印欧语系。他们的宗教观念性质和我们完全不同。他们的社会组织不仅十分简单而且和我们的组织形式迥然相异。这些对比十分鲜明，足以使那些习惯于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的人瞠目结舌、茅塞顿开。这些对比又十分浅见，因而能使我们迅速把握。从这里出发，我们就有可能深刻地了解某一文明对生活于其中的个体所施以的影响。

正是这样，为了调查这一特殊的问题，我没有去德国或俄国，而是选择了萨摩亚，一个离赤道大约13个纬度、由棕色皮肤的玻利尼西亚人栖居的南太平洋岛屿。因为我是一名女性，可望能和姑娘们而不是小伙子们结成亲密的关系。又因为女人类学家屈指可数，使我们对原始人的姑娘们的了解远不如对小伙子们的了解，所以我将研究的重点放到了萨摩亚岛上的年轻姑娘身上。

但是，进行这种重点研究时，我所做的一切却完全不同于如果我去研究居住在印第安纳州科科莫（Kokomo）地区的年轻姑娘时所做的一切。在那种研究中，我们可以径直地找到问题的症结：我不必把许多时间花费在印第安纳州的语言上，不必关注餐桌的式样或研究对象的睡眠习惯，也不必详尽无遗地了解他们是如何学会自己穿衣或使用电话的，同样不必询问在科科莫“良心”这一概念的意思是什么。所有这一切都是美国生活的基本内容，我作为调查者熟悉这一切，你们作为读者也同样熟悉这一切。

但是，对于现在这个以原始民族的年轻姑娘为对象的研究来说，事情却完全不是这样了。她们的语言对我来说是非常陌生的。在这种语言里，名词能够轻易地成为动词，动词也能简便地成为名词。她们所有的生活习惯都和我们不同。她们习惯于盘着腿席地而坐。要让她们坐在椅子上反倒使她们拘束难受。她们用手从编织成的餐盘中抓食物吃，晚上就睡在地上。她们的房屋是用木柱子围成的，用棕榈叶扎成圆锥状的屋顶，并用被水浸蚀过的珊瑚碎片铺地。她们的全部物质环境都和我们不同。村子的四周，椰子树、面包果树和芒果树迎风摇曳。她们从未见过马，除了猪、狗、耗子之外，不了解其他动物。她们的食物包括芋头、面包果、香蕉、鱼、野鸽子、半熟的猪肉以及地上的野果。正如我们有必要了解这里的物质环境，我们也有必要了解她们的社会环境，这决定了她们对孩子、性和人格的态度。这种社会环境为美国姑娘的社会环境提供了鲜明的对照。

我对萨摩亚社会的姑娘较为关注。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和她们一起度过的。我尽一切可能对年轻姑娘生活的户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我的时间更多的是用于和年轻人的游戏，而不是参加长辈举行的会议。说萨摩亚人的语言、吃他们的食物、赤脚盘腿坐在卵石铺就的地上，我想方设法缩小我和她们之间的距离，以便能够更好地了解那坐落在属于马努阿（Manu'a）群岛的塔乌（Taū）岛海岸上的三个小村里的所有姑娘。

经过在萨摩亚的九个月的生活，对那里的姑娘、家庭形态、双亲的地位和财产、姑娘们兄弟姐妹的多寡以及她们已有的性经验，我都有了大致的了解，并搜集了许多详细的资料。这些材料也仅能给人一个简单的脉络，还很难作为研究家庭状况、性关系以及友谊、忠诚、责任感等标准的原始资料，但这里所涉及的问题恰恰是我们西方社会中年轻姑娘所遭遇的暴风骤雨般的危机的中心所在。由于在像萨摩亚这样的一个简单一律的文化中，姑娘们生活中的那些不可言喻的部分都十分相似，一位姑娘的生活和另一位姑娘的生活一无二致。我感到尽管我只研究了相互比邻的三个小村里的50名姑娘，但确实证实了某些普遍性的东西。

在本书的其后各章中，我将描述这些处在青春期的姑娘的生活、她们不久也将跨入青春期的妹妹们的生活、她们的兄弟的生活（那里存在着严格的禁忌，禁止她们与自己的兄弟说话）、她们已经度过青春期的姐姐们以及她们的双亲的生活。她们的父亲和母亲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了她们的态度。通过这些描述，我试图回答那促成了我的萨摩亚之行的问题：即，使我们的青少年骚动不宁的青春期危机究竟归咎于青春期本身的特性，还是归咎于我们西方的文明？在不同的条件下，青春期的到来是否会呈现完全不同的景象？

由于我们对太平洋上这个小岛的简朴生活十分陌生，我理所当然地应该大致描述一下萨摩亚的全部社会生活。这里所选择的萨摩亚人的生活细节都围绕着一个目的，即有利于理解青春期的问题。我没有描述那些年轻姑娘不感兴趣、对她们也没什么影响的政治组织事务；而那些只有专家们才感兴趣的关系系统和祖先崇拜的细节，以及家谱和神话，我将在别的出版物上发表。这里，我将努力向读者展现生活在活生生的社会环境之中的萨摩亚姑娘的风貌，描述她们从呱呱坠地到垂暮之年整个一生的生活进程，她们将解决哪些问题，她们解决问题凭借的价值观是什么，以及她们和这个南太平洋上的小岛同生共死所遭遇的一切痛苦和欢乐。

我所以作这番描述，为的是不囿于单单阐释青春期这一特殊的论题。我还应该给予读者一些关于那和我们迥然不同、交相辉映的萨摩亚文明的介绍。这是一种我们完全陌生的生活方式，人类的另外一些成员正在以这种方式过着自足与平和的生活。我们知道，我们深奥的观念、高尚的价值观，都奠基于和原始民族的对比之上；没有黑暗的光明、没有丑陋的美丽都将失去它现在展现在我们眼前的一切。与此相似，如果我们欲图鉴别我们的文明，了解我们为自己所创设并努力传给子孙们的较高级的生活模式，我们就必须将我们的文明和其他与我们不同的文明进行比较对照。在欧洲远足的旅行者回到美国，尽管欧洲和美国属于同一文明，都能够敏锐地感到在他的行为举止和人生观上发生了并不明显的微弱变化。恰恰是这种同一文明模式中的差别，使研究今日欧洲或研究我们自己历史的人提高了鉴别能力。但是，如果我们驻足于印欧文化的洪流之外，我们对自己文明的鉴别能力就会更进一步地提高。在这个世界的偏僻一隅，在这和曾经使希腊与罗马相继兴衰的历史条件迥然不同的环境下，人类的另一群子嗣创造了自己的生活模式。他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生活如此相异，以致我们根本不能毫无根据地假设，他们曾经获得了和我们相同的答案。每一个原始民族都选择了一整套人类特征，选择了一整套人类价值观，为自己的生活创造了艺术、社会组织和宗教，这一切构成了他们对人类精神历史的独特贡献。

虽然萨摩亚只是这林林总总、形态殊异的文明模式中的一种，但是，由于那些曾经漂洋过海的旅行者总是要比那些坐井观天的人聪明伶俐，因此，对另一形态的文化的了解将会提高我们对自身文化予以深入研究、精诚剖析的能力。

此外，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解决青春期这一特殊课题，所以我们对另一种生活方式的论述将主要涉及教育问题即涉及这样一种过程——通过这一过程，降生人世但未经教化的婴儿将逐渐成为他或她的社会中完全成熟的人。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萨摩亚人的教育方法和我们的方法大相径庭，这种方法将使我们获得一次最为深刻的启迪。这种强烈的对比也许能够使我们改变原有的立场，创造一种新颖而又富于生命力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批评精神，去重新评价、甚而彻底改造我们教育孩子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