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信念坚定 意志顽强，在困难和逆境时不消沉不动摇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都牢记心头的入党誓词，在党的历史上，它的庄严和神圣来自对崇高理想的追求和对组织的信仰，更是由同志们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所铸就。

中国共产党栉风沐雨一路走来，每个历史时期有不同的任务，每一步都要克服不同的困难，颠扑不灭的是共产党人的信仰，超越艰苦的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和信念。在党和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我们党内都曾经涌现出一个个卓越的榜样，他们的人生经历各不相同，他们在党内的责任各有分工，但都曾坚定信仰，振奋精神，用不懈的努力克服艰难困苦，激励着千千万万的同志。信念坚定、意志顽强，在困难和逆境时不消沉不动摇，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重要精神因素。

一、信仰的选择：“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辉的胜利”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1]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2]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鼓舞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因为他们在自己的信仰中找到了寄托，辨认出真正的希望所在，凭借着共产主义信仰指导的伟大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为中国开辟了新天地。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大门，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冲破传统的“贵华夏，贱夷狄”的思想藩篱，以新的眼光审视世界，向西方寻求新思想、新理论。但是，不论是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提出的平均主义思想，康有为等维新志士们提出的“君主立宪”方案，还是以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的以“三民主义”改造中国的理想，都不能彻底解决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民族危机越发深重。毛泽东说过：“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直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3]

让革命的炮响震彻中国大地的，不仅是遥远异国人民的正义反抗，更是先进的中国人激荡的救国热情，革命需要努力，思想需要传播，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李大钊是这一过程中的先锋和典范。“李大钊同志是信仰坚定、对党忠诚的表率。李大钊同志在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后再也没有动摇过，真正做到‘勇往奋进以赴之’、‘断头流血以从之’、‘殚精瘁力以成之’。”[4]

习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强调：“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5]信仰不是盲目的，尤其是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不仅仅是革命的激情和热望，更是思想上的洗礼和转向，在此过程中，从意见中突围的难度不亚于在战场中突围，只有经过艰辛的努力和不懈的斗争才能让信仰的红旗坚定地树立起来。在推介马克思主义时，李大钊对俄国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从历史到现实，从政治到文学，尤其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探求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在北京大学，他特别注意引导知识青年走到劳苦大众中去，在实际斗争中争取中国和劳苦大众的光明出路。恩格斯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提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6]这种自觉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工作、分析问题的务实的学风与作风为建立党组织树立了优秀的传统，共产党人把自己探索真理的精神底色写进了《党章》总纲（2017年新修订版）：“马克思列宁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它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在让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先进的共产党人尤其敏锐地把握到了人民的力量，对人民的信仰和依靠贯穿了李大钊的教导，在《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一文中他就指出，“这个在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十月革命，不只是劳农民众应该纪念他，凡是像中国这样的被压迫的民族国家的全体人民，都应该深刻地觉悟他们自己的责任”[7]。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信仰人民，始终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与以往统治阶级相比，这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政治优势，也是我们党带领人民推动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向前发展的宝贵经验，这种经验就像从一开始就得到正确栽培的小树，才能在日后长成栋梁之材。

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落地生根，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就爆发出巨大的力量，在这一过程中，理论引导和埋头实干交相辉映。在理论传播的基础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也在积极酝酿着。1920年初，李大钊联合陈独秀等开始了建党的探索，与同年来华考察的俄共（布）西伯利亚局维经斯基的交往加速了这一进程。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率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把《新青年》杂志改为党的公开刊物，10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此后，湖南、湖北、山东、广东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都相继建立起来。在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还帮助邓中夏等人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青年团，他们去长辛店办工人补习学校，把《工人周刊》等杂志带到学校，帮助工人识字，认清社会现实，建立工人组织。[8]受到正确的引领，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都把面向工人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如在上海出版的《劳动界》、济南的《济南劳动月刊》、广州的《劳动者》……在此基础上，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深入工人群众，举办工人夜校，建立工会组织，建设社会主义青年团，共产主义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一个致力于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解放的政党组织呼之欲出。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人民有了可依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保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使中国革命有了马列主义科学的指导思想，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斗争的目标和走向胜利的道路。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在共产国际的正确指导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的影响、推动和组织之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伟大的胜利。[9]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坚定信仰和远大理想，顽强而不屈，百折而不挠。1927年4月，李大钊在领导反对日、英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张作霖、吴佩孚的斗争中不幸被军阀杀害，在临刑前他慷慨激昂：“不能因为反动派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辉的胜利！”他高呼着“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10]在他去世后，党内同志痛定思痛、深刻反思了大革命失败经验，从此向更广阔的天地开辟革命新道路。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以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为精神信仰和远大追求，着力推进中国社会深度变革，始终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朝着这个伟大理想前行，一个世纪以来的砥砺奋进，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二、信仰的坚守：“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

共产党人始终对崇高的理想信念坚贞不渝、矢志不移，在困难和逆境时不消沉不动摇。在革命战争年代，无数英烈在生死考验面前赴汤蹈火、视死如归，为了在中国彻底推翻黑暗的旧制度，为了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崇高革命理想，为了推行和坚守共产主义的政治信仰而不懈奋斗，甚至无私无畏地英勇献身。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和农民运动领袖，方志敏用他短暂而光荣的一生，诠释了从接受共产主义信仰到走上革命道路的伟大历程。

在正确的信仰和组织行动中革命救国的热情才能得到安放。早在1919年“五四”运动开启了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转变时，革命进步的热浪也已传导到了方志敏的家乡江西弋阳。对于真理的渴求和社会的关切最终让进步青年方志敏与《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进步书籍相遇，由此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认定“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树立正确的信仰，不仅是思想上的觉醒，更会激励同志们投入到革命事业的实践中去。1922年，方志敏赴上海任《民国日报》校对，在这里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他返回南昌创建江西地方团组织设立活动据点，走上了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的道路。1924年3月，方志敏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与创建了江西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南昌支部。

对于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不是凭空想象，它能够有效地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共产党员只有在实践磨砺中坚定信仰，更需要用实践进行检验，不断增强坚定信仰的自觉性、积极性和主动性。在革命的实践当中，方志敏不仅成长为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而且成长为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是党内最早认识到进行武装斗争、开展农民运动和土地改革，以及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极端重要性的革命家之一。

革命的实践是艰苦的，道路是曲折的，只有坚定的信仰、顽强的意志和不懈的努力才能不断逆风而行，推陈出新。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大革命宣告失败，幸存的革命者和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进入了更加艰难的道路探索。方志敏的活动就是一个缩影，他在这一时期的工作不仅是卓有成效的开拓，更是具有创造性的革命道路探索。1928年1月，方志敏参与领导“弋横暴动”，继八一南昌起义之后掀起了武装斗争的革命新浪潮。在此之前，方志敏已经将江西农民运动工作搞得如火如荼，1926年左右，在弋阳县建立农民协会，到1927年江西省农民协会成立，全省农民运动进入全盛阶段时农协会员发展至80余万。1927年3月，在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国民党反动派先行制造了“赣州惨案”，方志敏及时察觉到武装斗争的必要，在南昌创办了江西农民运动训练班，组织了农民自卫武装。192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正式提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在1929年的古田会议之后，更将“方志敏式”的赣东北革命根据地与“朱德毛泽东式”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一道作为先锋模范力量加以赞赏，鼓舞党内同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共产党人信仰共产主义，功名利禄视如粪土。”1935年1月，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国民党“围剿”失利之后，方志敏领导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战斗中不幸被捕。在被俘期间，面对反动派轮番的劝降，方志敏坚如磐石，稳如青松，他假借“写口供”，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和《狱中纪实》等满怀赤诚的作品。他的革命乐观主义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感染着身边的人，甚至包括狱卒和国民党内部的政治犯，他们帮助他将13万字的文稿送出监狱，让我们直到今天都能够了解到一位共产党员用生命书写的信仰。[11]

在他坚定的信仰中更洋溢着一位共产党员对党和人民深沉的爱意：“我真诚地爱我阶级兄弟，爱我们的党，爱我中华民族。为着阶级和民族的解放，为着党的事业的成功，我毫不稀罕那华丽的大厦，却宁愿居住在卑陋潮湿的茅棚；不稀罕美味的西餐大菜，宁愿吞嚼刺口的苞粟和菜根；不稀罕闲逸，宁愿一天做十六点钟工的劳苦！不稀罕富裕，宁愿困穷！不怕饥饿，不怕寒冷，不怕危险，不怕困难。屈辱，痛苦，一切难于忍受的生活，我都能忍受下去！这些都不能丝毫动摇我的决心，相反地，是更加磨炼我的意志！我能舍弃一切，但是不能舍弃党，舍弃阶级，舍弃革命事业。我有一天生命，我就应该为它们工作一天！”[12]被捕半年后，方志敏惨遭秘密杀害，年仅36岁，但他对于共产主义的赤诚忠心和热忱信仰早已经融入同样年轻的共产党而永垂不朽。习近平曾多次用革命烈士方志敏的故事勉励党内同志：“我多次读方志敏烈士在狱中写下的《清贫》。那里面表达了老一辈共产党人的爱和憎，回答了什么是真正的穷和富，什么是人生最大的快乐，什么是革命者的伟大信仰，人到底怎样活着才有价值，每次读都受到启示、受到教育、受到鼓舞。”[13]

三、信仰的锤炼：“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纪念红军长征出发85周年。2016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重温长征历史：在漫漫征途中，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红军将士上演了世界军事史上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14]1935年12月毛泽东同志为抗日斗争而建立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的动员当中高度评价这一“人间奇迹”，“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15]。

长征是宣言书，书写了中国共产党坚持革命斗争的不懈意志，它的胜利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的“围剿”计划，为中国革命保留了种子。正如毛泽东所言：“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自大革命失败、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就没有停止过对于革命形势的破坏。党和人民在艰难的形势中坚持发展自身，积极参与战斗，不断扩大着革命成果。1931年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到这一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中央苏区成立，定都于瑞金，由毛泽东担任主席。1933年秋，蒋介石调集百万大军对各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以50万兵力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这时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领导革命的是在第四次反“围剿”之前从上海迁入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以“左”倾领导人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为中心，他们在指挥上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使得红军未能粉碎第五次“围剿”，被迫实行战略转移。著名的《忆秦娥》便作于此时，是毛泽东少有的沉吟之作：“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直到中央红军终于越过岷山，一年里走过的万里路途和战胜的无数艰难险阻，以及共产党人颠扑不灭的意志和战斗的豪情尽现于毛泽东的《七律·长征》当中：“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鼓励无产阶级实现自身阶级解放和革命事业：“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马克思主义者毫无保留地袒露自己的信念和理想，是因为他们信仰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因此与广大劳动人民在一起就是与真理在一起，就是顺应历史规律，是革命的正确方向，这样的信仰和真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埃德加·斯诺就是被这种革命理想主义吸引而为之奔走呼号的一员。斯诺是美国人，却与中国革命结下了不解之缘，1928年，斯诺刚从新闻系毕业就来到中国，从此记录下近代中国大地上的风雷变幻，“九一八”事变、“一二·九”运动、“七七”事变、“八一三”事件……1936年6月，斯诺突破白区封锁访问了陕甘宁边区，与红军将士们一起生活了四个月，为被他称为“激动人心的远征史诗”的长征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热情作传。回到北平之后，在11月14日，上海《密勒氏评论报》首次登载毛泽东与斯诺在志丹县的谈话，并配发了毛泽东头戴红五星八角帽的照片。海内外多家报刊相继转载斯诺对中国苏区的报道[16]，这些文字和照片有力地向世界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顽强存在和国共第二次合作联合抗日的前景。斯诺还向北大、清华和燕大的青年学生热情地介绍陕北见闻，让国统区青年真切地看到了“红旗下的中国”，激励了年轻人前往延安，投身革命。

一个拥有坚定信仰、崇高理想和顽强意志的组织展现出的精神面貌是非常有感染力的。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斯诺将自己在边区的见闻写成了《西行漫记》，用英文出版时的名字更为磅礴而确切——《红星照耀中国》。这一巨著在公开发行后的几星期内接连重印了五次，此后又被译成多种文字行销世界各地。[17]在斯诺的笔下，中共的领导人们自然质朴而乐观有为，毛泽东更是第一次述说了他自己的个人身世，在斯诺看来“毛泽东生平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18]。不仅如此，书中还展现了红军整体的特殊风貌，一个红军小战士给斯诺端来水，斯诺更正之前的“喂”的称呼，改称“同志”并道谢，小战士回应道：“不要紧，你不用为了这样一件事情感谢一个同志！”[19]这些小战士当时只有十二三岁，但是在革命的大家庭中，他们获得了平等和尊严，为着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奋斗。

长征保存了革命火种，更是传播共产主义信仰、壮大队伍和扩大统一战线的过程。刘伯承与小叶丹的“彝海结盟”就是其中的一段佳话，生动地印证了“长征是播种机”这个论断。1935年5月，刘伯承和聂荣臻率领中央红军先遣队到达位于川滇交界的泸沽，要从大凉山彝族区通过才能避开军阀的围追堵截。刘伯承在出发前对部队作的动员特别交代了共产党人民族团结的原则：“今天我们到冕宁，冕宁过去是彝人的城市，后来彝人被反动统治者赶到山上去了。《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七擒孟获，就是在这个地区。因此，彝人对汉人疑忌很深，他们会射箭打枪阻止我们通过，但他们不是奉蒋介石的命令，他们和国民党军队不是一回事。我们要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广泛宣传朱总司令安定彝民的布告，争取和平通过彝族区。”[20]

共产党人为国为民的革命大义、民族平等团结的信念让民族团结起来，让革命的种子生了根。听说红军要打军阀，主张彝汉平等，彝族沽基家的头领小叶丹表示愿意同红军的“头人”结义为弟兄——小叶丹按照自己的规矩，把红军的首领刘伯承也称作“头人”。刘伯承欣然应允，还劝阻了彝族内部的争斗，向小叶丹宣讲革命的道理：“彝族内部要团结，自己人不打自己人，我们要共同对付镇压你们的反动政府和军阀。”受到感召的小叶丹不仅奔忙了七天七夜护送红军及后续部队过境，还将自己部落里的年轻人送到红军部队专门学习军事。“红军走后，你就扛起红旗坚持斗争。”这是刘伯承对小叶丹的嘱托，红军支队的红旗就这样在凉山彝族扛了起来。[21]

信仰的种子早就超越时间和地域的局限种在了中国人民的心里。在今天，我们党将继续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爱国人士将一如既往地紧密团结在中共中央周围，和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齐心协力，为夺取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更大胜利共同奋斗。在今天，改革和革命一样不断面对艰难困苦，在挫折中前行；在今天，是广大劳动者们接过了革命队伍的旗帜，他们是新时代的战士，正在党的领导下踏上新时代的长征，奋斗在各行各业，重走长征路。

四、信仰的传承：“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作为革命党，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以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为精神信仰和远大追求，着力推进中国社会深度变革，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不惜流血牺牲，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新中国成立以来，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人更是把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具体化为阶段性奋斗目标，一棒接着一棒，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艰苦奋斗。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伟大事业更需榜样的信仰引领，脱胎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铁人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久弥新、永不褪色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激励中华儿女拼搏奋进、担当作为、干事创业的强大精神动力。2013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时发表讲话，回忆起“铁人精神、大庆精神成为激励各族人民意气风发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在新时代依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我国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团结奋进，有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奋斗，我们一定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22]

1938年，15岁的王进喜进入到了玉门油矿当童工。与知识分子出身投身革命的方志敏和瞿秋白不同，王进喜的经历烙印着底层劳动人民的苦难和艰辛。自1929年玉门大灾荒以来，他一度带着双目失明的父亲沿街乞讨，给甘肃军阀马步芳出过劳役，在地如其名的妖魔山给地主放过牛，也跟着大人们淘金、挖油，直到成为油矿工人。也正是因为从小吃尽了旧社会的苦，王进喜对于新时代的新生活才格外珍惜。新中国成立后，王进喜转进玉门凿井部当钻井工人，成为新中国第一代石油工人。1956年4月29日，王进喜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他人生旅途的一个里程碑。

将共产主义的信仰落到实处，让人民当家作主，在新社会成为光荣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建设者，这样的成就激发的责任感是无穷的。王进喜率领的贝乌五队在石油工业部荣获了“钢铁钻井队”称号，王进喜本人更是被石油工业部表彰为“钻井闯将”。[23]1959年，王进喜以“劳模”身份成为新中国成立10周年国庆观礼代表和全国“工交群英会”的代表，在北京开会期间王进喜参观首都，看到行驶的公共汽车上都背着“煤气包”，才知道国家缺油。[24]民国时期，即使有各方有识之士的专业倡议和先行勘探，政府也一直没有重视国内石油开发，而是任由“洋油”倾销，如果不是抗战爆发限制运输，王进喜所在的玉门也还是荒漠里一个古老的地名而不会成为中国石油的起点。新中国成立后，国内物资供应短缺的形势更加严峻，这就导致了王进喜看到的“煤气包”等土方法纷纷上阵。在北京的街头，王进喜抱头痛哭，抱着为国家分忧争气的决心，王进喜更卖力地投入到了工作当中。一直到一年之后东北松辽石油大会战打响，王进喜率队转战大庆，他都反复地向工友们强调，“这困难，那困难，国家缺油是最大困难；这矛盾，那矛盾，国家建设等油用是最主要矛盾”[25]。

“凡有石油处，就有玉门人。”[26]曾写下过被茅盾称为“民族形式的史诗”《王贵与李香香》的诗人李季，在到玉门油矿深入生活之后用这句诗为玉门石油人立了传。1960年3月，玉门闯将王进喜带领1205钻井队到达萨尔图，参加东北松辽石油大会战。1959年左右，大庆地区被探明含油面积巨大——三年大会战之后探明面积达860多平方公里，年产原油500万吨，在1960年中央作出“石油大会战”的决定之后，全国石油系统5万多人会聚到这片未来中国的“油都”。

伟大的工程由伟大的动员展开，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为具体工作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被落实在石油大会战中。中国从来没有开发建设过这样大的油田，国外经验又不能拿来照抄照搬，中国工人有力量，当家作主肯吃苦，而劲头怎么往对了使，还要从长计议。这时候，时任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和会战领导小组成员在1960年4月10日，作出了大庆石油会战的第一个决定——学习毛泽东同志所著《实践论》和《矛盾论》。学习人员不仅包括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干部，还有非党职工。[27]“掌握武器，勇于实践，认识油田规律”，用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武装干部工人们的头脑，再深入到实践中去想办法、完成任务。

以“两论”为指导来统一思想认识、组织各项工作和解决各种问题，在当时的大会战中绝非空话，而是实实在在地发挥了作用。来自五湖四海的技术员和一线工人们热烈地交流总结以往油田勘探和开发中的经验教训，研究面临的困难和矛盾，研究克服困难、解决矛盾的办法和措施。[28]在学习过程中被激发和传扬的，有科学的探索，有民主的讨论，更少不了艰苦奋斗、乐观向前的革命精神——共产党员王进喜在参加大会战“五一”万人誓师大会时喊出了振聋发聩的口号：“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和“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29]

自大会战开始，中国的石油人都提着一口气，恨不得一拳头砸出一口油井来，把“贫油落后”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在萨尔图，王进喜把贝乌五队抢时间干苦工的优良传统带到了大庆，他组织全队职工硬是用“人拉肩扛”的方法搬运和安装钻机，奋战三天三夜，井架终于在荒原上竖立起来，王进喜的“铁人”称号也在当地群众中流传起来。王进喜和同志们不等不靠不要，苦干实干硬干，不断刷新施工纪录，终于闯出了中国石油的新天地。从1960年6月1日大庆运出第一批原油，1960年底大庆油田生产原油达97万吨，到三年之后大会战结束，中国终于结束了用“洋油”的时代，实现了石油的基本自给，为工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动力。[30]实现石油自给不仅是物质上的胜利，更为新中国的建设带来了精神上的巨大鼓舞，毛泽东主席于翌年向全国发出了“工业学大庆”的号召。[31]

今天，我们国家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最可贵的坚持，不是历经磨难，而是保持共产党员敢于为了共产主义的信仰而奋斗终生的初心。作为如今9000万共产党员的一分子，我们必须要传承这些光荣的奋斗精神，用共产党员榜样的信仰来砥砺自己，发扬“铁人精神”，“一个铁人前面走，千百个铁人跟上来”，“前浪滚滚后浪涌，一旗高举万旗红”。

五、信仰的定力：“不改变兰考面貌，我决不离开那里”

正是因为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有深刻认识，历经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洗礼的共产党人深知，唯有坚持信仰不变色、不褪色，才能在历史的激流中掌好船舵，站稳脚跟。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起程前往北平时，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他还说：“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32]要赶的考场，就是成立新中国，中国共产党从此既是革命党又是执政党。此时要面对的挑战不可谓不重大，既要应对党内的骄傲情绪和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挑战，更要率领全国各族人民展开新政权的建设。毛泽东以非凡的洞察力和战略远见充分估计到，在执掌全国政权、领导全国经济建设中还面临着许多挑战。因此他将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的胜利比喻为“万里长征第一步”。

在这个被喻为“赶考”的执政过程中，一支信仰坚定、理想远大、紧紧依靠群众、与群众共患难的党员干部队伍的建设是交出优秀答卷的最具能动性的因素。早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在河南省兰考县县委书记任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焦裕禄就是中国共产党所培养和依靠的千千万万优秀的共产党员之一。焦裕禄1922年出生于山东，和当时万千的贫苦民众一样在坎坷中成长，还曾被日军掳走，背井离乡在辽宁抚顺做苦工。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他回到家乡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民兵队，次年成为一名共产党员。1948年，焦裕禄作为党的南下工作队成员前往河南，从此为中州大地奉献了毕生力量。1962年，为了加强农村工作，焦裕禄先出任尉氏县县委书记，半年之后到了条件更为艰苦、工作更为迫切的兰考县。

意志坚定、一身韧劲的焦裕禄来到了兰考。“兰考是灾区，穷、困难多，但灾区有个好处：它能锻炼人的革命意志，培养人的革命品格。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感谢党把我派到最困难的地方，越是困难的地方，越能锻炼人。请组织上放心，不改变兰考的面貌，我决不离开这里。”[33]当时，黄河“善淤、善决、善徙”的特点让兰考县饱受严重的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本该是耕作沃土的黄河故道被一眼望不到边的黄沙覆盖，白茫茫的盐碱地上只长得出枯草。风霜刀剑严相逼，尤其是1962年，春天的风沙打毁了20万亩麦子，秋天的洪涝又淹坏了硕果仅存的30万亩庄稼，眼看着收粮无望，群众纷纷外出逃荒。

作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人，让思想政治工作服务于业务工作是焦裕禄的工作“法宝”。焦裕禄要治的，首先是人心里的“荒”和“穷”，激发人的能动性，人有了，心齐了，在变化诡谲的大自然面前，才能真正发挥出人的主观能动性，才能让“日月换新天”。焦裕禄就此着手，先重点做干部们的思想工作。在此之前，长年的救灾工作让部分干部被困难所打倒，甚至有袖手不管之势，美其名曰“依靠群众，自力更生”。针对这种情况，他在县委会议上比喻说，“干部不领，水牛掉井”。焦裕禄曾领着县委委员们在风雪交加的夜晚看兰考火车站外出逃荒的人民群众：“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是灾荒逼迫他们背井离乡的，不能责怪他们，我们有责任。党把这个县三十六万群众交给我们，我们不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兰考的贫下中农是革命的，他们有改变家乡面貌，由穷变富的强烈要求，就像在一千零八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布满干柴一样，只要蹦出一个火星，就可以引起熊熊烈火。”[34]

“县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要把县委这个‘班’带好，必须使这‘一班人’思想齐、动作齐。而要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就必须用毛泽东思想挂帅。”[35]坚定信仰毛泽东思想的焦裕禄组织县委领导班子学习毛泽东主席的“老三篇”，用《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这些文章来激发同志们的革命干劲，鼓励大家向模范看齐，为改变兰考齐心协力，承担责任。统一思想之后，焦裕禄要求干部们带头入驻困难村，与群众战斗在一起。焦裕禄对下乡的干部有两个要求，一要带毛主席著作，二要带劳动工具和行李——思想和行动两手抓，都是为人民服务。他自己带头和群众一起劳动，翻地、封沙丘、种泡桐、挖河渠……“群众身上有多少泥，他身上就有多少泥”。

兰考县除“三害”斗争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成为家家户户广泛参与的群众运动，充分地把广大人民的战斗热情和精神力量与政策结合起来，对改变穷困面貌有强烈要求的生产队就在政治上鼓舞，在经济上给予扶助；抓典型，树旗帜，归纳出兰考县治“三害”的五大先进典型。焦裕禄勉励大家：“这五个先进典型所走过的道路就是兰考的新道路。只要我们以他们为榜样，全县就会出现好多的硬骨头生产队，迅速掀起除三害高潮，多灾多难的旧兰考，就会变成社会主义新兰考。”[36]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是无穷的。翻淤压沙、翻淤压碱、封闭沙丘……这些方法由大家汇聚经验一步一个脚印地试验摸索出来，一个试验在一个地方取得了成功，就被迅速推广，以点带面，全面铺开，兰考人民按照情况、方针和方法的配合对治理“三害”工作进行的总结，以其科学性而成为流传至今的治沙、治水和治碱的宝贵经验。[37]

正当兰考人民在坚强有力的县委班子的带领下，朝着治理“三害”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兰考大踏步前进的时候，焦裕禄却不幸积劳成疾，于1964年春天倒在了他为之操心的兰考县，年仅42岁。他的牺牲是党和人民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大损失，但他的信念、意志和精神长存世间，鼓舞着同路人和后来者。1990年的7月，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填词言志，以一阕《念奴娇·追思焦裕禄》表达对他心目中的优秀共产党员、县委书记焦裕禄同志的追思：

中夜，读《人民呼唤焦裕禄》一文，是时霁月如银，文思萦系。

魂飞万里，盼归来，此水此山此地。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暮雪朝霜，毋改英雄意气！依然月明如昔，思君夜夜，肝胆长如洗。路漫漫其修远矣，两袖清风来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38]

推动焦裕禄精神在新时代发扬光大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工作。2013年6月，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高度关切下，首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启动，半年之后的2014年1月启动的第二批活动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更为深入和贴近基层。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中分别联系一个县，习近平总书记联系的正是焦裕禄曾经奋斗过的兰考县。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到访兰考，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他追忆往事并再次重申：“我们这一代人，是深受焦裕禄同志的事迹教育成长起来的……我心中一直有焦裕禄同志的形象，见贤思齐，总是把他当作榜样对照自己。焦裕禄同志始终是我的榜样。”[39]早在2010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的习近平同志就对干部队伍建设进行过深刻反思：“如果没有或者丧失理想信念，就会迷失奋斗目标和前进方向，就会像一盘散沙而形不成凝聚力，就会失去精神支柱而自我瓦解。”“如果认识不到丢失共产主义理想的严重性，得过且过，依然‘今朝有酒今朝醉’‘人生得意须尽欢’，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便难以避免‘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悲剧。”[40]理想信念既是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也是凝聚党员奋斗力量的精神源泉，这是以焦裕禄为代表的共产党员流传至今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广大干部群众不忘初心、继往开来的优秀榜样。

如今的兰考日新月异，和全国各地的基层一样搭上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快车，曾经的风沙盐碱地已经瓜果连片，企业林立。[41]永不褪色的是焦裕禄式的“不改变兰考面貌，我决不离开那里”的精神意志，是尊重和引领人民群众“改变家乡面貌，由穷变富的强烈要求”，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时刻紧绷政治之弦，常抓“理论武装”、常补“精神之钙”、常省“前车之鉴”、常悟“砥砺之益”，不断强化“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不忘起步时的态度与理想，不忘党旗下的铮铮誓言，以“不畏浮云遮望眼”的视野、“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定力、“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大海依旧在那儿”的信心，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走向未来，创造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