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中兴李唐的大政治家狄仁杰

一

行大道、民为本、利天下，古来大政治家的信念与理想，不外乎此。真正的政治家，不为眼前利害而丧失自我，不为当下权势而改变初心，不为任何艰难险阻而趑趄不前。诚所谓，志之所向，一往无前。

但是，所有的政治人物都无法超脱于时代环境，都要受制于自身所处的客观条件，都只能在他们所“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马克思语）创造时势和历史。就像无情的历史只给了诸葛亮一个小国寡民的政治舞台一样，狄仁杰在武周时代的政治命运，亦复如是。

仁杰生活的时代，武周代唐已然成为历史发展趋势，单凭个人力量试图作出改变，无异于螳臂当车，根本无法扭转历史车轮前进的方向，更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历史允许仁杰以再造李唐为其使命，但前提是他必须做好武周的宰相。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仁杰虽是唐高宗时期成长起来的，但其担任国家股肱大臣、对历史发展起到关键作用，却是在武周时期。之所以在他去世后，还有李唐君臣对他怀念，乃至历代史家及将相名臣对他高度认可，正在于他秉具长远政治眼光，在历史发展的转折时期，“敢言人之所不敢言，敢行人之所不敢行”，对后来的时局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

君子之德，泽被后世。仁杰所留下的政治遗产是丰厚而深远的，这就是一位大政治家的责任与担当。

真大丈夫

二

历来史家公认，仁杰对唐室有再造之功。但对于他能够委曲求全、尽心辅佐武则天，亦不无异议。实则有失公允，并非持平之论。考察仁杰一生的宦海浮沉，他的政治才德与品格是一以贯之的。

仁杰早年担任汴州（今开封）判佐时，被人诬告有过失。时任河南道黜陟使阎立本调查他的案件，大为赞赏说：“从君之所为来看，可谓海曲之明珠、东南之遗宝。”

由于阎立本的推荐，仁杰升任并州都督府法曹。有同事郑崇质，当充使绝域，因母亲年老多病，忧戚不已。仁杰毅然自请代郑出差，以成全他留侍母疾的愿望。时人赞誉他：“北斗以南，一人而已。”

高宗让仁杰当大理丞，一年之中，他处理了数千件拖悬已久的案子，使一万七千余人释狱，无冤诉者。不仅效率极高，而且公平仁恕美名不胫而走。这是仁杰第一次显山露水，足令世人惊艳。到了现代，荷兰人高罗佩著有经典名作《大唐狄公案》，源头即在于此。

一次，武卫大将军权善才误砍了昭陵（唐太宗墓地）的柏树，唐高宗盛怒之下下诏处斩他。仁杰引经据典，据理力争，以为“法既无常，则万姓何所措其手足”，按律不应致死，并且援引汉文帝时的张释之、魏文帝时的辛毗，作为自己执法的榜样。善才最终免死。

司农寺卿韦机为迎合高宗，将故太子李弘的恭陵造得过于壮丽；左司郎中王本立仗着有高宗为他撑腰，胡作非为、飞扬跋扈。这些逢君之恶、恃君之宠的弄臣、权臣，都在仁杰的弹劾下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对权贵，仁杰从不循私枉法；对百姓，则充满了慈爱之心。

当他作为负责高宗巡幸的知顿使（负责皇帝巡幸事宜的官员）时，御驾必须路过“妒女祠”。传言说，盛服过者必有风雷之变。高宗、武后准备调集数万民工别开御道，他坚决予以制止，进谏说：“天子行路，千乘万骑，风伯清尘，雨师洒道，为何要担忧妒女的加害呢？”高宗听到此言，叹曰：“真大丈夫也！”

公正、仁孝、犯颜直谏，这是仁杰从政的显著特点，伴随他的一生，未曾改变。

三

“自营为私，背私为公。”身为国家大臣，私心是最要不得的。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心底无私天地宽，唯有心中无私，方能无所畏惧。

史载，仁杰担任江南巡抚使时，奏毁吴、楚之地淫祠一千七百所，只留下了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子胥四祠。面对那些早已沦为神棍敛财工具的祠庙，仁杰丝毫不为触动：“安使无功血食，以乱明哲之祠乎！”由此可见其内心之强大光明。王船山评价此举“赫然与日月争光”，良有以也。

到后周时期，世宗柴荣为减轻百姓负担，裁抑佛寺，亲自用斧斫破佛像，以为示范，且向反对他的人说：“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于善，斯奉佛矣。彼铜像岂所谓佛耶？且吾闻佛志在利人，虽头目犹舍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49]非内心坦荡、毅力坚强之人，实难做得出来。

武后执政，仁杰转任豫州刺史，正值越王李贞称兵汝南事败。当地受牵连者达数千人，中央来的司刑官敦促他快速行刑。他则请求缓期，并奏报则天宽恕。朝廷终将这些死刑犯改判为流放。

当时，宰相张光辅亲率三十万大军前来平定叛乱，进入豫州境后，将士们居功横行不法，向仁杰求取财物。仁杰不仅加以拒绝，而且严辞抨击光辅放纵部下，滥杀无辜，扰乱地方，使豫州怨声沸腾，其乱远远超过了李贞，是“一贞死而万贞生”，“如得尚方斩马剑加于君颈，虽死如归”。[50]就是说，如果能够得到皇上的尚方宝剑，就算斩了你张光辅的脑袋，自己也万死不辞。孟子有言：威武不能屈，是为大丈夫，此之谓也。

嫉恶如仇、正义凛然，这是何等的胆识和魄力！又可以看到，在仁杰的心中，民为邦本、为民请命的情怀，是何等强烈！

社稷之臣

四

忠，有忠于一姓之帝王，有忠于国家社稷。与其死天下之事，孰若成天下之事？仁杰恰是能够成就天下大事的人。

知其人，更要论其世。仁杰的一生，经历了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三个时期，算得上是政局颇为动荡起伏的时代。

观察太宗晚年至武后称帝一段历史，我们就能够深刻地认识到：政治往往没有最好的选择，而只有权衡利弊后做出的艰难抉择。

太宗临终前，将李治托付给长孙无忌和褚遂良，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无忌为李治舅父，又是太宗最信任的人，其被选为托孤重臣乃意料中的事。褚遂良一同受诏辅政，且太宗单独对其交代，“勿令馋毁之徒损害无忌”，足见其当时权势之旺。

高宗李治并非懦弱无能之辈。为打压元老重臣的势力，实现乾纲独断、大权独揽，李治使出的手段方法，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废除王皇后而改立武昭仪，正是关键的一招。此时的武昭仪，不过是高宗手中的一枚棋子。

我们看到，与这一废一立过程相伴的，是褚遂良、长孙无忌、柳奭（王皇后之母舅）、韩瑗、来济等朝廷重臣的相继贬死，以及许敬宗、李义府等人的迅速跃居高位。

崔瑞德在《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写道：反对还是拥立武氏，可以看作是那些已掌权的、要保持政治现状以维护既得利益的人，与那些把拥立当作自己升迁手段的人之间的斗争。[51]

开国元勋李勣的表现，很好地说明了这场政治斗争的诡异与残酷。李勣的政治品格，是圆滑有余而立场不能始终如一。龚弘先生的评价是，针对两件矛盾的事情，他往往悬出两个道德标准，使两件事从矛盾中统一，而达面面俱到的境地。[52]

太宗任命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为顾命大臣，却将李勣贬谪在外。表面上看，太宗的意思，是因为李治与他并无恩情，如今做父亲的将他贬谪，事后儿子再召回重用，只有这样，方能得其死力相助。实则是对李勣政治人品的极大否定。同时也就造成了李勣与托孤之臣的矛盾。

在高宗决定废王立武的过程中，大臣里面只有李勣表示赞同，并向高宗说道：“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这句话起到了强心剂的作用，并使朝廷的力量对比偏向武昭仪一边。李勣的这种态度，既有他一贯的双重标准在作祟，也是报复心理所致。

经过严酷的斗争，高宗如愿以偿，摆脱了元老重臣的束缚。但是，令他意想不到的是，这位“素多智计、兼涉文史”的武皇后，一旦拥有了合法的权威，并不情愿受到他的控制。加之高宗本人又因患风眩不能视事，只得将政务全权委托给武后，终于养虎为患、尾大不掉。

五

二十多年的皇后当权，近十年的临朝称制，不仅使高宗，也使后继的中宗、睿宗，都成了政治傀儡，武后俨然成为全国的政治权力中心。这是那一段历史长期演进的必然结果。

武则天登上皇帝宝座的过程，只不过是千百年来改朝换代故事的重演。除了主角为女性外，其他方面并没有特别之处，尤其是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争斗、擅权滥杀，并无二致。

时至现代，我们不宜再因则天女性的身份而否定她，更不宜因她前期采取的恐怖政策而贬低她。逆取顺守，古来如此。不然的话，又该如何评价通过弑兄杀弟逼父手段登上帝位的李世民呢？

这是君主专制社会帝王更替的常态，更何况，则天要完成的，是改朝换代的历史使命。

朝堂里，被视为异己的宰相裴炎、刘祎之、魏玄同，名将程务挺等人相继被除掉。地方上，李勣（原名徐世勣）之孙徐敬业，纠结一帮“失职怨望”之徒首先起兵，旋即被平定；宗室越王贞、琅琊王冲等起兵失败，李姓诸王被杀者、受牵连者甚多。

在这样的一种局面下，不可能要求所有李唐旧臣都去枉送性命。有的时候，死是容易的，活着是艰难的。一死百了，但于实际状况的改善又有什么益处呢？

这正如汉高祖刘邦死后的场景。吕后行使皇帝职权，大封诸吕为王，宰相王陵坚决反对，坚持高祖与大臣的盟约，“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吕后将他逐出朝堂。陈平、周勃等人却选择了服从。

事后，王陵责陈平以大义，陈平说：“于今面折廷争，臣不如君；夫全社稷、定刘氏之后，君亦不如臣。”[53]待吕后一死，杀诸吕、迎文帝，弹指间便化解了汉初最大的一场政治危机，不得不承认是陈平、周勃的功劳。

李唐虽为武周所替代，但社稷江山仍在，万民百姓仍在，整个社会发展并未因此而受到根本阻碍。学者王家范说：

汉吕后、唐武则天年代，上层、宫里杀得天昏地暗，甚至“阴阳倒错”，只要不苛政猛如虎，还懂得“休养生息”，连正史也承认，是时天下尚称“乂安”，百姓“逸乐”。上面变化万千，底层依旧如故。什么“王”、什么“帝”，只要能给我安宁，谁当都无所谓。[54]

徐敬业的叛乱，李姓诸王的起兵，底层响应的人并不多，就是这种社会现实最有力的证明。

六

则天在争夺权力的过程中，采取恐怖政策以对付反对者或假想敌，滥事诛杀，诚不可取，但等到她地位稳固、假想敌被杀净后，这批酷吏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这就说明她还是有政治头脑的。

则天称帝后的政绩，虽然历代史家都没有给予正视，但总体上看，必定具有相当的水准。我们可以设想，在长达二十多年间，如果政治不够水准，国家的乱象恐怕早已显出，她以后的开元、天宝盛世也绝不会那么顺利出现。

武周王朝是乱的，但只是乱在初期，乱在官场，乱在中央，整个社会基本仍处于安宁的状态。当中央政府按照则天的意志被改造后，乱就结束了，重新发挥了正常的政治功能。[55]

至少在当时的多数人看来，则天绝不是一个昏君。改朝换代、夺取权力，需要大破大立，需要使用小人、酷吏，但作为君主，更需要忠臣干吏为她治理天下。

然而，对于李唐旧臣，她又不完全放心。这就造成了她的疑虑过多。实则，整个朝堂，放眼望去，真正为武周江山社稷考虑的，又有几人！这是则天作为皇帝最大的悲哀所在。

这样的一种态势，对于政治局势洞若观火的仁杰心知肚明。他明白，无论则天的夺权之路如何残忍，她都不失为一位有作为的君主。对则天政治才能与治国能力的认可，成为两人信任关系建立的前提。

但是，这种信任在一开始并不牢固。仁杰第一次担任宰相后不久，即遭诬陷谋反而被打入死牢，若非仁杰机智，早就没了性命。[56]这主要是则天猜疑所致。自己的女性身份，“革唐命”的惊世之举，加之李唐旧臣环绕左右，迫使她不得不如此。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则天越发感到忠臣的可贵。一旦则天发现，仁杰确有为武周江山社稷考虑的心意，并感受到仁杰身上发散出来的至大刚正之气，又会对他信任备至。

史称，则天常呼“国老”而不名，每能屈意听从仁杰的建议；当仁杰去世后，则天为之哭泣道：“朝堂空矣！”此后，遇有军国大事，众臣不能决断，则天叹曰：“天夺吾国老何太早邪！”

这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无法言说的孤独与悲痛。

持中守正

七

在一些人看来，与褚遂良、裴炎等比较，尽管仁杰功在社稷，但前者是“守经”，后者是“近权”，大抵属于“非委曲以用机权者不克”的无奈之举。

对此，王船山有不同意见。在《读通鉴论》中，他写道：

“涉大难，图大功，因时以济，存社稷于已亡而无决裂之伤，亦唯持大正以自处于不挠而已矣。所谓社稷臣者，无他，唯正而已矣。”

“唯以道为心，以心为守，坦然无所疑虑，不见可忧，不见可惧。请复庐陵，而树张柬之等于津要，武氏灼见其情而自不能违，岂有他哉？无不正之言，无不正之行，无不正之志而已矣。”[57]

此一番论述，醍醐灌顶，犹如拨云雾而见青天。

有人说：“政治败坏人格。”但拉德布鲁赫却说：“政治考验人格。”孔夫子有言：“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历史前行的轨迹总是蜿蜒曲折、跌宕起伏，但纵览古今，它始终都在沿着一个方向奔涌，那就是正道。

不得不说，那些过于关注仁杰权变策略、认为他是“挟数任术”的人，大多犯了“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毛病，是把仁杰给看扁了。

在古代，君权神授、朕即国家，君主与国家有时候很难做出严格的区分，但对一些杰出的政治家来说，亦非全无差别。他们不是忠于哪个人、哪一家的朝廷，而是能够信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理念，在关键时刻做出符合历史发展趋势和天下百姓利益的抉择。

土木堡之变后，于谦先是拥戴郕王即位，后又力主迎回身陷瓦剌的英宗，决策的出发点，全在于社稷江山和黎民百姓。仁杰虽忠于武周，但更心存社稷，所思所虑甚至比则天更多，政治远略亦更胜一筹。

如果则天是个男性，那么武周代唐就像李渊代隋一样，成为又一次王朝更替。千百年的历史进程中，类似的事件无数次地上演，并不稀奇。

但是，则天女性的身份，决定了由她所开创的这个王朝不可能做到万世一系。究竟选择谁来做自己的继承人，这是武周帝国的根本问题。改立自己的侄子武承嗣或者武三思为太子，则天不是没有考虑过。作为一个政治家，一个庞大帝国的开创者，她不得不慎重考虑帝国的未来。

在这一点上，作为则天最信任的大臣，仁杰首先说之以利害。“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危矣。文皇帝（太宗）身蹈锋镝，百战取天下，授之子孙，三思何与焉？先帝（高宗）寝疾，诏陛下监国，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有余年，又欲以三思为后，如天下何？”

然后，更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且姑与母孰亲？子与侄孰近？陛下立庐陵王，则千秋万岁后常享宗庙；立三思，则宗庙无祔（新死者附祭于先祖）姑之礼。臣不敢爱死以奉制，陛下其图焉！”[58]

用家常话说就是：“姑侄和母子相比，孰轻孰重，是明摆着的。陛下若立儿子为嗣，千秋万岁后，可得以配食太庙、永享香火。若立侄为嗣，一旦为天子，岂会将姑妈祔在他家的太庙中？”

因为仁杰看得明白，则天绝非听不得谏言的昏君，才有胆量说出自己的心里话。

同样的进谏，李昭德、吉顼也说过，他们一个是当朝宰相，一个是则天的心腹，但都无法打动则天。原因即在于，两人都不是出于公心。“李昭德虽有姑侄相篡之言，不过诡计以夺武承嗣之权；吉顼虽有请还庐陵王之语，不过为二张长保富贵之策。”（元儒者郑玉语）

当仁杰说出这番话的时候，则天还是坚持说：“立嗣是朕的家事，请卿不要干预。”这话很像高宗废后时李勣出的主意：立嗣立后都是皇帝家事，外人无权过问。

可仁杰并不吃这一套，反驳道：“天子以四海为家，四海之中，哪一件不是陛下的家事？况元首股肱，义同一体，臣备位宰相，岂能不预知天下大事？”言虽逆耳，却光明磊落、谋划长远，足以让则天感动。则天是听进去了。

仁杰对恢复唐室最大的贡献，便是促使则天迎立庐陵王为太子。此后，仁杰又举荐张柬之、桓彦范、敬晖等人于朝，特别是力荐张柬之担任宰相，这些人正是后来拥护中宗复位的人。

八

仁杰年老，则天欲求奇士以为将相。仁杰问：“陛下若求文章资历，今之宰相李峤、苏味道，足为文吏。岂非文士龌龊，拘泥小节，思得奇才用之，以成天下之务者乎？”则天听了说：“此朕心也。”

仁杰便举荐荆州刺史张柬之：“其人虽老，真宰相才也。”则天乃用为洛州司马。他日，又向仁杰求贤。对曰：“臣前言张柬之，犹未用也。”则天曰：“已迁之矣。”曰：“臣荐之为相，今为洛州司马，非用之也。”迁为秋官侍郎，后召为相。[59]

仁杰桃李满天下，门生故旧遍布朝野，为何要执意推荐年近八旬的张柬之，来代替他呢？

则天晚年，“奸邪窥伺，嗣君幽暗，刑杀横流”。天下百姓翘首期盼，渴望安定的政治局面能够延续。越是这种时候，越要坚守正道。尤其是在庐陵王重新被立为太子后，只要按部就班、直道而行，李唐恢复，指日可待。

知人者哲。是柬之、敬晖等人身上的一些特质，让仁杰感受到，他们都是沉厚有谋、老成谋国之人。

张柬之在担任蜀州刺史时，为减轻民众负担，奏罢姚州之戍，废除泸南诸镇；敬晖为卫州刺史时，突厥起兵，欲取河北，各州官吏发动民众修筑城墙，唯独敬晖不欲舍收获而事城郭，罢使归田。

在仁杰看来，“用武荒外、邀功绝域”乃至穷兵黩武，绝不是治国良策，安人富国才是治理之道。张柬之等人的做法，与仁杰在担任魏州刺史、河北道安抚大使时的举措非常相似。由此，仁杰感受到他们的器量，“知其可以大任焉”。

这样的人担任朝廷要职，一旦则天去世，中宗复位，李唐恢复也就顺理成章。可以说，这才是仁杰为唐室所做的谋划。

这也符合则天本人的愿望。史称，则天退位后，中宗前往觐见，则天哭着说：“我自房陵迎汝来，固以天下授汝矣，而‘五贼’（指张柬之等五人）贪功，惊我至此。”

这是符合当时情境的。李显只要能够顺利登基，恢复李唐国号乃题中应有之义，无须张柬之等人的逼迫。

九

则天对武氏一族利益的考虑是长远的。虽然她重立庐陵王为太子，但试图在李、武两家之间寻求平衡，即名义上由李家的人做皇帝，但武家人也可分得一杯羹，两家紧密联合，从而形成李武政权。这是则天在政治上高于吕后的地方。

吕后当国，大封诸吕为王，让他们占据津要，掌握军政大权，致使刘、吕两家势不两立。作为首脑人物的吕后一死，朱虚侯刘章振臂一呼，群起而响应，很快便将诸吕诛杀殆尽。

从则天去世后的历史演进来看，中宗、睿宗时期，尽管出现诸多变故，李武政权基本上延续下来，武氏一族不但没有被族诛，而是可以继续执掌实权，则天的苦心没有白费。[60]

甚至某些时候，李武皇族为了消灭共同的现实威胁，实现共同的政治目标，可以达成短暂的联合。张柬之诛杀张昌宗、张易之，李隆基诛杀韦后、安乐公主，背后都少不了李武成员的身影。

张柬之等人发动政变的直接原因，就是在局势异常危急的情况下进行的。二张原本只是则天的面首，早先并不曾过多干涉政治，朝臣尚且可以容忍。

只不过，随着则天年近八十高龄，体力、精力大不如前，二张服侍左右，得专政事，并在朝中“引用朋党”，打压正直朝臣，形成独立于李武皇族的另外一股势力，就连李氏、武氏这些则天的家眷，也不得不忌惮三分。

史书对此有明确记载。如太子李显的长子李重润与其妹永泰公主、婿魏王武延基私下里议论，二张怎能随意出入宫中，被则天下令杖杀。此事在李武皇族中引起极大震动。

这一方面反映，对于二张的跋扈，皇室成员已有人表现出了不满情绪；另一方面也说明，二张的势力已然膨胀到足以威胁皇室成员性命的地步，他们焉能坐以待毙？

如果二张选择与两个具有最高地位的家族中的任何一个联合，或许都可以延续生命，但他们却愚蠢地把自己孤立起来。朝廷中的一些高级官员，看到二张权势只手遮天，更是意识到铲除他们的必要性。

张柬之等人发动政变的初衷，主要是为了诛杀二张，而他们之所以敢于发动这场政变，也是因为得到了李武集团主要成员的支持。

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太平公主、公主夫武攸暨以及武三思等人，或预谋或直接参与了这场政变，剪除二张正是整个李武集团的共同心愿，否则，无法解释武氏家族为何会参与推翻其靠山则天的政变。

这场政变，实则是历代权臣诛杀宦官、佞臣等“清君侧”事件的翻版。太子李显开始也没有逼迫则天退位的打算，只是后来事态的发展，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想。

对比来看，仁杰力迎庐陵王，举荐张柬之，可谓是“正正之旗、堂堂之阵”，方是古大臣才有的作风；而张柬之等人发动的宫廷政变，则是奇兵突袭，带有极大的风险。

事实证明，政治的运作是来不得半点侥幸心理的。张柬之、崔玄暐、桓彦范、敬晖、袁恕己等人封王后不久，即遭贬谪，柬之、玄暐病死途中，敬晖、彦范、恕己则在途中被杀。

恢复李唐的这场政变最终以此结局，令人不胜嘘唏。“凡事如此，难可逆料。”这些都是仁杰不曾想到的。

十

历来赞颂仁杰的文章有很多，尤以北宋范文正公《唐狄梁公碑》为著。此文高屋建瓴、气势磅礴，情感充沛、发自肺腑：

“金可革，公不可革，孰为乎刚！地可动，公不可动，孰为乎方！一朝感通，群阴披攘。天子既臣而皇，天下既周而唐，七世发灵，万年垂光。噫！非天下之至诚其孰能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