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楼房”
广州市政府大楼
广州市人民政府以北，有两条东西向的街道，一头连接吉祥路，一头连接连新路，两条街道中间隔着新华社广州分社的建筑物；这两条街道分别称“后楼房上街”和“后楼房下街”。它们的命名，与“后楼房”有关。所谓后楼房，原先指的是清代巡抚署的后楼房。
同治《番禺县志》记，巡抚署所在之处，“疑为隋唐总管府，宋经略使柯述所别建安抚厅，元为海北广东道肃政廉访使署，明先改广东卫，后为都司署”。体味该志所述，对早期的衙署不无疑似之言，但可以肯定，这片地方一直是广东重要官署的所在。清初，平南王尚可喜、尚之信曾在此地建立王府，三藩之乱平定后，清廷于康熙二十三年（1683）在广州“迁复各衙门，遂即平藩府为抚署”，此后大约220年，该地都是广东巡抚衙署，直到20世纪初期清廷撤销广东巡抚缺为止。清朝的广东抚署面积很大，各项建筑加上花园，范围大致包括今天的人民公园和广州市人民政府。
在抚署还是平南王王府的时候，王府北面是尚之信的鹰狗房，顾名思义，就是养鹰养狗的地方。改为抚署后，这些建筑不可能继续养鹰养狗，但房屋还存在。因为当日衙门都朝南开，这些房屋处于抚署的最北也是最后面，于是它们便被俗称为“后楼房”。乾隆二年（1737），“巡抚王轼因抚署之后院太属寥廓，易藏狐鼠，割六十余亩地以归有司，由后楼房以北，直抵粤秀山下，乃建抚标校场一所，启大街里巷共九，听民建屋居处焉，而鹰狗房故址，作两营兵器库矣”。
这位巡抚王大人算是为百姓做了件好事。他在后楼房以北建了一个大校场（大致上是今天的中山纪念堂所在），允许平民百姓在邻近抚署的地段建房居住，于是，在抚署后面形成了九条街巷。不过，时到今日，这九条街巷已完全不存在了。
原先“后楼房”是指抚署内北面的房屋，后来，新形成的这片街区也被称为“后楼房”，而且取代了前者成为街区的名称。19世纪六七十年代外国人画的广州地图，抚署北面的街区就标为“后楼房”，在20世纪初期的新式广州地图中，后楼房上街、后楼房下街等街道画得很清楚。
因为街区紧贴抚署，住在这里的人就成了巡抚大人的邻居。同治、光绪年间任过南海知县的杜凤治，在他的日记里记录了一些有关“后楼房”居民的故事。
同治十二年（1873）夏天，抚署某巡捕（巡抚身边负责随从、保卫、传令、文书等事务的下级官员）称，在后楼房开香店之陈亚贵，因抚署后花园芭蕉叶有碍风水，竟爬墙入园内砍伐百余棵；要求杜凤治查究。陈亚贵闻风逃走，其寡媳梁氏则称入园只是摘叶并无砍伐。后来陈亚贵也到案。杜凤治调查的结果是梁氏嫌抚署芭蕉叶遮住窗口光线，砍去数片叶，与园丁发生争吵，伐芭蕉事系园丁嫁祸。原来，抚署花园久已荒废，“草长可隐人，满目荒芜”，园丁常收钱允许人进园采摘草药。最后，杜凤治对陈亚贵没有问罪，只是责令其“严束寡媳，毋再滋事”就释放了。在今人心目中，清朝的衙署应该是官威所在、任何人也不敢冒犯的，但从杜凤治处理此案来看也不尽然。
同治十三年（1874）三月，后楼房发生一宗怀疑下毒杀人案，传言此案还涉及奸情。因为案件发生在后楼房，与抚署、督署近在咫尺（总督署在今越华路省民政厅），总督、巡抚通过各种途径听到传闻，在杜凤治办理此案时不时过问、督促。总督、巡抚本人自然不会出来打听八卦新闻，但显然是因为离得太近，督、抚的幕客、家人甚至亲属等很容易听到不少传闻，便告诉了总督和巡抚。
1900年，后楼房发生了一件惊天大事。当年10月，孙中山在惠州发动起义，兴中会员史坚如等人在广州策应。其时因八国联军占据了北京，两广总督李鸿章奉旨北上，准备同外国谈判，两广总督由广东巡抚德寿署理。史坚如等人认为，如果把德寿这个广东最高军政长官刺杀，清朝在广东的统治秩序必将大乱，大局就不劳而定。据冯自由、邓慕韩所记，史坚如为实施计划先租住了后楼房紧贴抚署的一所住宅，从澳门购买了200多磅炸药以及引线，接着和两位同志在这所住宅开挖地道，一直挖到德寿住处下面，安放炸药，接上引线。10月27日凌晨，史坚如等人点燃引线后出城等候，但很久也听不到动静，史坚如就让同志先行撤退到澳门，自己一个人回到后楼房那所房屋，入门察看，才知道引线熄灭了。因为后楼房一带住户甚多，此时已是中午。史坚如不敢再外出，在屋里停留到28日凌晨，再次点燃了引线。但史坚如放置的雷管不够，结果只引爆部分炸药，加上挖地道时遇上大石头，炸力受阻，只炸塌了抚署围墙，德寿受惊而没有受伤。史坚如本来已出城，但为了解爆炸效果，竟冒险再入城察看，因而被捕，于11月27日英勇就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