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诗派与江湖诗派诗

一

在宋代，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是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他们人数多，力量大，影响深远，一直左右着北宋后期至南宋中期的诗坛。南宋中期以后，永嘉人徐玑（灵渊）、徐照（灵晖）、翁卷（灵舒）和赵师秀（灵秀），公开反对江西诗派；因他们四人的名字都有一个“灵”字，故称永嘉四灵。江西诗派以杜甫为师，四灵就摒弃杜甫，抬出姚合、贾岛来对抗；江西诗派“资书以为诗”，讲究“无一字无来处”，四灵就“捐书以为诗”，尽量使用白描手法。在著名学者叶适的大力鼓吹下，四灵派曾经风行一时，仿效者众；正如刘克庄所说的“旧只四人为律体，今通天下话头行”了。从四灵派发展开去，后来便有所谓的江湖诗派。

江湖诗派，是紧承江西诗派和永嘉四灵派之后所出现的一个诗派。它的成员，大多是一些落第文士，由于功名上不得意，只得流转江湖，依人作客，靠献诗卖文为活。这些人流品很杂，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生活面较广，对当时的政治形势比较关心，对人民疾苦比较同情，喜欢放言高论，感伤时事，如刘克庄、戴复古、刘过等人。第二类是生活面较窄，对政治不甚关心，只希望在文艺上有所专精，以赢得时人的赏识。如姜夔便是突出的一个，他虽然常与大官交往，却能超然自拔，有所不为。另如葛天民、叶绍翁等人，也可归于这一类。第三类是以诗文干谒公卿，奔走权门，以求利禄，如高似孙之流便是此类。

江湖诗派诗人没有明确的诗歌理论，文艺思想也不尽相同。他们当中，有出自江西诗派的，有师法永嘉四灵的，可以说，江湖诗派是一个既有江西诗派，也有永嘉四灵影响的集合体。

江湖诗派的得名，与当时杭州书贾陈起编印《江湖集》有关。陈起能诗，与江湖诗人友善，于是出钱刊售《江湖集》《后集》《续集》等书，曾经风行一时。后人便以集中诸人的风气习尚相似，称之为江湖诗派。他们以“江湖”相标榜，多少表示了和南宋当权者不同的在野身份；而他们在个别作品里，也的确刺痛了当权派，因而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和打击。宋末元初的方回，对江湖诗派没有什么好感，但他在《瀛奎律髓》中也不得不承认下面这样一个事实：

当宝庆初，史弥远废立之际，钱唐书肆陈起宗之能诗，凡江湖诗人皆与之善。宗之刊《江湖集》以售，刘潜夫（克庄）《南岳稿》与焉。宗之诗有云：“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风杨柳相公桥。”哀济邸（济王府）而诮弥远，本改刘屏山句也。或嫁为敖庵器之作。言者并潜夫梅诗论列（按：潜夫《落梅》诗有“东风谬掌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之句，言官以为讪谤），劈《江湖集》板。二人皆坐罪，而宗之流配。于是诏禁士大夫作诗，如孙花翁惟信季蕃之徒，改业为长短句。弥远死，诗禁解。

史弥远为相二十六年，权倾海内。宋宁宗死后，他立理宗，杀济王，专擅朝政。史弥远以为陈起与刘克庄的诗句有意讥刺此事，大怒，毁《江湖集》板，下令禁诗。陈起因此坐罪流配，刘克庄也因此而闲废十年。陈、刘二人受到这样的遭遇，正好说明江湖诗派诗人积极进步的一面。江湖诗派中人，大多关心时事，关心人民，因此有价值的作品不少，远非只是啸傲田园、寄情泉石的永嘉四灵所及。以前，不少文学史家往往以江湖诗派从属于四灵派，认为江湖诗派诗人只是追随永嘉四灵，一味仿效晚唐，承袭四灵的流风余韵。其实，论起诗歌成就，永嘉四灵是比不上江湖诗派的。

江湖诗派诗人，除了刘克庄、戴复古、姜夔、刘过这几人可称大家之外，其余的都是小家，有的连小家也称不上，在文学史上是看不到他们的名字的。即使上述四人，除戴复古外，刘克庄、姜夔、刘过三人的诗名，都被他们的词名所掩盖了。在清人吴之振、吴自牧、吕留良编选的《宋诗钞》中，所收八十四家，江湖诗派诗人只有刘克庄、戴复古二人被收入；被《四库提要》誉为“运思精密而风格高秀”的姜夔与“跌宕纵横，才气坌溢”的刘过，都不予入选。近世的宋诗选本，只有陈衍和钱钟书对江湖诗派诗人的作品多所采收。陈衍的《宋诗精华录》收入从戴复古至乐雷发等十七人共六十八首诗，钱钟书的《宋诗选注》则收入姜夔至乐雷发等十人共四十七首诗。陈、钱二人收江湖诗派诗各有自己的标准，陈衍选诗偏重闲适叹世、山水田园的内容，比较注重诗的艺术技巧；钱钟书选诗则多考虑作品的思想性和人民性，因此江湖诗派中不少关心国家安危和人民疾苦的诗歌，得以大量收入，从而看出江湖诗派所具有的值得充分肯定的一面。

江湖诗派在中国文学史上虽被提及，但一向都是贬多褒少。首先痛诋江湖派的是方回。他在《瀛奎律髓》中说：“江湖游士，多以星命相卜，挟中朝尺书，奔走阃台郡县糊口耳。庆元、嘉定以来，乃有诗人为谒客者，龙洲刘过改之之徒一人，石屏亦其一也。相率成风，至不务举子业，干求一二要路之书以为介，谓之阔匾，副以诗篇，动获数千缗，以至万缗。”明末清初的钱谦益，更进一步申发方回之意说：“诗道之衰微，莫甚于宋南渡以后。而其所谓江湖诗人者，尤为尘俗可厌。盖自庆元、嘉定之间，刘改之、戴石屏之徒，以诗人启干谒之风，而其后钱唐湖山什佰为群，挟中朝尺书，奔走阃台郡县，谓之阔匾，要求楮币，动以万计，当时之所谓处士者，其风流习尚如此。彼其尘容俗状，填塞于肠胃，而发作于语言文字之间，欲其为清新高雅之诗，如鹤鸣而鸾啸也，其可几乎？”方、钱二人文中例举的戴复古、刘过，游食江湖，以布衣终老，穷愁潦倒，依人作客，其生活之困蹇，远非位居高官的方回、钱谦益所能体会得到。方、钱二人之论，虽然堂堂正正，一派凛然，但很可惜他们两人都降顺新朝，大节有亏，其所作所为，更远在“干求一二要路”的谒客之下了。方回的《瀛奎律髓》，在评戴复古《岁暮呈真翰林》一诗时，曾指斥说：“石屏此诗，前六句尽佳，尾句不称，乃止于诉穷乞怜而已。求尺书，干钱物，谒客声气。江湖间人，皆学此等衰意思，所以令人厌之。”对于戴诗“诉穷乞怜”的内容，纪昀的看法倒是比较公允的。他针对方回的论调说：“诗但论诗，不必旁涉。古来工部（杜甫）、昌黎（韩愈），亦不免干乞，不止石屏，能一一废其诗乎？”纪昀这段话，是说得很有道理的。

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几本有影响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在谈到南宋文学时，都不同程度地提到江湖诗派。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基本上是承袭方、钱二人的看法，以贬为主，既斥江湖诗派诗人“人品很杂”“丑态百出”，又说“这一群人数虽多，但成绩不大，其中只有戴复古、刘克庄诸人还有一些可读的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中国文学史》，说江湖诗派“大都是所谓 ‘山人’‘食客’以文字游食的作家。诗亦不值得深论”。但却承认“他们还不是忘怀世事的”。其中比较肯定刘克庄、戴复古等人的爱国主义作品和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比对之下，游国恩、王起诸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则对江湖诗派肯定较多。他们把江湖诗派大致分为狂者和狷者两类，狂者关心时事，高谈阔论以博时名；狷者淡薄政治，洁身自好而有所不为。书中对戴复古、刘克庄的诗作称誉颇多，认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陆游爱国主义的精神”“不愧为南宋后期陆游的最好继承者”。至于姜夔，由于他在词的方面成就很大，这三本文学史都把他从江湖诗派中抽出，而另立一章。三书都承认他的七绝“词旨清新”“有他自己的特色”；游国恩、王起诸先生所编的文学史，更盛赞他的绝句“感慨较深而饶有韵味，在当时江湖诗派诗人中是矫矫不群的”。

江湖诗派只有少许几个名家，因此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比较低微，但他们既然能以一个诗派存在，而且人数多逾百人，就足见它在当时的社会中，还是有一定影响的。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中，选入如此之多江湖诗派的作品，并着意从它的人民性方面加以采掘，是颇有眼力的。江湖诗派虽远不能与有宋一代诸大家相比，但江湖诗派诗人的作品，也远非《四库提要》所说的“多五季衰飒之习”。在动荡的南宋社会中，江湖诗派诗人曾经写下过一些反映那个时代的较好的诗篇；由于他们大多数人名气不大，因此这些诗，在一般的诗歌选本中是不易见到的。

二

方回在《瀛奎律髓》中谈到陈起刊售《江湖集》时，曾说：“刘潜夫《南岳稿》与焉。”说明《江湖集》中本收有刘克庄的诗。但后来《四库全书》据《永乐大典》辑录《江湖集》存稿而成的《江湖小集》，却并无《南岳稿》。此稿盖已亡佚。但刘克庄作为江湖派中人，却是毫无疑问的。

刘克庄，字潜夫，号后村居士，是江湖诗派中成就最大的诗人。他名高位显，作品既多而又成就突出，很自然便成为江湖诗派中的领袖。他在《送许旿序》中说：“余少嗜章句，格调卑下，故不能高，既老遂废而不为。然江湖社友犹以畴昔虚名相推让，虽屏居田里，载贽而来者，常堆案盈几，不能遍阅。”这似谦非谦的一段话，大概是事实。他最初深受四灵的影响，很得叶适的赏识。叶在《题刘潜夫南岳诗稿》中说：“四灵时，刘潜夫年甚少，刻琢精丽，语特惊俗，不甘为雁行比也。今四灵丧其三矣，而潜夫思愈新，句愈工，历涉老练，布置阔远，建大旗非子孰当！”刘克庄对自己早年一味仿效四灵，有所不满。他在《瓜圃集序》中说：“永嘉诗人极力驰骋，才望见姚合、贾岛之藩而已。余诗亦然，十年前始厌之。”后转学放翁、诚斋，兼及南渡江西诸老（指陈与义等人），学力益增，见解弥高。方回在《瀛奎律髓》中也说他“初亦学四灵，后乃稍变，务为放翁体”。而放翁、诚斋以及南渡江西诸老，均源于江西派，这正好说明刘克庄是四灵派与江西派合并之产儿。刘克庄觉得江西派“资书以为诗失之腐”，又以为晚唐体“捐书以为诗失之野”，于是，他便把两者糅合为一，在轻快的晚唐体里大掉其书袋，填嵌成语典故，组织为小巧的对偶。他非常推重陆游的“好对偶”和“奇对”，自己也专力着意去对偶，结果对得太工太死，反失了自然之趣。陈衍在《宋诗精华录》中说：“后村诗名颇大，专攻近体，写景、言情、论事绝无一习见语，绝句尤不落俗套。惟律句多太对，如，‘难’对 ‘易’、‘如’对 ‘似’、‘为’对 ‘因’、‘无’对 ‘有’、‘觉’对 ‘知’、‘疑’对 ‘信’之类，在在而有。”这段评价是颇为公允的。

除刘克庄之外，戴复古是江湖诗派里另一个成就最大的诗人。戴复古，字式之，号石屏。他长期游食江湖，以布衣终老，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江湖诗派诗人。由于他曾学诗于陆游，因此深受陆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影响；又由于他一直以平民的身份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因此对人民的疾苦极其关心。这两类内容，便构成了他诗歌的基调。他推尊忧国的杜甫、伤时的陈子昂，而不满当时流连光景或以文章为戏谑的作风。“飘零忧国杜陵老，感遇伤时陈子昂”（《论诗十绝》），戴复古这两句诗，正是他自己很好的写照。与他同时代的邵武太守王子文，就称赞他“长篇短章，隐然有江湖廊庙之忧，虽诋时忌、忤达官弗顾也”。另一个江湖诗派诗人姚镛也说他“于朋友故旧之情，每惓惓不能忘。至于伤时忧国，耿耿寸心，甚矣，其似少陵也”。戴复古诗笔清健轻快，自成一家。赵汝腾盛赞说：“石屏之诗，平而尚理，工不求异，雕锼而气全，英拔而味远，玩之流丽而情不肆，即之冲淡而语多警。”《四库提要》虽诋“江湖一派，多五季衰飒之习”，但却称誉石屏“诗笔俊爽，极为作者所推”“要其精思研刻，实自能独辟町畦”。戴复古自己曾说：“诗不可计迟速，每得一句，或经年始成篇。”其锻炼之苦，可以想见，无怪其诗集中佳作不少。他诗学晚唐，又掺杂了一些江西派的风格。如《思家》一诗，全仿陈后山，就明显看出他受江西派的影响。但他的诗，总的来说是以轻快的晚唐体为主，因此读来并无艰涩之感。刘克庄虽然反对江西派的“资书以为诗”，但他自己的不少律诗却又甚好引用故实，反不及戴复古纯乎出自性情的自然和感人了。

姜夔，字尧章，号白石道人。他与戴复古一样，亦是以布衣终老。但他与一般的江湖游士不同，他所经常往来并依靠他们生活的范成大、张鉴两家，都有园林之胜，声色之娱。同样是依人作客，姜夔就没有戴复古那样的穷愁潦倒之感。在他的诗中，是看不到戴复古《庚子荐饥》《织妇叹》《江涨见移居者》这类关心民生疾苦的作品的。他的诗初学黄庭坚，他在《白石道人诗集自序》中说，曾“三熏三沐师黄太史氏（庭坚）”，后“居数年，一语噤不敢吐，始大悟学即病，顾不若无所学之为得，虽黄诗亦偃然高阁矣”。他后来便改学晚唐诗，特别倾慕陆龟蒙，并说自己“三生定是陆天随（龟蒙）”。他擅长七绝，以吟咏山水、抒发性情为主。由于精通音律，所以他的诗读来极有韵味。黄培芳《香石诗话》说：“宋人七绝，每少风韵，惟姜白石能以韵胜。”李慈铭《越缦堂诗话》亦说：“南渡中叶后，姜尧章最清峭绝俗。”都说得十分精当。姜白石的七绝，确是清妙秀远，情韵俱佳，独具一格，在宋诗中是可以占一席位的。除了七绝之外，他的五古也极有功力，十五首《昔游诗》纵横恣肆，诗笔奇崛，很有气魄，与他清峭的七绝截然不同，也与他清幽雅逸的词作大异。可见，一个高明的作者，是有多种风格、有几副笔墨的。

刘过，字改之，号龙洲道人。虽亦是布衣终老，但不像姜夔那样忘情世事，恬适自乐。他的功名心较重，很想建功立业，有所作为。他多次伏阙上书，陈恢复方略，却一直未受当局赏识。对一个胸怀大志而又报国无门的人来说，其愤懑与不平是可想而知的。他只好寄情诗酒了。他常常狂歌痛饮，在诗词中发泄怀才不遇的牢骚，倾吐收复中原的壮志。因此，他的作品往往把个人的牢骚怨悱，与山河沦丧之恨和渴望统一之情，熔铸在一起，显得豪放劲健，气魄宏大。在篇幅上，刘过诗多于词，但他词的成就却远比诗大，他的诗名完全被词名所掩盖了。《宋六十名家词》中收入了他的《龙洲词》，而《宋诗钞》却不收他的《龙洲诗》，就清楚地说明这一点。近世的宋词选本差不多必选刘过之词，而宋诗选本则甚少选到他的诗作。刘过与陆游、陈亮、辛弃疾很有交往，这种交往是建立在渴望收复中原的爱国思想上的。他的词明显地属于辛弃疾一派；诗则与陆游相近。如《题润州多景楼》《忆鄂渚》《夜思中原》《登多景楼》《六合道中》《登清凉台寺》等诗，有襟抱，有寄托，置之陆游集中，也不会逊色。《四库提要》称其诗“多粗豪抗厉，不甚协于雅音，特以跌宕纵横，才气坌溢，要非龌龊者所及”。这大致是合乎刘诗的实际的。

刘克庄、戴复古、姜夔、刘过四人，在中国诗歌史上是有一定地位的。四人之外，较出色的当数赵汝鐩、叶绍翁二人，余如高翥、罗与之、葛天民、许棐、毛珝、乐雷发等人，都各有可观之作，也是值得一提的。

江湖诗派的诗人并非全是江湖游士，有些人后来做了官，个别甚至当了高官（如洪迈、吴渊、刘克庄），但他们还被人看作是江湖诗派诗人，那是因为他们曾以在野的江湖诗派诗人的面貌出现过。

三

由于江湖诗派活动在动荡的南宋时期，因此作品中很自然便触及当时的政治脉搏。以刘克庄、戴复古、刘过为首的江湖诗派诗人，忧国伤时，渴望收复中原，不满南宋当局的屈辱苟安政策，故作品激昂奋发，充满爱国主义感情。刘克庄《八十吟十绝》中说：“忧时原是诗人职，莫怪吟中感慨多。”这正是众多的江湖诗派诗人为什么作品中多感时伤事之作的很好回答。

试看刘克庄的《戊辰即事》：

诗人安得有青衫？今岁和戎百万缣。从此西湖休插柳，剩栽桑树养吴蚕。

再看戴复古的《频酌淮河水》：

有客游濠梁，频酌淮河水。东南水多咸，不如此水美。春风吹绿波，郁郁中原气。莫向北岸汲，中有英雄泪。

又再看刘过的《登多景楼》：

壮观东南二百州，景于多处最多愁。江流千古英雄泪，山掩诸公富贵羞。此固怀人频对酒，中原在望莫登楼。西风战舰成何事，空送年年使客舟！

这些诗都充满忠愤之气，对南宋屈辱求和、偏安东南一隅，表示了极大的义愤。

戴复古在《淮村兵后》中，描绘了金兵铁蹄践踏过后淮村的凄凉景象：

小桃无主自开花，烟草茫茫带晚鸦。几处败垣围故井，向来一一是人家。

刘克庄《穴蚁》诗中，由蚂蚁能防患于未然，而讥讽“谋国者”反不及蚂蚁有见识：

穴蚁能防患，常于未雨移。聚如营洛日，散似去邠时。断续缘高壁，周遭避浅池。谁为谋国者，见事反伤迟。

毛珝在得知金国被蒙古族所灭后，曾受到很大的鼓舞，燃起了收复中原的强烈愿望，他在《甲午江行》中写道：

百川无敌大江流，不与人间洗旧仇。残垒自缘他国废，诸公空负百年忧。边寒战马全装铁，波阔征船半起楼。一举尽收关洛旧，不知消得几分愁？

对于抗金名将岳飞的被害，江湖诗派诗人表达了极深的痛惜。叶绍翁在《岳武穆王墓》中说：“如公稍缓须臾死，此虏安能八十年。”明确表示，如果岳飞不被害，金人的统治是不会这么长的。另一个江湖诗派诗人黄文雷在《往年因读岳王传，尝为之赋，今过东林，睹其遗像，感而申颂之》一诗中，更直斥当年杀害岳飞的目的是“相公终欲割鸿沟”。在宋人为岳飞鸣冤的诗中，叶、黄二诗，算是写得比较早，也比较深刻的。

在江湖诗派中，除了忧国伤时的作品应该大加肯定外，反映民间疾苦的作品，也是很值得称道的。江湖诗派诗人多是出身于布衣，有些更是以布衣终老，因此接触下层较多，生活面较广，能与劳动人民感情相通，写出不少同情劳苦人民、揭露社会黑暗的佳作。

戴复古在《庚子荐饥》中，写了连年饥荒的惨况：

饿走抛家舍，纵横死路歧。有天不雨粟，无地可埋尸。劫数惨如此，吾曹忍见之。官司行赈恤，不过是文移。

赵汝鐩在《耕织叹》中，诉说了一年辛苦之后毫无所得的悲苦怨恨之情：

……一年辛苦今幸熟，壮儿健妇争扫仓。官输私负索交至，勺合不留但糠秕。我腹不饱饱他人，终日茅檐愁饿死！

乐雷发在《逃户》中，也诉说了同样的苦况：

租帖名犹在，何人纳税钱？烧侵无主墓，地占没官田。边国干戈满，蛮州瘴疠偏。不知携老稚，何处就丰年？

叶茵的《机女叹》，不单可媲美谢枋得的名作《蚕妇吟》，而且比谢诗写得更为深刻：

机声伊轧到天明，万缕千丝织得成。售与绮罗人不顾，看纱嫌重绢嫌轻。

江湖诗派诗人中，有些受了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的影响，也写过一些反映农家生活的田园诗，如叶绍翁的《田家三咏》，毛珝的《吴门田家十咏》等。利登的《田家即事》云：

小雨初晴岁事新，一犁江上趁初春。豆畦种罢无人守，缚得黄茅更似人。

利登上诗，写的是春耕；俞桂的《即事》诗，则写的是浴蚕：

吹落杨花春事了，小池新绿雨添痕。浴蚕时节寒犹在，村落人家半掩门。

这些田园诗，语句浅白，清新可诵，是江湖诗派诗中的又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谈到江湖诗派时，是不应忽视这些作品的。

上面主要从诗的思想内容来谈，在艺术上，江湖诗派诗人大多是属于晚唐体的诗风，因此语言浅近，明白如话，较少堆砌典故，纯乎出自性情，与深曲艰涩的江西派诗大异。如高翥的《秋日》诗云：

庭草衔秋自短长，悲蛩传响答寒螀。豆花似解通邻好，引蔓殷勤远过墙。

诗似随手写来，却很有情致。葛天民的《绝句》，纯用白描，一片天趣：

夜雨涨波高二尺，失却捣衣平正石。天明水落石依然，老夫一夜空相忆。

张良臣的《晓行》，写出了晓行时的意境，十分迷人：

千山万山星斗落，一声两声钟磬清。路入小桥和梦过，豆花深处草虫鸣。

陈鉴之的《题村学图》，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老农送儿入学的图画：

田父龙钟雪色髯，送儿来学尚腰镰。先生莫厌村醪薄，醴酒虽有楚钳。

陈必复的《赠张駧自号牧隐》，表达了朋友间极深的知己之情：

乍见语相合，苦吟心更亲。老于琴得趣，隐与牧为邻。一夜岩花雨，十年江树春。所交半湖海，恨晚识斯人。

在谈到江湖诗派诗的艺术性时，是不能不特别提到姜夔的雅健清新的绝句的。姜夔虽亦是以布衣终老，但因他长期得到张鉴与范成大的关照，生活比较安定，笔下便没有其他江湖诗派诗人的愁苦之语。由于他对世事淡泊，安于过清客的生活，因此也没有刘过那种渴望匡时济世的雄心。他的诗清丽自然，情韵俱佳，很有自己的特色。如《除夜自石湖归苕溪》《湖上寓居杂咏》《雪中六解》等组诗，用语精炼，音节谐婉，真是诗味浓郁，使人回味不已。其《过湘阴寄千岩》一诗，清雅明净，充满诗情：

渺渺临风思美人，荻花枫叶带离声。夜深吹笛移船去，三十六湾秋月明。

《姑苏怀古》一诗，则表达了今昔变化、物是人非的感慨：

夜暗归云绕柁牙，江涵星影鹭眠沙。行人怅望苏台柳，曾与吴王扫落花。

姜夔善写诗人老去的情怀，其《平甫见招不欲往》云：

老去无心听管弦，病来杯酒不相便。人生难得秋前雨，乞我虚堂自在眠。

“乞我虚堂自在眠”，是老人常有的心境。人老了，往往与热闹无缘，常觉得平淡清静是最好的享受。如《武康丞宅同朴翁咏牵牛》之“老觉淡装差有味，满身秋露立多时”, 《竹友为徐南卿作》之“如今渐觉知心少，剩种青青伴白头”，都反映了他的垂老心境。虽然有老来索漠之感，却又没有颓唐之意。这是很不错的。

在这些江湖诗派的诗中，有些是充满哲理的，骤看似是游戏之作，但却是经过作者深思熟虑之后才写成的。如戴复古《戏题诗稿》云：

冷淡篇章遇赏难，杜陵清瘦孟郊寒。黄金作纸珠排字，未必时人不喜看。

现实生活中确有此类庸俗“时人”，诗中的针砭是深刻的。刘克庄的《燕》，却写出了穷者与富者的截然不同的态度：

野老柴门日日开，且无栏槛碍飞回。劝君莫入珠帘去，羯鼓如雷打出来。

赵希的《次萧冰崖梅花韵》，写的却是另一种世态：

冰姿琼骨净无瑕，竹外溪边处士家。若使牡丹开得早，有谁风雪看梅花。

张至龙《寓兴》一诗，化用白居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意，也写得颇有哲理：

高风吹秋霜，庭前百草死。谁知草有根，昨夜东风起。

在江湖诗派诗人中，有不少五言绝句写得极佳。其中罗与之特别善写小诗，其《商歌》云：

东风满天地，贫家独无春。负薪花下过，燕语似讥人。

连燕语也似讥人，就更不用说富贵者讥人了。

许棐的《秋风辞》，以闺中少妇的口吻写情，末二句以反问出之，尤为动人：

飒飒秋风来，一叶两叶坠。燕子动归心，薄情知也未？

赵崇嶓的《闺怨》，与唐人金昌绪“打起黄莺儿”一诗，有异曲同工之妙，实为不可多得之作：

恨杀庭前鹊，难凭卜远期。朝朝来报喜，误妾画双眉。

刘克庄诗各体俱佳，其五言小诗亦写得十分出色。《宿山中》云：

凄风转林杪，露坐感衣单。不道山中冷，翻忧世上寒。

《乍归》云：

官满无南物，飘然匹马还。惟应诗卷里，偷画桂州山。

两诗均见作者的襟抱、情怀，的是大家手笔。

无可否认，江湖诗派诗人也有一部分劣作，这就是方回与钱谦益痛诋的干谒之作。他们为了攀附权贵，便不惜献媚取宠。最典型的是高似孙，他在权相韩侂胄生日时献诗九首，每首皆暗用一“锡”字，寓“九锡”之意，为清议所不耻。当然也有不卖韩侂胄账的，如敖陶孙就公然赋诗讥讽他：“左手旋乾右转坤，如何群小恣流言。狼胡无地居姬旦，鱼腹终天吊屈原。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赖有史常存。九原若遇韩忠献，休说渠家末代孙。”韩忠献，即韩琦，与范仲淹齐名，世称韩范，侂胄为其曾孙。此诗非议韩侂胄的作为，谓其死后当无面目见其曾祖韩琦。在韩侂胄权倾朝野之时，敖陶孙敢于写出这样的诗，是很有胆量的。同是江湖诗派诗人，高似孙与敖陶孙的人品差别如此之大，足见江湖诗派的成员是多么的杂了！

由于江湖诗派诗人不少是布衣之士，生活无着，依人作客，经常游食在外，因此诉穷乞怜之作甚多。本来，穷士诉穷是正常的，但这类内容写得多了，确使人有“乞怜”之感，显得语多衰飒，格卑气弱。钱谦益讥之为“尘容俗状，填塞于肠胃”，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江湖诗派诗另一个弊病是粗率，这表现在诗中的用语太熟、字多重复上。他们缺少江西诗派“月锻季炼”“力求生新”的精神，一味仿效轻快的晚唐体。读江湖诗派诗，是不会感到艰涩深曲的，但却使人觉得熟滑，谋篇与句法都有似曾相识之感。在有关描写“客愁”的诗中，就更为明显。诗中字多重复，是江湖诗派诗的大毛病。这种毛病，连派中的名家也不能免。如戴复古的五律《秋怀》，四十字中竟有“人、天、到”三字重复，毛珝的七律《甲午江行》，有“百、旧”二字重复；绝句中的重复就更多了，如张良臣的七绝《偶题》，竟有“斜、不”二字重复。但姜夔是此中的例外，读他的诗，是极少见有重复字的，这与他的精通音律和讲究锤炼是很有关系的。

总之，江湖诗派是一个复杂的集合体，它的成员流品很杂，它的作品瑕瑜互见。但是，它既然能笼括了南宋中晚期一大批诗人，就充分证明它在当时是有一定的地位和存在的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