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金融资本理论的发展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济实践的发展使人们逐渐认识到，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是货币理论史上的一个光辉的里程碑，它继承和批判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货币理论，发展到了当时历史条件下的顶点。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迁，他的理论不能完全解释现实中发展着的经济事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包括金融资本理论在内的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得到了新的发展。

一、希法亭的金融资本理论及其当代意义

在《金融资本》一书的序文中，希法亭规定了自己的研究任务。他说：“本书试图科学地阐明最近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现象。……一方面表现为由于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形成导致‘消灭自由竞争’，另一方面表现为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之间日益紧密的联系。……由于这种关系，资本便采取自己最高和最抽象的表现形式，既金融资本形式。”

希法亭认为，理论经济学的任务是研究交换的规律，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才能正确说明经济现象。很明显，这是一种典型的流通决定论，完全背离了马克思的生产决定论。希法亭明确指出，对金融资本的研究应从流通领域入手，首先阐明货币问题，然后才能理解信用；而理解了信用，才能说明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关系，从而最后说明金融资本。他把金融资本定义为归银行支配和由产业资本家使用的货币形式的资本：“产业对银行的依赖，是财产关系的结果。产业资本的一个不断增长的部分不属于使用它的产业资本家了。他们只有通过代表同他们相对立的所有者的银行，才能获得对资本的支配。另一方面，银行也不得不把它们资本的一个不断增长的部分固定在产业之中。因此，银行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变为产业资本家。我把通过这种途径实际转化为产业资本的银行资本，即货币形式的资本，称为金融资本。”这一定义的缺陷在于不是把金融资本看作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的有机结合，而是把它归结为银行贷给产业的货币资本。对金融资本的这种理解，促使希法亭从货币开始探索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他明确指出，高利贷资本、银行资本和金融资本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黑格尔派会说这是否定之否定：银行资本是对高利贷资本的否定，而银行资本自身又被金融资本所否定。后者是高利贷资本和银行资本的综合；在一个无限高的经济发展阶段上，它占有社会生产的成果。”

希法亭十分注重交换，强调交换在私有制经济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并认为货币是商品交换的产物。希法亭认为，货币的必要性是商品内在矛盾发展的结果，是从商品生产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和社会联系必然性之间的矛盾中产生的。在货币产生的问题上，希法亭贯彻了马克思的理论。随着经济的发展，金银最终被纸币所代替。希法亭推导出纸币量的决定公式，即商品价格总额与同名货币的流通次数之商。这一纸币流通公式强调纸币的价值由商品价值总额来决定，已经和金银等金属货币相脱离。希法亭摆脱了金属货币的限制，论证了与金属货币完全脱离关系的纯粹纸币的流通规律。问题在于，这里的“商品价格总额”同“商品价值总额”一样都是既定的吗？马克思曾经提出过商品价值总额既定的观点。但在提出这一观点之前马克思做了理论上的抽象。理论抽象意味着马克思提出这种观点时，舍弃了许多可能发生作用的其他因素及变动关系，其考察的重心仅仅放在生产领域，仅仅在“价值决定”而不在“价格形成及表现”上。希法亭认为，由于货币的价值是经常波动的，因此纸币的价值也是经常波动的，从而商品价格总额是波动的，由此造成到纸币量的波动。因此，从这一点来说，希法亭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的纸币价值理论，完成了马克思没完成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任务。

希法亭在马克思将资本主义信用区分为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的基础上，概括了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状况，又将银行信用按使用目的区分为流通信用即代替商业信用的银行信用和资本信用即向生产资本家提供新资本的银行信用，同时还进一步将资本信用按资本回流方式区分为流动资本信用和固定资本信用，通过这些概念的提出和分析，阐明了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利益的趋同和关系的密切化。他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银行职能和信用也发生了变化，其主要职能由支付中介向将闲置货币转化为货币资本的中介演变，信用则由流通信用向资本信用倾斜，以及在资本信用内由流动资本信用向固定资本信用倾斜。银行与产业之间的利害关系由暂时变为持久，越来越多的银行资本长时间地渗透和束缚在产业之中。随着这种趋势的发展，银行对产业的影响和控制能力日益扩大，而产业对银行的依赖也相应加强。希法亭的这一概括不仅反映了从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时期的特点，而且一定程度上也与当前的时代特点相契合。

希法亭在写作《金融资本》时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对帝国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做出了论证。他指出，金融资本通过少数最大的资本集团控制了整个社会生产，生产的社会化达到资本主义所能允许的最大限度，使通过剥夺克服资本主义变得简单易行，从而为社会主义创造了物质条件。另一方面，金融资本明目张胆地攫取国家政权，把国家变成为自己剥削利益和推行帝国主义政策的工具。希法亭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为金融资本阶段。在经济和政治权力高度集中于金融寡头的金融资本时代，必将爆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但是，就资本的发展逻辑而言，金融资本并不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形态。资本的历史形态分别为：商业资本、生息资本、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和虚拟信用资本。随着历史的发展，或者还有其他别的形式。金融期货及指数化金融产品空前繁荣，股票衍生出股票期权、期货合约或股票指数期权期货合约等，与同一套实物资本相对应的可能是几套甚至几十套虚拟资本，虚拟资本的“独立性”更强了。金融资本主导并决定了资本主义的整个经济运动，从金融资本主导产业资本运作这个历史潮流看，希法亭的预言是正确的。

在当代，希法亭的金融资本理论对于正确处理银企关系、引导资本市场的合理发展等仍具有一定意义。希法亭虽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做出了重要发展，但也存在理论上的错误。由于这种错误，使他不能够理解帝国主义的真正本质，没有把生产集中引起垄断作为金融资本产生的最深厚的基础和更深刻的原因揭示出来。希法亭错误的起点，在于他的分析是从流通出发的。马克思始终一贯地把生产关系作为分析资本主义的基础。而希法亭则把交换和流通看作是本质的东西。价值理论是马克思货币理论的直接前提。马克思从商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劳动二重性出发，发现了价值的质的特点。而希法亭在《金融资本》中阐述价值理论时，只对价值做出了量的解释。

二、列宁的金融资本理论及其当代意义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对希法亭关于金融资本的定义提出了批评：“这个定义不完全的地方，就在于它没有指出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即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了会导致而且已经导致垄断的高度。”随后，列宁给出了自己对金融资本的定义：“生产的集中；由集中而成长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的溶合或混合生长——这就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容。”列宁认为，希法亭虽然认识到了垄断的存在，但并没有把它纳入金融资本形成机制之中，更没有将垄断放在基础和首要的位置。希法亭错误的根源在于其方法论，即流通决定论：宣称纸币本身便具有价值，认为经济危机源于流通领域，强调工业资本对银行的依赖，实际上将金融资本等同于银行资本。

为了分析金融资本的形成，列宁首先分析了当时银行业的新作用。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银行作为信贷中介人的活动范围日益扩大起来。一方面，资本积累使大量的资金集中于银行，特别是大银行集中了大量的存款。另一方面，生产的发展需要大量货币资本，这只有大银行才能提供，客观上产生了对银行业集中的需要。与此同时，银行之间的竞争日益加强，列宁引用大量的经济数据说明银行通过直接吞并小企业，或以债务关系体系来联合它们、征服它们，吸收它们加入自己的康采恩，由中介人的角色转变成为势力强大的垄断者。列宁指出，在垄断形成之前，银行主要从事负债业务、资产业务以及中间业务；随着资本的集中和银行周转额的增加，银行的作用由此被根本改变，由普通的中介人变为万能的垄断者，实现了对工业的控制。列宁认为，银行垄断逐渐形成的过程，即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的融合过程，也就是金融资本的形成过程。

金融资本的统治，包括对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全面控制。列宁指出：“资本主义的一般特性，就是资本的占有同资本在生产中的运用相分离，货币资本同工业资本或者说生产资本相分离，全靠货币资本的收入为生的食利者同企业家及一切直接参与运用资本的人相分离。帝国主义，或者说金融资本的统治，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时候，这种分离达到了极大的程度。金融资本对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的优势，意味着食利者和金融寡头占统治地位，意味着少数拥有金融‘实力’的国家处于和其余一切国家不同的特殊地位。”列宁的这一段话对于阐释今天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所占据的支配性地位再合适不过了。在垄断金融资本主义条件下，金融资产占有的不平等，资本市场大量投机行为的扩大效应，不仅增加了一国范围内的不平等，也是产生新的国际不平等的根源。以国家垄断金融资本为主导的世界积累制度加强了资本主义的国际剥削。美国依靠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支配权来支撑其经济。美国享受着征收铸币税的特权，而后果则由全世界来承担。由于美元和发达国家货币的优势地位，国际投资领域形成了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格局。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迫使除美国以外的所有国家不断增加外汇储备。这种外汇储备很大部分投资于美国国债，它刺激了美国的过度消费，繁荣了美国经济。由于日本、中国和韩国等向美国出口产品，目前这些国家的银行存款已经在以美国财政部发行的债券的形式增长。这就为这些银行向美国资本所有者和消费者贷款提供了基础，也为美国的跨国公司进行国外投资提供了基础。

列宁强调，垄断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基础，金融资本在国内经济和政治上占据统治地位之后，必然要求对外扩张。以金融资本为工具，少数食利国家取得了国际垄断地位，将全球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列宁特别强调金融资本在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金融资本同它相适应的国际政策，即归根到底是大国为了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瓜分世界而斗争的国际政策，造成了许多过渡的国家依附形式。”在当代，正如列宁所预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目标就是向国外扩展美国的金融力量。美国将美国式的开放市场准入作为向贫穷国家进行国际援助的前提条件。作为接受援助的回报，这些国家必须采取与美国一致的制度安排，由此而被迫将自己置于垄断资本所拥有的超级力量的摆布之下。将最贫穷的国家拉入资本循环体系，使其成为剩余资本的“接收器”，很多国家都由此陷入了“债务陷阱”。那些接收国将不得不因资本贬值而付出代价，而那些债权国则会避免资本贬值的损害。于是，债权国所造成的金融危机的恶果在一定程度上由接收国承担。金融危机成了输出局部性和区域性资本贬值和资本耗损的行为。从地缘政治上讲，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没有殖民地，但是借助于金融资本的输出和扩张形成了没有殖民地的殖民主义，这是造成新帝国主义战争的根源。

列宁的金融资本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金融资本理论的重大发展，它把马克思主义的金融资本理论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列宁继承和坚持了马克思的辩证法，从复杂的经济关系中抽象出垄断作为理论体系的出发点。在借鉴希法亭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列宁不仅强调了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的融合，同时也突出了银行资本的优势地位。列宁在垄断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全面分析了金融资本的形成、本质以及影响，强调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金融资本的主导性地位及其所导致的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在当代，垄断金融资本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提醒我们，列宁的金融资本理论和帝国主义理论并未过时。当然，由于时代所限，列宁的金融资本理论并未预见到世界各国金融体系发展的复杂性。当代资本主义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不仅获得了生产力发展的新空间，也对生产关系进行了局部调整，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矛盾，实现了新的发展。

三、美国垄断资本学派的金融资本理论

1966年，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保罗·巴兰（Paul Baran）和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合著的《垄断资本：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Monopoly Capital:an essay 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and social order）（下文简称《垄断资本》）一书出版。随后，研究垄断资本主义的学术著作相继问世，影响不断扩大，以至于在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领域形成了一个“垄断资本学派”。巴兰和斯威齐也就成为这一学派最初思想的创立者。在他们之后，还有哈里·马格多夫（Harry Magdoff）、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约翰·福斯特（John B. Foster）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垄断资本所做的研究问世。

在《垄断资本》一书中，巴兰和斯威齐以美国为例叙述了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其主要特征是经济和社会秩序由大型的垄断（或寡头垄断）公司主导。这一体系的核心特质是伴随着生产力不断提高而出现的剩余（价值）上升的趋势——对成熟的垄断性产业真实价格竞争的有效限制使这一现象成为可能。在这些条件下，约束经济的主要因素不再是剩余的产生，而是剩余的吸收，即有效需求的长期不足。剩余一般通过消费和投资这两种方式被吸收。巴兰和斯威齐指出，资本主义消费与资本本身的内在运动机制互相冲突。如果新增投资的预期利润相当微薄，公司一般也不会进行投资。这样的预期受到产业中生产能力利用的现有水平的影响；闲置工厂和设备的存在阻止了对更大生产能力的投资。而且，由于剩余上升的趋势一般都意味着真实工资的增长少于生产力的提高，即工人所受的剥削进一步加重，以工资为基础的消费相对于社会生产能力而言长期不足，结果使得富余生产能力进一步增加，净投资进一步萎缩。因此，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长期增长趋势开始停止。所以，《垄断资本》一书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停滞是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

美国垄断资本学派学者约翰·福斯特、弗里德·马格多夫、迈克尔·耶茨等结合当代美国的经济形势和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对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停滞趋势、垄断金融资本在美国的形成与影响、垄断金融资本的全球化、垄断金融资本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垄断金融资本理论。该理论是对巴兰和斯威齐垄断资本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为我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提供了新的思维角度和材料。

福斯特认为，增加现有资本商品的存量只是积累过程的一个方面，积累还包括增加金融资产的存量。资本积累过程的金融化成为对抗停滞的重要法宝。金融化可以被定义为资本主义经济重心从生产向金融的转移。在美国，生产或实体经济领域的弱增长被金融业的迅猛发展所掩盖。福斯特分析了垄断金融资本在美国的形成与影响。他指出，在成熟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工业制造等实业部门难以维持高水平的利润率，美国做出了新的回应，即扩大金融体系，推动债务经济的发展。由于制造业和服务业难以按M-C-M’的公式获得利润，新型的投资方式出现了。它利用债务杠杆和类似泡沫的扩张，借助金融工具来获取高额投机利润。这并不是对社会生产能力的投资，而是旨在增加对财富的金融要求。福斯特指出，这是一种假想型“复苏”，结果是把利润留给自己，把债务留给公众。福斯特分析了美国工人真实工资下降与消费迅速增长并存的现象，指出工人家庭通过借债来维持其消费水平，推动了美国的经济增长，却背负了沉重的债务负担。福斯特认为，不平等的、以阶级为基础的收入分配是消费和投资的一个决定因素，这是资本主义经济无法回避的一种现象。消费品支出的多少取决于工人阶级的收入。

福斯特关于债务经济的理论道出了金融危机出现的直接原因：信用一方面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另一方面造成了一种虚假的需求，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扩大和投机活动，最终必然产生生产的过剩。这个时候会出现债务偿付危机，信用出现紧缩。停滞构成了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潜在趋势，而金融业的发展不仅增加了资本的获利性，而且通过扩大信用刺激了有效需求的增加，是美国抵制过剩危机和经济停滞的主要对策之一。但是，金融化并不能解决生产领域内的停滞问题，相反在某些方面使其进一步恶化。金融相对于实体经济的增长也意味着金融泡沫破裂危机的出现。中央银行在遏制金融体系崩溃方面的作用越有效，爆发更严重危机的潜在危险就越大。这便是福斯特所说的“垄断金融资本时代经济停滞与经济金融化的共生关系”。滞胀和金融化的共生关系意味着每一次出现金融问题，中央银行都被迫介入以挽救脆弱的金融体系，以免作为一个整体的金融上层建筑崩溃，以免容易滞胀的经济进一步被削弱。这就导致了金融体系长期地、逐渐地失去管制，也导致了政府权威人士对金融创新的积极鼓励。

福斯特提出：“关于资本主义体系的经济运行方式，我们今天面对的最为复杂的问题是全球化问题。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边缘国家，垄断金融资本与帝国主义、全球化以及金融化有着怎样的关联？”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地域扩张。全球化过程从殖民主义时代开始，在20世纪继续发展，直到当前的多国公司统治阶段，从把世界分成复杂的民族国家等级体系的意义上说，全球化过程是以帝国主义的方式进行的。在此基础上，福斯特分析了垄断金融资本新阶段与帝国主义、新自由主义之间的特定关系。他认为，金融膨胀加深了垄断资本的停滞趋势，使美国国内工人状况恶化，在国际上导致了新帝国主义。这种新帝国主义是已经存在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中的趋势的延伸。福斯特指出：“我们最好把今天的新自由主义当局视为垄断金融资本的政治——政策搭档。”它的目的是推动更加极端的剥削形式。因此，在“掠食国家”的支持下实施的新自由主义的积累策略，面对滞胀，在向金融部门提供更多的注入资金的时候，其目的首先是增加企业的利润。无论在何处，新自由主义的到来都意味着阶级斗争的激化，既有源于企业的阶级斗争，也有源于国家的阶级斗争。因此，新自由主义根本不是传统经济自由主义的复活，反而日益表现为全球规模的大资本、大政府和大金融的产物。

面对垄断资本金融化的新发展，福斯特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资本主义变化了吗？其演进是在他们所描述的垄断阶段内的进一步发展，还是已超越了垄断阶段呢？如果我们将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例如19世纪的竞争资本主义和20世纪的垄断资本主义——看作是经济转变创造出积累方式演变基础的动态时期，那么垄断金融资本似乎称不上是一个阶段。然而，资本主义体系中心的资本积累仍然陷于停滞，它越来越依赖投资性金融来维持其微乎其微的增长率。福斯特指出，资本主义发展到现有阶段，其经济体系的特征体现为停滞性增长和金融化的“双重现实”。“我认为这代表了两种可能性：（1）以‘全球债务萧条和债务紧缩’形式出现的金融和经济危机；（2）垄断金融资本时代经济停滞与经济金融化的共生关系的延伸。”福斯特认为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发生的变化具有二重性。一方面，资本主义体制还未找到一种解决其推动力即资本积累问题的前进方式，《垄断资本》一书中所描述的资本停滞现象更趋恶化；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体制找到了复制自身的新方式，并且资本在这种停滞中通过金融资本的爆炸式增长获得了反常的兴盛。由此，福斯特得出结论：“我暂且称这种体制的新混合阶段为‘垄断金融资本’……垄断资本的金融化代表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

以美国垄断资本学派的理论为代表的当代马克思主义金融资本理论表明，资本金融化能够推动社会经济的增长，也加剧了资本金融化的社会危机。这一观点比较准确地解释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化和虚拟化等现象。需要指出的是，以福斯特为代表的当代美国垄断资本学派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虽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在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情况下，指出资本主义仍处在严重的危机之中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应该看到当代资本主义还有着广泛的发展空间。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和左翼思想家们在正确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同时，过高地估计了这种危机的严重性，似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已经完全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了。“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的科学论断是马克思考察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得出的基本结论。只有资本主义以私人占有为根本特征的生产关系严重束缚、制约着现代化的社会大生产，并且与现代化的社会大生产具有根本不可调和的矛盾时，现代化的社会大生产才会冲破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关系。只要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给现代化大生产的发展留有空间，资本主义就会表现出一定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