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硕学鸿儒称泰斗锦绣文章传天下
词曰：
天资聪颖髫年，潜心早立鹏程志。才思敏捷，文章高古，博闻强记。殿试春闱，一朝考取，终成大器。挥如椽大笔，纵横本是真儒格，诚非易。
更尽慈亲孝义，优则仕，清廉德治，烟墩旭日，文光焕发，标新立异。卓越才华，仕途坎坷，几番酣醉。写鸿篇、展骥书香世第，泰斗谁比？
——调寄《水龙吟》
锋利无比的蒙古刀剑把南宋灭了，旋为元朝。因举邑勤王的原因，香山人备受元朝统治者的压制。终元一朝，整个香山没有一个进士。不过，以暴易暴的魔咒很快响起，朱元璋把这样一个不可一世的帝国送进了历史的黑洞之中，建立了大明王朝。这时的香山县好像一下子激活了，人才如“井喷”般出现，仅在明朝嘉靖年间，不足万人的香山县便产生了16名进士、180名举人，这其中以黄佐最负盛名。
黄佐（1490—1566），字才伯，号泰泉。明代香山（今中山市）石岐仁厚里人。黄佐幼承家风，聪慧好学。正德十五年（1521）登进士，次年经廷试选为庶吉士，授翰林编修。历江西佥事、广西学政、国子祭酒等职，政声颇佳。他博学多才，对典礼、乐律、辞章，无不通晓，经、史、子、集无所不及，是明代著名的史志学家、学者、思想家。黄佐的著述颇丰，著书39种，500卷以上。黄佐逝世后，朝廷追赠为礼部右侍郎，谥号“文裕”。黄佐一生主要从事教育及著述活动，不愧为明代岭南成就非凡的大学者。后人对其学术成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被赞誉为“吾粤之昌黎”“岭南文宗”，“岭南儒学集大成者”“岭南诗派领袖”以及“伟大的教育家和文献学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在整个明朝的人物中，黄佐的学问最有根底！
天纵英才，奇隽闻名
据传，明弘治三年（1490）的一天，司天监夜观天象，找不到文曲星。直至卯时，文曲星始现，但见星芒大盛，瞬间即划过夜空往南方疾驰。司天监认为，此乃大吉之日，文曲星下凡。
第二天，香山县城石岐仁厚坊黄家生了一个儿子。按理，在当天出生的孩子不少，偏偏黄家儿子出生的这个时辰，天显异象，满室生辉，香气满屋。
黄家为这个儿子取名黄佐。佐，助也。古代君王左边是文臣，右边是武将。因此，文臣是辅佐，武将是保佑。显然，取名之意是寄望黄佐日后成为文臣辅助君王。
黄佐长得隆准阔颐，英俊潇洒，且以奇隽闻名，尚未开口讲话，就整天拿着书本，煞有介事地乱翻。他3岁时已能背诵唐诗宋词百余首，日后成为“一代文宗”，人们都说是天赋异禀之故，这固然不假，但与其所处环境也有莫大的关系。
黄佐祖屋所在的仁厚坊，又叫仁厚里，坐落于石岐“七星峰”之一的仁山（今中山市孙中山纪念堂所在地）。仁山周围历来是文化荟萃之地，衙署、府馆、庙宇林立，仁厚坊则是这些“上层建筑”的后院，达官贵人多居于此。在入口处的石制门洞上，镂刻“仁厚里”三字，至今仍存，似乎在述说着昔日的光辉。
宋元战事平息后，香山县遂远离了刀光剑影，少了山河破碎的凋零，毕竟远离政治中心，很快又变成了一片清净之地。在香山县落地生根的前朝遗臣的内心或许并不平静，但均以“孝悌忠信为家法，读书耕织为本业”为教育后代的圭臬。明代以降，黄家的人才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
黄佐的曾祖父黄泗，学富五车，是明初香山的大富豪和有名的慈善家。永乐十四年（1416），香山发生灾荒，粮价急涨，不法粮商乘机抬价，民怨沸腾。黄泗见状，即在自己经营的粮店中，每天推出一定数量的低价粮，以低于市价一半的售价卖出，称之为“平粜”。对实在连半价也买不起的贫民，则免费赠送。曾受过他赈济，最终能够活下来的人数达到4000多人。
祖父黄瑜，字廷美，自称“双槐老人”。景泰七年（1456）举人。他参加会试的时候名列乙榜，明英宗时授长乐知县，在任期间干了不少教化邑民、清理积案、抑制豪强等造福民众的实事。著有《应诏六事疏》《七诱》及《书传旁通》（10卷）、《双槐文集》（10卷）、《双槐岁钞》（10卷）等。
黄佐的父亲黄畿更加不简单，幼年便有“神童”的美誉。有《三五元书》《易说》等书传世，因其号粤洲，时人皆称其“粤洲先生”，在屈大均的《广东新语》中有“粤人著书之精奥，以畿为最”的甚高赞誉。
在所处的大环境及家学渊源的熏陶下，黄佐幼承家风，4岁就开始读《孝经》，5岁随父亲“执养亲礼”，6岁入读私塾。因他未入读私塾已经熟读唐诗宋词以及“三百千”等，故一入学，老师就为他讲授《大学》《孟子》等程度较深的课程。
到8岁时，天生聪慧的黄佐已开始钻研诗词歌赋以及《左传》、“二十四史”了。小小年纪“开口成文，挥翰霞散”，他勤思善辩，在课堂上提出的问题有时连老师也答不出。
有一次，老师正朗读《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老师的朗读声刚停下来，黄佐就发问：“何谓‘明明德”？
“所谓‘明明德’，就是指通过修行，使‘明德’显明于心”，老师解释。
“我看未必尽然，孔颖达有言‘明明德’为‘谓身有明德而更彰显之’，既然‘明明德’主要是指‘修身’，那么它就应当包括‘正心’‘诚意’‘格物’‘致知’等内容。”黄佐大胆插口。
老师开讲的《大学》课程，有点深奥，而小黄佐竟有此见解，不得不令老师惊讶。老师正想说话，勤思善疑的黄佐眼珠转了两转，又问：“《大学》自纲领条目之外，何以释本末而不及始终？”
这一问，真难倒老师了。老师面对一脸稚气的黄佐，却无从回答这个问题。
一个孩子，思想怎能这么深刻呢？
有一次，老师带学生渡过石岐海到县城以西的长洲山春游。
长洲山是因山脚有一条长洲村而得名。当时周围都是水，每当夜幕降临，渔歌唱晚，仙鹤漫步，烟雾弥漫，恍若仙景。香山八景之一的“长洲烟雨”便应景而生，元代香山知县黄棠曾有诗写及此景：
万顶中间螺髻青，人家环绕住升平。
鹤汀凫渚虽烟雨，长有渔歌牧笛声。
依山而建的长洲村，美景不在话下，聚族而居的黄姓人，同样名声远扬。长洲村黄家与石岐仁厚里的黄家实乃同宗；不同的是，长洲村这里聚居的黄姓人更多，在长洲村建有一座黄氏大宗祠，所奉始祖为宋进士黄敬斋。
黄敬斋为南宋宝祐年间进士，其祖上也是进士出身，可谓名门望族之后。距黄氏宗祠不远还有一座“烟州书院”，此乃长洲人自古注重文化和教育的佐证。
只有8岁的黄佐看到黄棠的题诗及祠堂记载的祖宗荣耀，诗兴大发，当场作了首《长洲山》：
微雨净山绿，赏心投鹤群。
拂藓憩幽洞，松花如密云。
龙湫接狮戽，石濑时远闻。
野烟湿苔径，牛羊下斜曛。
此诗“融情于景物之中，托思于风云之表”（费经虞语），意境深远。私塾老师看了，大为赞叹。
翌日，私塾老师对黄佐的父亲黄畿说道：“我执教数十年，天资聪颖的学生见了不少，但有如你儿子年纪这么小就这么有思想的，我是平生第一个见，你儿日后定有大作为，这可真是黄家祖辈积下来的恩德啊！”
黄佐从小成才，既有大环境的影响，也有家学渊源。黄畿心里清楚，但听了私塾老师的话，他还是谦恭地说：
“老师对小儿过奖了，这全赖老师教导有方！”
“老师固然有作用，但最重要的还是天赋异禀，加之个人努力！你看入读私塾不够三年，已熟谙四书五经了。以你儿子现在的水平，老朽实在无能为力再教下去了。让他参加科举考试吧！”
私塾老师的一句话，黄畿真的让不足10岁的黄佐参加了科举考试。
何谓科举？
科举，是中国历史上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一种制度。它渊源于汉朝，创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完备于宋朝，兴盛于明、清，废除于清朝末年。根据史书记载，从隋朝大业元年（605）的进士科算起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式废除，整整绵延存在了1300年。
科举之路，艰辛漫长，其所走路径，可谓“过五关斩六将”，方可达至科举的金字塔——进士。
哪五关？就是“五试”：童生—秀才—举人—贡生—进士。
先说“童生”，又称儒童，是对未考取功名的读书人的通称，由各地方政府主持，可以视为第一道门槛，无年龄限制，所以只有9岁的黄佐也可以投考。黄畿让小小年纪的黄佐参加考试，只是想锻炼一下儿子，成绩如何，他一点也不关心，但万万想不到，儿子竟然得了童生考试第一名。
如果说，第一关的童生试，将其比作进入科举这座殿堂的“敲门砖”，那么下一关秀才试就是门槛了，通过者才有资格参加乡试。在秀才试中，黄佐又轻而易举地得了第一名。这年是正德二年（1507）丙寅，黄佐17岁。
接着，通过乡试者，就是“举人”，即举子了。乡试在省城举行，每三年一次，由皇帝亲派主考官。因在八月举行，故称“秋闱”。中举人者可以直接为官，当然官位不会太高，比如知县等地方官职，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委书记或市长。按照这样的节奏，黄佐应在三年后，即可以参加举人考试了。但黄畿认为儿子虽在童生、秀才这两关接连夺魁，不过多少有点运气。年纪轻，根基还未扎实，打实基础再去考吧！
为了打基础，黄佐刻苦用功，博览群书，特别关注经书史籍，每有心得，必做笔记，汇编成册，名《漱芳录》，继而又写下《正骚》等文章，他说也要和孔子一样，订立人生的座右铭，写下了《志学铭》：
为学在志，立志在勤；今我不力，岁月如轮。
汤曰日新，孔云时习；所以圣人，寸阴恐失。
忠信作主，孝悌是先；有过斯改，闻善必迁。
勿炫己长，而谓人短；情不可逸，志不可满。
行恐躁妄，言妨诞烦；义之与比，礼以为闲。
方事口耳，即求温饱；匪小人儒，亦童之狡。
惟明其道，不计其功；钦哉是言，德广业崇。
直到正德五年（1510），黄佐20岁，黄畿才让他参加举人考试。乡试在广州城东北隅的贡院举行，这是全省最高级别的考试。当年分配给广东的举人名额是75个，要在数千名考生里脱颖而出，取得举人资格是很难的事情。但是，黄佐却成功地考取了癸酉科乡试举人第一名，称“解元”。
在古代，绝大多数的考生，在这一关已经止步了。再往上走的“贡生”“进士”可谓更加难了。
“贡生”，别称明经，授予通过会试者。会试在京城礼部举行，也是三年一次，并且是在乡试后的次年举行，由礼部官员主考。
正德八年（1513），黄畿陪儿子黄佐赴京师应试，因路太远，故提前一年起程，途至玉峡地方，染病不起，客死他乡，终年49岁。黄佐悲痛不已，哀伤哭泣，让同行的兄弟扶柩返乡。他唯有带着悲伤只身前往。正德九年（1514），化悲痛为力量的黄佐时年24岁，又是毫无疑问地考取甲戌科会试贡士，位列第一名。
连闯四关，皆是第一，而且又是这么年轻，这下可震动京华了，一夜之间，黄佐成为天下学子的榜样。
此时的黄佐，正踌躇满志地开始向科举的金字塔——进士这座高峰攀登了。
“进士”，是科举考试的最高功名，授予通过殿试者。殿试，顾名思义，是在皇宫举行，由皇帝或皇帝委派的大臣主持。进士按成绩分为三等，称为三甲。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进士榜用黄纸书写，故叫黄甲，也称金榜，中进士称金榜题名。
正德十五年（1520），黄佐再次来到京城。上次到京城考贡生，有父亲陪同走了大半路程，一路都是老父帮他安排打点，一切都妥妥当当。这次来北京，父亲没了，兄弟又未能与他同行。由始至终，所有一切，都由自己亲手操办，骑马、租船、步行、爬山，风餐露宿，走了一年多，来到京城他就累倒了。高烧不断，面色蜡黄。好心的店主为他请来了老中医，服了几帖药，才稍觉好转，但头部还是觉得痛，昏昏沉沉的。
“明天开考了，如此状态，怎么考啊？在店里休息几天返乡，待明年再考吧！”店主好心劝他。
“我千里迢迢来到京城，岂有打退堂鼓之理？考不上，权当锻炼吧！”黄佐决定带病参考。
考前的一天，适逢春节将至，他来到北京庆通寺，祈求菩萨保佑顺利通过考试，此时独处异地，挂念岭南故土和家中亲人。他用《思家》为题写了首诗：
独坐禅扉迥，怀归思窅然。
花光明薄暮，莺语入新年。
彩仗随春动，华灯与月悬。
绝怜风景美，不是粤山川。
开考这天，黄佐早早就到了考试大院的门口，进了考场，还是那个大院，没有一个人认识。今年的主考官是一位新上任的侍郎。
试卷发下来了。黄佐一看也不算太难。就开始从容作答。他才思敏捷，意到笔至，很快作文写就，但毕竟带病，刚写完最后一个字，还有一首诗未作，他就撑不住一头倒在桌面上睡着了。
不知隔了多长时间，隐约地听到主考官说：“距交卷的时间还差一刻钟！”接着是台面的敲打声把他完全震醒了。黄佐努力地把眼睁开，主考官正站在他身边，原来是主考官用手敲桌子提醒他。他稍定定神，一看试卷才完全醒悟过来，天啊，还有一首诗未作答呢！
诗词命题是以“拔剑起舞”破题作诗，科举考试的试帖诗如此做法他从未试过。此时的黄佐昏昏沉沉，好像喝了酒一样，朦胧之际，他驰骋情怀，拿起笔来，竟一挥而就：
拔剑起舞临高台，北斗插地银河回。
长空赠我以明月，天下知心惟酒杯。
门前马跃箫鼓动，栅上鸡啼天地开。
倦游却忆少年事，笑拥如花歌落梅。
黄佐当堂所作的诗，诗句有如大江直下，曲折盘旋，豪迈气概尽显，难怪何藻翔在《岭南诗存》里有“倜傥不群，神来气来”的评语。后来的谭敬昭云：“此诗直是徐庾乐府，在王、杨、沈、宋之上。”
他写完此诗，自我感觉良好。由头至尾检查了一番，看没什么可改的，即起身向主考官躬身施礼，退出考场。
当时尚未有人交试卷呢！主考官好生奇怪，拿起他的试卷浏览一番，大吃一惊！不论为文还是作诗，均雄伟奇丽，豪迈大气，显示其聪慧和才华。
本来诗文均系上乘之作，主持内阁具体事务的蒋冕阅览黄佐的试卷时，也认为黄佐的文章可与东汉的张衡、王文考相媲美，故列其为第一。
遗憾的是，偏偏黄佐这天病了，病得沉重，拿着毛笔的手有如千钧重担，个别字写得歪歪扭扭。古时科举（判）评卷对字体要求挺高的，黄佐最终被内阁首辅杨廷和评定为二甲第十一名。
黄佐踏上科举之路后，一路高歌猛进，到了最重要一关，虽高中进士，但离所期望的尚有距离，所以公榜这天，他背着手在街上走来走去，闷闷不乐。
“男人大丈夫金榜题名，可喜可贺，何故长吁短叹？”主考官刚好路过，见是黄佐，便上前说道。这位主考官本与黄佐素不相识，监考这天看了黄佐试卷，知其非池中之物，故印象深刻。
“自参加科举考试以来，一路顺风顺水，均是第一，最后一关，我知状元不易得，但得一甲应如囊中取物，岂料竟得二甲进士，真羞愧难当！”黄佐见是主考官，施礼后直答。
“能得一进士，不论一甲、二甲，已是天下学子终生所求，绝大多数人屡次赴考均未必可得，人生哪能事事如意呢？”颇欣赏他的主考官见状，好言抚慰，最后向他指引光明大道：
“你若有真本事，何愁没有机会展现？下一步还有个翰林院庶吉士的考试等着呢！这比中状元更难考，有真本事你就去考吧！”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先说翰林院，这可是一个带有浓厚学术色彩的官署。在院任职与曾经任职者，被称为翰林官，简称翰林，是传统社会中层次最高的士人群体。
庶吉士，是明朝翰林院内的短期职位，从进士中选择有潜质者担任。明朝中后期，只有庶吉士才能成为内阁大臣，进士中一甲或二甲中优秀的举子，经过考试才有机会成为庶吉士，所以，非常难考。
可见，庶吉士基本上是以后做高官的保障。进入这个群体，就相当于进入现在的中央国级干部的后备干部序列了。
明嘉靖元年（1522），世宗皇帝朱厚熜即位，举行殿试挑选翰林院庶吉士。黄佐第一时间报了名。
六个科目的考试，黄佐出人意表地获五科榜首！这是朝廷设置了庶吉士考试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五试皆第一”，于是震动京城，惊动朝廷了。
一天，黄佐在内阁大院遇见杨廷和，杨一脸内疚地对黄佐说：“那年殿考，我未能了解你的水平，今天才知道你确实非同凡响！”
皇帝也特意召见了黄佐。为试黄佐才学，让其以《君马黄》乐府古题作诗一首，黄佐不假思索，当堂吟诵：
君马黄，臣马玄，狭斜相逢不敢前。
黄马驰，玄马逐，后喷沙，前喷玉。
副以江浒翼两张，翩翩倏如流电光。
周有穆满今圣皇，君臣布德周万方。
此诗不仅豪放雄奇，跌宕生姿，而且赞颂皇帝功德，毫无造作之嫌，致使龙颜大悦，即授予黄佐编修官之职（明代翰林院为中央政府正三品衙门）。这个职位主要协助皇帝处理奏章、谏议，兼管修史、著作、图书等事务，也就是担任皇帝秘书。官职不大，但权力很大。
至此，满腹才学的黄佐终于为自己打开了通往权力巅峰的一扇大门，进入内阁只差一小步！
“首为清、次为慎、三为勤”，这是黄佐的为官箴言。他处处谨小慎微，温润谦和，生怕得罪人，这是想当官的人所不得不采取的立身准则。因而颇得同僚赞许。
入翰林院不久，黄佐撰写了《翰林记》20卷，这是一部详细记载翰林院情况的著作。黄佐在书中将各事标目，凡220条，系统具体地讲述明朝翰林院的建置、沿革以及翰林学士的职能和作用，对于后人研究翰林制度的发展，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当时的官场好颂而不好谏，花言巧语、拍马奉承之风盛行，为此，黄佐专门撰写了一篇针砭时弊的文章——《颂谏论》来阐明忠言逆耳的道理。从古人有“颂而无谄，谏而无骄”说起，指出当官的人本身要行为端正，用端正的行为影响帝王，并要乐于听取不同的意见，才敢于将不同的意见禀告帝王。
黄佐毕竟年轻，人生历练不足，时间稍长，胸中沟壑尽显，出类拔萃，又深得圣上赏识，开始受到同僚的妒忌。正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黄佐为官没多久，朝廷发生了著名的“大礼议”事件，木秀于林的黄佐被这一股凛冽的大风吹倒了。
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去世后，因无子继承，朱厚熜依“兄终弟及”的继嗣方式，也就是民间所说的“过继”，由藩王身份继承了皇位，是为嘉靖皇帝。
嘉靖上台不久，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在网罗人才为己用的同时，授意大臣议尊生父兴献王为“皇考”，但是朝中以杨廷和、毛澄为首的武宗旧臣们认为此举不合礼法，应尊正德皇帝的父亲（孝宗朱祐樘）为皇考，兴献王为皇叔父。
也就是说，所谓“大礼议”是指嘉靖生父兴献王名分认定相关的礼仪。谓之“大”，因其与纲常伦理相关。
杨廷和们认为，你过继给了人家，就是人家的儿子，当上皇帝，意味着人家将江山也给了你了，让你坐皇位，你却不认人家，这世界哪有这么便宜的事？但站在嘉靖的角度看，何以当上皇帝后，亲生的父亲变为叔父？太不近人情了吧？
显然，斗争的焦点是如何确定嘉靖生父朱祐杬的尊号。
朱厚熜虽然当上了皇帝，但在内阁制之下，他也没有办法。这是明朝早期形成的良好政治氛围，有点民主气息。可惜朱厚熜亲手把先辈确定的颇有民主意味的架构破坏了。
“连一个为自己父母争取名分的理论说法都没有，当什么皇帝啊？”朱厚熜从来没有建立民主架构的意识，相反，他正为自己身为皇帝做不了主而内心非常痛苦，一筹莫展。
在这个时候，为朱厚熜“挺身而出”的人物出现了！
这个人物就是张璁，张璁绝不是天生聪明，考进士冲击了七次也考不上，但他锲而不舍，“咬定青山不放松”，终于在第八次会试中，高中进士。尽管名次不高（二甲第七十余名），但总算考上了，得偿所愿。
可以肯定，考试考不过人家，并不代表他没有才华，下面的事实足以证明，他是有才华的，在钻营取巧方面真是绝顶聪明。
张璁高中后，被分配到礼部当实习生，他很珍惜这份工作。时礼部正在议论皇帝爹娘的名分问题，张璁敏锐地意识到机会来了、运气来了。他迅速主动地了解整个事件经过，弄清楚来龙去脉后，顿如醍醐灌顶，幡然醒悟：
“这班读书人真是死蠢，这个江山是皇帝的，又不是你的，皇帝能逆的吗？”张璁下定决心，坚定不移地站在皇帝这一边，并想法帮皇帝一把。他想，庶吉士考不上了，翰林也当不上了，但入阁为相依然是有可能的！
张璁连夜写了一道《正典礼》的奏疏，阐明汉定陶王和宋汉王的儿子是入宫承嗣为皇子，而后继承皇位，此为继嗣。而当今皇上是以伦序而立，是为继统。统与嗣不同。并据“孝”和“尊亲”传统，说明礼法核心是人情。申明世宗登基后即议“追尊圣考”“奉迎圣母”，本乎大孝之道，顺乎人情之理。说白了，只向朱厚熜说明了一个观点：你想认谁当爹都行。
嘉靖皇帝朱厚熜太高兴了，他拿着张璁的奏折，高兴地说：“此论出，吾父子获全矣。”也就是说，“我终于可以认我亲爹了！”
在内阁制说事的时候里，皇帝也有干不成的事情。果然，内阁首辅杨廷和授意才华盖世的黄佐也写了一篇针锋相对的奏疏。黄佐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把张璁写的《正典礼》驳得体无完肤，旗帜鲜明地摆出观点：家有家规，国有国法，底线是不能破的，否则这个国家就乱套了。坚决主张依礼追嘉靖帝生父为皇叔。
这不打紧，重要的是，张璁因此触犯权臣，而被排挤出京，到南京任刑部主事。
“这么点事，皇帝也做不了主，你这个皇帝也太窝囊了吧！”张璁被打压得一头雾水，灰心丧气。表面上看，张璁聪明过头了，失算了、失败了。而黄佐这次实战让他显山露水了，胜利了。
但事物总是有两面性的。当嘉靖皇帝知道这篇《驳正典礼》的奏疏出自黄佐之手，气得手发抖，心里直骂黄佐：你是我的秘书，怎么跟着杨廷和们瞎起哄？这下就埋下了隐患。而正直单纯的黄佐还浑然不知。
事情很快逆转！嘉靖元年（1522）十二月，山东按察佥事史道呈上奏疏弹劾杨廷和昔年曾勾结朱宸濠谋反等事。事后才知道，这是嘉靖的权谋，要把杨廷和扳倒！
杨廷和是内阁和六部老臣之首，擅权朝纲，恃此请求归田要挟。以为嘉靖会就范。其实，嘉靖求之不得呢，于第二年二月，顺其意而同意他归田养老。
接着，嘉靖迅速召回他的得力干将张璁，大礼议再次兴起！嘉靖三年（1524），嘉靖欲为其生父上尊号。
虽然，杨廷和走了，但是后继有人，弹劾的奏章如排山倒海般压了过来，朝中骂声一片。嘉靖忍而不发，以静制动。
继而，那些老臣及忠于祖宗礼法的人计有200多人联名上奏，并在皇宫左顺门示威，再发展到百官于左顺门外跪谏！
在这场政治事件中，黄佐大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或退避三舍。换言之，不签这个联名，皇帝秘书这个职位或许能保得住。然而，“性格决定命运”，尽管憨直不屈的黄佐从不喜欢拉帮结派，也未参与这次跪谏，但他据“礼”力争，在联名反对嘉靖的奏章上义无反顾地签了名。
示威的200多人全都是朝廷里的精英，位高权重。如果在以前，这样一闹，皇帝不得不屈服，一定会收回成命；但今时今日的嘉靖已今非昔比了。
经过几年的力量积蓄，加上最具影响力的杨廷和已不在朝里，嘉靖二话没说，将名单交给了锦衣卫，把跪谏者全部抓了起来，关进了监狱，残酷镇压。这场嘉靖年间最大的示威运动就此平息。
皇宫终于恢复了平静，大臣们也老实了，但事情不能就此完结，接着的“秋后算账”便来了，跪谏的231人中受廷杖者180余人，杖死18人，142人下狱，另有11人远谪。
说白了，受廷杖者就是被脱光裤子，打屁股，此次打屁股可谓盛况空前，有16人被打成重伤，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十二，怎一个惨字了得，简直是人格的侮辱，尊严丧失殆尽。
庆幸黄佐这天要赶稿子，没有参加示威，避过了打屁股这一劫，但签了名，避不了第二劫，而给他带来这一劫的就是张璁。
现在张璁可得意了，当年写了篇驳斥他文章的人岂能饶恕？
他对皇帝说，黄佐此人，没有一点“政治觉悟”，万万用不得啊！公正地讲，在议礼纷争的那些日子里，张璁挺身而出，为孤立无助的少年天子说话，可圈可点，但他毕竟是出于投机的目的，而黄佐是出于维护宗法，各人观点不同，都没有对错。但在极权的社会里，权力是评判对错的唯一标准！
嘉靖的行为无疑在启示着后来当权者：只有权谋和暴力，才能征服所有的人，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这一次，张璁赌赢了。在皇帝钦点下，他顺利入阁，也就是进入了最高权力机构。
前面不是说想进入内阁，首要条件是要进翰林院，当过庶吉士的吗？这是基本条件，按理张璁是不够格的。关键是皇帝喜欢他，以他有特殊贡献之名，装模作样地走走程序就把他推进内阁。
张璁终于出人头地了！而一直以来强烈要求进步的黄佐就惨了，本来离入阁仅半步之遥，却因“站错队”而被剔除。
张璁通过皇帝逼黄佐做出了一个使自己伤心欲绝的决定——辞退。这与削职为民相比，算是天恩浩荡了！至此，差等生走在他的前面，他黄佐这个优等生却被打回原形——回老家当顺民去！
黄佐被驱逐出朝廷后，骑着一头骡子凄凉回家乡。
阳春三月的香山，草长莺飞，鲜花绽放。家乡特有的水果——“三月红”荔枝已挂满枝头。凝眸倾心处，还是家乡的山山水水更美。但见如斯美景，黄佐心情无法好起来。心中郁闷啊！他找到同乡好友李哲一诉。
李哲早年为官，且建树颇多，官声甚好，因刚正不阿颇受打压。他实不想同流合污，终心力交瘁，故辞官归里，成为一闲云野鹤。李哲曾当过黄佐“高考”前的辅导老师，师生两人甚是投缘，遂结为忘年交。
“我处处恪守为官准则，想不到竟落如此下场。”说起这次辞官，黄佐很无奈。
李哲一听，沉思片刻，道：“我看任何职场都有其守则，医生不能见死不救，教师不能误人子弟，骑马者不能横冲直撞，做生意要信守契约（合同）……”
“我也有做官的原则啊！”未待李哲把话说完，黄佐以为老师指他不懂为官的原则，故解释道。
“哈哈，我是说任何职业自有其准则，而做官的唯一准则乃是没有原则啊！”黄佐一听，若有所思。李哲见黄佐并不言语，接着道：“在不少人的心目中，一旦成功做官，因为没有原则，自可为所欲为。这就是为何这么多人喜欢做官的道理啊！”
说到这里，李哲话锋一转，慢条斯理地道：“以你刚正的个性，并不适合做官。除非你遇到一个好伯乐，或有机会一展平生抱负。”
人的一生，真的要讲运气，李哲的“除非你遇到一个好伯乐”所指的“伯乐”，后来，竟让黄佐遇上了。
思想交锋，智慧迸发
黄佐经此打击后，开始对自己的人生进行思考，意识到自己的性格不适合官场，不会有大作为。在居家这段日子，他先到家乡周边的名胜走走，去得最多的还是位处城中的烟墩山了。山不高，但听着这个名字，已令人联想到它昔日的烽火连天。
黄佐登上烟墩山，时太阳初升，霞光万丈，放眼四望，远处的五桂山连绵蜿蜒，近处的石岐海潮起潮落，他心潮也随着起伏，借着景物，启动遐想，脑海中出现一位位家乡先贤：陈临、郑愚、陈天觉、梁溪甫、马南宝……
时光流逝，人远去了，但他们的背影依稀可见，家国情怀永铭心间！
“嘎！嘎！”天空飞过的一群鸟，叫声在空中回荡。黄佐的耳旁响起古人“人过留名，雁过留声”的教诲。
“人，活着就要有所作为！”黄佐似有所悟。
他回到家里，进入自己命名的“内省轩”书房，当抬头看到墙壁上挂着他父亲为他写的“慎独”二字时，仿佛听到父亲的教诲：“慎独是孔门传心之要。”
读书修身，心以慎独为要。黄佐坐在书房的椅子上，反躬自省，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学识又有何为？他陷入了苦苦的思索中。
此时理学盛行，黄佐决定对理学进行一番探究，做一个有作为的人。其实，他从6岁起便开始接受这方面的知识，并颇能心领神会。
何谓理学？理学，又称义理之学或道学，其创始人为北宋的周敦颐、邵雍及张载。继后有程颢和程颐等，最终由南宋朱熹集大成，因此这种理学常被称为“程朱理学”，元朝、明朝、清朝前期均把其定为国家的官方思想。
黄佐对程、朱理学顶礼膜拜之余，没有盲目崇拜，经过一段时间研究，他冲破思想藩篱，建立了自己的“理气”学说。
他把理和气看为同一的东西，气为万物的本体，而理则是气变化发展的规律。他认为，气本来是一个统一体，但这个统一体中又存在着矛盾双方，如阴阳、动静、往来、阖辟、升降等，“循环无已，积微而著，由著复微”，于是产生了天地万物。万物的生灭过程中，“千条万绪纷纭胶”，无限复杂，但其中“卒不可乱”，总有“所以然而然”，这就是理。
黄佐把他的研究成果写成一本叫《理学本源》的书，一经印发，在朝廷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这时的黄佐自信心大大增强了。
人，都是这样，自信心强了，胆子也大了。他要见当时粉丝无数，魅力无限，被视为当代“圣人”的王阳明。
王阳明，即王守仁。因曾筑室会稽阳明洞，又自号“阳明子”，故称为阳明先生。王阳明不但精通儒家、佛家、道家，而且能够统军征战，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此人不但文武兼备、智勇双全，而且五花八门无一不通、三教九流无一不晓，且善始善终，堪称不世出之奇才。”
王阳明虽为文臣，却屡建军功；功勋卓著，却一度不被重用；深受谣言攻讦，却保有光明峻伟的人格；转战南北、九死一生，却创立了中国古代思想界的最后一座高峰——心学。
心学，源于理学，却与之分庭抗礼，因它突破理学割裂人心物理的观念，启发人性解放的潮流，吹响了人性解放的号角，故心学站在理学的肩膀上看得更高、更远。但心学的观点与政府主导的程朱理学殊异，王学一度被指斥为“伪学”，故不被统治阶级待见，每多打压。
无论如何，在黄佐看来，王阳明创立的阳明心学，集儒、释、道三家之大成，是数百年来中国人最精妙的智慧之一。但总觉其有个别地方不妥，所以，他要找王阳明好好地理论一下！
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当时的黄佐只不过是翰林院的一个青年才俊，而王阳明是当朝大儒，时任兵部尚书，叱咤风云。论年龄、地位、名气都很悬殊，不是同一个档次的人。按理黄佐是没有资格见这个大人物的。
但黄佐与别人不同，他有他的自信，赖以炫耀的，是在“国级干部后备干部”——庶吉士的六科考试中，他独占五科第一，又当过皇帝秘书，这些都不重要，现在最令他自信心强大的是现在有一块敲门砖——《理学本源》。
经舟车劳碌，黄佐终于来到了时王阳明贬谪之地贵州，其修行所在的“何陋轩”。何陋轩，筑于贵州的山野丛棘之间。“守仁以罪谪龙场，龙场古夷蔡之外，于今为要绥，而习类尚因其故。人皆以予自上国往，将陋其地，弗能居也。而予处之旬月，安而乐之，求其所谓甚陋者而莫得。”
黄佐至何陋轩门口，即把《理学本源》递给门童，静待回复。隔了一会儿，走出了一个颇有仙风道骨的长者，此人正是王阳明！他竟亲自出来迎接，黄佐大喜过望。
两人步入何陋轩书斋坐下，寒暄几句，很快就转入正题——切磋学术。一起辩论“知与行的关系”。这是王阳明学说中最重要的部分——知行合一。
此前，在王阳明看来，知识引发实践，又因实践而获得新的知识，再为下一次实践给予指示。即知识与实践的关系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黄佐承认实践是获取知识的重要来源，但在知识和实践两者谁先谁后的问题上，黄佐更强调知识在前，即人们是通过获得知识来指导实践。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理论指导实践！
王阳明开门见山地说：“知行合一的‘知’，我们可以解释为知识，就是知道如何去完成任务，‘行’就是实践，即具体去完成任务，两者是一致的，《中庸》里面说过这样的道理，我的信念也在于此。”
完了，王阳明指着仆人送上来的水果说：“比如这水果，你吃了才知道它的味道。你吃水果时就相当于一次‘行’，正是如此直截了当。”黄佐面对比自己年长18岁的王阳明，一点也不客气，他认为，知识与实践不应混作一谈，它们是有先后次序的。
黄佐直陈己见，说：“知，犹目也；行，犹足也。虽乃一时俱到，其实知先行后。”他强调：“知识好比人的眼睛，实践好比人的双脚。比如这次我来拜访先生，是先要向人询问您的住址，才能一路前来，表面看上去我的眼睛和两腿同时到达，其实我是先知道了您的地址才开始行走的啊，这也就是‘知先行后’的道理。”
黄佐用了这样一个通俗易懂的比喻来诠释自己的观点，确令王阳明有些始料不及，于是他将黄佐的学问归咎于受宋儒的影响太深，他对黄佐说：“你可能读了太多朱熹的著作，太相信宋儒了！”
黄佐直言道：“《尚书》有‘非知之艰，行之为艰’之说，岂宋儒耶？我是说，获得知识与具体实践是两回事，不应混作一谈，所以并不存在谁影响谁的问题。”
王阳明初次感受到黄佐对学术的固执。见到黄佐引经据典，王阳明说：“《尚书》也有‘王忱不艰’一句，由此证明知、行是一回事。”
黄佐毫不示弱，他反驳道：“《周易》有言‘知之非艰，行之为艰’，夫子亦曰：‘知之，未尝复行也’……”即是说，如果不在之前获得知识的话，恐怕以后的实践便会出错。
黄佐以程朱理学为宗，但绝不迷信权威。他不只引经据典，且推陈出新，见解独特：
一者，在理气关系上，黄佐反对“理先气后”说。他准确地指出，作为宇宙最高范畴的“理”与“气”，亦与宇宙间的一切事物一样，是一个统一体，两者表现之形式可有不同，但不能强分为二。
二者，在“知”与“行”关系上，黄佐认为应当知行统一。他认为，无论是朱熹的“先知后行”之说，还是王阳明的“知行并进”之论，都是不能贯彻到底的理论。
王阳明闻此，沉默沉思。黄佐与王阳明这场“针锋相对”的辩论，赢得了王守仁的敬服，皆因他高屋建瓴的观点：
“知”和“行”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互相依存，不可分割。但又具有自身相对的独立性，表现为对事物认识、个人修养的不同层次和不同阶段。“知”是“行”的基础，“行”是“知”的表现，两者以不同的形式存在。
这些辩证的观点，显然是宇宙万物的统一性和相对独立性的观点。黄佐这一观点比西方哲学家还早几百年呢！
事实上，黄佐的思想未因时空变换而被尘封，也未因时代久远而被遗忘。恰恰相反，其思想就如同真理的燧石，愈是经时间老人的打磨，愈是闪现出耀眼的光辉。大约400年后，同是香山人的孙中山在总结辛亥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时，提出了“知难行易”的理论学说，或多或少都会受到黄佐的“知行观”的影响，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古今认识论的演变轨迹。正是：
程朱理学是为宗，理气之言辩始终。
可见知行蕴深意，如何转化微茫中。
这个话题讨论完了，王阳明又和黄佐谈论起文学来。
王阳明说：“昨天，绍兴知府南元善写了一篇赋给我，里面用了‘兮’字。‘兮’是一个感叹词，将它用作颂语似乎不妥吧。”
“《诗经》的《淇澳》里也有‘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句，同样将‘兮’用于颂语，似乎没有什么不妥。”黄佐想也没想，直接回答道。
对于王阳明提出的问题，黄佐随时引经据典，可见其记忆力之强，学养之深，不得不使王阳明惊讶起来，感叹道：“庶吉士的考试，五科第一，的确真材实料，名不虚传啊！”
接着两人又讨论对《大学》一书宗旨的阐述。
明初以来，由于受科举制度的束缚，许多人只读朱熹的《大学章句》，不太注重对古本原文的研究。王阳明对《大学》，遵从的是源自《礼记》的古本。
“《大学》一书的要领，在于使自己的意念诚实无妄，这也是书中说的‘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而怎样才能做到诚实无妄呢？就是要考究事物的道理。诚实无妄的目的是要将事情做到最好，事情做到最好，也就可以获得新的知识了。”王阳明表明观点。
但黄佐不置可否，抱有不同看法，他说：“《大学》的宗旨在一个‘仁’字。对于个人来说，如何做得最好，那就是‘慎独’二字。尽管某人诚实无妄，并有明确的志向，这只能说明他无坏的念头，但却难免犯错。如果某人胸怀广阔，大公无私，心无邪念，思想端正，正确对待物质享受，避免过错，做好自身的修养，从此出发去处理家庭、国家的事情都会迎刃而解，天下也就太平了。”
王阳明听了黄佐的不同看法，觉得颇有道理，由衷赞许道：“你对《大学》的见解独到，特别是引入了‘慎独’理念去解释古人所强调的‘至善’，很有说服力！”
王阳明欣赏黄佐的见解，并乐于听取和汲收，用以丰富和完善自己的学说。同时，尽管他说服不了黄佐，但他却赢得了黄佐对他的尊重。黄佐在讲学时对自己的学生详细讲述了前后两次会面的情况，充分肯定了王阳明观念开放、愿意听取不同意见的宽阔胸怀。
这是黄佐第一次与王阳明见面，经此聚会交谈，这位在不少人眼中至高无上的阳明先生不得不对黄佐刮目相看，黄佐深厚的经学功底与博学多才给王阳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原来打算让黄佐来听自己讲学说法，不料却让其独到观点所打动。
对黄佐来说，能够与一流的理论大家磋商学术是一件难得的事情，交谈之后，黄佐认识到王阳明在学术上的宽宏大量，能够容纳不同见解，同时也知道自己以往的用功并无白费，自己无论在学问、操守和理论等方面都可与王阳明相提并论，从此坚定学习进取的信心。
当黄佐刚把话说完，王阳明就站起身，握着黄佐的手，由衷地说：“‘千金易得，知己难求’，你广见博闻，真是我的益友啊！”
人生真是很奇怪，所谓朋友易得，知己难求，越是交往密切的人，如父母、同事，可能难以成为知己，反而与自己生活毫无关联的陌生人却极易成为知己。一曲《高山流水》让晋国大夫和一个樵夫成为知音的故事千古流传。想不到，这样的一场知与行的辩论，竟让王阳明与黄佐两人成为莫逆之交。
王阳明认为黄佐不仅有旷世之才，更是正直可靠之人，故利用其兵部尚书这一显赫身份当起“伯乐”，向皇帝游说，使黄佐得以重新起用，外放任江西佥事，再改广西督学。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有才华的千里马往往能力超凡，正直刚毅，不随波逐流，不趋附权贵。这是一种风骨，然而这种风骨很容易被别人看作傲气、清高，给个人的发展设下了障碍。除非你遇到如王阳明这样有慧眼有胸怀的伯乐。黄佐有幸，真的让他遇上了。
设学兴教，孝行天下
嘉靖九年（1530）秋，黄佐以广西提学佥事身份，负责全省教育事务。
他从广东溯西江而上，经苍梧转溯府江至桂林，开始了在广西的任职生涯。当时正值王阳明平定思田土司之乱，继而再次征讨大藤峡之后不久，连年的战乱，加上自然灾害，庄稼失收，粮价暴涨，广西变得萧条凋敝，民生困苦。
走马上任的黄佐见如此局面，忧心忡忡。这里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文化落后，当务之急是如何尽快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厉行教化，以稳定人心。
所以，他刚到桂林，便到处走访，深入基层了解情况。
一日，黄佐乘船经过被瑶民占据的大藤峡险滩时，船只竟被当地的瑶民用铁钩钩住，索要买路钱。
当时有官员告诉黄佐，瑶民没有文化，又贫困，野蛮至极，这种做法已成惯例，官府也无可奈何，只好姑息迁就。
“我哪里有钱交买路费啊！”黄佐听了，并不认同，也不惊恐。他和颜悦色地对瑶民说：“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人人必须孝顺父母。父母养育你们非常艰辛，为何要做坏事去损害父母的名声呢？人能为善，天必报之。如果大家愿意孝顺，从善向好，我会免费送你们的子弟入学读书，让他们知书识礼，将来用孝顺报答你们，到那时你们大藤峡就有出头之日了！……”
黄佐一番苦口婆心，终于打动了他们，放众人过去，分文不收。
黄佐也信守承诺，不仅免费收录瑶民子女读书，还赏赐瑶民粮食。大藤峡瑶民收买路费的恶行从此绝迹。他们还前来贡献土产，对黄佐说：“我们已感教化，不敢复索金矣。”
这件事使黄佐看到，广西的落后，并不是这里的人愚昧，而是官府连年征伐才导致社会动乱，老百姓深受其害，少数民族最为贫苦，衣食也无保障，失却教育，孩子又没有书读，何来文明？
黄佐提出了“体恤民情、以民为本”的理论，推行顺应民心，安抚民意的教育方针：
一者，他把主要精力放在社会中下层，一改以往教育在“士官子弟，许入附近儒学，无定额”的规定，转为“择土民及瑶僮之子弟而教之”。换言之，从过去只送少数民族首领的子弟扩大到送瑶族、僮族等少数民族的普通家庭的子弟入社学读书。
二者，亲自撰写劝化文章在广西全省颁行，将四书五经以及自编的《小学古训》教育引导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当地人，令当地的瑶民知书识礼。广西风气渐开，土司、瑶僮多有向化。
自黄佐来任提学佥事，风气渐变，藤峡、府江、古田等地的大规模动乱基本上结束了。以往来广西任督学的官员因害怕少数民族，每每出门都要手拿木棒，全副武装。现在一片太平。
光阴似箭，黄佐到任广西半年了，当他又乘船经过大藤峡时，几百个瑶人突然在草丛中走了出来，众人吓了一大跳。以为有什么不测，但只见走在前面的三个首领跪下，将竹帽举在头上，说要拜见黄佐，感恩称谢，高声说：“您是上天派来教导我们的好官啊！”
黄佐曾写过一首《大藤峡瑶老》诗，记下这段难忘的经历：
大藤勋业使人疑，今日褰帷始见之。
每忆韩公成感叹，且令瑶老望威仪。
江山道梗空千里，兵甲屯云又一时。
闻道招安成妙算，从前真觉费王师。
黄佐不停歇地对广西各地走访，当他来到临桂县东乡桐罡，好生奇怪，来了将近一月，何以当地天气一直乌云密布，阴雨连绵，没试过一时半日的天晴？他还发现一个怪现象，当地的老百姓虽十分贫困，但到处都是寺庙和道观。他明察暗访，知道这里的风俗是专敬淫祠，男女混杂，行而为奸。其中桐罡岭上的天武婆庙，吸引了许多民众前往烧香，巫师在庙里用邪术骗人，以达到其敛财目的。
黄佐为此亲自撰写并公布《禁淫祠榜谕》，通令广西全境拆毁淫祠，每乡每里各建一社庙，请有学问的人担任社师，社庙内有神像，每月初一、十五由社师引导民众焚香发誓，务要孝顺父母，尊敬长辈，和睦乡里，不能做不孝不悌、赌博盗窃等害人坏事，否则必会遭到报应惩罚。他还写了一篇《仙道释》，向老百姓进行破除迷信的宣传。然后，下令桂林府知事王彻派人前往临桂县抓捕巫师，拆毁天武婆庙，并将庙里的鬼神塑像押回桂林城隍庙前砸烂，焚毁示众。他以此告诉人民，邪鬼都自身难保，又怎么能保佑大众！
说来也神奇，此后，一直阴雨绵绵的临桂县，雨过天晴，阳光灿烂。有记载说，广西从此僧尼多还俗，巫观不再祀鬼，风俗为之大变，教育事业兴起。
黄佐知识渊博，名声在外。有一天，时任广西右布政使的林富找到了黄佐，请他主持编纂《广西通志》。
此时的黄佐主持重建了桂林宣成书院和全州湘山书院后，正大力推行儒学教育，撤淫祠，倡导社学，将亲自撰写的《泰泉乡礼》“刻于广之藩司，颁诸郡邑行矣”，以正风化。每天忙得不亦乐乎，哪里有时间去主持编纂志书？
“此乃地方官员施政必读之书，您学识广博，非您莫属，望能鼎力支持！”
本来，黄佐一口推辞的，但见到林富诚挚的眼神，想到作为一个地方官员，竟然有心思去编地方志，出发点又是这么崇高，他实在为这份热爱文化的真情所感动没有办法再推辞了，便一口应承下来。有因必有果，后来黄佐出事，林富能挺身而出，大家就不难理解了。
黄佐应承了林富，马上投入到实际工作中去。白天没时间，每到晚上便伏案撰写至三更。他先草拟《广西通志》的宗旨、编例、大纲等，继而确定整部志书的格局，采用了图、表、志、列传、外志等编纂方式，即以纪传体编撰，以保存史料为宗旨的编纂体例，分为图经、沿革、分野、选举、藩封、山川、沟洫、风俗、户口、田赋、食货、公署、学校、书院、兵防、坛庙、宫室、古迹、祥异、名宦、列传、外志等，后人称此为“历史派”的修撰方法。
经过一年的努力，黄佐纂修的广西历史上第一本《广西通志》终于完成了，共60卷，内容丰富，史料翔实，体例严谨，至今仍被公认为历代所修《广西通志》中最好的一部，对研究广西地方民族历史颇具参考价值，是他对广西文化教育的又一大贡献。他在广西的著述，除了《广西通志》外，还有《广西平蛮录》《广西图经》等。
古人强调忠、孝二字，黄佐更是视“孝”高于一切，甚至在“忠”之上。
黄佐在广西推广礼仪孝行。曾撰写《乡礼》一书，希望以此规范人们的道德行为，引导社会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
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九月，黄佐接获家书，得知母亲病重。他立即上疏，乞休侍养。但嘉靖不同意黄佐的请求。这时，有同僚劝他，道：“皇上将在近期选拔人才，故不同意你请假，遑论退休？眼下是升迁的最好机会，你还是不要回香山为好，错过了机会，将悔之晚矣。”
黄佐摇了摇头，不以为然地说：“忠孝难两全，倘若国家急需，我当顾全大局，弃小家顾大家；但现在不是，仅仅为了升官，而置生我育我之母亲于不顾，这个官我宁愿不当。孔子有言，‘孝子之事亲，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焉，然后能事亲。’现母亲病重，我非返乡不可。”
说完，他匆忙向朝廷乞休。还未等到批准，便急奔回家。但是，黄佐万万没有想到，当回到家时，母亲已病入膏肓。尽管连续几天都东奔西走，想尽办法为母亲延医求药，但也挽不回母亲的生命。母亲那不舍的眼神，如锥子刺着他的心窝，痛苦万状。
是的，多年来，为了自己的前途，到处奔波，与母亲聚少离多。现在有点成就了，本应让一生操劳的母亲好好享受晚年，现在却要生离死别。
黄佐俯下身在母亲的耳旁说：“娘亲，等病好了，随我到桂林一起生活吧！”但一切都太迟了。这时，只见母亲的嘴唇动了动，想说话又说不出，紧握着黄佐的手，终于垂下。就这一刻，母亲撒手人寰，阴阳相隔。
黄佐目睹生命转瞬即逝！整个人差点崩溃。
“子欲养而亲不在”是人生最大的悲哀。他跪在地上号啕大哭。本来，生老病死、红尘苦海，是人生必经之路，是生活的常态。但问题是，黄佐平时太专注于求学、求官、求财，以致对母亲关心不够，现在心里愧疚！
黄佐现在才明白古人说“父母在，不远游”的道理。孝顺也要及时，人生的链条，一环扣一环，断了就断了，一切都不可重来！活着，目睹的是一片蓝天；死了，却只能是一抔黄土。
此时此刻，黄佐却不知道生命究竟有什么意义，当官又有什么意思。这一感悟为他后来著书立说埋下了伏笔。
正当黄佐失去母亲、万分悲痛之际，他的同事落井下石，举报他请假未候回复就回家，简直是目中无人。就因同事的妒忌举报，朝廷拟以擅离职守交由内阁论罪。
黄佐与他的上司广西巡抚林富被召到内阁，受到问责。
林富，字省吾，明成化十一年（1475）出生于福建莆田一个诗礼之家。他饱读诗书，执法严明，刚直不阿。他初任广西巡抚时，形势十分紧张。那里是少数民族地区，由于民族分裂主义者卢苏一伙反叛朝廷，扣压知府以下官属，四处掠抢。林富临危不惧，恩威兼施，分化瓦解敌人，最终促使卢苏率众七万降朝。
为了巩固统一，黄佐在宣传教化方面大力支持，社会秩序很快恢复了正常。尤其是林富此前任广西右布政使时，曾求黄佐主持编撰《广西通志》，黄佐一力承担并出色完成。所以，林富对黄佐有感激之情。
这日，皇帝声色俱厉，当廷质问黄佐：“你身为朝廷命官，竟擅离职守，你知罪吗？”
黄佐听了，解释道：“为臣身为人子，岂能不尽孝，未等到批示至，事出有因，皆因怕来不及见母亲最后一面也！”
百善孝为先，历朝以来，孝道是排在第一位的。黄佐讲得合情合理，皇上听了也点了点头，说道“你说得很对。”然后话锋一转，接着说：
“世上诸多事，忠孝不两全。君不闻禹之治水，三历家门而不入，是禹无亲情耶，孰禹公而忘私耶？”
皇帝说得有理，这下，到黄佐怔住了。其他官员，见黄佐“大势已去”，又为了奉承皇上，纷纷上前指责黄佐，众口一词说：“皇上英明！”
眼看就要治黄佐之罪，在此紧要关头，有一人昂着头，气宇轩昂地大声说道：“我有话要说！”
大凡，在朝堂或内阁会议上，话不能乱说。说错话，轻则丢官流放，重则小命不保。这些臣子们，朝堂上每说一句话之前，都打了腹稿的，没有安全把握的说话，能不说则不说，这叫作沉默是金。
“林巡抚有何高见，直说无妨！”皇帝道。
“黄佐自从到广西任职以来，颇多建树，百姓交口称赞。因母亲病危，批复未至，无奈出此下策，臣以为情有可原！”林富据理力争。
“林巡抚素来执法严明，刚直不阿，何以偏袒下属？”内阁首辅插口道。
林富耿直地回答：“偏爱之心有之，但偏袒却无。自古皆说忠孝不能两全，身为公职，一般情况下，应把忠放在首位，但国家地方若无甚大事，且非黄佐做不可的话，我看应把‘孝’放在第一位！”
林富说到这里停了一下，环顾四周，接着又说：“君所共知，钱没有了可以再挣，官没有得做，可以再争取机会，可若是至亲死了，不用说平时想要尽孝而不可得，就是见最后一面也不可能，莫非在诸位眼中，孝道不如官位重要吗？”
林富振振有词，说到兴奋处，他把衣袂一扬，单膝跪下，拱手道：“黄佐无罪，何治之有，若治，请求皇上谅其孝行以恕罪，本人首愿为其受过！”
林富语气凌厉，吓得刚才争先恐后上前骂黄佐的官员一个也不敢出声。场面气氛有点尴尬。
人们以为皇帝会动怒，但想不到，皇帝说了句合情合理的话：“林巡抚说得非常有道理，又敢于为下属担责，而你们要么推祸于部下，要么见风使舵，差点令我做错事！着吏部核实，确因黄佐母亲年高病重，就不提‘治罪’二字！”
皇帝一番说话，吓得他们面面相觑，想不到风云变得这么快。这次，黄佐算是有惊无险地过了这一关。
在皇帝生气之时，林富为了维护黄佐据理力争，是冒着生命危险的。不过，经此一次，林富受到多方责难，有徇私之嫌，黄佐唯恐林富难做，索性以病为由请求退休。
初心不改，正直依旧
黄佐回到祖居地香山石岐仁厚里后，远接近交，从游甚众。他毕竟已名扬海内，地方官员和朝中大臣纷纷上表交章相荐，但无奈都被“大礼议”的掌权者所阻，以及受他当年“擅离职守”所影响，未能重返官场。
嘉靖十五年（1536）十二月的一天，嘉靖上朝，大学士李时对首辅夏言、顾鼎臣等人说：“现在翰林院正缺乏像黄佐这样博古通今的人才，是否聘请黄佐，请诸臣多加考虑。”
此议一出，众大臣均举手赞成，这次连“大礼议”的掌权者也不吭声。
吏部遂打算让黄佐出任翰林院编修。机会来了，相反，黄佐并没有立即答应李时的推荐和吏部的安排。
或许，上次“擅离职守”的问题，被同事举报，多少令黄佐有点心灰意冷。他返乡后，重修其父亲黄畿在广州粤秀山开设的粤洲草堂，“远近学者从之游”，他一边讲学，一边埋头著述，编撰《内则》《曲礼》《列女传》等书。
不过，在吏部的催促下和朋友的劝说下，他终于接受了朝廷任命，重返翰林院，担任左春坊左司谏。左春坊是翰林院下属的一个机构，尽管官位低微，他却一如既往地埋头苦干，并撰写了《九经政要箴》，直陈大义，用以约束政府官员的行为。
黄佐很快调任南京翰林院侍读，明世宗（1542）嘉靖二十一年春，黄佐升任南京国子监祭酒，官职为四品。
何谓国子监？它是中国古代隋朝以后的中央官学，为中国古代教育体系中的最高学府，又称太学或国子寺，相当于现在的中央党校。是培养文官和直接向国家输送人才的学校，所谓“天下贤关，礼义所由出，人材所由兴”。
南京国子监，就是明朝最高学府，其规模宏大，建有供教学用的正堂一、支堂六，计105间，藏书楼14间，学生宿舍2000多间。“延袤十里，灯火相辉”，国子监内还有射圃、仓库、休养所等。当时规定“监生与尚书、侍郎、诸郎官并名而疏”，显示国子监学生的预备官僚身份。
鲤鱼跳龙门，需要纵身一跃。国子监的学生通称“监生”，依其来源分为四种来源：一是从全国各地秀才中选拔的正途监生，到此做进一步深造；二是外国留学生，当时高丽、日本、琉球、暹罗等国“向慕文教”，不断派留学生到南京国子监学习；三是“捐监”，三品以上京官的子弟或皇帝恩准入监的子弟，只要交足银子，就能领取“监照”，算是监生；四是由地方官学选拔入监的生员，相当于现在的推荐生。
黄佐当了“国子监祭酒”，就是这最高学府的校长。
不要小看这个校长，他不仅有权同历事衙门的正式官僚一起议拟政事的“可否”“举察所司奸弊”，而且可直达天听。
作为国家最高学府的长官，黄佐新官上任即烧起“三把火”：
第一把，整顿校风，颁布“五伦”条约。强调德才兼备，他说：“管理天下事情的基础在于德，治理天下的事情在于才。才是德的本钱，德是才的统帅。”黄佐强调：“学之博，问之审，思之慎，辨之明，而后笃于行焉。广大，仁之致也；精微，义之尽也。高明，知之极也；中庸，礼之交也。”不难看出，几百年后，他的同乡国父孙中山创办“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立下“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校训，是否与之有相同之处，可见黄佐长久的影响力。
第二把，明代国子监学生出仕大致有四个途径：通过升堂积分，通过考试得官，通过报考教职得官，或通过历事出身得官。不管哪种途径，有关系的总是很快获得提拔，自古于今皆然。但自从黄佐担任“祭酒”后，要求预备拨历的监生按其坐堂时间统一排队，登记在案，全校六堂各设一册，供各堂查核。遇有违反监规拟作虚旷，由监丞总为扣算，严厉制止之前的“超拔之法”。
第三把，对那些无心读书、无心历事、逃避历事及雇人代历的监生，黄佐做出处罚性规定：“不分在监在历，私逃回籍三个月者，发回原学肄业。半年以上，一律革退为民。”“各衙门拨到历事监生，俱要常在公供事，讲习律令……其有私自回家，雇人代替者，查究得实，即将替人参送法司问罪，监生仍照行止有亏，革罢为民。”
黄佐这“三把火”令国子监风气大变。当时在街上见到穿着整齐、气度雍容的青年，人们不必询问便知道是黄佐任上国子监的学生。
黄佐主张老师要用道德伦理启发学生，以身作则做学生的表率，用儒家经典教育学生，教导学生要守信用、讲义气。有人为讨好并有求于黄佐，免不了送金钱礼物，但他尽量拒收，人情难却收下，全部分给监生，自己一分不收。
《中庸》有云：“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那时已是明代中晚期，国子监的阵阵清风终究未能改变“朝廷腐败，奸人当道”的社会现实。
当时的官员大多懒惰而好交往，挥霍而好饮酒，上行下效，贪污成风。黄佐目睹国家积弱，一如既往敢谏直言，上书请行新政。
本来，黄佐烧的“三把火”已得罪了不少人，现在又请行新政，触及一些当权者的利益。奸臣严嵩正欲拿他问罪，庆幸王阳明等大臣力保，才避过此劫。
黄佐对眼前国事十分忧虑，但深感报国无门，他无可奈何，只能在诗中发泄和感叹，《横州伏波庙》正表达了他此时的心情：
高滩危石锁崔嵬，长夏风烟午未开。
南海楼船从此去，中原冠冕至今来。
武陵一曲风尘静，铜柱双标日月回。
千载伏波祠宇在，汉朝何事有云台。
黄佐借赞美汉朝伏波将军马援开发岭南的丰功伟绩，又为马援回到朝廷后却遭到不应有的冷遇而表达自己的愤慨。全诗情景相生，一唱三叹，极富感染力。
嘉靖二十六年（1547）春，黄佐拜谒66岁的武英殿大学士夏言。
夏言，江西贵溪人，中进士很早，但成绩一般，不过人长得帅，形象好，口才一流，纵横辩博，文辞锋利无比。在官场内斗的1542年，他战胜了张聰，成为内阁首辅，走到了权力的顶峰。夏言位高权重，一般人他是看不起的，老是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待同僚，所以树敌很多。可黄佐对他很有好感，这不仅是因为夏言正直敢言，而是夏言为他报了一箭之仇，不要忘记，张聰可是黄佐的死对头。
这个深得皇帝恩宠、平日骄横跋扈的夏言与黄佐一见如故，竟然对黄佐行了一个对等的礼，黄佐唯有作揖鞠躬，大臣们也为之惊骇不已。
时两人寒暄一会，夏言有意无意地说：“转眼间已是春耕时令，贵乡也应是插田时候了吧？”
“是啊！”黄佐听了，不知夏言用意，于是说道：“提到此，我不由得想起首辅作的那首《安乡道中观妇人插田》，实在写得太好了！”随即背道：
南村北村竞栽禾，新妇小姑兼阿婆。
青裙束腰白裹首，手掷新秧如掷梭。
打鼓不停歌不息，似比男儿更普力。
自古男耕和女织，怜尔一身勤两役。
长安多少闺中人，十指不动金满身。
按黄佐个性，绝不是拍马屁之流，他如此这般，表明他对夏言的才华实事求是的认可，但实际上起到了“拍马屁”的效果。
夏言听后竟像小朋友一样高兴得不得了，他哈哈大笑，满心欢喜。显然，夏言有心与黄佐套近乎。一来，大凡当大官者，都希望身边有个学识超人做朋友，好为自己脸上贴金，因为自古有话，“先观其友，后观其人。”以旁证自己不俗。二来，此时正值夏言与严嵩争夺权力，各自扩张势力，故夏言极力拉拢。
可以肯定，黄佐借此就势而上的大好机会来了，这个势力比王阳明还大，但耿直的黄佐接着因与夏言论河套事不合，双方产生政治分歧。
河套，即今内蒙古南境地，黄河自西入省境，绕其西北东作一大曲，故谓河套。河水至此，岐为数道，水性平稳，从无泛滥之患，套内之地得灌，沃野素有“黄河百害，惟富一套”之谚。其地秦、汉时称河南、新秦中，当时为匈奴所据，晋为前后赵，前后秦，隋、唐为胜州、丰州，五代及宋、金被占于夏。明朝鞑靼之族居此，屡为边患，时称套寇，明朝廷几次欲收复河套，因意见不一，几经罢议。
当时有人劝黄佐不妨“委蛇从时”，他却说：“道长，时也；道消，亦时也。吾惟与道偕行而已。”这种独立的精神即使在现在看来，也是难能可贵的。
本来，意见不合很正常，夏言本来也是个好官，曾与严嵩作斗争，非常出色。但多年来，在官场的权力斗争中，使他悟出一个道理：要心狠手辣才行。而事实上，久历官场的夏言，人也变了。贵为首辅，变得独断专行，善于弄权，大肆收受贿赂，凡是有升迁者俱须厚礼答谢。
当时，吏部右侍郎职位空缺，兵部尚书王阳明再度力推黄佐，皇帝也有此意。
可是，手握用人大权的夏言因河套之议与黄佐有不同意见，早怀恨在心。他想，你要我不反对提拔你也可以，看你会不会做人！换言之，若我夏言没有意见，算是授人“滴水之恩”了，但你要“涌泉相报”才行。
欲谋此位者，大抵是官场潜规则。然而，黄佐不屑于这样做。有好心人力劝黄佐，“‘忍常人之不能忍，成他人不成之事。’姑且送送礼吧！”
“这些道理我懂，但凭送礼当官的，已超越了我的底线，这个官我宁可不当！”偏在这时，不止一人属意此位，而欲谋此位者互相诋毁，终让皇帝知道，龙颜大怒。黄佐虽未参与其事，却因是被荐举的候选人而受牵连，夏言借此机会排挤黄佐。
此时，偏偏他的伯乐或者说靠山王阳明失势了，面对宫廷里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人事，黄佐身心疲惫，却从不作辩解，他心灰意冷，只得再度辞官归故里了。
也许，黄佐是有机会再上层楼，一展宏愿的。但满腹才华的他，虽有经天纬地之才、战天斗地之勇，但在如大山一般的封建制度压迫下无法施展，拗不过积淀深厚的中国权谋文化。落寞的他走在返乡的路上，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孤寂感。这时，冬雪飘飞，满地苍茫，举目无人烟，黄佐对天号歌：
十载行囊一素琴，寥寥天地几知音。
渊明已有归来赋，和靖初无禄养心。
北郭晚田堪白酒，东篱秋菊尽黄金。
扁舟一去随明月，回望苍梧空绿阴。
黄佐这首《弃官归香山口号》，营造了一个天地寂寥、凄清寒冷的独绝意境，正是黄佐在政治上失意时真实精神世界的写照。自此，黄佐彻底脱离官场，决意潜心治学终老。
震古烁今，文坛泰斗
对有着传统行为准则的士人阶层来说，人生的路径并非归去来兮的田园诗，更像是进退失据、左右为难的岔路口，让人迷茫和无奈。所以，才有黄佐为官、辞官这样反反复复的事情发生。这次，黄佐决意“弃官归养，不再入仕”，所以回到家乡的他，从没有如此轻松过。佛说，“放下、自在”，也许就是这个道理。
在一个风轻云淡的初秋，黄佐荡舟徜徉在石岐海上，看着分布其间的七星峰、月山、北斗山，脑际浮现出当年赖布衣云游香山至石岐山时指说“七星伴月”乃风水宝地的情景，惊叹上天如此偏爱香山，有如此天造地设的景致，他诗兴大发，写了一首描写家乡风貌的著名长诗《石岐夜泊》：
香山秀出南海壖，四围碧水涵青天。
七星峰峦拥楼阁，北斗照耀开云烟。
云烟长自峰峦起，复露千家连百里。
渔歌菱唱不胜春，桂棹兰桡镜光里。
石岐夜泊臼欧沙，南台飘渺浮梅花。
蛟浦澄澄洗明月，龟城霭霭升繁霞。
繁霞明月从昏晓，翠旗朱甍纷窈窕。
井澳空传北骑仙，乌岩多见南枝鸟。
鸟飞前去杳难寻，木自成桥水自深。
登堂一入青山郭，尚友惟闻绿绮琴。
绮琴古韵真奇迹，正气当年动廖泬。
共言解愠协熏风，谁悟知音愁白雪。
白雪熏风调莫弹，栽桃栽柳世称难。
身随列宿归天上，迹此灵光寄人间。
大北山前松柏老，寿星原上多瑶草。
采采今为南陌行，迢迢昨忆青门道。
道出青门月子冈，浴凫飞鹭满莲塘。
竞夸北里量牛马，绝胜西康集凤凰。
豪华比屋河须数，海错山珍弃如土。
到处那无种玉田，营家自有藏金坞。
豪华堪羡亦堪悲，零落山丘能几时？
红棉葳蕤装半臂，磨灭芳名谁复知。
此时壮志期鸿鹄，此夜疏灯照帆宿。
浩歌梁甫回阳春，沧波渺渺桑田绿。
从诗中可看到，当时的香山仍处在大海波涛中，县城石岐就建在七星峰之间，是谓“七星峰峦拥楼阁”，还有那“北斗照耀开云烟”。
家乡的山山水水给黄佐带来了灵性，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他的笔触不断地往外延伸。他写的《粤会赋》，上下几千年，纵横百粤地，历朝次序，地理山川，丰富多彩，引经据典，深邃奇奥，对仗工整，足称粤文杰作。
百粤之会，是为南海。仰稽璇玑，星纪所在。黄钟协律，赤熛流形。上烛南斗之精，下凝衡岳之灵。左跨荆扬、五岭之重阻，表以灵洲、黄岭之山；右瞰牂牁、溟渤之洪波，带以桂、郁、浈、肆之川。神鳌奠足，星鹑俯首。睇睐瓯闽，若趋若走。前有虎头之门，限隔岛夷，来航万里，溯沿溔弥。而凡暹罗、真腊之属，其布犹棋焉。于后则白云、紫云，迤为越台。曹幕地涌，石门天开。跖以罗浮，璇房瑶室。穹窿崷崪，郁嵂。朱明靓深，铁桥嶪岌。神芝珍禽，往往丛集。近郭则会以九曜，萦以三江，表里回游，奔峭飞淙。沉珠拾翠，礧砢荡激，入极浦而邅回，迷不知其所适。于远则循洸口以荒极，得静福之寒林，接黄连之巨峤，信南戒之喉襟。呀峡山而陟韶石，抚神皋而挹奥区。盖自赤县之外，于焉重启堪舆，晞阳光于夜半，朅灵景之扶胥，殆有大章、竖亥所不能，林闾梗概靡得而书者矣……
黄佐的《六祖传》仅用160字，便把六祖惠能的身世及其聪明才智描写得淋漓尽致，让读者在了解历史之余，领会深刻的哲理：
唐惠能，姓卢氏，新州人。少孤贫。流移南海，鬻薪供母。年二十四，闻人诵《金刚经》有省。乃赴黄梅，参五祖忍大师，忍使充薪米之役。一日，会众传法，弟子神秀为偈书壁间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能不识字，闻人诵之，乃为偈，请人书其侧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忍见之，遂传法于能。
黄佐写的诗也非常出色，其诗风带动了明代中期以后的广东诗坛风气，使到明初广州南园五子以后“风雅坠落”的岭南诗坛重新活跃起来。清人朱彝尊说：“岭南诗派，文裕实为领袖，功不可泯。”他有首名为《怀罗浮吟赠别何工部》的长篇古风最为著名，诗句藻绘缤纷，情景相生，极富感染力：
我怀罗浮四百三十有二峰，大朵小朵青芙蓉。
波泬寥兮根鸿濛，列华舒艳兮昭神工。
盘空承宇敻出万象表，秀色直射彤云东。
中藏号屏，列缺丰隆。
时和吐霖雨，岁旱眠蛟龙。
麟为车兮凤为马，仙之人兮纷菲菲其如丛。
亦有太霞之洞，古禺之宫。
琪花瑶草历乱映晴昊，铁桥流水光于虹。
鸣 钦不 不敢翼而过，往往神圣留灵踪。
猗嗟走兮，昔所幽栖。
乾坤造设待结宇，日月照耀开璇题。
一辞蕙帐走尘坌，松花糁径青猿啼。
水曹仙郎承紫泥，与尔话别兰台西。
螺杯满酌白玉酒，牛鼎初熟黄金鸡。
柳条吹丝绾白日，醉听騕袅当门嘶。
君今扬帆向我望云路，我犹驻辙系籍通金闺。
风尘何蹩躠，蔚荟方朝。
浮浮回极中，颓波谁为堤。
罗浮望兮愁，碧草春萋萋。
归来归来兮，采琈 以终日，种芝术其盈畦。
琼麋云液可以供日夕，胡为乎绊柴栅而久稽。
风驱离心满烟树，月照去路闻铜鞮。
临岐执手何所道，归来归来兮，
凭君为我一访旧日飞云梯。
黄佐对自己的家乡香山和广东关怀备至。每当太阳缓缓升起，惊鸟出林，他已翻山越岭，或荡舟过海，深入村中，问道于父老；夜已阑珊，在窗前磨好一砚浓墨，构思其一篇篇旷世之作；万籁倶寂，仍在灯下写着未完的长卷。每写一书，基本上“采撷颇繁”，“凡三历寒暑而后成，盖事事不敢苟且也”。
仅仅关于家乡这方面的地方志，黄佐就写下了《罗浮山志》12卷、《广州人物传》24卷、《广州府志》22卷、《香山志》8卷、《广东通志》70卷等。尤其是这部《广东通志》，是黄佐人生中所纂的最后一部方志，历来有佳志之称，是黄佐志学的集大成之作，也是最能体现黄佐方志学思想和成就的杰作。
黄佐甚至在音乐方面也有研究，写出了《乐典》36卷，其内容分为乐均、乐义、大司乐义、乐记、诗乐等，博大精深。400多年后，在他的家乡诞生了音乐界的开山祖师，即中国现代音乐之父萧友梅和粤乐宗师吕文成，他们同是石岐人，或许有因果关系。后人有诗赞道：
博学多才世所稀，典藏书籍大宗师。
诲人不倦培桃李，乐韵悠扬启后知。
有人对黄佐方方面面的传世著作进行了粗略的统计，计有著书39种，足有500卷以上。包括：
经部：《诗经通解》25卷、《乐典》36卷、《礼典》40卷、《泰泉乡礼》7卷、《六艺流别》20卷、《春秋传意》12卷、《续春秋明经》12卷、《姆训》1卷、《小学古训》1卷等。
史部：《通历》36卷、《革除遗事》16卷、《翰林记》20卷、《广西通志》60卷、《广东通志》71卷、《广州府志》70卷、《香山县志》8卷、《广州人物志》24卷、《罗浮山志》12卷、《南雍志》24卷、《琼台外记》5卷、《珠崖录》5卷。
子部：《庸言》12卷；《诗文集》60卷、《明言类选》12卷、《理学本原》12卷、《举烛杂论》6卷、《黄氏家乘》20卷、《敷教录》1卷、《泰泉全书》60卷、《九洲问》1卷、《两都赋》2卷、《明千家姓纂》12卷、《唐音类选》24卷、《论式》3卷、《论原》10卷、《粤会赋笺》1卷、《诗传通》25卷、《乐记解》11卷、《河涧乐记》9卷。
集部：《泰泉集》60卷、《两都赋》2卷、《唐音类选》24卷、《明音类选》18卷、《论原》10卷、《论式》3卷等。
以上著述除《续春秋明经》《姆训》《通历》《明音类选》等少数几种残佚以外，其余绝大部分都有完本存世，真正可谓著述等身。从其著述的类型来看，经史子集均有涉及，尤其在经学和史学上成果最丰富。黄佐的史学成就又以方志学最为突出，所著的志书，论质量、数量均属上乘。仅以其撰述的地方志书为例，即有图经、表、志、列传、外志5大类，记载了当地历史沿革、地理山川、田赋、物产、民族风土人情、土司制度、学校、兵防和历史人物等。史料翔实，体例严谨，文笔生辉。堪称为中国史家、志家的界碑式人物！
上述这些都是他给后人留下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文化遗产。
要知道，黄佐并非纯粹的学者，他在中进士后的第二年就开始了宦海生涯，是个“公务员”，忙于公务之余，还能有这样的学术成就，的确比学者更学者，除了天才，真的只有“勤奋”二字可以解释了。
探究黄佐的成功，除了基因好、家学渊源之外，取决于业余时间的辛勤耕耘，当他的同僚忙于交际、喝酒、花天酒地的时候，他却埋头读书，磨砺不休，才有如此成就。
可见，世间万物总有两面性，要看你的取舍了。管理学上的马斯洛需求，谓每个层次都有不同的感受，满足了基本的物质和生理需要后，就要追求精神需要与自我价值的实现。你要上高位，少不免要“钻营”，而从黄佐小时候写的《志学铭》就可窥见他“志不在此”，他清楚明白日后走的路，要“玉汝于成”，必须“艰难困苦”。
对黄佐来说，光是“著作等身”，还不足以实现其理想。“崇文重教、仁义为怀”的精神早在他心里扎了根。他心心念念于对百姓的“教化大业”。
为此，他写下了流传后世备受推崇的岭南士大夫推行教化的典范之作——《泰泉乡礼》，里面有教化乡里的几大法宝——“乡约”“乡校”“社仓”。所谓“乡约”，就是在乡间建立“劝善惩恶”的民间组织；所谓“乡校”，也即“社学”，就是广为推行儿童启蒙教育，以求“蒙以养正”；所谓“社仓”，则是“积谷备荒，济困扶厄”的民间互助机制。
在广州白云山，黄佐把天南第一峰的“景泰寺”改建为泰泉书院，将寺僧移往光孝寺，于泰泉书院讲学论道，作育英才。黄佐门下弟子名士亦多，嘉靖年间，享誉中原的岭南诗派代表人物欧大任、梁有誉、黎民表、吴旦、李时行，所谓“南园后五子”（又称“南园后五先生”）皆出其门下。
在香山县城石岐，城北一个叫韭菜园的地方，他改建为“涵一亭”书院，这里室外湖石嶙峋，室内古琴抚然，雅趣超然。黄佐曾在此讲学并著书立说，《香山县志》8卷、《格物说》等著作就是在涵一亭完成的。后来，清代的印光任，乾隆九年调任香山县令，曾作《黄文裕公书院涵一亭》诗称赞之：
微晴微雨湿烟汀，镜里双虹抱小亭。
黄喷嫩香三尺桂，绿铺新绮一池萍。
幽禽啼处忘城市，古篆摹来见典型。
薄醉听泉联好句，莲峰窥坐落杯青。
作为一代大学者，黄佐有很多藏书。他曾在旧藩司左（今广州北京路）建有“宝书楼”，藏书达5万多卷，藏书之多、之广闻名遐迩。史载：“泰泉有宝书楼，搜庋秘籍为一时冠。”徐氏《宝书楼》诗云：
百年遗迹宝书楼，明月长空一望收。
六艺品流精鉴别，名山史笔足千秋。
直到现在的广州青年文化宫以北、东起学源里、西至北京路，有条不长的内街，昔叫“泰泉里”，后叫“圣贤里”，即因黄佐曾在此处居住过而得名。
在民间，人们都说黄佐是文曲星降世。
据传，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二十五日，国师夜观天象，见天上南面的一颗星陨落了。过了一段时间，即传报恰是这天一代文宗黄佐在香山石岐家中病逝，享年77岁。临终之前还“整襟拊节”并说了一句颇为玄妙的话：“宏毅之学，当如是也，小子识之。”
黄佐安详地走了，但他留给世人一笔笔非常丰厚的精神财富，真的仿如天上的文曲星，恒久地光芒四射，深远地影响着后人。
明穆宗皇帝先后两次下旨表彰黄佐，赐谥号“文裕”。
《明史》称：佐学以程朱为主，惟理气之说独特一论。
《明儒学案》谓：黄佐“教人以博约为宗旨，盖得力于读书，典礼乐律，词章无不该通。故即以此为教，是时阳明方欲尽洗，闻见之陋归，并源头一路，宜乎其不能合也”。
《列朝诗集小传·参广舆记》评：“博综今古，究心于理学，经济而修词藻，杰然争雄艺苑。岭南人在词垣者，琼台香山先后相望，于是南越之文学，彬彬比于中土矣。”
清朝初年，黄佐与王阳明一起被列入名宦祠，供人致祭。
欧大任说黄佐“持汉家三尺以号令魏、晋、六朝，而指挥开元、大历，变椎结为章甫，辟荒薙秽于炎徼，功不在陆贾、终军下也”。
粤秀书院山长杭世骏说：“中夏名贤学者辈出，但著述之富、德业之醇，无人比得上黄佐！”
白云山的云泉山馆（旧址在今云台花园）内有三贤祠，里面供奉三位赫赫有名的大学者，即宋代的苏轼、崔与之和明朝的黄佐。现广州白云山栖霞岭景泰寺前的黄佐墓，为广州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黄佐的家乡香山石岐先后立石柱牌坊两座。一称“解元进士坊”，建于县署左侧，惜在“文化大革命”时被拆掉。
“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纵观黄佐的一生，仕宦长达30年，但他并不醉心权术，性格又疏狂耿介，常因不满时政而干脆弃职归乡或被迁为地方官，浮沉波折，断断续续。换言之，没有机会让他成为一个大政治家，但这一“失”造就了他的另一“得”，成就了他的辉煌，终为成就卓越的史志学家、杰出的岭南儒学集大成者。
在中山，有一种现象，就是明清以后，历史上出现的很多“文化世家”“名门望族”，至今延续。但如香山黄氏，代代出学者，所出人物均如此彪炳于世，就不多见了。影响最大者，有明代的黄瑜、黄畿、黄佐，祖先三代均为文坛泰斗；到了清代，以黄绍统、黄培芳父子为代表，文名均冠绝岭南；递延到民国之后，黄佛颐、黄苗子等也是风流才俊。
五百年来，世代书香。黄佐之家的家族传奇，“是岭南历史上延续最久，影响最深远的一个文化世家。”即使放眼全国，一个家族有如此之长的文化传承，“对广东乃至全国的文化发展做出如此重大贡献者，也是屈指可数”，实属罕见。后人有诗赞道：
书香门第早扬名，饱学多才集大成。
世代推崇君子德，平生著述故园情。
立言理论知行辨，重教栽培桃李荣。
香邑鸿儒传岭海，文坛翰墨出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