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粤西的足印

从1974年8月到1981年6月，吴松营在湛江地委工作了7年，如果加上60年代在湛江读书的4年，他前后在湛江的时间有11年之久。

1974年8月6日，吴松营离开海南岛西北部的国营南海水产公司，调到湛江地委宣传部工作。因为他的爱人范月芬是湛江的医务工作者，年初又刚刚生了一个女儿，确实需要丈夫到身边照顾。同时，他原来的湛江地区革命委员会的委员资格并未被取消。湛江和海南协商后同意吴松营调回湛江工作，既是组织上对他家庭的照顾，也是工作需要。

吴松营原先是要求调到湛江远洋渔业公司的。他希望借着这次工作调动机会干回自己的航海和海洋捕捞专业。但是，到地委组织部报到时，领导却对他说：“看了档案，你在海南多数时间是在做宣传文化工作，而且做得很好。目前地委宣传部正需要人手，你不去远洋渔业公司了，就留地委宣传部。”

吴松营还是“一切服从组织安排”。1974年9月1日，他正式到湛江地委宣传部上班。地委宣传部下设理论科、宣传科、新闻科、办公室，总共20多位干部。因为吴松营刚刚参加了省委党校专门读马列著作的宣干班，所以，宣传部领导就安排他到理论科。工作半年多之后，地委组织部和宣传部根据吴松营资历和工作表现，于1975年6月发文件，安排他到宣传科任副科长。由于科长被抽调到地委运动办，宣传科实际上只有吴松营和另外一位年纪较大的同志为副科长，另有4个干事。

当时的湛江专区包括湛江市、茂名市和徐闻、海康、遂溪、廉江、化州、吴川、电白、阳江、阳春、高州、信宜，面积约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000万。地理位置上，南面就是大海，雷州半岛是祖国大陆的最南端，而北部的阳春、高州、信宜却是地势十分复杂的山区。语言方面既有闽南系的雷州话，又有粤系的广州话，还有客家话，而且有许多地方讲的还是两种语言混合体，情况比较复杂。湛江总体上属于经济落后地区，虽然有茂名石化公司、湛江化工、阳春硫铁矿等国营工业企业，但都属于低效率、高污染企业，除了安排当地部分劳力就业，对地方财政和老百姓的经济收入并没有多少支持。全区经济结构主要是农业加上部分林业。而农业方面，雷州半岛三县缺水严重，廉江、化州、吴川、电白、阳江和湛江市郊则经常发生洪涝，耕作方式又相对比珠三角和潮汕地区落后，所以全区总体上属于不发达的农业经济。

上世纪70年代，国际和国内形势瞬息万变，有时候甚至是朝夕变幻。处在中国大陆最南端的粤西地区自然难免被卷入各种经济和政治的波澜。党委宣传部是思想政治工作部门，处于意识形态斗争的风口浪尖。吴松营从1974年至1981年整整7年在湛江地委宣传部工作，为了做好党的宣传思想政治工作，7年多时间他的足迹踏遍粤西的每个市、县和每个公社，许多时候还要深入到各乡村、工矿企业，既要紧跟着上头的政治风云变化，又要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可谓是路途坎坷，艰苦曲折，一言难尽。

围绕“农业学大寨”主题，深入公社、大队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响遍全国各地。1975年9月15日，党中央、国务院在山西省昔阳县城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各省市自治区和部分地、市、县的负责人和国营农场、农垦兵团、部队代表3700多人参加大会。全国的报纸、广播电视都大张旗鼓对这次学大寨会议进行宣传报道。之后，全国各地层层传达贯彻大会的精神。中发1975〔21〕号文件则专门将华国锋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转发全国各个地方、部门和单位，要求“认真传达，贯彻执行”。1976年12月10日，中央又召开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人民日报》发表《更高地举起农业学大寨的红旗》的社论。

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湛江地区党委自然要把“学大寨”作为全区政治运动和经济发展的头等大事。湛江地区革命委员会于1975年10月30日至11月3日召开第十二次全体（扩大）会议，最主要的内容是学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会议还通过了地委书记邹瑜《全党动员起来，奋战五年，为完成普及“大寨县”的战斗任务而奋斗》的报告。11月10日，湛江地委又隆重召开“湛江地区农业学大寨会议”，各县、各公社领导干部和地区机关处科以上干部一千多人参加。接着，地委从各部门抽人成立“普及大寨县办公室”。尔后，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在粤西掀起了高潮。

当时，地委提得最响亮的口号是“农业生产要大上，干部作风要大变”，这是有针对性的。在地委的科级以上干部中，大多数都是1949年以前“扛过枪”或至少是参加过土改的老同志。要“普及大寨县”，地委干部就必须经常到各地做工作。但是由于交通困难，工作条件艰苦，不少干部把下乡当作是苦差事。吴松营当时30来岁，属于资历浅、年纪轻的干部，所以常常主动要求下乡，而且大多是去偏远的地方。由于交通条件差，离得远的信宜、高州、阳江、徐闻几个县，从湛江坐长途汽车要大半天才能到达县城，加上还经常下到公社、大队，一趟下乡往往要一星期，离得近的遂溪、吴川县和湛江郊区，下乡一趟也要三两天。吴松营说，那时他几乎每个月都要下乡两三次，根据地委中心工作要求下到各县、公社，甚至到生产大队。随便翻开他过去的笔记本就能看到：1975年4月18日在茂名，到厂矿企业、各公社调研，25日结束；5月6日在吴川县委、谭巴公社；8日，下电白县水中镇；9日，到阳江县旦场公社，10日是后官大队，12日去笏朝大队；14日在阳春县岗美公社，15日到合水公社；1977年9月11日：遂溪县；13日：廉江县、附城公社、新村大队；24日：徐闻县；1980年10月21日：化州县委；24日：宝圩公社陈垌大队龙角坡生产队；23日：那务公社；25日：吴川县委；27日：黄坡公社；31日：遂溪县委，等等。他住宿在县、公社的招待所一晚只要交几毛钱，当然房间的设施十分简陋，被铺则经常是很久都不换，客人都用公共卫生间。在饭堂吃一餐饭交4两粮票、1毛至1毛5分钱。几年下来，他几乎走遍了13个县市和200多个公社。如电白县沙院公社、阳春县春湾公社、遂溪县的河头公社和洋青公社、阳江县笏朝大队、徐闻县下桥公社南丰大队等等，后来被评为地区学大寨先进单位的这些地方，他都曾经多次下去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总结经验。

那个年代实行的是相对单一的指令式的计划经济，农业学大寨的运动，基本上也是命令和计划的一套。湛江地区学大寨的运动，除了层层开会动员、宣传、找出自己的先进典型、树立标杆，还有另一个具体做法，是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修水利，修田间道路，深翻改土，收集牛、猪、鸡糞等有机肥料以改良土质。由于农村没有什么机械设备，搞农田基本建设全靠人海战术，把农民都动员起来还不够，城市里的机关、学校也动员起来支援农业。地委机关则要定点、定时间和任务。地委宣传部的定点是遂溪县洋青公社浦岭大队。每年的春耕生产、冬种和冬天的农田基本建设，吴松营都要和其他干部下去。名义上是要与农民“三同”，实际上只是同劳动，吃饭问题是下乡干部自己解决（临时搭建伙房，指定一名干部或下乡干部轮流当炊事员），住处是生产队的仓库或旧祠堂。冬天干部下乡来了，生产大队就借些稻草，铺在地上当作床铺，草席和棉被都是干部自带的。一到晚上，老鼠满地跑，虱子到处爬，只不过白天在田里干活实在太累了，大家还是倒头便睡，结果是每个人的身上都被虱子、蚊子咬得伤痕累累，每次下乡完了回家后，还得把被席、衣服进行一次大清洗。

那时下乡虽然艰苦，但是大家都一样，平等对待，平等生活，很少听到干部有怨言。同时，吴松营每次下乡回来，还可以顺便带上一些便宜的土特产，如高州香蕉一斤只3分钱，龙眼5分钱一斤，而且好吃，阳江、电白的咸鱼一斤都只要几分至1毛钱。吴松营的爱人在地区人民医院工作，他自己虽然当了地委的科长，但是夫妇俩的每月工资加起来还不足100元，上有父母，下有一对儿女，一家6口居住在一间不足40平方米的房子，经济上是很紧张的，有一些土特产多少能改善一下生活。

那个时期，形势的变化实在快，“学大寨”运动中间又不断插入了“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揭批四人帮”等政治运动。到了1980年代以后，除了农田基本建设的水利设施和一些乡村中难以洗刷掉的“农业学大寨”大标语，就已经很少听到关于“农业学大寨”的事情了。但在吴松营那一代人的心里，“农业学大寨”的热火朝天场面，却难以抹去。

深刻感受风云突变中的粤西

“粤东”、“粤西”，实际上只是文化上大致的概念，因为从地缘上来说，并没有一个固定的范围。例如，现在的广西合浦、北海地区都曾经是属于“粤西”范围，隶属广东省粤西行署管辖。后来的“粤西”，应该是珠江口以西的漠阳江、鉴江流域和雷州半岛地区。它北通广州，西连桂云川黔，面向南海。南端的半岛地方自古风雷惊世，霹雳震天，唐贞观年间即名之“雷州”。共同的特点，是历来经济比较落后，老百姓生活贫苦，能吃苦耐劳，感情纯朴，所以商业文化产业向来都不怎么发达。

20世纪70年代，风云多变。1971年，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地位；1972年，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二十多年来剑拔弩张的中国和美国，开始握手言和。尔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也到访中国，中日开始酝酿邦交正常化。曾经在珍宝岛打得不可开交的中苏边境争端，渐渐平静，美苏争霸和东西方冷战出现缓和迹象。韩国、新加坡和我国香港、台湾地区的经济则悄悄地崛起为“亚洲四小龙”。国际交往、旅游和贸易往来越来越频繁，国际资本和技术在寻求新的更大的市场。

这个时期，中国也风云突变。1971年，林彪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1973年，在毛泽东的同意和周恩来的支持下，邓小平同志复出，开始在经济、文化甚至于在政治、军事等领域进行整顿。1976年，是中华民族传统的“龙年”。1月，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去世，4月发生了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天安门事件”；7月，唐山发生7.8级大地震，二十多万人遇难。同时，中国的北方却出现了罕见干旱、南方又在闹特大水灾。国家似乎陷入了空前危机。正是在这个龙年的9月9日，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有如维系中国国家和民族大家庭团结、稳定的天柱崩坍，神州哀恸、哭声遍地。10月，“四人帮”轰然垮台，接着是邓小平第三度复出……

恰巧，1976年19号台风——一个史上罕见的强台风，不迟不早，正是在9月18日，北京天安门及至全国都在举行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的那一天在粤西登陆。它不但刮倒了几十万亩甘蔗、两万多间房屋、不计其数的果木，而且带来连续几天几夜的特大暴雨，注满了粤西地区八县两市的大小水库、江河，冲垮了无数的堤围、村庄、良田，淹死了无数牲口家畜，造成几十位老百姓遇难，更有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党员干部英勇牺牲。

天上人间、自然与社会，电闪雷鸣、地动山摇，白云苍狗、人事变幻。作为湛江地委宣传部干部的吴松营，深刻感受着风云突变中的粤西。

体会粤西人民对共产党、毛主席的深厚感情。1976年9月9日凌晨，毛主席逝世。下午，消息传来，从地委机关到大街小巷，马上听到有许多人在哭泣，傍晚就见到有许多人戴上了黑纱。

吴松营回忆说，实际上超强台风还未劫掠粤西之前，地震惊魂已经把大家折腾得不可开交了。唐山地震后不久，8月中旬，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根据广州地震大队关于大地震先兆越来越明显的报告，就向海南岛和粤西地区尤其是雷州半岛地区发出了临震警报。地区、县的党委会、革委会当然不敢怠慢，层层加码地发出要做好防震工作的通知。很快，不管是乡镇还是农村，人们都在房子外边的空旷处搭了临时防震棚，办公、生活都在防震棚里。湛江地区的防震指挥部就设在地委大院中间的一块空地上——用木头和竹子、帆布搭起一个大棚，里面摆放几张办公桌，临时拉电线接上几部电话机，并从各部委办抽调干部到指挥部值班工作，负责和省及下面各县的防震指挥部联系。吴松营当时也从宣传部被抽调到地区防震指挥部工作。他是在防震指挥部听到毛主席逝世的消息的。据他回忆，当时当值的同志都忍不住哭泣起来。

之后一个多星期，防震指挥部的几部电话机响得更加频繁，各市县报来的主要已经不是防震的事情，而是干部群众自发悼念毛主席的感人情景。遂溪县来的电话说，有的群众在路上听到广播说“我们最最敬爱的毛主席逝世了”，当场就痛哭起来。高州县的电话汇报说：“几天来，在还没有接到上级明确指示情况下，许多公社、大队、生产队，还有不少家庭已经自设悼念毛主席灵堂，拿着《毛主席语录》戴上黑纱到毛主席像前鞠躬，甚至跪拜。”湛江市的电话说，霞山洪屋街坊有一汪姓家庭解放初被划为工商地主，曾经被批斗和没收资产，但仍然对毛主席充满敬爱之情，10日开始就在自己家里摆设拜祭毛主席的灵堂，一家人到毛主席像前跪拜。他们家70多岁的老父亲逢人就说：“过去我的祖先又做生意，又买地雇长工，是有点钱，但受法国鬼的欺负（湛江曾是法国的租借地），做人挺不直腰杆子。现在我的四个儿子长大成人，在党的教育培养下，两个大学毕业当了干部，政府在市里都分配了房子，两个儿子当了工人，有工作有房子，成家立业。我们一家四代同堂，堂堂正正做人，过着幸福生活。没有毛主席和共产党，我们哪有今天！”

很快的，街道上就有很多人自发地戴上黑纱悼念毛主席。地委机关内的小礼堂也很快摆设了悼念毛主席的灵堂，两旁摆满了各单位送来的悼念毛主席的花圈，从早到晚不断地播放哀乐，干部们在下班之后都带着家人到小礼堂向毛主席的遗像鞠躬敬礼。吴松营的爱人从地区医院下班回家后，夫妇俩也带着两岁多的女儿到机关小礼堂向毛主席三鞠躬、哭泣祭拜。回家之后，吴松营流着眼泪向爱人讲述自己在共产党的教育培养下，在毛泽东的旗帜下成长、进步的过程。似懂非懂的女儿见到爸妈哭得那么真切，也跟着流眼泪。

湛江地区追悼会的主会场设在湛江市赤坎体育场。体育场的主席台前面和旁边满满地排列着敬献给毛主席的花圈。主席台的墙上挂着一幅披上了黑纱的大型的毛主席像，主席台上面拉着一条白底黑字的横幅，写着：“极其沉痛地悼念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体育场两侧挂上了白底黑字的大标语，一幅写着：“永远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一幅写着：“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中午1时之后，来自各机关干部和学校、医院、工厂、街道的代表队伍就开始缓缓地、有序地进入体育场。戴着黑纱的人们都默默地站着，等待倾听北京天安门追悼会的广播。高音喇叭不断地播放着低沉的哀乐。

虽然白露已经过了十天，秋分将至，但是太阳还是像火炉一样烤得人们的脸上发烫、身上发热，一点风丝也没有。哀乐声伴随着人们的哭泣声，空气好像比铅还要重，压得许多人缓不过气，有人晕厥，倒下去了，周围的人马上把他（她）抬往会场边上临时的救护站救护。会场仍然井然有序，没有发生什么骚动。汗水伴着眼泪从人们的脸上一直流到脚后跟，渗到地上。

一直等到下午3时正，高音喇叭传出了天安门广场追悼会的实况。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华国锋的话音好像带着强烈的电流，通过无线电波和高音喇叭的广播，触动了广场上千千万万颗悲伤又赤诚的心。会场上一片哀恸，哭声四起。

粤西在历史上是广东省乃至中国最为贫困的地区之一。肃立在这个空旷场地上的人们，无论是干部还是事业单位的职工，或者是工厂的工人，绝大多数出身于当地的农民家庭。他们从旧社会的缺吃少穿到现在能吃得饱穿得暖；从旧社会草房茅屋到现在许多人都住上了砖瓦房，甚至住上了有电灯、自来水的现代楼房；从旧社会受压迫受剥削到新社会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当上了国家的干部、职工，他们深深地体会到毛主席、共产党的英明和伟大，深深地体会到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就没有自己的今天。无论是站在队伍最前列的地委领导，还是他们后边的几百名机关干部，都与广场上广大干部群众一样，面对主席台上巨大的毛主席像，对华国锋的悼词产生了真切的共鸣，抑制不住自己对毛主席的爱戴、崇敬的深厚感情，虔诚、悲切地流泪，有的人忍不住大声哭泣起来。

收听完北京追悼大会的实况转播以后，又举行湛江地区的追悼大会。先由地委邹书记致悼词，然后是工农和解放军、知识界的代表在大会上发言，表达对毛主席的怀念之情，宣誓一定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抓革命、促生产，学习大寨精神，为湛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努力奋斗！

在救灾中日夜劬劳，病倒住院两月多。湛江历史上最强烈的台风——1976年第19号强台风，不迟不早，正是在9月18日北京和全国开追悼会沉痛悼念毛主席的这一天在粤西地区登陆的。

9月18日下午，湛江市赤坎体育场追悼会开了一半，天空突然间变得阴暗异常，乌云翻滚，地面上阴风阵阵。早上留意收听广东气象台广播的许多地委机关干部心里马上明白：强台风真的要来了！

追悼会一结束，地委马上召开有地委、地区革委会各个部门负责人参加的防强台风、防涝、防洪紧急会议。防震指挥部办公室和“地委普及大寨县办公室”实际上变成了防强台风抗灾救灾办公室，启动已经建立起来的一整套联络网，迅速将地委紧急会议的精神通知到各市县。这真是从来没有见过的一次超强台风，怪台风！

18日的晚上到深夜，湛江市区和周围附近的各县开始狂风大作，七八级的大风刮个不停，时大时小。19日早晨，气象台根据19号强台风中心的移动方向和前进速度，报告说它将于下午在台山到阳江一带沿海地区登陆。就是说，对于湛江地区来说，只有阳江县会受到强台风中心登陆的影响，而电白、吴川、湛江市区则不那么要紧了。许多人内心松了一口气。但是，人们万万没有想到，台风中心19日下午到达台山东南海面以后，却突然折向南行，越过阳江海面，还是继续南行……它像侦探到秘密的狡猾敌人那样，有意地选择对方防御阵线中薄弱的环节进行冲击。

原来用以广播悼念毛主席新闻的各乡里高音喇叭开始不断转播省、市广播电台发布的强台风紧急警报：“第19号强台风中心风力12级，可能于夜间在电白沿海地区登陆”，“第19号强台风中心风力12级，阵风可达17级，已经接近电白海面，正以每小时大约20公里的速度向西南方向移动……”新的信息告诉人们：湛江地区的腹地正是强台风中心正面登陆必经之地。

19日中午，天空突然黑得像锅底。无数的云片在东突西滚，上下翻腾。地面的大风也不是从一个方向吹过来，而是忽东忽西、忽大忽小，有时还像是从地里喷了出来，一直往天上卷，大路旁碗口粗的木麻黄树都被拔出来。广东和湛江广播电台都广播说：19号强台风中心下午一点半在电白、吴川、湛江郊区一带登陆。

霎时间，昏天黑地，电闪雷鸣，狂风怒号。强台风中心经过的地方，几乎所有茅草屋的屋顶都被掀掉，所有的防震棚都被刮倒，有的连形骸也不知被刮到哪里去。

强台风过后，山坡上的果木、树林和一片又一片的甘蔗地，一片狼藉。死的、断的、伤的树木和甘蔗东倒西歪。稻田里的稻子没有受到很大的破坏，因为只有尺把高的稻禾不招风，不容易倒伏，但是台风带来的大水却完全把它们淹没，整个田野都变成白茫茫的一片。

9月19日傍晚时分，风力逐渐减弱，大雨却越下越大，而且倾盆大雨连续下了3天。沿海的阳江、电白、吴川各县降雨量超过150厘米，化州、廉江和山区的阳春、高州、信宜地区降雨量也在100厘米以上。大暴雨很快注满了粤西地区的大小水库、江河。粤西地区大部分县、市遭受严重水灾，许多的村庄、田园被大水淹没，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

地委很快向各个县市派出救灾小组。9月25日，各有一名部委办负责人带队的地委救灾小组陆续出发。原来的地区防震指挥部办公室改为救灾办公室。已经被抽调到防震办工作的吴松营主动要求带领材料组的两位同事奔赴受灾最为严重的廉江县、化州县，到救灾第一线及时了解情况，及时向地委领导汇报。

各县、公社的公路基本不通。吴松营他们一早乘坐解放军运送救灾物资的大卡车和橡皮艇出发到了廉江县，经过多方辗转，到达县城的时候已经下午四点多钟。县城的大水刚刚退走，县招待所的一楼泡过洪水，还没有清洗干净，吴松营他们被安排住在2楼。县救灾办的同志很快就到招待所来汇报：“在严重灾害面前，广大干部群众以大寨、唐山人民为榜样，坚持把学习放在首位，大学大批促抗灾。”吴松营一听就觉得不对头，当前是救灾如救火的紧急时候，怎么还空谈这些内容？于是他对县救灾办的同志说：“我们在地区已经大体了解到廉江县是重灾区，现在急于要了解的是受灾的情况、县委怎么领导干部群众抗灾救灾，还需要省和地区什么支持、帮助。你们可不可以把9月20日之后各公社汇报到县里的资料送来给我们先看看？越具体越好。”

晚饭后，吴松营他们即在招待所房间详细阅读县救灾办送来的一大纸箱的资料，边看边做笔记：全县2800平方公里，地势东北高西南低，以丘陵为主，几乎都被强台风劫掠过，大多数地方被海潮或者被江河洪水冲击、浸泡过，100多万亩耕地无论是垌田、坑田，还是旱坡地、果园，几乎没有一块地的庄稼保存完好；许多老百姓的家园被毁，家无存粮，衣被短缺，幸存下来的耕牛缺乏饲料……一个星期来，党和政府采取强有力措施领导广大干部群众全力、救灾，驻地部队也全力支援，但是灾情仍然十分严重。

直到深夜，他们终于把资料看完，接着又将情况简要归纳，一直忙到天快亮才把向地委的报告整理好，交给县委办通过机要信件发出。略为休息之后，第二天9点多，他们又乘坐县里的一辆运送救灾物资的大卡车到新华公社、营仔公社调查。从县城到公社的道路虽然勉强能够通行了，但是一路上坑坑洼洼，颠颠簸簸。大水虽然退了，曾经变成汪洋的村庄和田野却仍然是满目疮痍，一片狼藉。路旁到处躺着被大风刮倒的树林、竹木、电线杆，路边的沟渠、水塘浮着一堆一堆的蔗叶、稻草和竹枝、树枝，时不时还有死蛇、死老鼠和其他一些动物尸体。可喜的是，勤劳的社员们一队队地在田间为受浸泡过的水稻排水、洗苗。看来，粤西人民真的是在学习唐山抗灾精神，积极抗灾和生产自救。

这一天，他们到了两个公社，半夜三更才回到县委招待所。县救灾办的同志还在招待所等他们，请他们明天上午9点到县委，领导要亲自介绍廉江受灾和救灾的情况。27日上午，他们在县委开完会听了情况介绍，下午又抓紧时间把廉江县抗灾、救灾的情况，尤其是需要上级党委和政府支持多少救灾物资、粮食等的情况，整理材料向地委汇报。

他们在廉江县工作了几天，国庆前又赶到强台风中心刮过的化州县，那里灾情与廉江县一样严重。他们先看各公社报告，听县里的情况介绍，再到几个公社察看实情。当时，最为紧迫的问题是，老百姓没有粮食，有的已经饿得水肿；有的受灾群众住在临时搭建的茅草棚里，只能遮阳，却挡不了风雨。由于河水、井水受到严重污染，有群众饮用后出现了疴呕，缺药少医；有许多老百姓的房子被强台风刮倒了或被大水泡坏了，衣被也没有了，不知如何过冬……

目睹群众的困苦，吴松营每每彻夜难眠，许多时候连饭都吃不下。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听完县里汇报和群众反映的情况，马上向地委写报告：受灾群众目前最需要的是粮食、搭建临时住所的沥青纸卷、保暖御寒的衣被、大量的饮用水、澄清消毒剂，等等。只有让领导及时了解和掌握灾情，尽快解决这些急需品，让老百姓有个安居之所，能够生活、生存，才能够引导大家生产自救。

10月中旬，吴松营才同其他两位同志回到湛江市。爱人见到他消瘦了很多，精神极度疲倦，要他到地区医院做身体检查。但他却说：“地委已经拟定11月初到信宜召开一个重要的会议。我们宣传部领导要求各科室必须抓紧准备好会议资料。我就是觉得累一点，身体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等下月初开完会再去医院吧。”

11月3日至5日，湛江地委在信宜县城召开各市、县委书记、宣传部长，以及地委宣传部、普及大寨县办公室、抗灾救灾办公室和其他有关部门负责人近100人参加会议。吴松营作为会议的工作人员也与地委机关的大队人马赶了300多公里路程到信宜县城参加会议。会议最后总结的时候，地委的白副书记简要总结全区抗灾救灾和恢复农业生产的情况。地委邹书记作整个会议总结。他强调，各市、县现时最迫切的是抓紧做好救灾工作，解决老百姓灾后的生活困难等问题。

信宜会议结束之后，吴松营回到地委宣传部同其他的同事一起整理会议简报、总结和向省委宣传部的报告，同时又兼顾救灾办的资料工作，加班加点忙碌了一个多星期。11月26日，吴松营又带着两个助手到灾情严重的茂名、吴川、电白调研。他们不断地向地区救灾办发回简报：由于省委对粤西救灾工作的重视，地委的积极领导救灾，驻湛解放军的大力支援，两个月来各地的灾情已经有很大缓解。例如：茂名市一个月前群众出现水肿351人，经过下发救灾粮食和药物医治，11月底水肿病人已经大量减少，其中镇盛公社从149人降为35人，袂花公社从83人，降到只剩下9人等等；有许多共产党员在抗灾救灾中为了保护国家的财产和人民的生命安全冲锋在前，如吴川县黄坡公社大岸大队党支部书记黄华贵、电白县七径公社田头屋大队党支部书记潘旭等等；也有少数一些干部自私自利的本性大暴露，贪污救灾款、偷盗救灾物资、倒卖粮食、哄抬物价等等。总的来说，当前灾区普遍的情况还是缺乏粮食、衣物、医药等物资，希望及时采取措施，以救部分群众的燃眉之急。

12月8日，吴松营回到湛江地委机关大院家的时候，已经疲惫不堪。他自己感到心跳、心悸、心慌，浑身无力。第二天，爱人硬拉他到地区人民医院找医生。医生经过检查、把脉，诊断说：“你得的是急性心肌炎，必须马上住院治疗，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过了“而立之年”的吴松营，原来凭借自己还年轻，学习、工作都是拼命的，很少到医院看病，这一次他觉得自己身体确实出大问题了，不得不听医生的话，住院治疗，谁知一住就是两个多月。

当时，吴松营2岁多的女儿暂时寄养在霞山的岳父母家里。在赤坎地区医院工作的爱人天天都来服侍他，关心他，督促他一定要按医生要求，安心医治好身体。在医院里，他一边治疗，一边还是坚持读书学习。他让爱人从家里带书，请同事到地区图书馆借书，一有时间就看书学习。他向同病房的病友学打太极拳，坚持早晚都到住院大楼的天台锻炼。更难得的是，他利用在医院治疗这段相对安静的时间，对那个年代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交融变化进行认真的思考、分析，以19号强台风事件和救灾为背景，构思写作长篇小说。出院之后利用工作之余进行创作，写下了30多万字的初稿。这就是40年后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风云突变》。

1977年2月中旬，经过检查、复诊，医生才同意他出院。可惜，这一次，吴松营虽然身体健康基本得到恢复，却留下了终身心脏病的阴影，几十年间，每次体检，医生都查出他的心脏“一度传导阻滞”，要他工作、生活特别小心。

亲历农民思想转变的艰难过程

上世纪70年代，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76年9月毛泽东主席逝世，10月“四人帮”倒台，可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运行惯性还在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路线还在继续。而同时，从中央到基层的思想变化、经济和政治的体制改革，却在酝酿、涌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邓小平同志复出的问题，把经济建设和提高人民生活作为中心任务的问题，已经端倪可察。7月16日至21日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中央的“两报一刊”22日发表社论《历史性的会议》。8月12日—18日，中共十一大召开，19日发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新闻公报》。当时的《参考消息》有意引用了外电的评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已经在新政治局的组成中向‘大治’迈出了第一步。”“华之后占第二位的是七十八岁的老元帅叶剑英，他在中国的武装力量中扮演父亲的角色。第三号人物是被恢复了名誉的邓小平，他是个‘大管家’。第四位人物是七十三岁的财政和行政专家李先念”（德新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专门发文件制定了庆祝活动的标语口号。尔后，全国各地纷纷举行庆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闭幕的大游行。外国人，尤其是海外媒体普遍认为，中国在方针、政策上已经在进行重大的转变。

而实际上，中国要真正实现这个重大的历史转变，还要历经一个艰苦的过程。它首先必须要实现人们思想观念上的大转变。而这个思想观念的转变一开始就不是容易的事情。这不是党的一个决议，发几个红头文件，写几篇社论，多开几次大会，就能够解决的。它首先必须进行广泛宣传，开展艰苦、细致的教育工作，使全党、全国人民认识、理解中央的重要决策，拥护党的新的正确路线。

而教育农民是一个大问题，中国又是一个农业大国，也是农民大国。执政的共产党是否关心农民，是否能教育好农民，使之一心一意跟党走，是一个关系到党和国家能否实行方针政策重大转变、党的执政地位是否稳固，能否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大问题。

上世纪70年代，吴松营正好在粤西这个典型的农业经济地区工作，所在的湛江地委宣传部主要任务就是农村的思想政治工作。实践使他深深体会到农民思想转变是一个多么不容易的过程。

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湛江市也像全国其他地方一样都组织了10万人参加的游行庆祝活动。地区以下各县城也同时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庆祝活动。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高喊“坚决拥护全会决议！”“坚决贯彻全会精神！”“彻底揭批四人帮！”“抓纲治国，继续革命！”“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但是，人们实际上对于邓小平的复出和中国即将在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发生根本的转变，内心并不理解，甚至还存在不少抵触。

像强冷空气南下必须有一个冷热交替过程那样，思想路线的变化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有一个左右交锋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会更漫长、更困难。在湛江这个以农业为主，经济相对比较落后的地区，干部群众，尤其是广大农民群众的思想观念转变，同样历经了一个困难、曲折的过程。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近30年来，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人们所接受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打倒帝修反”“彻底埋葬资本主义”，所以“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是中国“第二号走资派”，现在，毛主席去世了，邓小平不但复出，而且地位越来越重要，有许多干部群众当时就想不通。而对于中国会在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进行改革开放，客观地说，当时不只是农民，城市里绝大多数的干部群众同样是缺乏思想准备和基础的。经济落后、地理位置偏远的粤西的老百姓们在思想观念上更是一下子难以转过弯来。

湛江地区在1975年根据当时形势的需要，曾经开展过“打击投机倒把”、铲除资本主义土壤的“轰轰烈烈运动”。在各级党政的大小会议上，领导都强调“要把它同反修防修，铲除资产阶级土壤，同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斗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来认识”。从地委到各县委都成立专门的运动办公室，出运动简报，举办“打击投机倒把、贪污盗窃案例”展览。报纸、电台对此大力地宣传报道。可以说，“在市场上投机倒把，就是搞资本主义”，“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应该坚决同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斗争到底”等等，在人们的思想中已经打下深深的烙印。

1977年8月召开的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把政治路线定为“抓纲治国，继续革命，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过去人们熟知的“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少提甚至不提了，而文件和报纸上却大讲要搞活经济，鼓励劳动致富，动员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吴松营翻开当年在湛江地委工作的笔记本，解放思想过程的一些难忘情节，历历在目：

1977年9月4日下午，遂溪县河头公社党委介绍他们认真学习党的十一大精神，坚决批判“四人帮”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情况，而“联系实际”就是查摆一些农民热衷搞副业、做生意、搞投机倒把的“资本主义在农村复辟”的表现，表示“坚决同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斗争到底”。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的阶级斗争观念还是十分鲜明的。

1978年11月，湛江地委从党政机关抽调210名干部下到各个县检查落实中央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等农村经济政策，帮助农村做好冬种和来年春耕生产。宣传系统抽出20人，吴松营报名参加下乡调研，被安排当小组长。24日带领文化局3个干部到阳江县合山公社，到1979年1月中旬结束回湛江，历时近两个月。11月25日，公社书记向地区工作组介绍公社的总体情况。26日，吴松营他们开始到社办的机械厂、林场、学校调查了解，更多的是下到生产大队去找农村干部和社员群众了解情况，察看实情。由于交通不便，离公社近的，他们就走路，一般一天来回，远的大队去一趟来回就需要两天，还得看公社或村里有拖拉机到合山镇拉肥料或送甘蔗到合山榨糖厂，搭上顺风车。吴松营他们到合山的两个月期间，深入大队、生产队、农户，细心听取意见，帮助出主意、想办法，积极向公社、县、地区反映实情。干部群众听说地区工作组是来帮助减轻农民负担、安排好生活的，都很高兴和热情。12月底，报纸上、广播里连篇累牍地报道宣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地区下乡的工作组自觉组织收听、学习公报内容。

1979年8月20日，湛江地委召开全区三级干部会议，进一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重点在于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推动农村生产体制改革。大会动员报告之后，各市县分组学习讨论。吴松营作为会议资料组人员，参加了遂溪、海康县组的讨论。公社书记的发言，都说农村和农业生产体制改革，就应该学习报纸上宣传的安徽、四川一些地方的经验，一竿子插到底——各户生产大包干。他们还举出当地已经有大胆的生产大队干起来，实践证明一包就活，一包干粮食生产和农村经济都很快上去。公社书记们大胆解放的思想，到了县委书记一层的思想却不怎么解放，有的人发言时照搬文件上的话，自己的思想实际掖得紧紧的。由于大势所趋，大会简报终于还是刊登了公社书记希望尽快落实大包干的发言内容。

1980年春节到清明节期间，廉江县河唇公社莲塘口大队发生一起大范围搞封建迷信，神棍残害百姓、强奸妇女的骇人听闻的案件，惊动了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同志，他批示省有关部门和湛江地委即刻成立调查组，摸清情况，严肃处理，对犯罪分子严惩不贷。

省委宣传部宣传处的沈处长和湛江地委宣传部科长吴松营受组织指派于4月9日赶赴廉江县，与省、地公安部门和县委一起，进行了一个多星期的深入调查。最后，调查组集体讨论，分析出现这起严重案件的原因。一致认为：关键是当地丧失党的领导。县、公社部分党员干部没能认真领会党的十一大以来的重要文件精神，对党的方针政策产生错误认识，以为不搞阶级斗争了，对封建迷信活动、对坏人坏事管不了，不能管了。县里某些部门、公社党委对严重的封建迷信活动，对坏人的搞事破坏，不管不问，即使管了也是软弱无力，生产大队的党组织也基本处于瘫痪状态。省委、地委决定对廉江县、河唇公社及有关生产大队的相关负责人给予严肃的党纪处分。政法系统的调查报告着重在分析犯罪人员的刑事犯罪情况。那个“钟天师”被判死刑，立即执行。

1980年8月，吴松营了解到深圳经济特区缺少大量干部，需要广东省内各个部门及地区大力支持，开始向组织打报告，主动要求调到深圳特区工作。但迟迟得不到批准，起初领导对他说：地委也缺少你这样年纪轻、能力强的干部，经研究不同意你走。但是吴松营态度坚决，多次报告、要求，1981年6月，地委组织部终于通知：同意他调往深圳市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