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散文特有的文化自信

上篇 散文文体自觉理念论

散文的文化自信问题，是由文化自觉的话题而来。“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于1997年在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开办的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首次提出的，是为了应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全球一体化的信息化时代，而提出的解决人与社会、时代、世界等诸多关系的命题。当世界各个国家与民族依凭电子科技回到同一起跑线的时候，如何谋求一个国家与民族的文化在同住一个“地球村”之时而不被消解、消融与消灭，并保持自我文化的独立性，就是一个十分严峻与必须面对的问题。

文化自信的实质就是文化自觉，没有文化自觉就没有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强调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认知，文化自觉强调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实践的主动担当。文化自信内涵中的一个问题，是包括散文在内的文学本体的自觉与自信。自然，散文作为一种文化，如何融会到整体的民族文化中而获取自信与自觉，是一个必须面对和讨论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大力提倡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是关系到中国命运和民族兴盛的重大方略。在“四个自信”中，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与制度自信的精神支撑，没有文化自信也就失去了实现中国梦的精神基础。包括散文在内的当下文学的自信与自觉，是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载体，是凝聚与创造民族自信心和家国责任感的软性硬件。因此，深入讨论中国散文的文化自信与文体自觉并对其进行学理阐释，实质就是讨论文化自信在散文中如何彰显和如何切实践行；这对于提高当下散文文化生产力的水平，发挥其精神文明建设中不可替代的审美效能，具有毋庸置疑的重大意义。

中国散文彰显着特有的文化自信，这种特有的文化自信，又彰显着散文所特有的文化价值。从文化自信方面来认识散文文体的特质，是一个全新的解读与阐释的视角。笔者将散文文体的特质，定义为国粹性、教化性和典艺性。这三个方面，集中表现了中国散文所特有的文化自信之骨血与品格；散文也正是从这三个方面“文以载道”，书写和证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之文化自信。对此，笔者逐一进行学理性的阐释。

第一节 国粹性：传承中国国学的自信

从散文诞生的历史予以认知，散文就应该被看做“国学”的组成部分；散文文体的国粹性，是因其作为“器皿”，传承着中国国学的自信。

国粹性的特质，是散文文体长期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中所担当传承的历史责任而决定的。散文这个文体概念，最早出现于宋代罗大经的著述《鹤林玉露》（“四六特拘对耳，其立意措词，贵浑融有味，与散文同”[1]）。但是，自有文字记载以来，散文这种文体就随之诞生。最早的甲骨文记事，使用的就是散文的文体，距今已有3600多年；记述诸如昭王南巡，穆王西狩等的钟鼎文，距今亦有3000多个春秋。远古的散文，记载的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文与史的真实性以及两者的结合，是文史叙事的根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所言，“六经皆史”。“六经”中的文史叙事，均由散文这种文体来担当。《论语》《孟子》《老子》《荀子》《韩非子》《周易》《尚书》《春秋》《战国策》《史记》《汉书》等，这些不朽的经典文献，都用散文文体作为载体，传承至今。中国文化史与文学史上，散文是诸多文体中唯一担当着中国历史文化的延续、发展与积淀的书写，这是诗歌、小说、戏剧等其他文学体裁所不能完成与替代的宏伟文史叙事方式。唯其如此，朱自清提出了中国“散文学”的概念，并说：“中国文学向来大抵以散文学为正宗。”[2]鲁迅也说过类似的意思，他说：“小说和戏曲，中国向来是看作邪宗的。”[3]其言外之意，散文与诗歌，无疑应该视为中国文学史上正宗的文学体裁。毋庸置疑，散文是历史上所有文学体裁中最有文史叙事担当的文体，是文章学、文体学中具有国粹性的、古老而最具生命力的文学样式。所谓的“正宗”而不是“邪宗”，是以散文历史担当的功能为其立论根据的。它的文史叙事功能的价值判断，强调的是国家的伦理意义，强调的是中华民族文史叙事的绝对价值，而这意义和价值，远远超过寓教于乐的诗歌、小说与戏剧，故而散文被历史庄重而严肃地定尊为“正宗”。

散文文体的国粹性，是基于它与国粹是一个历史文化的共同体。所谓中国文化的“国粹”，指完全发源于中国，且是中国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它不仅仅指称中国京剧、中国画、中国医学这“三大国粹”。毫无疑问，中华文化与文明的精粹，还应该包括“国学”。通常所说的“四书五经”及《老子》《庄子》等哲学著述，这些作为国学中的国粹，是由散文作为最古老的传媒形式去物化，而成为传承至今的中国文化之根的。有人打比喻说，中国散文如博物馆，庄子是“编钟”，老子是“大鼎”，韩非子是“刀俎”，先秦文章是“青铜器”，楚辞是“陶器”，魏晋文章是“汉瓦”，唐宋古文是“秦砖”……[4]当散文作为载体传承这些“国学”的时候，散文便随之成为它们书写、传播的形式，由此而具有了“国粹”的文体属性。在文本内容与形式统一的意义上，“国粹”不可能剥离散文而存在。散文从其诞生之时起，历史的选择便天然地使之担当了“国粹”表述与传播的历史使命。它在传统的文化认同中，与历史俱进，在不断的历史演进和历史书写中承载着创新、发展的文化传统，反复地、恒久地建立起中国文化传统的自信。正是如此，散文成为一个装载传统文化精华、任何文学体裁都不能替代的神圣的“器皿”，它书写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一代又一代地传承着中国文化的自信，使散文文体自身，也成为一种文字传媒的“国学”与“国粹”。

第二节 教化性：实施全民接受的人文传播

从中国古代教育的历史予以认知，散文教育成为一种实现“教化”的教育机制；与之俱生的教化性，实施了全民接受的人文传播。

散文的教化性，是中国古代教育所固有的思想与诉求。孟子提倡教化，认为教化比良好的政治管理手段更有效果，“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宋代古文运动的先驱柳开也提出，“可垂教于民”，“道化于民”，“古之教民，以道德仁义；今之教民，亦以道德仁义”。[5]重教化是古代教育的一贯思想。散文的教化性包含多层意义。首先，在古代教育历史上，诗歌与散文历来被作为传统的教材，且以散文作为一贯到底的必修性功课，诗歌仅是作为文学素质教育的辅助性课程。据甲骨文和古书上记载，商朝时已经有了正式的学校，其后出现了类似后来的国子监的“官学”与类似书院的“乡学”。无论是官办还是民办，均统一以“四书五经”类的国学经典作为传统教材，正面传授的是孔子的仁爱、孟子的民本、老庄的天人合一、诗教理想的温柔敦厚以及具有传统正能量的伦理情操、齐家治国、正心修身、进德修业等方面的思想内容，这些都是统一通过散文作为教材，正告、流布于天下。教化性的第二层含义，是指散文作为传统教育教材的同时，它的受众无疑是士大夫知识群体，并由这个群体间接地去向其他群体，进行“四书五经”类的国学文化教育，由他们传播传统文化主要的、核心的人文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散文在中国历史文化与当代文化的演绎与发展中，全民在接受阅读、全民在接受教化、全民在接受国学的普及，是处于一统化的施教与一统化受教的状态。这种倚重散文功能之教育制度的长期践行，形成了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内驱力、向心力与创造力。由此可见，散文教化性所彰显的文化自信，是中华民族对国学及其传统文化的自信，以至于成为心理学上的“集体无意识”。“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6]散文经典的国学普及所形成的“集体无意识”，融入全民的骨血与精魂，显然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内生性演化”，是一股发自骨血与精魂的难以撼动的文化自信力。

教化性的彰显，离不开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由他们作为教育主体发挥了传承散文教化性的社会功能。基于古代教育制度、教材内容与教学方式的模式化，培养了代代绵延的中国式士大夫阶层。名儒大儒层出不穷、代代不已。他们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中流砥柱，又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代言人与“历史中间物”。像通称古代十大教育家的孔子、老子、庄子、孟子、荀子、董仲舒、朱熹、王守仁、黄宗羲、王夫之，既是著名的教育家，又是著名的散文家。推而广之，古代很多著名的散文家如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等，也都热忱地躬行于教育。唐朝的私人办学风行时期，韩愈当过国子先生，他和柳宗元还办过私学，为私办教育推波助澜。欧阳修在地方做官，在整顿吏治之时，很注重地方官办的学校。王安石在中央变法改革学校和科举，使官办学校走向兴盛。朱熹亲自办书院、设讲台，传播理学。这些大儒对教育的推动，使私人讲学的书院在北宋时兴起，办教育的风气十分活跃，石鼓、白鹿洞、应天、嵩山书院等，成为著名的传道授业的基地。重要的是，他们用经典名作“文以载道”，传播、演绎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如李斯的《谏逐客书》、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贾谊的《过秦论》、晁错《论贵粟疏》、李密的《陈情表》、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韩愈的《师说》《进学解》、柳宗元的《捕蛇者说》、王勃的《滕王阁序》、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苏轼的《赤壁赋》、苏洵的《六国论》、曾巩的《墨池记》、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苏辙的《黄州快哉亭记》、刘基的《卖柑者言》、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以及明代“前七子”“后七子”“唐宋派”的一些名作等，在历史上都留下了以散文传播文化自信的坐标与轨迹。一些学士还编写《昭明文选》（南朝梁太子萧统所编诗文选）、《古文观止》（清人吴楚材、吴调侯所编散文选）一类的选本，供学子传习或作为私塾教材。从文体来说，传承至今的经典性的名篇都是中国历史上的“美文”，是散文写作的典范；从传承传统文化的精神来说，这些名作又是莘莘学子进德修为的教科书。历朝历代的散文家以及现当代的散文家，他们不仅以名作精品去传承、教育读者如何写作散文，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些精品名作里，作家们把所包纳的博大精深的思想和中国文化的骨血，用自己的丰富情感和批判精神，传导给社会及黎民百姓。他们以自身的言传身教及个人的散文创作，表现、探求中华文明独特的人文精神，即既兼济天下又独善其身的“先忧后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操行，以及“自强不息”“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上善若水”“厚德载物”“见贤思齐”“温良恭谦”等人文理念和情怀。从士大夫的始祖孔子到“史家之绝唱”的司马迁，从“文道合一”的韩愈到“民族魂”的鲁迅，数千年的历史证明，一代代知识精英以散文作为载道、传道、授业的利器，以伟大瑰丽的散文经典熔铸了传导民族文化传统的脊梁，从而建立了中华文化自豪地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自信。

第三节 典艺性：荟萃传统和现代的形式美学

从传承并积淀文学艺术传统方面认知，散文是会通着古今经典技艺的载体；其典艺性，荟萃着传统和现代的形式美学。

散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的宝库。散文的众多经典里蕴藏着中国古典哲学（儒释道）、古典美学、教育学、伦理学、道德学、心理学、社会学、文章学、审美学等很多学科的、博大精深的内容，这些人所共知，姑且不论。如果往细处寻找则可发现，散文又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艺术的宝库。

追求形式之美，是散文文体的一个传统。虽然五四文学革命时期才从英国引进了“美文”的概念，但在中国散文里一直存在一个美文的传统。散文的典艺性，主要集中表现在它经过几千年的创作实践，经过不断创新、改造、完善，逐步建立了文体叙事系统和叙事学。这个文体叙事系统的建立，用的是加法与乘法，是一个艺术积累、整合的过程。语录体的《论语》，建立了散文夹叙夹议的原始章法，为散文叙事打下最初的根基。《孟子》的对话论辩，新添了议论的譬喻及议论的节奏和气势。《庄子》以寓言的形式，建立了文学的想象，进而奠定了散文进行想象性描写的基本方式。《左传》《战国策》改变了先前史学家记历史、哲学家说哲学的应用性模式，出现了描写人物与叙述故事，使历史与事件的记述“故事化”。如《左传》的《郑伯克段于鄢》写母子冲突，兄弟火并及颍考叔出场的戏剧性，如《国语》中的《越语》关于勾践卧薪尝胆、雪耻报仇的描述，如《战国策》塑造了张仪、冯谖、鲁仲连一系列游说之士的生动形象。这些可以看做散文中小说叙事元素的萌芽。自枚乘的《七发》始，两汉散文中出现了“赋体”散文，使散文脱离应用模式而融入诗歌的元素，并在语言上讲究偶句对称、双声叠韵、互文表意，使散文更具抒情的格调。《史记》完成了历史与文学的两者整合，如“鸿门宴”“垓下之围”，可以单独抽出来作为精致的作品来欣赏，由此可窥见散文的文学性如何在司马迁的笔下得到较完美的呈现。他在记述历史人物事件的同时，进行较为复杂的情节处理，使之具有小说叙事的范型；同时还直接对人、事进行褒贬性的议论和抒情，这也是其对散文叙事学中直接面对读者的一个创造。此后“唐宋八大家”直至一批现代散文家，又从方方面面注入新的艺术叙事的元素，更加完善了散文叙事的表现系统。诸如韩愈提倡古文运动，将散文缜密的说理化为“韩文多圆”的磅礴气势。柳宗元的以物寓意，托物言志，增加了寓言叙事的方式与手法，创造了“柳文多方”的讽喻风格。苏轼的以文为诗，欧阳修“亭台记”中时间与空间的移步换形，袁宗道的“独抒性灵”与手心合一，方苞的“义理”，姚鼐的异趣韵味，晚明小品心境的闲适与笔记的自由，以及新文学革命之后，在古代散文的基础上改换了一套白话语体散文的叙事系统。总之，散文文体所建立的叙事系统与叙事学，是继承散文传统并不断予以更新而积淀的结果。这是其典艺性表现的一个方面。

创造与丰富散文文体的形态，这也是散文典艺性表现的一个方面。散文品类繁多、博杂，文本形式不断地在历史的发展中推陈出新，是中国文化“尚文”传统的一个生动证明。常见的古代散文体裁主要有骈文、说、表、赠序、铭、杂记、游记、寓言、疏（又名奏疏）、表等。据统计：南朝梁萧统编纂《文选》，除诗、骚外，将文体分为35类。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将诗歌类以外的文体分为41类，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在吴讷的基础上补充修订为97类。清代姚鼐《古文辞类纂》将多种文体合并归类，尚有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等13大类。[7]宋代李昉、徐铉、宋白、苏易简等20余人，接受皇命编纂千卷诗文总集《文苑英华》，将散文分为杂文、制诰、制诏、策问、表、笺、书、疏、颂、赞、序、议等26大类。当代学者钱仓水的《文体分类学》、褚斌杰的《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吴承学的《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等文体学著作，详实地记述了古代散文文体形形色色的类型及其流变，除诗歌而外，大量篇幅叙述的是散文的类别与文本样式。文体繁多是中国古代散文繁荣的表现，这也使散文形式的审美功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古代散文家的创作也因对多种文体形式的借鉴而得以独立创新。举一个例子说，柳宗元说过，他的散文是借鉴了《诗》《书》《礼》《春秋》《易》的体裁形式，“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以著其洁”[8]。比较而言，五四新文学革命之后，学界对文学体裁进行了“四分法”分类，加之散文纯文学化的趋势，因此现代散文的分类简化、简明了许多。其中纯文学化的，或称为“艺术性散文”的，习惯性分为抒情散文、叙事散文、议论散文三大类；此外，还有杂感、随笔、游记、札记、传记、通讯、特写、悼词、回忆录、讲演稿、短报告、散文诗等文体样式。这些文体形式都是古代散文类型的继承与发展。

虽则当代散文文体分类简明，但它对传统文体形态进行了令人瞩目的创新，而使之更加艺术化和更具形式感的意味。新时期以降，散文与现代传媒整合，出现了配以图像与音乐的电视散文、电视特写与电视报告文学。21世纪以来，散文作家利用已有的散文品类形式、文学作品的体裁形式以及音乐、绘画、摄影、影视等形式，进行了跨文体、跨文类的创造。贾平凹有小说体散文，如《商州三录》；韩小蕙有童话体散文，如《琉璃象奇遇》；赵丽宏有诗性体散文，如《日晷之影》；残雪有寓言体散文，如《索债者》；陈奕纯有动漫体散文，如《月下狗声》；曹文轩有摄影体散文，如《前方》；苇岸有新语丝体散文，如《大地上的事情》；等等。更多的作家纷纷让散文“变脸”，不胜枚举。在跨文体、跨文类的旁通借鉴中，传统的散文样式失范而破体，而使新鲜的样式纷纷诞生，这是继承传统又打破传统的创新。然而，无论怎么失范与“变脸”，它们依然是传统遗传基因的支撑与演绎，依然是散文的归属。因此，从文体形式方面看，古代散文繁多的样式，加之现当代散文与时俱进地在传统之上的推陈出新，充实了文体样式的典藏金库。这种丰富与博杂的文体学的呈现，是中国制造的特有，是任何国家的散文所无法相比的典艺大观。

最能表现散文典艺性的，是其形式美学中的“诗性”表达系统，即艺术表现系统。所谓散文的“诗性”表达系统，是指自古至今散文创造、积淀了丰富的艺术表现的方法与手法。这些博大精深的形式表现的经验，就是一部“艺海”。所谓诗性，就是艺术性，就是曲致、含蓄、空灵和富于个性情感的书写，是诗情蹁跹的智慧的表达。除了上述的叙事表现系统和文体样式的丰富多样以外，散文文体的形式之美，更多的是指艺术方法、手法的驳杂纷呈和艺术语言的美学呈现。

从孔子最早提出“言之无文，行而不远”[9]的诉求、创造曲笔褒贬的“春秋笔法”之后，中国散文在既追求形式之美，又反对唯形式主义（韩愈、柳宗元反对骈体文的古文运动与明代前、后七子反抗八股文的复古运动）的悖论历程中建立了自身的形式美学。从典艺性考察，散文的艺术方法与手法，综合了诗歌、小说甚至戏剧的很多艺术元素，经过反反复复的吸纳和“输出”（被诗歌、小说、戏剧所借鉴吸纳），以及散文与诗歌、小说、戏曲之间形成了双向的接受与“输出”的积淀，它甚至还从音乐、绘画、建筑、影视等艺术门类中会通手法与艺术技巧，这使散文的形式美学获得了良性的积淀和发展。如果予以综合梳理，它无疑是一个庞大、复杂的表现形式体系，且可以从各种层面进行认知。如从立意艺术考察，有托物言志、象征比附、感物起兴、名言释义、慎独絮语等。如从结构艺术考察，有物理时空组接、心理时空流动、明断暗续结架、取点全景扫描、共时共空的蒙太奇链接等。从创造意境考察，有触景生情、情景交融，托物联想、神与物游，比兴象征、附丽情境，梦幻穿越、视通万里，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等。从艺术方法考察，有写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魔幻写真、荒诞叙事、寓言警世等。从艺术手法说，有对照、反衬、烘托、渲染、指点、点睛、曲笔、讽刺、夸张、反讽、隐喻等。从创造的语言风格看，有朴实、典雅、清新、隽永、绚丽、绮丽、清丽等类型。这些语言风格的创造，包含语言的基本修辞和实施个性风格的创造性修辞，尤其后者，语言的词法、句法、节奏、情韵与篇章的修辞，呈现了散文家个性创造的千变万化与千姿百态。他们将个人的独特创造，加入了中国汉语散文的“辞海”，而使散文语言无限丰富与无限奇妙。比如说，韩愈在论说文《原道》里用了31个“也”字，欧阳修在的记叙抒情文《醉翁亭记》里用了21个“也”字，两者在不同性质的文体中间，都使用语气词进行独创，发挥其感叹、设问、肯定、停顿、判断、节奏、韵律等独特又微妙的作用，且将作者在文章中各种变化着的思想情感表现得十分真切。再如，《论语》中所创造的“举一反三”“文质彬彬”“不耻下问”“杀身成仁”“巧言令色”“身正令行”“言必信，行必果”等成语，经过2000多年的历史，至今还活在现代汉语里。现今网络语言中流行的“呵呵”，是由古代的表示笑声的象声词演变而来，最早源于《晋书·石季龙载记》（“乘素车，从千人，临韬丧，不哭，直言‘呵呵’，使举衾看尸，大笑而去”），后来也在韦庄、欧阳修的诗文中沿用过。可见，散文语言的艺术表现力与生命力，是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所无法比拟的文化风景。

坚定文化自信，必须以开放的视野和胸襟，吸收借鉴世界的优秀文明成果。散文在批判地借鉴外来文化上，充满了走向世界与融入世界文化的勇气、胆识和智慧。“五四”时期与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散文两度批判地借鉴、接纳西方现代主义的方法和手法，在艺术形式方面，激活了传统与现代的对接。“五四”初期，从借鉴英国随笔开始，散文在形式上融合了英国随笔的叙事笔调和“自我表现”的人格色彩。同时，鲁迅、周作人、朱自清、冰心、何其芳、梁遇春、丽尼等也接受并融入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直觉主义、意识流、感觉派等西方现代派新鲜的表现方法和手法。有了艺术表现形式的借鉴与活用，才使散文这种文体在新文化运动中最终完成它第一次的现代转型。新时期之后，随着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散文与其他文学体裁一样，在批判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化封闭保守思想之后，又一次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碰撞，吸纳接受外国现代派的文学表现技巧，其形式表现出现了更为新奇新异的色调，开始了现代散文第二次的形式转型。如意识流的普遍应用，感觉叙事的广泛呈现，魔幻想象与时空穿越的拼贴，隐喻和象征意象的创造等，这些在王蒙、郭风、斯妤、赵丽宏、韩小蕙、于坚、刘亮程、庞培、残雪等散文创作中都表现得十分显著。传统的艺术表现形式，加上“洋为中用”的现代方法技巧，使散文的形式美学更为丰富和广博。

散文文体经过3000多年的发展，积淀了自己的国粹性、教化性、典艺性的特质。这些特质，既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同时也决定了文体的自觉，表现出它对散文文体自觉的多方面诉求。反过来说，坚持多方面文体自觉的诉求，才有可能坚守“三性”特质的构筑和传承。归根结底，要求“人”的自觉。作为创作主体的散文作家做到多方面的自觉，才能保证散文之文体自觉的践行。三方面特质的整合使散文形成了文体的超稳定性，这是因散文作家所肩负的中国传统文化自信与现代文化自信的大任所致，实质就是散文作家文体自觉的稳定性使然。当代历史文献中，提倡散文文体自觉的是著名散文理论家林非先生。他说：“如果能够培育和生长出一种较为自觉的散文意识来，那么这个民族就可以更好地提高自己的思想文化素质。”[10]“自觉的散文意识”，就是指散文的文体自觉；这一观点先于费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觉”，尤其显得难能可贵。笔者认为，散文作家必须在认知散文文体的独有特质之后，才能认知散文创作对当下建立文化自信与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意义与重要价值，才能认识、领悟散文创作之于自身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进而在笔下清醒地获得散文文体的自觉。因此，为新时代重建散文美学，多方面认识、把握散文的文体自觉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文化自信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