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基本假设、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一、基本假设与思路

笔者在田野过程中不断思考如下基本问题：地方社会如何应对灾难？社区自身的恢复力或者弹性如何表现？国家介入的重建过程具体如何？变迁是否真的发生？如果确实发生，变迁的主体与层次是什么？变迁的动因是灾难、重建、两者结合抑或其他？变迁的范围是什么？如何将政府主导的强烈的计划性重建行为与民间的自发的自然的变化过程结合起来？正是这些问题促使笔者不断寻求灾难、重建及变迁之间的关系，并力图为之建立一个基本模型，以模拟灾后社会变迁的具体过程及表现形态，从而为全面系统理解灾难与重建所带来的社会过程提供一个指引方向。

本研究认为，社区对于灾难具有一定的弹性与自我恢复力。但是这些自我恢复过程并不是特别明晰，尤其是在轰轰烈烈的重建项目的掩盖下，更很容易为世人所忽略。灾后重建是具有强烈计划性及社会变迁色彩的促进行为，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恢复过程。重建涉及大量不同的变迁代理人的介入，这些代理人在重建的场域中互动，与地方社区原有的发展趋势、灾难所带来的剧烈撞击、灾后社区的自我调整与适应等相互结合，共同导致了受灾社区的变迁。但是这些变迁的性质、影响等问题目前也并不明确，其是否能够永久纳入社区社会结构等亦不甚明朗。本文希望通过这一重建与变迁过程的探索性追踪建立一个简单模型，以推进该争论的进一步发展，并为将来进行相关比较研究提供参考。

本文拟以史蒂文·瓦戈的社会变迁研究为基础，对于汶川地震中因灾难及重建而导致的社会变迁过程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分析。按照瓦戈的观点，社会变迁是在社会现象中有计划的或者无计划的、性质或者数量上的改变过程。这个过程可以结合五个相互联系的成分（特征、水平、持续时间、程度以及变迁速度）来进行分析（2007）。本文就是结合如上变迁的可操作定义具体细化五要素，以便将一个因为灾难与重建而导致的诸多社会影响与社会反应集结在一个变迁的概念框架内，通过对该框架中不同层次的主体的发展过程的分析，最终建立一个变迁的基本模型。

具体而言，本文认为变迁的诱因不仅仅是灾难这一单纯的刺激，灾后的社区重建进程及社区原有发展进程都是导致社区变迁的因素，因此单一的诱因分析有脱离现实之嫌疑。社会变迁的诱因是非常难以进行分析与区别的。本文并不期待能够有所区别，但是必须承认它们同时存在并发挥着一定的功能。

就变迁层次而言，全文立基于不同的变迁层次，即以个体、家庭为起点，逐步上升到群体、组织及社会等更高层面上。在同一个层次内可能会有不同领域及不同主体的剖析，但是就总体而言，本文的层次主要是集中在社区内的个体、家庭、群体与组织中，社会层面上的观察与研究则相对较少。本文力图将研究重心下移，为重建及变迁研究提供一个更为丰富多彩的生活面向，从而将历史学、政治学及经济学等学科中欠缺的人文色彩补充完整。

变迁载体关注的是诸多不同层面的变迁最终通过哪些具体的方面得以展示。本文认为灾后社区生活的诸多面向都有所变化，笔者根据所观察到或者可以操作的指标对这些载体进行了分类，具体包括价值观、家庭关系（夫妻、亲子）、社区关系（邻里关系、互动模式）、社区组织发展及城镇化发展等。还有许多变迁要素无法在本文框架中得以展现，如变迁持续的时间、变迁的程度及变迁的速度、变迁的效果等。虽然框架中无法展现，但是本文在具体行文中会对如上有所涉及。

本文的基本思路：通过灾后社区恢复及重建进程的分析来展现这一复杂的社会过程，着力剖析社区自我恢复过程及计划性介入中不同层面及不同主体所发生的变化。在三种不同的诱因之下，社区所发生的变迁过程是全方位的立体化的：从个体、家庭至组织与社区，灾后恢复及重建所带来的影响与变迁全面展现。个体的价值观、家庭关系、组织成长发育与社区邻里关系、经济结构与人口结构等都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变化。虽然尚不能明确这些变化持续的时间及其纳入社会结构的可能性，但是一个经过地震冲击的社区恢复与重建的模型已经基本成型。

二、研究方法

（一）人类学介入灾难研究

灾难将不同社会的文化与信仰体系、政治与权力结构、社会制度安排与自然力量等结合在一起，这也使得整个灾难的研究格外复杂，以一个单一的视角或者理论对灾难进行系统全面的分析与理解就成为不可能。灾难揭开了社会与文化的基本特征，更在恢复与重建过程中将核心的社会关系与主流价值等一览无余地展现出来。灾难中，连续与冲突、合作与对抗、权力与抵制等都得到展现。

当学者们开始对于构成灾难的片段有所了解的时候，人类学对于灾难的理论及方法论的关注就开始日益重要了。人类学总是把小问题放置在宏观的大环境中予以考虑并总是与其他文化进行对比，其对于个人、组织及他们的社会文化环境的细致互动的研究总是在宏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背景下考虑，而灾难揭示出一个社会适应物理环境特征及其生存的基本面向。因此，灾难带来对于人类的适应性问题的关注，以强调文化的延续性与变迁为核心的人类学自然走上了前台。

近些年来，人类学已经为灾难研究扩宽了面向。人类学为灾难研究贡献了它的关键的方法论，即民族志田野调查。民族志方法及其叙述方式，使得灾后恢复及社会组织的微观转向更为清晰。人类学的灾难研究虽然总是采取不同的路径，但是所有的都或多或少地与它们对于该问题的界定结合起来。灾难被看作是一个导致了事件的过程，其中包括了潜在的来自于自然及技术等原因及在社会所创造的脆弱性的环境中的人口等诸多要素的结合。该过程的发展及随后的实践对社区的社会组织要素及设施都造成了一定的损害，从而严重影响到该组织的功能的正常运作。在如此界定与理解中的灾难研究与人类学具有强烈的亲和性。

（二）方法使用：田野参与观察

迄今为止，中国的灾难研究大多集中在历史学与政治学中，多宏观分析与结果分析，而缺乏长期的跟进与细致的现场观察，尤其欠缺丰富全面的生活信息。而这恰是人类学田野工作与参与观察之所长。

笔者立基于灾民生活与社区恢复的过程记录，因此深入灾区就成为整个工作的第一步。2008年12月，笔者以工作站工作员身份进驻灾区。田野期间笔者率先进驻筒子梁社一户人家，该户主是一位小商贩，每日制作豆腐并贩卖。每日凌晨两点，房东夫妇二人开始起床打开机器碾磨黄豆，轰隆声震耳欲聋。笔者每每惊醒，无法入眠。虽然有诸多不便，但是其独特的生计方式及由此引发的对于房屋重建的特别考虑却给笔者诸多助益，笔者也正是在该户的帮助之下逐步走进一户普通人家面对统规统建时的考虑与忧虑。后来笔者进驻后坪社一户人家，这是一位标准的农家，夫妇在种植少量土地的同时也积极在场镇打工挣钱。笔者正是在房主的帮助下梳理了整个村社的再生育家庭、新移民及学校重建等诸多内容。房主夫妇灵活多变的生计方式也给笔者展现了地震之后家庭经济与生活的恢复过程。

与此同时，笔者还借助工作站平台进行了大量的社区调研，尤其是对社区恢复和重建中所涉及的各类人群与各不同区域等都有细致的观察。乡镇的基层干部、援建政府工作人员、外来务工人群、场镇上的商贩、场镇务工的农家及固守深山的乡民等都进入到笔者的视线中。笔者也正是在这系列人物所编织的网络中逐步还原整个社区恢复与重建的进程。

在笔者的观察与追踪中，一个不可忽视的议题就是与观察对象之间关系的把握问题。因为笔者进入的特殊历史背景，许多研究对象对于笔者身份都满怀好奇与期待，好奇的是工作站的职责与目的，期待的是工作站资源的分配与使用。为了获得对方的信任与支持，笔者在进行自我身份介绍时会以工作站的服务项目为亮点，如工作站为中学及小学所进行的大量的捐助等。该介绍确实能帮助快速获得对方的信任，给笔者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是便利过后就是困扰，对方总是在了解之后期待笔者能够将资源投入其家庭或者村落，以便帮助其更快进行灾后恢复。笔者此时才发现陷入了自身所铺设之陷阱中，为此不得不自行调整，即使不能快速获得对方的信任，也绝不激起对方对于现金支持的期待，以免辜负对方，导致关系维持之艰难。

三、本文的不足与缺陷

本文最为遗憾之处就在于无法在文献中对于中国当代数次大地震之后的自我恢复及重建过程进行比较研究。邢台、海城及唐山地震虽然震级相当，破坏力相当，但是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这些灾难的相关研究局限于特定的议题，这导致本文所研究的灾难缺少了一个完整的比较参照系。虽然唐山地震之后有系列研究，但是纯粹学术型的研究尤其是人类学研究是缺失的，唯一留下的是关于唐山灾后社会恢复与社会问题的社会学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因为时过境迁，只能在二十年后以问卷的方式来进行，导致研究缺失了现场资料的丰富与生动，而多了些许模糊的色彩。这一缺乏也必然使得本文所建构的变迁模型无法进行纵向的对比，其普遍性或者发展性就难以体现出来。因此本文所提供的模型在国内灾难研究界较难找到一个对话及对比的基础，而在国外比较中又缺乏相同或者相似的恢复与重建过程背景。

除此之外，笔者深感不安的是灾后重建的迅猛推进让整个灾区的生活围绕着重建高速旋转，笔者在其中迷失了自己。相当长时间内，笔者的视线是紧跟着拆迁、补偿、置换、阻工等事件的。直到2009年冬天，笔者才恍然大悟，转而将视线聚焦于灾后生活这一人类学关注对象。但此时，许多观察灾后灾民生活现状的良好机遇已经消逝，笔者只能通过最后一点遗留来复原当初的生活状况，但是已经丧失了参与性观察所独有的深度与细致。这一缺憾在文本中的表现就是对灾民生活的细节关注度不够，对重大事件与重要变化着墨很多。这不能不说是田野过程中着眼点不到位的遗憾。

在灾难研究界，理论不足，经验有余已经成为一个沉疴，历久难除，也无法有效改善。本文虽有诸多值得肯定之处，但仍然以经验与实证见长，理论分析与提升明显不足。尽管本人努力搭建其三要素之间关系的基本模型，但是这一模型仍然基于观察与直觉，尤其是对于未来理论层次的提升与抽象尚不知是否有所贡献；另外，该如何利用社会学及人类学相关理论来理解这一过程仍然处于探索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