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研究对象与概念的界定

在风险社会的视域下，本书主要涉及两个核心概念：危机应急和社会动员，其中社会动员是本书研究的最核心问题。

1．关于危机应急的研究界定

中文对“危机”一词的解释侧重强调人类遭遇之“危”的一面。《现代汉语词典》对危机的定义是“危险的祸根，如危机四伏”，以及“严重困难的关头，如经济危机”。“危机”除“危”的一面外还包含有“机”，即机遇，在这方面，外文工具书的阐释无疑更加准确。韦伯辞典将“危机”的英文“crisis”定义为“有可能变好或变坏的转折点或关键时刻”。工具书对“危机”的解释虽然反映了社会个体在面临危机时的心理体会和认知状态，对规范探讨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毕竟无法上升到公共叙事的视野和学术研究的高度。

在学术界，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危机作出了多达100余种的定义。在国外，关于危机问题的系统研究，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国家。危机研究先驱C. F．赫尔曼（Hermann, 1972）最早将危机定义为：决策主体的根本目标受到威胁的一种情境状态。在这种情境中，决策主体作出反应和决策的时间非常有限，而且情境的发生和发展出乎决策主体的意料。1975—1976年在耶路撒冷举行的危机问题研讨会，认为危机是和平进程的断点，危机作为一个系统必须要具备下列四个条件：一是国家内部或外界环境发生变化；二是形成了对基本价值的威胁；三是卷入军事敌对行动的可能性极大；四是对威胁作出反应的时间有限。福斯特（Foster, 1980）认为危机具有四个显著特征：急需快速作出决策，严重缺乏必要的训练有素的员工，严重缺乏物质资源，时间极其有限。荷兰危机研究专家U．罗森塔尔（Rosenthal, 1991）等人认为：危机就是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遭遇严重威胁，在威胁形势下，决策主体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和极高的压力下作出关键性决策。K. F．班克思（Banks, 1996）认为：危机是对一个组织、公司及其产品等产生潜在的负面影响的事故。O．里宾杰（Lebinger, 1997）主要针对企业描述了事件发展为危机的三大特征，并将危机界定为：对企业未来的获利性、成长乃至生存发生潜在威胁的事件。斯格（Seeger, 1998）等人认为：危机是一种能够带来高度不确定性和高度威胁性的，特殊的、不可预测的、非常规的事件或一系列事件。桑德里尔斯（Sundelius）、斯特恩（Stern）和拜楠德尔（Bynander）认为：作为一个国家所面对的危机就是指中央决策者面对这样一种场景：重要的价值受到威胁，而且可以采取处理行动的时间十分有限，同时环境的变化具有高度的不可确定性。

资料显示，西方学者对危机问题作了较早较系统的学术划分。安·伯恩（Ajren Boin）将危机分为“急性危机”（Instant Crisis）与“慢性危机”（Creeping Crisis）；灾害社会学研究的集大成者恩里科·克兰特里（Enrico L. Quarantelli）从危机情境中的主体态度角度将危机划分为“一致性危机”（Consensus Types of Crises）和“分歧性危机”（Dissensus Types of Crises）两类（1977），前者是指公共危机中的各个相关者具有共同利益要求，如自然灾害、大型灾难事故等，后者则是指危机状态中存在着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利益博弈主体，如战争、革命和重大群体性事件等。

国内学者对危机内涵的界定大多是在综合西方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进行的。著名危机问题专家薛澜（2003）同样“把危机界定为一种决策情势，在此情境中，作为决策者的组织（核心单元为政府）所认定的社会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面临严重威胁，突发紧急事件以及不确定前景造成了高度的紧张和压力，为使组织在危机中得以生存，并将危机所造成的损害降至最低限度，决策者必须在相当有限的时间约束下做出关键性决策和具体的危机应对措施。”学者刘刚（2004）将危机定义为“一种对组织基本目标的实现构成威胁、要求组织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作出关键性决策和进行紧急回应的突发性事件”。学者胡百精（2009）在整理、借鉴和补充既有的各种危机定义的基础上，将危机界定为：“由组织外部环境变化或内部管理不善造成的可能破坏正常秩序、规范和目标，要求组织在短时间内作出决策，调动各种资源，加强沟通管理的一种威胁性情势或状态。”

国内外学者对危机定义的众说纷纭表明：任何只言片语的对于危机的含义界定相比危机本身的包罗万象，都是不全面的。在学术语境中，给“危机”下一个规范的定义本身就很难，无法“一言以蔽之”。澳大利亚危机管理专家罗伯特·希斯（Robert Heath）在比较了福斯特、罗森塔尔、巴顿、格林、米托夫和皮尔逊等人的定义之后，认为仍然无法给“危机情境所涉及”做“一个非常全面的技术性概括”。在诸多的学术讨论中，乌里尔·罗森塔尔和劳伦斯·巴顿的定义被广为援引。也有一些学者通常以实例来阐释“危机”，诸如希斯的论述基于1987年伦敦地铁站大火事件，国内学者的论述则大多起源于2001年“9·11”事件、2003年“非典”，丰富于2008年汶川地震、2009年“甲流”等具体危机事件。

本书所研究的危机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其内涵作如下界定：危机是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公共价值、共同利益和准则秩序产生严重威胁，在高度复杂紧迫和极其不确定性的条件下，亟须以决策者为核心的执政集团采取有效举措、动员社会公众加以应对和解决的非常事态。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7年8月30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将突发事件划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共四大类。据此，本书将危机应急事件主要划分为自然危机、重大事故灾难、公共卫生危机和社会安全危机共四大类。这其中，社会安全危机主要包括恐怖袭击事件、经济安全危机、涉外突发性危机和重大群体性事件。

2．关于社会动员的研究界定

“动员”一词出自18世纪后期的法国，最早是作为军事用语使用，一般是指战争动员，意为“做好战争准备”“组织进行战备”“出师准备”或“能动之员”等。对此，《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第2卷中有明确的定义：“在战时或国家发生其他紧急状况时，组织武装部队积极从事军事行动。就其全部范围来说，动员是指组织一国的全部资源支援军事行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动员”一词被普遍采用于非军事领域，并被不断赋予新的涵义，泛指：“发动人们参加某项活动”。《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有两层意思：一是“把国家的武装力量由和平状态转入战时状态，以及把所有的经济部门（工业、农业、运输业等）转入供应战争需要的工作”；二是“发动人参加某项活动”。现在人们使用的动员，主要是指一种工作方法，意即为了实现特定目标而进行的宣传、号召、发动和组织工作。

（1）社会动员的解读视角。

作为动员的一种特定形态，社会动员是一种带有导向性的社会过程，主要发生在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动员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观点是把社会动员看作一个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或是现代化的一种表现；狭义的观点则把社会动员理解为对社会中人力、物力和精神等各方资源的统筹整合。

“社会动员”（Social Mobilization）一词最早由美国政治学家卡尔·多伊奇（Karl W. Deutsch）提出，按照他的看法，社会动员是一个社会中社会成员发生全面变化的过程，“包括一些特定的变化过程，如居住的，职业的，社会环境的，人与人交往的，制度、作用和行为方式的，感受和期望等方面的变化，最后还有个人的记忆、习惯和需求的变化，其中有对群体结盟新方式的需求和关于个人身份的新观念。这些变化单独的或几个共同的作用影响，甚至改变政治行为的倾向”。他的这一观点在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并很快被诸多学者援引和评述。国内以广义的现代化视角解读社会动员的学者并不多见，邓万春、王志强等曾以此来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制度的改革与变迁。

狭义视角的社会动员，可以理解为一种调动资源的过程，目的在于获取先前所不具有的相对较快地控制资源的能力。国内学者大多从狭义视角解读社会动员，将其理解为对人力、物力和精神等资源的调动过程。吴忠民将社会动员定义为一种社会参与过程，认为：“社会动员，指有目的地引导社会成员积极参与重大社会活动的过程。”郑永廷将社会动员定义为人在思想层面变化发展的过程，他指出：“所谓社会动员，就是广义的社会影响，也可以称之为社会发动。它是指人们在某些经常、持久的社会因素影响下，其态度、价值观与期望值变化和发展的过程。”陈叶纪通过总结社会动员的要素、运作方式与特点，将社会动员定义为：为达到特定的社会发展目标而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包括传播、社区组织、网络与联盟建设、倡议与游说、资源筹集和社会行动，这些活动旨在促进决策层、操作管理层、受益群众广泛参与而改善自身相应的知识、态度、技能和行为，从而改善社会运行机制，实现预定目标。

（2）社会动员的内涵界定。

本书所讲的“社会动员”，兼有广义和狭义的含义。这种动员既可以从狭义的角度被看作是一种手段，即对人力、物力和精神等资源的调动，又与现代化的过程或表现相联系，并且涵盖了政治动员、资源动员和军事动员等各个领域的动员形态。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的观点，社会动员都作为一个动态性的、开放性的术语，与整个社会制度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迁息息相关。本书在整合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系统论视域出发，将社会动员视作一个由各种要素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和相关功能的动态过程来进行整体研究。据此，社会动员的内涵可以界定为：由动员主体、动员客体、动员介体、动员环体等各要素组成，通过主体对客体进行有目的的发动、号召、感化、组织和整合而形成一定动员结构，为了影响动员客体使其有意识地参与并形成自觉行动的一系列动态过程。

动员具有“整合社会力量、促进社会民众政治参与、调适社会心理、维持政治稳定”等功能。社会动员作为行为主体为实现特定政治、社会或者经济目标而进行的具有操纵性的社会活动，无论对于社会动员自身的行为主体、行为目标，还是行为客体、行为环体等要素，都发挥着重要的功能。总体而言，其主要功能表现在：其一，整合社会资源和力量，塑造主体权威；其二，协调社会矛盾与冲突，优化社会结构；其三，推进民众的社会参与，唤醒群体意识；其四，调适社会的紧张心理，维系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