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概念的界定

1.2.1 研究时间的界定

1840—1911年为晚清时期，1912—1949年为民国时期。而对于近代城市建设史的历史分期，则与不同时期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董鉴泓先生在其《中国城市建设史》（中篇）的近代部分将近代城市发展分为五个阶段：19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叶，五口通商，中国部分城市出现租界，并畸形发展起来；19世纪末叶至20世纪20年代，帝国主义扩大侵略，大量在中国设厂，一批租界城市发展迅速，租界畸形繁荣；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较大发展，城市工业发展迅速，人口增长，市区扩大，有规划的城市建设开始出现；20世纪20年代末叶至抗日战争以前，国民党政权建立，各地规划纷纷出台，城市建设进入最鼎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至新中国成立前夕，日本侵占中国大中城市，城市建设遭到破坏。

结合上述分期，笔者认为，可以将近代广州城市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

晚清时期（1840—1911年）：租界建设与城市建设初步扩展。这也是广州近代化的起步阶段，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建立起许多新式企业，但政权还掌握在封建统治者手中。

民国时期（1912—1937年）：近代都市形态基本形成。辛亥革命后，广州成为南方革命中心，城市的经济和建设都有很大发展；陈济棠割据广东后，广州的社会秩序相对稳定，为发展经济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工业和商业较发达，城市规模进一步扩展，城市建设受到重视，形成了广州经济与城市建设发展的高峰。这一时期广州的工业化速度加快，出现了第一个城市管理机构，并出现了一系列系统的城市规划建设，广州在城市建设方面取得较大的成就，近代城市形态基本定型。

抗日战争前后（1938—1949年）：战争破坏与灾区重建。这一时期广州城在日军的轰炸下迅速沦陷，广州经济与城市建设遭到严重破坏。1945年以后，广州曾出现短暂的经济复苏与繁荣，拟定了黄沙、西堤、海珠桥北岸、南堤等多个灾区（日本侵华时轰炸广州所致）的营建计划，但随后急剧衰退，城市经济与建设始终没有恢复到战前的水平。

本研究关注的重点在1912—1937年，尤其是在1921年广州市政厅成立之后，这一时期广州城市规划管理机构明确，各类城市规划与法规全面编制、城市建设在规划的指导下有序实施，可以说，这是广州真正意义上的、比较系统的居住规划建设第一次全面开展。因此，1921—1937年，将是本书的重点研究对象，但为兼顾研究的连续性，本书会将时间跨度放宽至1912—1937年。

1.2.2 研究空间的界定

本书研究范围为民国时期的“广州市区”。

《辞海》中对行政区域的“市”的概念进行了如下解释：“行政区域名，为许多国家所使用，工矿、交通、贸易和文化教育事业比较发达，人口比较集中的城市。”那么，什么是“行政区域”呢？《辞海》的解释是：“国家为进行分治管理而划分区域，这些区域都设有相应的国家机关。”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市作为行政区域，其设置应具备以下两个要点：一是有一定的区域，即市区；二是有相应的国家机关，我们可以称之为市的政权机关。换言之，两者同时具备才是我们探讨“广州市”问题的关键。

基于上述的两个要点，1921年2月15日广州市市政厅成立，政权机关出现，法制编纂委员会制定《广州市暂行条例》，划定广州市区，并于1921年开始实施。这标志着广州按照西方城市体制建立的现代城市的市制开始出现，并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单元第一次出现在国家政治版图上。

1921年广州市政厅成立后虽然规定了市区范围，但后来又认为：广州市“警察管辖所及之地方，人口日益增加，商务愈形繁盛，人民之生活程度、教育程度日益增高，深觉本市区域应谋拓展”。于是拟定出《假设展拓市区区域计划》呈报省长。该计划不仅根据广州当时的发展状况提出了权宜区域，而且从长远出发，拟定了广州未来发展的区域界限。省长陈炯明批准后，委托廖仲恺、胡毅生、陈达生、魏邦平、程天固等人，组织广州市市区测量委员会进行勘测。1923年12月最终确定了广州市权宜区域范围和拟定区域范围。

广州市拟定区域范围以山、河等自然地理屏障为界：东部拟以黄埔对河之东圃圩及沿下车陂涌，北上至水土岗为界；西部拟以增埗对河之两岛为界；西南部拟以贝底水、石围塘为界；北部拟以白云山为界；南部拟以河南及黄埔为界，“面积共计为290,000华亩”。由于广州市政举办之初，财政紧张，短期内难以实施拟定区域的扩展，因此市政府决定暂时采以权宜区域为界开展市政建设。权宜区域范围：“东界瘦狗岭，西沿牛牯沙，南至南石头，北临平安市，面积共92,000华亩。”权宜区域范围也正是民国时期城市建设，包括居住规划建设的集中建设范围，是本书的重点研究范围，但会适当拓展到“拟定区域”这一较大范围（图1-3）。

图1-3 广州市拟定区域和权宜区域范围

资料来源：李宗黄：《模范之广州市》，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

1.2.3 居住和居住规划建设

“居住”一词，本身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居住”之义，一是专指“住宅”, 《诗经·唐风·葛生》中“百岁之后，归于其居”、“百岁之后，归于其室”；晋人向子期的《思旧赋》中，更有“济黄河以泛舟兮，经山阳之旧居”的佳句，均属于此意；二则是指人们的身心活动，如古诗十九首《涉江采芙蓉》中“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唐代诗人韦应物也留下了“独无外物牵，遂此幽居情”的诗句，均属此意。居住是人类存在的基本特征，是人类生活最基本的需求和活动之一。

“居住”包括三个层面的内涵：一是指居住观念和居住思维方式等；二是指居住生活方式，包括在自然、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综合作用下形成的居住生活方式、居住规范及其相应的居住生活内容等；三是居住思想观念和居住生活方式的物化表征——居住空间的实体表现，如居住空间形态、居住建筑等。而上述三个方面则正是本书需要研究的几个角度。

居住规划建设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居住规划建设即是指住宅的规划建设，也是具体的建设行为；而从社会学、人类学的视角来看，可以将“居住”看成一个整体的社会、文化现象，而不是单纯的住房问题、建筑问题，广义的居住规划建设可以解释为，为满足人们身心活动的需求，构建居住环境，建立居住制度，完善居住政策，形成居住文化。本书研究的是广义的居住规划建设，即不仅仅关注具体的建设行为，更关注影响居住规划建设的居住规划理念、建设制度和居住文化。

需要说明的是，“居住规划建设”更强调民国时期居住从规划到建设的全过程，更侧重于新兴居住地区的开辟，因为这是在政府的规划引导下实现的建设行为，这将作为本书研究的重点，而对于民国时期现状自发建设，或是零星改建的居住区，没有规律可循，因此本书只是简略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