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理论基础
人才发展治理体系构建的重要理论背景是科技管理向科技治理的转型。
20世纪90年代,“科技治理”议题逐步兴起,其原因有三:(1)科技本身是一种群体合作行为,需要不同知识背景、不同资源、不同行为者之间相互补充,随着科学技术的自身发展,更多强调尖端跨领域,对科技资源的高要求必须通过区域甚至国家间协作才能满足,因此出现了治理问题。(2)从战略角度看,科技日益关系到国运和民生,不再是以往单纯的自由探索问题,各国政府普遍介入,引导科技发展,将科技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3)从策略角度看,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关,创新政策的功能也不能仅局限于解决创新活动中出现的问题。Schot指出,一方面,创新政策应着眼于创新活动的全过程,通过整个创新链条来鼓励投资,包括从初始发明、到改进创新,再到应用扩散;另一方面,创新政策应该为创新活动提供方便,包括进行前瞻性预见、开展创新试验、培育新的制度以及融合不同的专长与技能。
樊春良指出,科学与治理的意义在于加深对科学在社会中所起作用的认识,建立科学与社会间的新型对话关系,构建科学与决策相互支持的机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影响下,如何由科技管理向科技治理转型是领域内的关键问题,但其理论发展仍处于研究的初期阶段。
科技管理向科技治理转型的背景主要有两个方面:(1)技术创新范式转移凸显了科林格里奇困境(Collingridge's Dilemma)的重要性,使技术创新与社会期望和社会价值的匹配成为新兴技术治理的关键问题;(2)科技管理开始向多元的创新治理发展,政府不再垄断和支配一切科技创新资源,多元主体参与模式逐步替代政府单一主导模式,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共生的治理格局,“参与”“协商”“合作”成为创新治理的关键词。
人才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资源,在科技管理向科技治理转型的过程中,势必面临相似的问题,人才管理体制也将向人才治理体系转型。
一、技术治理
在科技管理向科技治理转型的过程中,技术治理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近年来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形成了技术伦理、技术风险及其控制、公众参与模式等多个研究视角,并逐渐发展出一些新兴学科。
如果一项技术的社会后果不能在生命周期早期被预料到,当其不良后果被发现时,技术往往已经成为社会经济结构中的重要部分,造成技术控制的科林格里奇困境,也是当前新兴技术治理面临的困境。近年来,新兴技术演化在促使生产力飞跃式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若干负向效应。以纳米材料技术为例,《科学》和《自然》杂志曾先后发表文章指出纳米材料与生物环境相互作用可能产生生物安全问题。技术创新的双重性以及创新对社会价值导向的嵌入,使以往科学社会契约的线性模式受到挑战,推动了技术创新范式的转移。这一趋势反映了“科学解放”以来,对研究与创新本身的反思与重构。科学家从自由追逐他们的想法,技术创新活动独立于政治、社会、道德问题的模式,转向共同生产的模式,在新的模式下科学家被看作社会参与者,同时公众逐步拥有影响科学研究轨迹的能力。Van de Poel认为将新技术的社会引入概念化为社会实验,有助于在社会中学习和了解新技术,获取关于新技术的更多知识,以及有助于科林格里奇困境的解决。
技术治理相关研究主要有以下三个视角:(1)政府科技治理视角下,技术治理指来自政府同时又超越政府的关涉技术发展的社会性公共机构及其行为,是建立在多个行动者公共利益的相互认同和博弈基础上的集体互动的管理过程。虽然仍采用政府视角,但技术治理包含了两个重要变化:首先,政府权威性发生变化,即政府不再独享技术决策的绝对权威,“行动者网络代替等级关系主导者决策过程”;其次,技术决策方式发生变化,权利运动不再具有自上而下的垂直结构,而是上下互动、左右通融的同一层面的网状结构。(2)社会治理视角下,技术治理研究强调公众参与,同时注重系统和网络,是一种新的对公民、科学与社会三方关系的再定位;(3)科技哲学视角下,多指“技治主义”(Technocratism),以技术治理为核心系统的社会治理理论,坚持科学管理和专家政治,要求社会运行的理性化,尤其是政治活动的科学化。
二、社会技术系统的可持续转型
科技管理向科技治理转型的理论研究成果仍十分有限,社会技术系统的可持续转型研究是这一研究领域内的最新成果。
社会技术系统的可持续转型研究,是对传统创新研究技术范式及演进逻辑的延伸,探讨如何将技术体制和范式演进同市场和科学外的社会制度联系起来。社会技术系统(Socio-technical System)具有多维度、多层次的特点,既是社会系统,包含组织网络和相关制度体系;也是技术系统,包括相关物理设施及技术、知识体系,多用于分析能源系统、供水系统、交通系统。可持续转型视角面向组织分析与政策调控形成了多层次视角理论框架,包括创新利基、社会技术体制、社会技术全景等三个层次。Geels和Genus等人认为,转型是外部环境、现有体制、创新利基中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根据三者作用方式的不同,社会技术系统的可持续转型形成了四种转型路径,即改革路径、技术替代、重构路径、分裂和重置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