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人工智能时代国际人才政策研究的新挑战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际人才队伍类型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总体来看，主要包括来华外籍人才、留学回国人才和在华外国留学生三大类。其中，留学回国人才是中国国际人才的主体部分，长期备受关注。外籍人才原先分为外国专家和《外国人就业许可证》持有者两种，自2017年4月1日“两证合一”之后，统称为外籍人才；在华外国留学生中的优秀毕业生近年来逐步成为中国引进国际人才的对象，目前主要在上海张江、北京中关村等地先行探索。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我国国际人才政策面临多重挑战。新时代人才争夺新格局和人才价值嬗变要求重塑人才发展治理体系，国际人才流动的新态势要求转变现有海外人才引进策略，新一轮科技革命引领创新范式转型要求革新人才创新创业治理模式，人才发展新需求要求进化人才培养模式。

一、新时代人才争夺新格局与人才发展治理体系重塑

人才资源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础性资源，由于人工智能对人才资源多维度的变革，人才的内涵、形态与集聚指向等发生了深刻变化，人才发展治理体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同时，国际国内人才争夺态势风云变幻。在国际层面，中美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美对中移民政策明显收紧，针对在美千人计划专家的调查愈加频繁，甚至限制高层次学术机构国际项目合作；在国内层面，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二三线城市抢人大战爆发，新型科技人才成为争夺焦点。宏观环境上的一系列变化对国内人才发展治理体系提出前所未有的全面挑战。因此，如何构建政府引导、市场导向、用人单位决定、社会参与、人才主动五位一体的多元化治理主体结构框架，已经成为新时期推进国家人才事业发展和人才全面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为此，《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构建科学规范、开放包容、运行高效的人才发展治理体系”，人工智能的时代背景与技术支撑无疑是题中应有之义。

2017年3月，人工智能首次被列入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中国未来将加大人工智能领域的“资金、技术、人员”投入，在注重人工智能研发与技术应用的同时，开始将人工智能时代的一些新技术、方法、理念和手段用于社会治理，包括构建人才发展治理体系。这为深入分析人工智能时代带来的深刻影响、顺势推进人才发展治理体系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理念支撑和方法支撑。针对新时期的人才治理体系，积极促进人才政策的可持续转型刻不容缓，亟须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给人才政策带来的全新挑战。

本书首先对新时代国际国内人才争夺的新格局进行总结（第二章），这是中国人才发展治理体系转型的重要背景。在此基础上，以科技管理向科技治理转型理论为基础，分别从宏观、中观、微观视角入手，分析人工智能影响人才发展治理的驱动因素，分析人工智能在战略层面和策略层面对人才发展治理体系的影响路径，最终对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才发展治理体系进行建构（第三章）。在此框架指导下，后续研究重点对海外人才引进政策、海外人才创新创业治理、人才培养模式三个方面进行探索。

二、国际人才流动新态势与海外人才引进策略转型

从学理层面来说，传统的研究范式在解释国际人才复杂的流动态势方面已显力不从心，“人力资本国际迁移”研究范式初步形成，出现了基于“人”“才”分离的全新流动形态。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使国际人才柔性流动成为人才流动的普遍模式，大大促进了人才在国家间的流动，促进了知识的交流共享。人才流动由地域指向和组织指向逐渐向网络指向方向发展。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深刻影响国际人才争夺局势，新型科技人才在国际范围内的流动也呈现出新态势，上述变化正在持续引发各国海外人才引进政策的主动转型。自中美贸易摩擦开端以来，国际人才流动态势风云变幻，特别是中美间宏观环境的变化使两国间人才流动的不确定性急剧上升，对中国海外人才引进政策将形成大范围影响。近年来，不仅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传统移民国家在高层次技术人才引进政策上开展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以日本为代表的非移民国家也开始加大国际人才引进力度以缓解劳动力紧缺压力，主要发达国家在海外人才引进政策转型方面的经验，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国际人才延揽方面的做法值得中国借鉴，中国海外人才引进政策转型刻不容缓。

本书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人才流动新态势进行了探索（第四章），以人工智能人才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数据抓取和简历回溯分析，对海外华人人工智能人才的回流趋势进行分析，总结了海外华人人工智能人才的分布情况、回溯情况和主要特征。在此基础上，本书第五章选取美国、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为案例分析对象，对当前传统移民国家和非传统移民国家的海外人才引进政策转型经验进行总结，结合中国现阶段面临的新挑战，提出了中国海外人才引进模式转型的对策建议。

三、创新范式转型与海外人才创新创业治理模式创新

应当注意到，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治理正在步入新的阶段，创新范式本身开始重视技术创新与社会期望、社会价值的匹配。这种范式转移反映了自波兰尼“科学解放”以来对于研究与创新本身的反思与重构，科学家从自由追逐他们的想法，研究与创新活动独立于政治、社会、道德问题的模式，转向共同生产的模式。在新的模式下科学家被看作社会参与者，同时公众对于研究与创新的质疑以及所涉及的基于价值性的问题可以影响科学家科学研究的轨迹。社会技术系统转型理论认为，转型来源于创新利基、现有机制、宏观环境的共同作用。新一轮科技革命过程中，新兴技术演化一方面使社会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飞跃式提升，另一方面也引发了不少有关环境健康、伦理法律的争议和忧虑，反映了新兴技术双重性特征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正向或负向的关键性影响，要求新兴技术治理理念和手段的转型升级，因此也对人才创新创业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随着中国经济的稳步发展，海外人才近年来加速回流。截至2016年，中国留学回国人员总数已经达到265.11万人，其中2016年归国人数超过40万人。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产业转型升级已处于关键阶段，国内各类经济主体为海归创新人才提供了大量发展机会，同时创新创业生态体系的营造吸引了更多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创业。作为创新活力带动的中坚力量，海外创新创业人才归国后仍面临诸多问题，部分人才难以融入国内体系，人才创新创业激励机制不完善，使再本土化成为制约瓶颈。因此，如何选择合适的海外人才创新创业治理模式，更好地发挥海外人才在创新创业领域的示范引领作用，是当前亟待研究的重要议题。

本书第六章详细分析了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下的创新范式转型趋势，为研究海外人才创新创业治理提供了背景支撑。本书第七章在总结人工智能时代人才激励新挑战的基础上，选取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治理模式为主要研究对象，在构建海外人才创新创业治理模式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借鉴网络嵌入理论，通过双案例比较研究的方法，以上海基地和武汉基地为案例研究对象，总结了海外人才创新创业治理模式的主要类型和特点，并在此基础上从海外人才创新创业需求和本地创新生态供给的匹配过程入手，阐述了两类治理模式的选择路径。

四、人才发展新需求与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人工智能时代下新型科技人才在发展过程中不断体现出区别于以往的新需求。与传统产业不同，人工智能产业的最大特质在于“智”，属于高度的知识技术密集型、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因此能否吸引和留住人才往往是企业发展成败的关键，正确理解人才发展的需求特点则有利于企业真正留住、用好人才。目前，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方兴未艾，人工智能产业远未成型，以人工智能人才为代表的新型科技人才的特点、发展需求等都略显模糊，亟待开展实证研究工作以指导人工智能人才培养模式创新。2017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以及2018年教育部发布的《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为新型科技人才培养提供了新思路。在高校逐渐开始建立人工智能人才培养体系的基础上，由于人工智能人才不同于以往的能力结构要求和发展需求特点，以人工智能人才为代表的新型科技人才在培养方式上势必演化出多种跨组织协作的新兴模式，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价值。

本书第八章主要聚焦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才发展新需求，选取浦东新区人工智能人才为问卷调查分析对象，通过结构性分析总结了人工智能人才发展需求新特点，为面向未来的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提供了数据支撑。本书第九章在归纳人工智能时代人才培养新挑战的基础上，采用案例分析方法，对科大讯飞的产教融合型人工智能人才培养模式以及西浦创业家学院教育与管理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研究，旨在为人工智能时代下应对人才培养新挑战提供思路和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