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王铃

汪荣祖

时间过得真快，亡友王铃逝世已二十五年矣！记得1970年的秋天，我正忙于完成博士学业，听到王铃教授应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之邀来访，知道见面有期，甚是期盼。他与英国李约瑟（Joseph Needham）合作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早已闻名学界，读其书，再能见其人，岂不快哉！他们一家来到之后，住在与我同一宿舍小区内，得以常常过从。我乘假期曾开车带他们一家南下到加州游玩，在斯坦福大学见到老友马大任，当时是胡佛图书馆的馆长，大家聚谈甚欢，曾拍照留影。

王铃虽长年住在西方，仍然习惯吃中餐，自豪能做一道好菜，叫菠菜炒猪肝，说是既好吃又补身，不止一次送到我家来，说实话味道很一般，但盛情可感！他的夫人露丝（Ruth）虽是澳洲白人，却很像中国的贤妻良母，家里大小事务都依从王铃；对两个男孩，当时还是小学生，尤其爱护备至。每当黄昏时分，看到王铃追赶两个聪敏又顽皮的孩子回家，跑得气喘吁吁，甚是有趣。他怨他老婆老年得子过于宠爱，以至于无法管教。但看在我眼里，他又何尝不十分怜爱这两个可爱的儿子呢。

左起：王铃、马大任、汪荣祖，前为王铃的两个孩子，1970年摄于加州斯坦福大学

相识之后，自然会问起他与李约瑟合作的事。确如众所周知，他于南京中央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因得到傅斯年的赏识，进入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做助理研究员。史语所因抗战内迁到李庄，李约瑟于1943年来访，他是科学家，想要研究中国的科技，傅斯年便把研究古代火器的王铃介绍给他。两人一见倾心，李约瑟得到他亟需要的助手，王铃则在战后1946年，因李约瑟的推荐，获得英国的奖学金赴剑桥大学留学，同时充当李约瑟的助手，两人合作长达十年之久。他说那时正当而立之年，年富力强，当我见到他时，他已年过半百，虽然仍在中年，但身体有点发福，头发已经微秃，讲话时牙齿也显得有些动摇，自称是当年在堆满古籍的斗室内日夜工作的“成果”。李约瑟是科学家，非通汉学，他的中文程度也很有限，读不懂文言古文。收集资料，将资料翻译成英文，这部分巨大的工程必须依靠王铃。其实，王铃的贡献尚不止于此，他自己也是科技史家，对中国古代科技有深入的研究。他在中央大学毕业后，为傅斯年赏识而拔的尖子之一。王铃说李约瑟这位科学家文笔绝佳，亲眼见到老李下笔如有神，但是如果没有王铃提供源源不绝的“米”，李即使是巧妇，又如何能作无米之炊呢？李约瑟于1954年出版《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时，在前言中也承认说，王铃具有中国史的专业训练，于日常讨论写作时帮助极大，中文史料的翻译十之七八由他起草。不仅此也，王君慧眼细察可用的原手史料，而后以其科学史的观点确定史料的重要，并予以解释。李约瑟更进一步说：若无王君的合作，这本书即使能够完成，不仅需要更长的时间，而且必定会有较多的错误。李没有提到的是，王铃无意中透露，他研究《九章算经》的博士论文，实际上已入了中国科技史的章节。王铃的贡献如此之大，但我们发现《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前二卷，作者署名李约瑟，王铃只是“研究助理”（research assistant）；在1971年出版的第四卷第三册封面上写的是“得到王铃的特别协助”；到1986年出版的第五卷第七册，写明的三位合作者中有王铃的名字，还只是“合作者”（collaborator），何其卑微。如果公平的话，王铃应该是“第二作者”（the second author）。但王铃真的一点都不在乎，他毫不犹豫对我说：《中国科学技术史》完全是李约瑟的书。此话并非偶然，我见到他将文稿随意乱放，并不积极整理出版，甚至被人拿去发表也不在意。他有真才实学，但觉得成就不必在己，他就是这样的洒脱。

王铃给汪荣祖的英文信

王铃的特殊学问为识者所知，他对中国古代《九章算经》、中国古代计时等，都有研究论文发表。他对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以及炼丹术、火箭等也有研究，并于1957年前后，成为国际自然科学史协会的会员。何炳棣教授在写《东方摇篮》（the Cradle of the East）（1975）一书时，当遇到古代科技问题，不时从芝加哥打长途电话到澳洲京城堪培拉（Canberra）与王铃商讨，一谈就是一两个钟头。王铃说笑时说，与他同年龄的何炳棣精力充沛，钻研精神十分可嘉，有时候兴起，忘了时差，半夜三更也会接到他的电话。到1988年的8月，美国华人协会召开第五届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当场表彰王铃与其他两位李约瑟的合作者，并授予奖金。

王铃没有与李约瑟始终其事，主要因为生计，他取得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后，不能继续靠微薄的助理工资做繁重的研究工作过活。据他说，有一次李约瑟开车，他坐在旁边，因精神不继，车门没关好，在公路上突然掉出车外，几乎丧命。他为了成家立业，遂于1958年应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聘请，出任大学研究院远东学院历史系的研究员，并曾代理系主任，自此在堪培拉定居，娶妻生子。在此期间，他常到英美等国大学讲学，成为国际知名的学者。

王铃在澳洲国立大学有一位同事好友，姓骆名惠民。骆是新加坡的华侨，能讲流利的普通话，带浓重的闽南口音，二战时日军侵占新加坡，他远赴四川入燕京大学读书，战后赴英国剑桥大学留学，于是来自天南地北的王铃与骆惠民，不期在异域相遇、相识而成为亲密的好朋友，最后都到澳洲国立大学当研究员。我与骆惠民相知更深，见面的机会比王铃还多，从骆那里听到不少王铃的趣事。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在剑桥同住，有一次王铃带女友回来，居然来了两个女孩，原来另一位是给骆惠民的，骆说起此事仍忍不住大笑，王铃就是这样的“体贴”，连自己交女友，也未忘好友。1988年的夏天，我应邀访问澳洲国立大学，骆兄热情接待，他还带我去见王铃，敲门入内，多年不见，王铃老眼昏花，把我误为王浩，看清楚后，腼腆失笑，坚持要请我吃饭。

左起：骆惠民、柳存仁夫妇、汪荣祖，1988年摄于澳大利亚

王铃这一代旅外学人，都有浓厚的祖国之恋，他直到1982年6月，才有机会回国讲学，接待单位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当时的所长是席宗泽院士。直到1992年11月22日，王铃偕妻子回到故乡南通，准备营造新居，作长久之计。我在1993年的春天到台北南港中研院访问，住在活动中心，王铃因南通新居尚未建成，亦来中研院访问，因而巧遇，又得在天涯相逢，欢聚多日。有一次谈到旧诗，他吟起唐诗来，铿锵有致，颇具江淮一带的声调，原来他家学渊源，老宅书香满室，自幼得到旧学的熏陶，难怪他用古文资料，得心应手。

他毕竟经过困苦的八年抗战，深知物业维艰，养成非常节俭的习惯，因此住在活动中心嫌贵，一定要到附近租便宜的民房居住，于是要去买旧家具等等，弄得他的澳洲老婆焦头烂额。王铃从台北回到南通后，历经半个世纪的海外漂泊，终于落叶归根，他在南通职大、南通医学院授课外，同时要他的澳洲太太教英语，受到南通当地乡亲们的热烈欢迎。不幸未满一年，王铃在南通的家里，突然心脏病发作，于1994年6月13日，逝世于救护车上，享年七十六岁。王铃的长子麦克斯（Max Wang），当年我初见的男孩，已长大成人，在追悼会上说：他父亲的一生，长期生活在海外，但他对出生地南通怀有深厚的感情，回到家乡后甚是兴奋，他认为故乡才是真正的家。据说他的澳洲夫人露丝，遵照王铃的遗嘱，将骨灰一半留在南通，与母亲和姨母合葬；另一半骨灰带回澳大利亚，他曾经长时间居住过的异乡。我回忆王铃，深佩他功成不必归己，盛名不妨由人；旅外不忘故乡，回乡不忘旧情，不禁感发得句曰：

话说王铃成绝学，无何约瑟独高名；

终偿宿愿归乡里，埋骨犹怀异国情。

2020年2月22日写于林口大未来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