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吕柟讲学活动与明代关学重构

一、吕柟遗著综述

在现存的关学典籍中，如果说，张载的书最难读，只有依靠诸如《正蒙注》、《正蒙解》、《正蒙释》、《正蒙初义》之类的诠释，才可通晓大意；那么，吕柟的著述虽不难读，却异常丰富，遍及经、史、子、集四部，其“著作之富”，在明代文士中，虽不能同同时代的杨慎（升庵）相提并论，但在明代理学家中，却少有人与之堪比。就我所见所知，主要有（1）理学著作八种：《泾野先生五经说》（包括《周易说翼》三卷、《毛诗说序》六卷、《尚书说要》五卷、《春秋说志》五卷、《礼问》二卷）、《四书因问》六卷、《泾野子内篇》二十七卷与《外篇》二卷（语录）、《宋四子抄释》（包括《周子抄释》三卷、《横渠张子抄释》六卷、《二程子抄释》十卷、《朱子抄释》二卷）、《泾野先生文集》（嘉靖原刻本三十六卷、万历选刻本三十八卷）、《续刻吕泾野先生文集》八卷、《别集》（诗集）十三卷、《诗乐图谱》十九卷（台北“国家图书馆”藏有嘉靖刻本）等；（2）史志类著述六种：《晋游杂记》一卷（五篇）、《十四游记》一卷、《解州志》十二卷、《高陵县志》七卷、《阳武县志》三卷、《陕西通志》三十八卷（晚年与马理等合纂）等；（3）文献编纂类五种：《司马文正公集略》三十一卷与《诗集》七卷（台北“国家图书馆”藏有嘉靖四年平阳府河东书院原刊本）、《义勇武安王集》六卷（台北中研院史语所藏本）、《文潞公集略》四十卷和《中秘元本》二十卷（台北“国家图书馆”藏有万历刻本）等有关三国关羽、北宋司马光、文彦博的文集选编，及摘编经籍史子的文粹；（4）存目十九种：据《泾野先生文集》、《溪田文集》、《献征录》等记载，吕柟尚有《小学释》、《小学训》、《仪礼图解》、《盐规发明》、《史约》、《史馆献纳》、《署解文移》、《南省奏稿》、《寒暑经图解》、《渭阳公集》（吕柟父文选）、《宋氏族谱》（吕柟母族谱）、《魏氏族谱》（吕柟祖母族谱）、《宣府昭德祠十二公传》和校正抄编的《汉纪》、《释名》、《横渠先生易说》、《乡约集成》、《晦庵朱子文抄》、《博趣斋稿》等今已失传的著作。总括以上理学、史志、校编和存目四类著述，共计三十八种之多。这同吕柟七世孙吕吉人在《内篇》跋文所说的“先生著作三十部奇”、同邑后学樊景颜在《内篇重刻纪事》中称“知先生书目三十六部”等记载大体相合，比吴有能《吕泾野先生著述考略》所谓“吕氏著作共有二十八种之多”，显然又多了十种。欲知吕柟其人其学及其如何重构关学，就得从这些著作入手。

现在，先把上述主要理学著作尽可能还原于吕柟学行经历和讲学活动的历史语境中，看看他写作、编纂这些著作的本来意图和用心到底为何。

总的来说，吕柟和秦州周蕙（小泉），渭南薛敬之（思庵）、南大吉（瑞泉），咸宁张鼎（大器）、李锦（介庵），三原王恕（端毅）、王承裕（平川）父子、马理（溪田），朝邑韩邦奇（苑洛），泾阳郭郛（蒙泉）、吕潜（愧轩）、张节（石谷），蓝田王之士（秦关）与长安冯从吾等几乎所有明代关中理学家一样，其生平学行，大体都是由学校而科举、登科而为官、在官不长而归居聚徒讲学，终以著述立说、重构关学为旨归。所以，史有理学“儒臣”或“名儒”之称，亦可谓“士大夫理学家”或“关中理学士人”，关中既是他们走上仕途的起点，也是他们退居讲学的终点，因而他们不同程度上都有比较鲜明的“横渠关学”意识；又因他们按明代“南人官北，北人官南”的选官祖制，必须回避本籍而在外地任官，因此，他们不同程度上又都有超越关中地域的“宋明理学”意识。他们都是在这两种意识支配下来重构关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