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钱德洪序——成书之缘

明嘉靖三年（1524年）十月，王阳明的门人南大吉命其弟逢吉校刻《续刻传习录》于浙江绍兴，分上下两册，上册即《初刻传习录》，下册为王阳明论述学术的书信九篇，并附“示弟立志说”和“训蒙大意”，此续刻本即今本之中卷。

钱德洪（1496～1574），初名宽，字洪甫，浙江余姚人，号绪山，时称绪山先生。王阳明之大弟子，他是王门“授业师”之一，待子弟严而有礼，教学上因势利导。在入京殿试途中，闻阳明先生病逝，即不试而奔丧。三年后，即嘉靖十一年（1532年），中进士。官至刑部郎中，后在野三十年中以教授为生。著有《阳明先生年谱》《平濠记》等，其主要哲学言论见于《明儒学案》中所录《会语》和《论学书》等。

【原文】

先生初归越时，朋友踪迹尚寥落。既后四方来游者日进。癸未年已后，环先生而居者比屋。如天妃、光相诸刹，每当一室，常合食者数十人，夜无卧处，更相就席，歌声彻昏旦。南镇、禹穴、阳明洞诸山远近寺刹，徒足所到，无非同志游寓所在。先生每临讲座，前后左右环坐而听者，常不下数百人。送往迎来，月无虚日。至有在侍更岁，不能遍记其姓名者。每临别，先生常叹曰：“君等虽别，不出天地间，苟同此志，吾亦可以忘形似矣。”诸生每听讲出门，未尝不跳跃称快。尝闻之同门先辈曰：“南都以前，朋友众游者虽众，未有如在越之盛者。此虽讲学日久，信孚渐博。要亦先生之学日进。感召之机，申变无方，亦自有不同也。”

昔南元善刻《传习录》于越，凡二册。下册摘录先师手书，凡八篇。其答徐成之二书，吾师自谓“天下是朱非陆，论定既久，一旦反之为难。二书姑为调停两可之说，使人自思得之。”故元善录为下册之首者，意亦以是欤！今朱、陆之辨明于天下久矣。洪刻先师《文录》，置二书于外集者，示未全也，故今不复录。其余指知行之本体，莫详于答人论学与答周道通、陆清伯、欧阳崇一四书。而谓格物为学者用力日可见之地，莫详于答罗整庵一书。平生冒天下之非诋推陷，万死一生，遑遑然不忘讲学。惟恐吾人不闻斯道，流于功利机智以日堕于夷狄禽兽而不觉。其一体同物之心，终身，至于毙而后已。此孔孟以来贤圣苦心，虽门人子弟未足以慰其情也。是情也，莫详于答聂文蔚之第一书。此皆仍元善所录之旧。而揭“必有事焉”即“致良知”功夫，明白简切，使人言下即得入手，此又莫详于答文蔚之第二书，故增录之。元善当时汹汹，乃能以身明斯道，卒至遭奸被斥，油油然惟以此生得闻斯学为庆，而绝无有纤芥愤郁不平之气。斯录之刻，人见其有功于同志甚大，而不知其处时之甚艰也。今所去取，裁之时义则然，非忍有所加损于其间也。

【译文】

先生刚开始回到绍兴的时候，来拜访的朋友还寥寥无几。后来，从四面八方来求学的人与日俱增。嘉靖二年（1523年），与先生比邻而居的人也变多了。比如天妃、光相等古寺里，每间屋子里一起吃饭的都是几十个人，晚上都没有睡觉的地方，大家只能轮流睡觉，歌声通宵达旦。南镇、禹穴、阳明洞等，远近的寺庙里面，只要能够走到的地方，都是志同道合的求学者们在居住。先生每次来讲学，前后左右围坐的听众常常不下几百人。迎来送往，一个月当中没有一天是空闲的。甚至有人来这里听讲，就听了一年多，先生都不能完全记清楚他们的姓名。每次告别的时候，先生常常感叹地说：“你们虽然与我分开了，但也在这个天地之间。如果我们有着共同的志向，我就算忘掉了你们的容貌也没有关系。”学生们每每听完讲出去的时候，没有不欢呼雀跃的。我曾听同门的长辈们说：“来南京之前，虽然问学的朋友很多，但还是没有在绍兴的时候多。这固然是因为先生讲学的时间长了，获得的信任也就更多了，但主要还是在于先生的学说与日俱进，感化学生的时机和开导学生的方法，都能够应用自如，所以效果也自然有所不同了。”

过去，南元善在浙江绍兴刻录《传习录》，共上下两册，下册是先生的八封书信。其中《答徐成之》有两篇，我们先生自己说：“世人褒朱熹而贬陆九渊的定论已经许久了，一旦要把这种定论推翻过来十分困难。这两封信可以说是能够调停两家的说法，使得人们思考，从而得出准确的结果。”所以下册的开头就是这两封信，南元善的用意也是这个！到今天，人们对于朱、陆两家的争辩已经很熟悉了。我对先生的《文录》进行刻录的时候，在《外集》中放了这两封书信，意图是想表明书信并不能完全反映先生的观点，所以在这里便没有再收录了。其余，谈到知行的本体，没有比《答顾东桥书》与《答周道通书》《答陆清伯书》《答欧阳崇一书》这四封书信更详尽的了。而论述格物应为学者日常所做的功夫，最详细的是《答罗整庵》这封信。先生平生冒着世人的否定、诋毁和诬陷，万死一生，虽遑然无定，但仍时刻不忘讲学，只怕我们这些人不懂得他的学说，而流于为追逐功名利禄而巧用心智，最后有一天堕落到和夷狄禽兽一般，而不能发现先生一辈子都在兢兢业业追求与天地万物同心，至死方休。这也是孔、孟以来圣贤们的苦心，虽然门人子弟们并不能够宽慰他们的至情。这种至情，在《答聂文蔚》的一信中写得最详尽。这些都是南元善以前刻录过的信。而详尽揭示孟子所说的“必有事焉”就是“致良知”的信，则莫过于先生的《答聂文蔚》的第二封信，它明白简易，使人听了就能入门，所以我也把它增录了进来。南元善当时激昂慷慨，能够以身犯险，讲授阳明学说，以至遭到奸邪排斥，但他仍旧欣然因平生能学到王阳明先生的学说而庆幸，在心中全没有丝毫郁闷不平。他刻录《传习录》，世人只看见了这本书对大家有很大的作用，而不知道他当时处境的艰难。现在我对《传习录》进行增删，并非忍心对他的刻录有所损害，而只是出于对目前情况的考虑。

【解读】

钱德洪作为王门“授业师”，受王阳明思想的影响是很深的。后期的钱德洪充分发挥了王阳明的“我的灵明”论。这篇序中，前一部分介绍了王阳明辞官回到越地后的讲学情况；后一部分钱德洪对《传习录》的编排、刻印等有关问题做了些说明，这对我们今天了解这本书有一定的参考作用。其中有关对王阳明思想观点的概述，对本卷的内容做了一个简要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