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坝教会五大学的联合办学经过
谢长法(1)
抗战时期，华西坝是内迁大学形成的极负盛名的学术中心。内迁至此的四所教会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和燕京大学，受华西协和大学接纳，借其校园、校舍、实验室和图书设备等，并利用地域优势和各自的师资力量，资源共享，学科互补，积极开展校际学术交流与合作研究，使华西坝出现了“教会五大学”（以下简称“五大学”）联合办学的盛况，成为当时教育界一道亮丽的风景。
一、五大学联合办学的措施
（一）资源设备共享，合理运用
由于战争原因，使得五大学资源匮乏、设备匮乏。为此，它们采取共享的原则，以充分发挥有限的资源和设备的作用。
对于长途跋涉、历经艰辛内迁至华西坝的四所教会大学来说，首要的是解决校舍问题，以安定下来尽快恢复正常教学秩序。尽管华西协和大学校园面积广阔，占地约千亩，有教室、学生宿舍80余所，但要为陆续内迁到此的数所教会大学解决校舍问题也并非易事。为此，华西协和大学积极思考解决方案：首先，采取共用、租借、再建等办法，尽最大努力为内迁各教会大学解决校舍问题。如尽可能缩减本校师生的用房空间，将女生院的一部分宿舍和一幢男生宿舍腾出供内迁学校学生住宿；把体育馆暂时作为内迁四所大学的学生食堂；把附属医院新建的洗衣房隔开作为教室使用；在周边购地新建简易房舍；重新维修地下室，将安装上老虎窗的阁楼作为实验室；将教学楼两侧过道加装隔板后作为办公室，等等。其次，合用已有设备资源。如，对生物教学楼采取分配使用，“所有教室、办公室、实验室及储藏室计约40间，除六教室及实验室公用外，计金陵大学用20%，金女大用15%，齐鲁大学用15%”，华西协和大学及生物材料处则用30%左右。(2)
除了校舍共享外，图书仪器等教学设备也实施共享。由于当时四校均为仓促迁来，图书或未能及时运出，或在途中丢失殆尽。为此，华西协和大学乃将本校图书馆向各校开放，并想方设法在已经极为有限的空间内为内迁四校提供图书存放地，从而有效地解决了后者的图书荒。据《华西协和大学校刊》1944年第10、11期合刊记载：本校“特辟本馆南北两隅房舍，为金大及金陵女大之图书馆馆址，遇有重要事件，并可彼此直接面商，而于各校师生借阅时，亦不致感分歧涣散，有劳跋涉之苦”。不仅如此，在实验仪器方面，华西协和大学与各校也是共同使用，尽量满足各校需要。据统计，各校尤以向数理系、生物学系借用仪器为多。如金陵大学向数理系每周借用普通物理仪器、光学仪器及电池两至三次；齐鲁大学每周向数理系借用电池、砝码、精确电池计、各种电流表等；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平均每周向生物学系借用显微镜30次。(3)
这种精诚团结、共渡难关的精神，为内迁四校在华西坝顺利恢复教学秩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正如齐鲁大学所表示：“自敝校因战事迫近济南，仓卒迁蓉，图书仪器均陷敌手。五年来幸赖友校之支助，得以弦歌不辍。”(4)
（二）实行自由选课，联合教学
抗战时期物价高涨和各校办学经费支绌，使得五校不得不进行联合教学。而且内迁四校各有其学科优势，五校汇聚了一批知名专家、学者，客观上为各校在教学上的合作提供了可能。所以，面对经费不足和师资缺乏的实际困难，实行自由选课、联合教学成为自然和必然的选择。其中，既根据情况实行校际免费自由选课，互认学分，也有根据各校优势分工开设课程，还有五校间师资互聘，相互邀请指导学生，可谓形式多样，措施多多。
当时，汇聚在华西坝的五所教会大学设有文、理、法、医、农等五个学院计六七十个系科，各校开设的专业、课程各有所长。因此，为整合各校课程，各展所长，减少重复设课，节约办学经费，对部分课程采取统一安排（统一课程表、统一课程名称、统一学分等）、分别开课的办法，允许学生在校际间自由选课。学生只需办理相关手续，无需交纳任何费用，各校均承认校际间选课修读的学分。如，五校中文系一年级的国文课即采用统一的标准，并使用华西协和大学中文系所编的统一国文教材。1943年秋，更成立“五大学中国文学系常务委员会”，共商文学系的课程开设和各校课程分工问题。如，语言学和声韵学课，即由华西协和大学吴叔湘教授和闻在宥教授担任。五校经济系的课程中，经济学原理、经济思想史、西洋经济史、高级经济学、经济地理、政治学，由华西协和大学开设；国际投资、保险学、工商管理与组织合作，由燕京大学开设；政府会计由金陵大学开设。生物学系中，华西协和大学开设动物组织学、生物技术学、动物器官学、高级动物分类学等课程，齐鲁大学开设无脊椎动物学、原生动物学、寄生虫学等课程，金陵大学开设动物胚胎学、遗传细胞学、比较解剖学、进化论等课程，而植物生态学则由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与华西协和大学合作开设。
正是因为采取了自由选课、联合教学等多项措施，五大学学生跨校修读人数和课程门数众多。据统计，1944年秋，金陵女大学生到各校上课的人数为336人，涉及90门课程，总计794学分；各校选修金陵女大课程的学生人数也有189人次，涉及69门课程，计541学分。(5)另据华西协和大学教务处对各校学生选课情况统计，是年冬，齐鲁大学有184人、金陵女大有89人选修华西协和大学的课程，其中选修两到三门者计400多人次；华西协和大学学生选修金陵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女大课程的学生人数分别为106人、76人和48人。(6)
校际免费自由选课办法的实施，使得在课程开设上各校统一规划、优势互补，不仅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五校因师资缺乏而影响课程设置的问题，也节约了开支，保证了正常教学的进行；更极大拓宽了五校学生听课的选择余地，为他们构建了广泛汲取知识、接触各校名师的平台，大大调动了五校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如，当时金陵大学文学院哲学心理学系开设的“军事心理”“战争哲学”“人生通论”等适应抗战需要的新课程，即受到各校师生的普遍欢迎，除其本校学生选修外，其他各校学生也极为踊跃选修。而该系心理学教授蔡乐生所开应用心理学和儿童心理学课程，“五大学同学均有选读者，讲解内容极为精邃，听者无不笑逐颜开”(7)。再如，金陵大学无法开设“地质学”这一农学院学生专业必修课，而金陵女大学已开设此课，且由著名地质学专家刘恩兰教授任教，金陵大学农学院众多学生纷纷前来修读，并认为“得益很多，终生受用”。在燕京大学1944年度的报告中，曾这样评价五校理学院在课程开设上的合作：“成都5所基督教大学的理学院相互间的合作恰到好处。在1943—1944学年，所教的课程很少有重复，任何一所大学一年级以上的学生都能在其他任何一所大学中选上任何一门课程。1944—1945学年各校课程的重复情况将会完全消除，教学大纲砍掉了许多很少有学生选修的课程，从而更为合理。”(8)
教会五大学联合办学除体现在课程等方面外，还体现在师资的互聘方面。由于五大学内迁为华西坝带来了优秀的师资，使这里一时成为才俊荟萃之地，各校也充分利用宝贵的人才资源，聘请知名学者来校任教。如，华西协和大学聘请齐鲁大学医学院著名病理学专家侯宝璋教授和眼科学专家陈耀真教授到校兼课；肖公权教授则受聘于金陵大学、燕京大学和华西协和大学；本是受燕京大学聘请前来成都的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受聘为华西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和金陵大学教授；受聘为齐鲁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主任兼国学研究所专任研究员的著名学者钱穆，则被聘为燕京大学和华西协和大学教授；金陵大学的刘国钧教授和李小缘教授与受聘于金陵大学和华西协和大学的蒙文通教授，则共同被聘为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名誉导师。
（三）学术科研交流形式的多样化
1．互邀专家学者举办学术讲座
五大学在办学期间，经常互相邀请专家学者举办学术讲座，从而不仅加强了各校间的学术交流，而且也密切了各校间的关系。
如齐鲁大学先后邀请金陵大学历史系主任贝德士教授和图书馆馆长李国钧教授分别演讲“南京现状”和“图书馆在大学中之地位”；金陵大学邀请齐鲁大学病理学教授做题为“人体的防御机能”的学术报告，请华西协和大学张凌高校长讲演“求学的真正目的”等。各校互邀教授学者开设讲座，有时以学校名义进行，有时亦以系科和社团名义。如，华西协和大学乡村教育系邀请金陵大学袁伯樵教授讲演“中等学校之行政问题”，齐鲁大学政经系邀请燕京大学教授赵人俊博士讲演“中国经济之特质”；金陵大学史学系与国学会联合邀请齐鲁大学叶绍钧教授讲演；金陵大学哲学心理系教授蔡乐生受华西坝公社之邀讲演“社交之艺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历史系斯派司（E. Spicer）教授受金陵大学历史学会之邀作学术讲座；金陵大学中文、历史、社会三学会联合举行讲座，邀请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蒋荫恩演讲“同盟国胜利之把握何在”；金陵大学金陵学术励进会邀请燕京大学校长梅贻宝作题为“战后新中国的教育”，等等。
2．联合创办学术刊物和研究机构
为了加强学术研究，虽然战时条件艰苦，但五大学还是联合创办了一些学术刊物。如1941年，金陵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和齐鲁大学三校的中国文化研究所接受哈佛燕京学社的提议，经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主任李小缘、华西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主任闻在宥和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顾颉刚讨论，决定联合创办《中国文化研究汇刊》，该刊至1951年共出版10卷，发表大量富有开拓性和较高学术价值的学术论文，涉及考古学、考据学、历史学、语言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文化学、人口学等学科。1942年，几校又联合创办面向全国的权威性医学学术刊物《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由齐鲁大学杜儒德教授主编，每年出版4期，至1945年10月共发行13期，不仅推动了医学界的科学研究，而且保存了大量医学文献。
除联合办刊外，1941年，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齐鲁大学还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边疆学会，主要从事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的调查、设计和研究工作。1942年，五大学又联合成立了东西文化学社，由华西协和大学文学院院长罗忠恕担任社长，五大学校长张凌高、陈裕光、吴贻芳、汤吉和、梅贻宝任名誉会员，钱穆、蒙文通、何鲁之等著名学者任常务委员。学社不仅定期举行学术座谈会和讨论会，而且还组织接待来华讲学的国外学者，使之成为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重要窗口。当时，英国剑桥大学生物化学、胚胎学教授李约瑟及牛津大学希腊文字学教授陶斯德等来讲学，都由东西文化学社负责接待。
此外，五大学还积极开展具体研究领域的合作。如，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国边疆学会与华西协和大学设立的华西边疆研究会、华西边疆研究所密切联系，既互相配合，又各自独立开展研究，进行实地考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与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合作，创办“儿童行为指导所”，旨在为出现孤僻、多动、习惯性撒谎等异常表现的儿童提供必要的治疗。在自然科学领域，1943年，金陵大学吴绍骙教授与华西协和大学、齐鲁大学联合医院X光部主任工程师谷润德合作，开展了利用透视病人时的X光余光照射稻种的实验研究；1945年，吴绍骙又与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丁德泮教授合作，进行以定量X光照射稻种及已发芽种子的辐射育种试验。
二、五大学联合办学的成效
五大学的联合办学，使得各校不仅得以正常开展教学工作，而且新的课程不断增设，科系设置有所增加，同时也促进了学术成果的不断问世。
（一）保证了新课程得以不断开设
如1942年春季，华西协和大学经济学系新开设银行会计、公司理财、合作经济政策、经济思想史等课程，家政系开设家庭护士学、家庭微生物学、家庭应用化学等新课程。另据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1942—1943学年间的报告，各大学不仅更加关注民众需要，特别开设有护士培训、乡村教育、民用工程、动物饲养、家政等课程，而且根据战时和建设需要，修订课程计划，开设新课。如金陵大学“文学院加强战时知识与实用技能的教育，国文系增设公文程式课，历史系增设日本史、边疆问题概论、西南边疆等课，政治经济学系增设中国经济地理、交通经济、战时经济、战时财政、所得税会计等课，哲学系增设战时哲学、军事心理、应用心理、人生通论等课，社会学系增设人口问题等课”。(9)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开设了儿童健康、儿童发展、托儿所管理、膳食与疾病、烹饪学等课程。
（二）推动了各校新的科系和研究机构的增设
在联合办学过程中，五大学根据战时需要，纷纷增设新的系科和研究院所。如金陵大学，1938年和1939年，理学院分别增设电化教育专修科和汽车专修科；1939年秋，农学院园艺系增设园艺职业师资科；1940年，农科研究所增设农艺学部，文学院增设图书馆学专修科；1941年，农科研究所增设园艺学部；1942年，与华西协和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合办英语专科；1943年，理学院扩充电机工程系；1945年，文学院文科研究所增设社会学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针对战争孤儿和难童不断增加引发的救助与保育问题，于1940年创办了家政系，分儿童福利、营养和应用艺术三组，从事儿童福利和救济的工作和研究。齐鲁大学在原有的制药专修科的基础上加以扩建，成立了药学系。齐鲁大学理、医两学院合办医科研究所寄生虫学部，从事当地寄生虫病的相关研究。华西协和大学在1940年建立经济系，1941年又将一年制的农业专修班改为两年制，1942年设家政系，1945年设农艺系。
（三）促进学术成果丰硕累累
偏居西南一隅的教会五大学，虽然条件艰苦，但广大教师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仍笔耕不辍，执着于学术和科学研究，一大批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和论文、报告在五校联合办学时期诞生。这其中尤以金陵大学、华西协和大学最为突出。
如金陵大学，抗战时期新作不断问世，出版的学术著作主要有：陈仲之的《晞发集注》、罗卓汉的《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考证》、高文的《汉碑集释》、程会昌的《目录学丛考》、张守义的《中国文学疏证》、孙望的《唐诗补遗》、沈祖棻的《双白词肌参》、刘道和的《方言疏证补》、王绳祖的《中国外交史》、陈恭禄的《西晋史》、卫惠林的《中国边疆社会文化史》、林蔚人的《财政学》、倪青原的《哲学概论》、蔡乐生的《汉字研究》、商承祚的《长沙古物闻见记》、王伊同的《北朝门第》等。此外，华西协和大学学术成果亦甚为丰富，仅以华西边疆研究所为例：副所长李安宅完成《边疆社会工作》一书，并收入社会部所编“社会行政丛书”之中；研究员郑象铣自费赴西北考察地理，完成《丹巴杂谷间之地理景色》、《湟水流域甘肃中部及陕南之自然环境与土地利用》和《西康高原及其车侧坡之农业地理》等报告；研究员任乃强著《西康图经》《康藏史地》《边疆垦殖论》，并编写《四川边区概况》一书；研究员于式玉受理番县府委托，同社会系教授蒋旨昂赴西康黑水考察，写就《黑水旅行》《麻窝衙门》《黑水底风》《黑水社会政治》等。
值得指出的是，五大学所取得的学术成果有不少反响极好，成为经典之作。如，齐鲁大学张国安教授所著《三大独裁政治制度》，“文笔宏伟，纲目分明，洋洋廿余万言，无一懈笔繁言，诚为不可多得之佳作，研究独裁政治制度者，案头不可一日无此篇”(10)；该校理学院化学系教授薛愚教授所著《实用有机药物化学》，“为药学校药学系必需之教本，化学系及医学院学生必有之参考书”(11)。另外还须强调的是，除理论研究上出现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著作和论文，在应有研究及科研成果的应用转化上，同样取得了诸多成就。如金陵大学，理学院化工系的教师利用国产原料，制成防治黑穗病的碳酸铜，工业用的硫酸铵、氧化铵，照相印染及制革用的硫化硫酸铵等多种化学药品；化学系戴安邦、裘家奎教授从事汞色素的纯净芒硝蒸馏水的研制，解决了当时医药及防治植物病虫害的急需；农学院教师致力于四川省稻、麦、棉等农作物和桐油、柑橘、茶、蚕桑、烟草等特种作物的研究和改进。
综上所述，华西坝教会五大学联合办学采取的措施是得当的，取得的成效是巨大的。之所以能在战时恶劣的环境下，在师资、经费紧缺的情况下，成效显著，除了各校间有效的管理且尊重彼此的独立性等原因外，更与五校共同秉承的基督教精神是分不开的。由于五大学同为基督教大学，原来就保持联系，且同属于中国教会大学联合董事会管理，加之五校间因其教会大学的性质而具有诸多共性，由此而获得的相互认同感为五校联合办学的顺利开展奠定了重要基础。而教会大学崇尚的合作、互助精神也有助于五校联合办学的有效展开。可以说，这种互助精神乃是基督教牺牲、服务精神的重要体现。实际上，华西坝教会五大学将华西协和大学创办时“协作”二字的内涵作为一种精神传承了下来，而正是这种共有的互助合作精神，促使五大学在联合办学中相互包容、共同发展，并取得了突出的成效。
(1) 作者单位为西南大学教育学部。
(2) 《华西大学理学院生物系报告》，《华西协和大学校刊》1942年第3期。
(3) 《1941年秋至1942年春季本校与友校合作情况》，《华西协和大学校刊》1942年第3期。
(4) 《政治系征募基金》，《齐鲁大学校刊》第34—35期合刊，1943年10月。
(5) 刘家峰、刘天路：《抗日战争时期的基督教大学》，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页。
(6) 华西校史编委会：《华西医科大学校史：1910—1985》，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69页。
(7) 《心理学》，《金陵大学校刊》第28、29期合刊，1941年4月。
(8) 刘家峰、刘天路：《抗日战争时期的基督教大学》，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页。
(9) 王德滋：《南京大学百年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31页。
(10) 《政经系两巨著出版》，《齐鲁大学校刊》第10期，1940年3月。
(11) 《化学系消息》，《齐鲁大学校刊》第17期，194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