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乱世中国

在考察团准备离开纽约的那段时间，中国正处在混乱之中。中华民国的总统袁世凯意图恢复帝制。二十年来，他一直在密谋夺取皇位，然而他这个皇帝只当了一百天，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梦想的帝国在脚下分崩离析[3]。袁是一代奸雄，是李鸿章之后最有权势、谋略和人格魅力的中国人。在他的政治世界中，他一直都是核心人物。袁世凯的帝王梦最早始于1901年，当时他担任直隶总督，北平就位于直隶省。

从那时起，他开始建立并逐步控制新式军队。在中国，军队才是政治权力的坚实基础。确切地说，直到现在，中国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军队。当时存在着多支军队，每一支军队效忠于一名将领。只要能得到各级长官的支持，无论他是什么官衔，都可以控制中国四万万百姓的命运。

袁世凯笼络了大多数的高层将领。在1911年清朝被推翻时，他的计划和阴谋终于得逞。袁世凯将革命党人与满清政府玩弄于股掌之上，最终成为中华民国的总统，但实际上，他从不相信共和政体。他的内心一直拥护君主制度，却在表面上宣称自己是共和主义者。这种完美的伪装是他最终称帝的垫脚石。

袁世凯在担任总统期间实行高压统治。1913年爆发了一场讨伐袁世凯的武装斗争，最终他击溃了反抗势力，赢到了更多老将领的支持。为了自身利益，袁世凯进一步巩固了军队，他的势力变得空前强大。

当时袁世凯本可以发动政变，几乎毫不费力就能登上皇位。但是出于中国人与生俱来的谨慎，他决定等待并进一步地密谋筹划。他希望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使称帝看起来是为了国家利益，顺应民意的无奈之举。

袁世凯操纵公众情绪的手法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而且颇有成效。他一直在朝着目标大步迈进，直到1915年5月，日本人利用欧战爆发的时机，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历史性的《二十一条》，中国最终同意了其中的大部分条款，这破坏了袁世凯原有的计划。

这件事只是暂时推迟了他的复辟计划，他的代理人们更加积极地开展复辟工作，最终，“人民一致投票同意”袁世凯登基称帝。为了“面子”，他拒绝了第一次拥立，在第二次受到拥立时“勉强”接受了皇位。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登上皇帝宝座。

但他的复辟非常短命，8天之后，云南起义的消息就传到了北平。云南省的前任都督蔡锷将军来到该省省会云南府[4]，并于12月23日向袁世凯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袁世凯废除帝制，处死拥戴复辟的相关人员，否则云南将宣布独立。12月25日，云南宣布独立。

此次起义无疑得到了日本人的援助。日本人曾暗示袁世凯，反对中国恢复帝制。起义之火迅速蔓延。第二年1月27日，与云南交界的贵州省宣布独立，广西也于3月13日宣布独立。

大约在此时，博物馆高层怀疑继续推进考察是否明智。我们在纽约的巴尔的摩宾馆与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博士进行了一次长谈。虽然顾博士相信起义很快会被镇压，但他强烈建议我们推迟考察时间，待局势趋于稳定后再出发。他提出帮我们向北平发电报征求意见，但我们知道，焦头烂额的袁世凯政府不会欢迎我们这群外国人前往中国动荡的地区进行考察，所以我们谢绝了顾博士的好意，决定不管局势如何，继续推进考察。我们希望袁世凯有足够的能力，像1913年那样迅速镇压当前的起义。但时间一天天过去，我们忧心忡忡地读着报纸，看着越来越多的省份宣布脱离袁世凯的统治。

我们在天洋丸号上遇到了查尔斯·登比先生[5]，他曾任美国驻上海总领事，也是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期的顾问。登比先生为了拿到北平附近的驻路特许权，正准备去会见袁世凯。他和我们一样，对中国的政治局势倍感焦虑。我们经常一起在甲板上散步，讨论局势会如何发展，但每一份电报都让我们看到，起义军取得了越来越多的胜利。

这似乎就是覆灭的开始，因为袁世凯害怕了，他决定退位。登基不足百天，他就颁令废除帝制，恢复共和。但起义各省并不满足，要求袁世凯辞去大总统之职。

此时我们抵达北平，差不多是被巨大的沙尘暴刮进来的。这场沙尘暴似乎昭示着古老的城墙内正愈演愈烈的人间动荡。我的表亲是美国公使馆的海军随员托马斯·哈钦斯中校。他正站在月台上等我们，一只手拿着帽子，另一只手不停地擦去眼中的沙尘。

他告诉我们现在使馆内弥漫着悲观情绪，这个消息令我们感到不快。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博士认为我们应当考虑当前的情况，暂缓南行计划，但他还是着手协助我们办理护照签证。

我们打算先去福建省福州市猎捕老虎，等赫勒先生七月份与我们会合之后再一起前往云南。福建与台湾隔海相望，依然忠于袁世凯，但日本对该省的强烈影响让北平方面感到不安。

我们带着英华书院C.R.凯洛格先生发来的电报，电报上说福建省内很平静。到了福州之后，我们将和他住在一起。在芮恩施博士的协助下，中国外交部签准了我们的护照。签证页上盖着巨大的红色印章，这是中国人“爱面子”的可笑例证。第一层盖着无能的袁世凯王朝的年号“洪宪”，意为“繁荣兴盛”，在其正上方又盖着中华民国的印章。这两个印章具有同等效力，所以无论哪一方获胜，外交部都能保住脸面。

芮恩施博士在美国驻北平的大使馆内举办了一场午餐会，会上我们遇到了德国公使欣茨上将，他刚刚结束从德国到中国的冒险之旅。战争爆发之初，他任德国驻墨西哥公使，后来隐姓埋名途径英国返回柏林，请求德国皇帝批准他参与海上任务。德皇对欣茨的表现非常满意并任命他为驻华公使，前提是他能以回柏林的方式抵达北京。于是，欣茨扮作押运员，乘斯堪的纳维亚的货船安全抵达上海，在上海他享受到了对外交人员的所有礼遇，之后来到首都。

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使得美国进退维谷，社交活动极为有限。宴会的宾客都要经过谨慎的挑选，因此无论走到哪里碰到的可能都是同一群人。

一个人只要在北平生活过，就很难忘记这个地方。在这座风景如画，历史悠久，古老而浪漫的城市里，存在着一个国际化的社群，他们纵情享乐，所谈论的话题净是马、马球、赛马、射击、晚宴和舞会，在中国有趣的政治背景之下，这些东西永远趣味盎然。经常有某种形式的起义带给人愉悦的刺激。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有新的政治炸弹从紫禁城的神秘之门里发射出来。

我们在北平停留了一周，之后依依不舍地坐上火车前往上海。途径济南府的前一晚，日本人协助起义军与袁世凯军队在济南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各方面证据都表明，日本在努力推翻袁世凯。袁世凯的一位高级官员在租界内被公开刺杀，事发地就位于美国驻沪总领事萨蒙斯先生的宅邸后面，日本人直接参与了此次行动。我们得知，那段时间租界的房子非常紧俏，因为有钱的中国人都害怕交战祸及自身，愿意支付任何租金在这里寻一处庇护场所。

不久之后，很多人都知道袁世凯身患重病。他患了严重的布赖特氏病，也就是慢性肾炎，身体非常虚弱，精力不济，注意力衰退。请了法国医生前来问诊，但是袁世凯的妻妾们坚持用自制的药物治疗。6月6日凌晨三点一过，袁世凯气绝身亡。

即使躺在病榻上，袁世凯还在极力挽回自己的颜面，反复念叨连他自己都知道没人会信的鬼话。1916年6月7日，《大陆报》报道了袁世凯的死亡：

根据总统府传来的消息，袁世凯的病情在凌晨三点突然加重。他召见了密友兼心腹徐世昌。徐世昌即刻赶来。他抵达的时候，袁世凯已经极度虚弱，但意识清醒。

袁世凯双眼含泪地告诉老友，他从未觊觎过皇帝之位，只是受周围人的蒙骗，未能了解真实的民意，由衷地相信恢复帝制是民心所向。他不肯顺从南方革命党之意退位，是恐退位之后纷争四起。如今他感到死期将至，请徐世昌将他的遗言公布于众。

早上十点，黎元洪总统在其位于东厂胡同（原为杨度住所）的临时住所内举行了正式的继任仪式。中华民国国务卿及总理段祺瑞携内阁成员、中华民国参政院院长溥伦以及其他高级官员出席了就职仪式。

黎元洪在大厅里接见了身着礼服的官员们，官员向新总统三鞠躬，新总统回礼三鞠躬。两点钟所有的高级军官将在总统府集合，再次举行相同的仪式。

内阁通电全国各省，遵依《约法》宣告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之职权。

就这样，袁世凯统治中国四万万百姓的皇帝梦终于破灭。这样的阴谋也只会发生在中国。他失败了，这位昔日的骁勇战士在战败的羞辱中一命归西，留下32位妻妾、40个子女以及在混乱时局中风雨飘摇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