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上海游记
一 海上
终于要离开东京了，临行前长野草风[1]登门来访。原来，长野也打算半个月后去中国。他提醒我带一种治晕船的妙药，但从门司[2]乘船到上海，顶多两天两夜，就这点海路，还要带晕船药，可见长野也真够胆小的——我这么想着，来到了门司。三月二十一日下午，我登上筑后丸号的舷梯，看着波涛随风微微起伏的港口，再次觉得我们怕水的长野草风大画家真是可怜。
不过，轻视友人的报应很快就来了。船才到玄海[3]，眼看着海面就汹涌起来。我和同一船室的马杉一起坐在上甲板的藤椅上，浪花撞击舷侧，不时有水沫溅到头上。大海白浪滔天，如釜中沸水般翻滚。前方隐约出现了一个不知名的岛，看清了才发现原来那还是九州。马杉已习惯乘船，点起卷烟吞云吐雾，脸上不见一丝不安。我立起衣领，双手插口袋，不时含两颗仁丹——总之，现在我终于领会，长野草风准备晕船药是多么明智的选择。
一旁的马杉不在了，不知去了酒吧还是别处，我仍悠闲地坐在藤椅上。可看似悠闲，其实我心中十分不安。稍一挪动身体，马上头晕目眩，而且胃中也开始翻江倒海。我面前有一个下级船员，不停地在甲板上走来走去。（后来才发现，他也是晕船的可怜人儿。）看他来回走动，不知为何我感到非常不快。前方远处波涛阵阵，一艘渔船升着细烟，船身几乎要被淹没，可它仍在前行——到底有何必要，非得顶着这样的巨浪前进！这船也让当时的我尤为烦躁。
所以，为了忘却痛苦，我一心只想愉快的事。孩子、花草、涡福钵[4]、日本阿尔卑斯[5]、初代椪太[6]，还有些什么现在记不得了。不，还有一个。瓦格纳[7]年轻时在渡海前往英国的途中遇到过特大暴风雨，而那时的经历为他日后谱写《漂泊的荷兰人》提供了巨大帮助。我试着以此来转移注意力，但头越来越晕，心烦的情绪也没有得到缓解。到头来我放弃了挣扎，瓦格纳什么的还是叫狗吃了算了。
十分钟之后，我倒在床上，耳边响起了餐盘刀叉之类的物体落地的声音。我胃中一阵翻江倒海，为了强忍呕吐已经花了十二分的力气。会不会只有我一个人晕船了？此时支撑着我的竟是这种念头。虚荣心这东西在此时竟意外地有用，几乎能代替武士道这个精神支柱。
但到了第二天早上我才知道至少一等舱的乘客都晕船了，可见晕船者不在少数。最后只有一个美国人来到餐厅用餐。据说那个非凡的美国人不仅吃了饭，还在饭后独自到客厅敲了一会儿打字机。我听说这事后，突然心情大好，但同时又觉得那个美国人是个怪物。实际上，遇到那样的恶劣海况还能泰然自若，绝非常人所为。说不定给那个美国人做个体检，就会发现他其实有三十九颗牙，长着小尾巴……我还是和马杉一起坐在藤椅上，胡思乱想。大海好像早已忘却了昨日的惊涛骇浪，海面上风平浪静，一碧万顷，而右舷前方朦朦胧胧的，像是济州岛的影子。
二 第一瞥（上）
刚下码头，就有一大波黄包车夫向我们涌来，将我们——大阪每日新闻报社的村田[8]和友住、国际通信社的琼斯[9]先生以及我——团团围住。说起来，日本人印象中的人力车夫绝不邋遢。他们精力旺盛、干劲十足的样子，总能让人联想起昌盛的江户时代。但中国的黄包车夫则不同，说他们脏一点也不过分。且环顾四周随意看看，众人皆生怪相。他们一个个扯着脖子，大声吆喝，让刚上岸的日本妇人颇为反感。当被其中一人拉住袖子时，我也不由自主地退到身材高大的琼斯先生身后去。
我们费尽周折突破黄包车夫的重围，终于坐上了马车。可那车刚一动，马就毫无征兆地向街角的砖墙冲去。年轻的马车夫怒而挥鞭，响亮地打在马身，可马还是头顶砖墙，一个劲儿地蹬着后腿。马车即将翻倒，路上很快聚了一群围观的人。看来，在上海若不抱着赴死的决心，你稀里糊涂的连马车都坐不了。
接着马车重新跑了起来，这次是向架着铁桥的河对岸驶去。河上挤满了驳船，几乎不见水面。河边几辆绿色电车平缓开过。放眼望去，所见建筑皆是三四层的砖瓦房。柏油路上洋人和中国人行色匆匆，但戴红袖章的印度巡警一指挥，这世界各国的人竟都好好停下给马车让了路。路面交通井然有序，就算我想偏袒祖国日本，东京、大阪等日本城市在这方面终究不及上海。我看着这些明朗的景色，方才被勇猛的车夫、马车惊吓的心总算渐渐愉悦起来。
终于，马车在名为“东亚洋行”的宾馆前停了下来。据说金玉均[10]就是在此被暗杀的。先下车的村田给了车夫几文车钱，可车夫嫌少，依旧伸手赖着不肯走，不仅如此，还口沫横飞地嚷着什么。村田则佯装不懂，快步走进宾馆大门。琼斯先生与友住二位似乎也不打算理会车夫的雄辩，我竟有一瞬间觉得这个中国人有些可怜。但我又转念一想，说不定上海就时兴如此，于是我也跟着大家进了宾馆。进门后我回头一瞧，那个车夫一副若无其事的表情，正恬然地坐在驾车位上休息。既然如此，刚才何必吵闹呢。
我们马上被带入一个昏暗的接待室。虽然昏暗，但装饰却又浮夸得近乎刺眼。我算是明白了，别说金玉均，就算是普通人住在这里，也不知何时有子弹从某扇窗户飞进来，把自己给……就在我浮想联翩的时候，穿着西服的宾馆老板踢踏着拖鞋，风风火火地赶了过来。这个精悍的老板说不定正思忖着，若让芥川龙之介住这儿，万一他被杀了真是得不偿失之类的事。反正他告诉我们，除了靠门的这间房，其他已经客满。而到房间一看，里面不知为何有两张床，墙壁已被煤熏黑，窗框也旧了，就连椅子也没有一把能坐的。总之，除了金玉均的鬼魂，没人能在这里住得安稳。据村田说，是大阪每日新闻社总社的泽村建议让我泊宿于此的。我们商量后决定辜负泽村的一番好意，搬到离此处不远的万岁馆去。
三 第一瞥（中）
晚上，我和琼斯先生一起，在一家名为“牧羊人”的餐馆吃饭。这地方，无论是墙面还是餐桌都叫人舒心。虽然侍者都是中国人，客人中却不见一张东方面孔，菜品也比船上的美味许多。和琼斯先生一起用餐，不时用简单的英语聊上几句，我的心情也更加愉悦。
琼斯先生不紧不慢地吃着咖喱盖饭，讲了一些上次分别后的事。其中一件让我印象颇深。一天晚上，琼斯先生在一个酒吧里喝酒。（我总觉得在名字后面加“先生”显得很不够朋友。他是英国人，曾在日本待过五年。虽然其间吵过一次架，但我跟他关系一直很好。我们一起站着看过歌舞伎，在镰仓[11]的海里游过泳，还大半夜里在上野[12]的小馆子大吃大喝。那时他穿着久米正雄[13]唯一一条能穿的裤子，突然跑到池塘边就跳了进去。对这样的他用“先生”来称呼，实在觉得有些生分。顺便说一句，我和琼斯先生亲密是因为他的日语水平超群，绝非因我擅长英语。）言归正传，琼斯先生某晚在酒吧喝酒，有个日本女服务员坐在椅子上发呆。琼斯先生平日里总说“中国是他的兴趣，日本是他的热情”，而那时他又刚搬到上海，想必格外思念日本，就马上用日语跟她搭了话。
“什么时候来上海的？”
“昨天刚到。”
“那你想不想回日本？”
他话刚出口，那个女服务员突然落泪，哭道：
“想回啊！”
整个故事，琼斯先生用英语讲述，期间不断用日语重复这句“想回啊”，说完后暗自发笑。
“那时我也突然变得awfully sentimental（异常感伤）。”琼斯先生如是说。
我们吃完饭后，在热闹的四马路[14]附近散步，然后到“巴黎人”咖啡馆看了会儿跳舞。
舞厅相当宽敞，管弦乐配上红绿交替的灯光，让人仿佛置身浅草[15]。只是这管弦乐技艺之高超，非浅草能比。虽然在上海，我却看到了西方的华丽，真不愧是洋人的舞厅。
我们在墙边找了张桌子坐下，要了两杯茴香酒，舞池里身着大红连衣裙的菲律宾少女、穿西装的美国青年正快乐地舞动身躯，我们边饮酒边欣赏他们的舞姿。不知是惠特曼还是谁的短诗中写道：“年轻男女固然美，经岁月雕琢，也别有韵味。”我认为两者各有千秋。而当我看到面前这对肥胖英国老夫妇翩翩起舞时，突然就想起这句诗，果真是别有韵味。我难得感叹一回，琼斯先生却对此一笑了之。他说，他从这对老夫妇的舞蹈里，看到了想要喷涌而出的诱惑，无关肥瘦。
四 第一瞥（下）
待我们走出“巴黎人”咖啡馆，街道上已人烟稀少，可拿出表一看，还不到十一点。上海这座城市，意外地睡得很早。
不过，这时仍有几个吓人的黄包车夫在路上徘徊，一看到我们，必定过来搭话。白天村田教我如何用中文说“不要”，我如获驱魔咒语，一看见黄包车，便开始念诵“不要”。这就是从我口中说出的第一句中国话，值得纪念。我是多么欣欣然地将这句话抛给黄包车夫的呀，不明我心的读者，一定从来没有学过外语。
我们的脚步声回荡在空旷的街道，左右是三四层的砖瓦房，挡住了满天繁星。走着走着，前方街灯照亮了当铺雪白的墙，粗体“当”字相当醒目。我们从写着“女医生”之类的招牌下穿过，又路过了贴着南洋烟草广告的斑驳的墙，但无论怎么走，旅馆就是不出现。还没走到旅馆，我就口渴得不行，不知是不是那茴香酒在作祟。
“喂，有什么喝东西的地方吗？我很口渴。”
“前面有一家咖啡馆，再忍忍吧。”
五分钟后，我们两人就喝着冰镇苏打水，坐在了小桌子旁。
这个咖啡馆完全不及“巴黎人”。粉色的墙边，梳着分头的中国少年正在弹钢琴。咖啡馆正中间，三四个英国水兵正在和几个胭脂很红的女人跳着下流的舞蹈。而在入口处的玻璃门旁，卖玫瑰的中国老婆子在听到我说“不要”之后，呆呆地看着舞蹈。我突然有一种在看报纸插画的感觉，而此画无疑名为“上海”。
这时，忽然又涌进来五六个英国水兵，遭殃的当然是站在门口的老婆子。醉醺醺的英国水兵猛地一推门，老婆子挎着的篮子应声落地，可这些水兵根本无暇顾此，迅速和在跳舞的同伴混在一起，疯狂地舞动起来。老婆子念叨着什么，一枝一枝拾起散落的玫瑰，但还没捡完，剩下的就被水兵们踩烂了。
“走吧？”
琼斯先生似乎有些厌烦，巨大的身体突然站起。
“走吧。”
我也马上站了起来，脚下是散落一地的玫瑰。我向门口走去，想起了奥诺雷·杜米埃[16]的画。
“哎，人生啊……”
琼斯先生往老婆子的篮子里扔了一个大洋，转向我问道：
“人生怎么了？”
“人生就是这落满玫瑰的路啊。”
我们走出咖啡馆，外面依然有几辆揽客的黄包车。他们看到我们后，立刻从四面八方赶来。我最烦的就是黄包车夫，但除此之外，我又发现了一个麻烦的人。不知何时，卖花的老婆子走到了我们身边，嘴里絮叨着什么，伸出手，摆出一副乞讨的样子。这老婆子收了我们的大洋后，竟还惦记着我们的钱包。我忽然觉得美丽的玫瑰被这种贪得无厌的人贩卖，很是可怜。这不要脸的老婆子和白天那个马车夫——虽然我对上海的第一印象并不仅限于此，但令人惋惜的是，这的确又是我对中国的第一印象。
五 医院
第二天开始我便卧床不起，然后又过了一天，我进了里见医生[17]的医院，病名似乎是“干性胸膜炎”。若真是胸膜炎，这趟难得的中国游恐怕就得推后了。一想到这个，我就有些害怕。我马上给大阪总社发了我住院的电报，很快薄田[18]就给我回电说“请静养”。可在医院一住就是一两个月，报社也会觉得很困扰吧。收到薄田的电报，我虽放心不少，但一想到我还有执笔游记的重任，便又觉得不安了。
好在，在上海除了同报社的村田和友住之外，还有像琼斯先生和西村贞吉[19]这样，从学生时代便开始交往的友人。这些友人知己们，无论多忙都会来医院探望。再加上负着作家的虚名，不时会有未曾谋面的访客，也收了不少鲜花果物。一时间，饼干罐多到让我不知如何处理，全都堆在床头柜上。（救我于此等窘境的，果然还是我敬爱的朋友们。诸位友人在我这个病人看来，无论哪位都意外地健谈。）不，对于陌生访客的探病我不甚感激，不觉间，交到了两三位知心朋友。俳人[20]四十起[21]便是其中一人，还有石黑政吉[22]和上海东方通信社的波多博。
只可惜我三十七度五的低烧迟迟不肯退去，心里依旧不安。白天静不下来，几乎无法在床上安稳躺着，突然就变得怕死。我不想被自己的神经质左右，白天发奋读书。书是满铁的井川[23]和琼斯先生好心借给我的，我很快便读完了二十多本。穆特・福开[24]的短篇小说、尤妮斯·蒂金斯[25]的诗歌、翟理思[26]的论著，一眨眼都以阅毕。晚上（这得对里见医生保密），因为怕失眠，我每晚都服用安眠药，但即使如此，我仍时常在天亮前醒来。诗有云“药饵无征怪梦频”，许是出自王次回的《疑雨集》吧。这并不是描写诗人病痛的诗，而是叹息妻子重病的；可当时的我读起来，却感受深切。“药饵无征怪梦频”，这句诗我在床上不知念了多少遍。
然而春天，并没有因我的病情而停下脚步。西村给我描述了龙华[27]桃花的美景，蒙古吹来的风带来了遮天蔽日的黄沙，有人带着芒果来探病。我觉得现在定是游历苏杭的大好时节，可我呢，只能躺在床上，让里见医生每两天打一针强身健体的针剂，这种日子不知何时是个头。
附记：
要写住院期间的事，我还能继续长篇大论。然而这些事与上海并无甚关系，因而决定点到为止。唯独想另添一句的是，里见医生是一位俳人新星，在此附上一首他的近作：
暗夜频添炭，悄声话胎动。
六 城内（上）
我得以一览上海城内风光，还多亏俳人四十起的陪同。
昏雨渐止的午后，我俩乘马车，转眼便到了人潮涌动的大街。烧鸡店里，红如朱砂的烧鸡满当当挂了一排。灯具店里各式各样的洋吊灯，数量多到令人眼花缭乱。还有那透着富态的银楼，精致的银器锃亮，而一旁的酒楼门面败破，太白遗风的招牌泛旧。我兴趣盎然地看着这些中国店铺，突然感到马车一阵减速。马车出了这条大街后，慢慢驶进了对面的弄堂。据四十起说，刚才那街的位置，曾经耸立着一道城墙。
下车后，我们马上拐进了一条极窄的小路。这与其说是一条小路，不如说是房屋与房屋之间的空隙更为恰当。两旁挤满了商店，麻将店、紫檀店之类的，一家挨着一家。各店的招牌挤挤挨挨，使得本就狭窄的小路几乎抬头看不见天。路上人头攒动，我刚停下，想看看店前摆出的廉价印材，就被人撞了一下。这来来往往、令人晕眩的行人大多都是中国平民。我追赶着四十起，目无旁视，战战兢兢地踩着石板路向前快步走去。
路的尽头便是常有耳闻的湖心亭[28]了。湖心亭，听着很大气，实则是一摇摇欲坠、凋零败破的茶馆。而且，亭外的池塘也不堪入目，水面上飘着一层墨绿色的水沫，完全遮蔽了水池本身。围水一周铺有石板路，还有一圈形状古怪的栏杆。我们走到湖心亭时，正好有一个穿淡青色棉衣的长辫子中国人。（我在这里必须打断一下，据菊池宽[29]说，我在小说中经常会写“茅厕”之类的不雅之语。如果从俳句创作的角度来说，有人自然会觉得我受到了芜村的马粪[30]或芭蕉的马尿[31]的影响。我当然不打算听信菊池的理论，但这是中国游记，有时不打破礼数是无法真实描写我经历的一切的。谁若是觉得我在撒谎，就请自己写写看吧。）言归正传，那个中国人，优哉游哉地往池塘里小便。仿佛陈树藩[32]叛变、白话诗不流行、日英同盟续约，这些事全都与他无关。至少从这个男人的态度和表情，我只能读出一种闲散。阴天下的古风凉亭，病态的绿色池塘，还有那隆隆作响、斜着注入池塘的一股尿，这不仅是让我忧郁地爱着的一幅风景画，同时也是帝国没落的辛辣可怖的象征。我凝视了一会儿那个中国人，但这些对于四十起来说，却是常见到不值一提的光景。
“请看，在这石板上流着的，都是小便。”
四十起露出一丝苦笑，迅速绕开了池塘。原来如此，空气中还飘着一股浓重的尿骚味。此味一闻，魔法瞬间就被打破。湖心亭又成了那个湖心亭，小便也还是小便。我匆匆起步，追赶着四十起的身影。真不该沉溺于那荒唐的感叹。
七 城内（中）
再往前走，只见一个失明的老乞丐坐在地上。话说这乞丐，本应是浪漫的。在此论述何为浪漫主义，未免不合时宜，但至少乞丐的一大特色即为一直憧憬着未知事物，如中世纪、幽灵、非洲、梦以及女人的逻辑等不可名状的东西。如此看来，乞丐的确比公司职员更为浪漫。不过，中国的乞丐却并非如此。躺在雨后的街边，衣不蔽体，身上只盖着几张废报纸，时而埋头舔舐自己膝上如红石榴的腐肉。总之，他们“浪漫”到让人有些恐惧。中国的小说里，常有浪荡公子或神仙变成乞丐的故事，这是由中国乞丐自然而然演化出来的浪漫。而如果是日本的乞丐，因为不具有中国乞丐般超自然的不洁，所以无法孕育出这类故事。诸如向将军的轿子开枪，亦或是邀请柳里恭[33]一品山中佳茗，日本的乞人故事大抵只能止步于此。再说眼前这老乞丐，那副模样无论是幻化成赤脚大仙还是铁拐仙人都十分合适。再看他前面的石板上，字迹清秀地用白粉笔写着他悲惨的一生。那字写得，竟还胜我一筹，我不禁思索到底是谁帮这老乞丐代笔的。
我们往前走进弄堂，这里遍地都是古董店。无论哪家店里，摆的都是铜香炉、陶马俑、七宝钵、龙头瓶、玉文镇、螺钿橱、大理石砚屏、雉鸡标本，甚至还有仇英[34]画作混杂其中。而店主置身其间。穿着大褂，抽着水烟，和气地等着客人进店。我随便问了问价，那价钱就算砍下一半也绝非便宜。回日本后，香取秀真[35]听说此事后奚落了我一番，但我始终认为，比起中国，买古董还是去东京日本桥仲大道附近转转为好。
穿过古董店，我们来到了一座大庙前。这就是经常出现在明信片上的，那著名的城隍庙。庙中叩拜的人很多，献香烧纸的人更是多到超乎想象。也许是被烟熏的缘故，梁间匾额和柱上楹联看上去都很油腻。或许未被熏黑的，只有房顶上吊下来的几串金银二色的纸钱，还有螺旋状的线香。同刚才的乞丐一样，眼前这些都足以让我想起以前读过的中国小说。端坐正中的城隍爷，分居左右的判官，这些皆同《聊斋志异》《子不语》中的插画无异。我十分钦佩，不顾四十起的催促，久久立于殿中不肯离去。
八 城内（下）
中国的小说里充斥着鬼狐怪谈，这自不用我多说，小说里上至城隍爷下至跑腿的判官鬼吏，都没得清闲。城隍爷为在其檐下过夜的书生开运，判官跑到城中把为非作歹的强盗吓死。净是这些好事。不过，也有贼城隍，只要供上狗肉便能为虎作伥；还有不少作恶的判官鬼吏，调戏妇女，最后落得折胳膊、掉脑袋，在天下颜面尽失的下场。从前只在书上看过这些故事，总觉得有些无法理解。虽读懂了来龙去脉，却没有心生触动。这种隔靴搔痒之感，终于在今日得以化解。无论中国小说多么荒诞无稽，只要见了这城隍庙，便会不禁颔首，感叹作家的奇思妙想。的确，看那满面通红的判官，说不定还真能干出恶少的所为；再看那美髯城隍爷，似乎更适合被威风凛凛的护卫簇拥，往夜空升腾而去。
这样浮想联翩后，我又跟着四十起出了城隍庙，看了看摆摊的。袜子、玩具、甘蔗、贝壳纽扣、手绢、花生，还有很多看起来不卫生的小吃店。这种地方人多自不用说，与日本赶庙会差不多。前面走来一个时髦的中国人，笔挺的竖条西装配着紫水晶的领带夹；而这边又走过一个传统的贵妇人，手戴银镯，三寸金莲走起来一步三摇。《金瓶梅》里的陈敬济，《品花宝鉴》中的溪十一……我总觉得这类豪杰也藏于这汹涌的人潮中。可是，这里却不像能发现杜甫、岳飞、王阳明、诸葛亮这类人物之地。也就是说，现在的这个中国，不是我们在诗文中读到的那个中国，而是小说里的那个猥琐、残酷、贪婪的中国。可如今，那些喜爱陶瓷凉亭、池中睡莲、刺绣鸟禽的便宜的东方主义，在西方也日渐式微。那种除《文章轨范》《唐诗选》外不知中国为何物的汉学兴趣，在日本亦可休矣。
接着，我们往回走到了刚才的池塘，穿过那个茶馆。庙宇般的茶馆里，并没有太多客人，但一进茶馆，云雀、白眉、文鸟、鹦哥……各式鸟啼，犹如无形的骤雨般，侵袭着我的耳朵。抬头才发现，房梁上挂满了鸟笼。中国人爱鸟，我并非不知。但如此多的鸟笼，如此吵的鸟叫，我是真的连做梦都没想到。这般鸟啼，别说爱了，简直要把耳膜震裂，叫人不得不匆匆捂耳。我几乎逃也似的，催促四十起赶紧离开，飞奔逃离了这充满锐声啼鸣之地。
只是那鸟叫，绝非仅存在于茶馆之中。好不容易逃了出来，狭窄的道路两旁依然挂满了鸟笼，鸟啼不绝于耳。且这并非闲人遛鸟，而是到处都是卖鸟的店铺。（其实我也不知道这究竟是卖鸟的，还是卖鸟笼的。）
“稍等片刻，待我去买只鸟回来。”
四十起说着就进了一家店。我见前方有一家刷了油漆的照相馆，便在等四十起时，在它橱窗前看了一会儿梅兰芳的照片，一边想着等待四十起回家的孩子们的事。
九 戏台（上）
在上海期间没什么看戏的机会，总共就去了两三次。而我速学成为京剧通，是在去北京以后的事了。不过，我在上海倒是也见过几个角儿。武生里响当当的盖叫天，还有花旦白牡丹[36]、小翠花等等，都是当代名伶。不过在谈伶人之前，得先说说戏院。若是不把中国戏院的情况介绍清楚，恐怕日本读者难以完全理解。
我去过的戏院里，有一个叫“天蟾舞台”[37]。这是一个刷过白油漆、崭新的三层建筑。二层和三层围了黄铜栏杆，成半圆状，一看便是时下流行的仿西洋风格。天花板上吊着三盏大灯，砖块地的观众席上摆的是藤椅。但别忘了这里是中国，坐藤椅也切不可掉以轻心。有一次我和村田在这儿坐了没一会儿，就被可怕的臭虫咬了好几口。不过整体来说，这个戏院建得让人感觉舒适，甚至可以称得上是漂亮的。
舞台两侧各有一个巨大的钟（虽然一个已经不走），下面贴着花花绿绿的烟草广告。舞台上方的石灰楣窗是蔷薇和茛力花的组合造型，其中还有“天声人语”四个大字。舞台可能比有乐座[38]还大，装有西洋式的脚灯。不过这里各幕之间完全不用幕布区分，只有在换背景时，才用左右开的幕布挡上。而这幕布竟然是低劣的广告幕，上面画的是苏州银行和三炮台香烟（即英国的“The Three Castles”）。再说背景，大抵就是些油画质感的室内和室外景色，虽然有新有旧，但总共就那么两三种，所以不管是姜维跑马，还是武松杀人，背景一成不变。舞台左边坐的是鼓师、琴师，其中还有一两个是戴着鸭舌帽的老师。
如果要问看戏坐哪里好，其实一等座、二等座，想坐哪里就坐哪里。中国的惯例是先坐下后买票，这点还是比较方便的。待坐定后，就会有人送热毛巾和铅印节目单过来，还有一大壶茶。接下来还会有人送来西瓜子和其他劣质点心，只要说“不要不要”即可。而这毛巾，自从有次看见旁边一位仪表堂堂的中国人拿它胡乱擦脸，最后还用来擤鼻涕后，我也决定不要了。至于费用，算上打赏的钱，一等座大概也就一圆五十文到两圆之间吧。之所以“大概”，是因为我没有付过一次钱，每次都是村田请我的。
中国戏剧的特色，首先就是超乎想象的吵闹。尤其是武戏，一旁敲锣的几个大男人看舞台上的演员舞刀弄枪耍得厉害，自然使劲敲打起来。这声音，绝非“天声人语”。其实在没习惯之前，若是不捂上耳朵，我简直无法在位子上端坐。但是我们伟大的村田乌江则不同，锣声渐缓时他还一副没听够的表情。不仅如此，就算出了戏院，只要听到这锣声，村田大抵就能猜中正在演的是哪出。
“不错，这段锣鼓敲得不错。”
村田啊，我真怀疑你说这话时精神是否还正常。
十 戏台（下）
虽有诸多不习惯，但在中国的戏院里，无论观众多吵，孩子多闹，都不会让你觉得心烦。就这一点极为方便。又或者说中国的锣鼓就是该敲这么响，这样一来，就算大家吵吵闹闹，也不会对听戏产生半点影响。就像现在，村田向我一一解释故事情节、戏里人物、戏词意思，边上的人也没有露出一丝不悦。
中国戏剧的第二个特色就是极少用道具，就连背景这种东西都是最近发明的。中国戏剧的舞台上，能用的道具只有桌、椅、幕布。山峰、海洋、宫殿、道路，无论何种情景，到头来除了那三样道具，不会多用一棵树。唱戏的演出使劲开门的样子，就算你不愿意，也不得不承认在那个空间里有一扇门的存在。要是唱戏的意气昂扬地挥鞭，你就应该觉得他胯下威风的紫骝马正玉蹄飞翻且行且嘶。不过这一切都基于日本人对能剧[39]的理解，正因为能剧也是如此，我才能这么快领会看戏的诀窍。就算叫我把那堆在一起的桌椅看作山，我也能欣然接受；唱戏的稍微抬腿一跨，便不难想象他脚下有道坎。不仅如此，从写实主义到象征主义只有一步之遥，我竟发现了其中妙处。我至今都无法忘怀的，是小翠花（于连泉）在《梅龙镇》里饰演酒家少女的情景。小翠花每次跨过门槛时，都会从黄绿色的裤子下，露出小鞋的底。而就是这个小动作，若不承认他脚下有道门槛的话，定是无法油然而生那种可怜之心的。
中国戏剧不使用道具这一点就说到这里，总之这点并没有让我特别苦恼。最叫我无法接受的是他们在脸盆、手镯这些小道具上的胡作非为。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梅龙镇》，怎么想都不是现代发生的事。明武宗微服出访，结识了梅龙镇的酒家少女李凤姐，两人一见钟情。这样的剧情下，李凤姐端出的盆里竟然绘着蔷薇、镀着银线。这种盆子一看就是能在百货大楼里买到的东西。如果梅若万三郎[40]腰间佩的是西式长刀，那可真是可笑。这种事情有多愚蠢，自不用我多说。
中国戏剧的第三个特色就是多变的脸谱。据辻听花[41]所说，曹操一个人的脸谱就能达到六十种以上，市川[42]一流与之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还有，脸谱的色彩十分鲜艳，红、蓝、代赭等等，完全包覆着脸。刚开始我一直无法相信那居然是画上去的。《武松》那场戏里蒋门神出来的时候，无论村田怎么和我解释，我都觉得那是面具。如果有人能一眼看出那所谓的花脸不是面具的话，他可真能称得上是千里眼了。
中国戏剧的第四个特色是激烈的武打。尤其是那些跑龙套的，称他们是演员似乎还不够妥当，应该叫他们杂技演员才对。他们一会儿从舞台一头连续空翻到另一头，一会儿从桌子上倒翻下来。打扮大抵是上身赤裸穿一条红裤子，看起来跟马戏团的人差不多。而上等的武打演员挥舞起青龙刀来，那可是耳边生风。武打演员一直以来都是力气活，若是哪天没了力气，便吃不了这口饭了。不过要说那著名武生，除了绝技外，还得有独特的气质。比如盖叫天演武松，他狂乱地挥舞大刀时，那身行头怎么看都像是日本人力车夫的绑腿装束，可他和着拍子无言地盯着对手时，马上就让人感受到了行者气质的武松，不知有多神似。
以上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戏剧的特色，新剧里就既不画脸谱，也不会空翻。那么到底“新”在何处呢？在上海“亦舞台”上演的《卖身投靠》中，演员拿出没点火的蜡烛，观众得自行想象它点了火——其实旧剧里的象征主义依然保留在舞台上。除了在上海，我还看过两三次新剧，唯独这一点总让我觉得遗憾。无论哪里的新剧，水平也只能说是半斤八两。至少什么下雨、闪电、入夜之类，都得依靠观众的想象。
最后该讲讲伶人了。盖叫天和小翠花前面已提及，在此不多复述。唯独想多书一笔的，是在后台的白牡丹。我是在亦舞台后台拜访他的。不，其实那儿也称不上后台，只是舞台后面罢了。总之那里是个墙壁斑驳、味道馊臭的惨淡地方。据村田所说，梅兰芳到日本时，最让他震惊的是日本后台的整洁程度。的确，和这种后台比起来，东京帝国剧场的后台简直可以称得上是富丽堂皇。再者，中国的舞台后面总是有邋遢的演员走来走去，只有脸上还保持着台上那副鲜艳的脸谱。他们在灯光底下穿梭，飞扬的灰尘乱舞，简直就像日本的百鬼夜行图。而穿过这些人，在稍微暗一点的地方，扔着一个木箧，白牡丹就在那儿，尽管脱了假发，但仍是妓女苏三的装扮，正在那儿喝茶。台上的那张瓜子脸，现在看来竟意外地并不是那么惊艳，倒不如说有些肉感，是一张发育完好的青年的脸。身高大概也比我高半寸。那天晚上和我在一起的村田，将我介绍给他，一边和这位精致的花旦演员久阔叙别。我这才知道，自白牡丹还是无名小角起，村田就是他的忠实戏迷，一见不着，世界便如同失去了白天和黑夜，混沌一片。我向他表示《玉堂春》很有意思，没想到他竟然用日语对我说了一声“谢谢”。然后——然后他做了一件事。这件事，为白牡丹自己也好，为我们村田乌江也罢，我都不想公开写出来。然而，如果不写出来，对于白牡丹的介绍就有失偏颇，我自己也觉得对不起读者。所以，我必须果断提一笔——他向旁边一扭身，大红绣银的绸缎袖子随之翻飞，然后漂亮地用手往地上一甩，擤了一把鼻涕。
十一 章炳麟
章炳麟[43]在书斋的墙上挂了一条大型鳄鱼标本，真不知道他有怎样的癖好。可是，在书籍堆成小山的书斋里，人一见这鳄鱼标本便感到彻骨的寒意。尤其是当天——借用和歌首句的季题[44]来说——是个清寒的雨天。而这间瓦顶屋子里，既没有被褥，也没有火炉。坐的嘛，自然也是没有坐垫的紫檀木扶手椅。再加上我穿的是轻薄的斜纹哔叽料夹衣，现如今回想起当初在那间书斋里待那么久竟然没感冒，我只能说这是个奇迹。
然而，章太炎先生穿着一件灰色大褂，套了一件里面缝有厚皮毛的黑色马褂，所以他怎么也不觉得冷。况且，他坐的还是铺着毛皮的藤椅。我被他的滔滔雄辩所吸引，竟忘记抽烟，何况他那么暖和，悠悠然地舒展着双腿，我羡慕都来不及呢。
据传章先生以皇帝老师自居。有段时间他竟想认黎元洪做弟子。对了，书桌旁的墙上，那条鳄鱼标本的下方，就挂着一幅写有“东南扑学 章太炎先生 元洪”的横幅书法。但说句不好听的，章先生的面相可真不大气。皮肤蜡黄，须髯稀疏。还有他那突兀的额头，让人不禁怀疑他是不是长了瘤子。但他细如蚕丝的眼睛——鼻梁上架着一副极为俗气的眼镜——总是冷冰冰地微笑着，只有这双眼睛确实是天下无双。就是因为这双眼睛，袁世凯让他领受了囹圄之苦；同时还是因为这双眼睛，就算是把先生关起来，却怎么也无法痛下杀手。
章先生的话题彻头彻尾是以当代中国为中心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当然，除了“不要”“等一等”之类叫车常用语之外，我对中文一窍不通，又怎么能听懂先生这一番高谈阔论呢？多亏《上海》周报的主编西本省三，我才能了解先生的观点，偶尔向他大胆提问。西本坐在我身旁的椅子上，胸膛挺得笔直，不管议论发展到什么地步，他都热心地为我们翻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临近《上海》周报的截稿日，因此，我不禁愈发感激他的一番辛劳。）
“很遗憾，当代中国的政治已然堕落。不正之风盛行，其严重程度或许比清朝末年更甚。再看学术和艺术界，更是严重地停滞不前。但是中国的国民，向来不走极端。只要这种特质存在一天，中国便不可能赤化[45]。的确，有些学生欢迎劳农主义，但学生不等于国民啊。即使他们一度赤化，以后说不定又会抛弃这个主张。说到底还是因为国民性——热捧中庸之道的国民性——远胜过一时的感动。”
章炳麟一个劲儿地晃动着留着长指甲的手，滔滔不绝地阐述着自己的观点。我只觉得——好冷啊。
“那么，若要复兴中国，采用何种方法好？欲解此题，具体操作姑且不论，又如何从这纸上谈兵寻得解决之法？古人说得好，知时务者为俊杰。不从一个主张开始演绎，而是从无数事实进行总结——此为知时务；知时务后制定计划——因时制宜，其意义只此无他……”
我一边听，一边不时望向墙上的鳄鱼，进而思索起与中国问题毫无关联的事情来——那条鳄鱼一定闻过睡莲的香味、晒过太阳、游过温暖的水流，因此这么看来，它应该最了解我现在有多冷。鳄鱼啊，你在成为这个半干燥标本之前，也是幸福的。请怜悯怜悯我，可怜一下仍然这么活着的我吧……
十二 西方
问：在上海，既能领略中国的传统，又能欣赏西洋风情，所以这附近我们也好好转转吧。我觉得哪怕只是公园也比日本先进许多。
答：公园我也走马观花地游览了一番。像什么法国公园[46]、兆丰公园[47]，非常适合散步。尤其是法国公园，外国老妇或洋人请的奶妈，带着小孩在刚发新叶的悬铃木中间玩耍，也许就是因为这风景特别美吧。可我倒不觉得这里比日本先进多少哩。不过，这里的公园全是西式的吧？而要是说一味仿照西式就是先进，那也不尽然。
问：新公园[48]你也去过了？
答：去过了。不过那算是运动场吧，感觉不像是公园。
问：那公共花园[49]呢？
答：那个公园有意思。外国人可以进，中国人一概不许进。可它名字里有个“public”意指公共场所，这名字起得妙极了。
问：可你走在路上，看到洋人多的地方，总会觉得不错，不是吗？这个在日本可见不到啊。
答：话说起来，我前几天看到个没有鼻子的怪人。恐怕在日本是很难遇到这种怪人哦。
问：那个啊？那是流感盛行时，戴口罩遮住口鼻的洋人吧。但同样是走在街上，即便是装扮怪异的洋人也比日本人看上去结实呢。
答：日本人撑不起西装嘛。
问：穿和服不更麻烦吗？不管怎么说，日本人这种种族，绝不愿意露出皮肤让别人看见。
答：一旦遐想连篇，岂不猥琐？久米仙人[50]不就是因此坠落云端的吗？
问：那么洋人就是猥琐的了？
答：当然，从这点来说的确猥琐。但风俗这东西，很遗憾，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啊。所以，现在日本人也觉得光脚出门显得低贱了。潜移默化间，日本人逐渐变得比过去猥琐了。
问：可日本艺伎白天走在街上，路过洋人面前时也觉得羞愧呢。
答：什么啊，这种事情你放一百个心好了。西方的歌女也光天化日出门啊——只是你区分不出来罢了。
问：你够可以的啊。去过法租界了？
答：那片住宅区可热闹了。杨柳生烟鸽轻啼，桃花吐蕊宿民居。
问：那附近差不多都是西式的，红瓦白砖的，西式住宅不也挺好的吗？
答：西式住宅也没几间好的。至少我看到的都不上档次。
问：我可万万没想到，你这么讨厌西方啊。
答：我这不是讨厌西方，而是讨厌恶俗的东西。
问：这一点我自然也是一样。
答：我才不信呢。你啊，穿着和服想脱了，换成西装；住着有街门的传统宅子想拆了，盖栋西洋式山间小屋；吃着锅起面想吐了，改吃意大利面；饮着山本山[51]想倒了，改喝巴西咖啡。
问：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但是洋人墓地可不差哟，那条静安寺路[52]的洋人墓地你觉得怎样？
答：墓地也是窘得紧。那种墓地也自有一套规矩。不过不管怎么说，我情愿埋在小土堆下面，也不要睡在大理石的十字架下面。况且还是睡在怪模怪样的天使雕像下面，实在恕难从命。
问：这么说来，你对上海的西式风情是完全不感兴趣喽？
答：不不不，我觉得挺有趣啊。正如你所说，上海有它西方的一面，所以好歹也算是见识了，怎么能没趣呢？只是，这里的西式风情，在我这没去西方领略过正统西洋风情之人看来，还是有些不合时宜。
十三 郑孝胥
据坊间传闻，郑孝胥[53]正悠悠然地过着清贫的生活。然一个阴天上午，我与村田、波多一起，乘车从他家门前走过，看到郑氏深居简出的清贫之家，竟是一栋涂成灰色的三层楼房，比我预想中的气派得多。大门连着庭院，叶儿泛黄的竹丛前面，麻叶绣钱菊花开正旺，暗香传来。这种清贫，我何时亲历一把也无妨啊。
五分钟后，我们三人就被领进了接待室。接待室里除了墙上悬着的字画外，没有任何其他装饰。不过，壁炉面的装饰之上，有一对陶瓷花瓶分放左右，小幅的黄龙旗垂着尾巴。郑苏堪先生并非中华民国的政治家，而是大清帝国的遗臣。我望着这面旗帜，隐约想起不知谁人批评他的那句“他人之退而不隐者殆不可同日而论”。
这时有个体型微胖的青年静悄悄地进来了，他是先生的儿子，正在日本留学的郑垂。波多与他很是熟络，立刻介绍起我来。郑垂的日语说得非常流利，与他对话就不必劳烦波多和村田翻译了。
之后不久，郑孝胥就来到我们面前，此人显得十分高大。一看上去，先生的气色不似老人，竟是红光满面，他的眼睛也如青年也似，放着炯炯光芒。尤其是他昂首挺胸的态度，以及说话时配合有力的手势，这架势比其子郑垂更年轻。他身穿灰色大褂、藏青色的马褂，不愧是当年的翩翩才子，透着一股利朗的风采。不，正是由于如今日月闲暇，才如此朝气蓬勃吧。不难想象当年由康有为领导的戊戌变法中，先生在那场戏剧化的变革担任要职时，是何等意气风发。
郑先生入席后，我们谈论了一会儿中国问题。当然，我也大言不惭地说起新四国借款团[54]成立之后，中国对日本的舆论这等有失身份的事情来——这么说似乎甚为轻佻，但当时并非由于胡诌闲谈才说，我本人陈述己见可是十分认真的。不过，今日想来，总觉得当时的我像是精神失常。而我如此气愤的原因，除了自己本性轻浮外，的确还因为当代中国应该承担一半的责任。如果有谁认为我这在说谎，那请亲自到中国来看看好了。不出一月，自己那股想要谈论政治的劲儿，定会叫自己也感到奇怪。这与当代中国酝酿了二十年的政治问题不无关系。彬彬有礼如我，也在游历江南一带期间唤起对政治的热情，久久不能消退。于是，原本无人相求，我却总是思考起远比艺术低下好几等的政治来。
郑孝胥已经对当代中国的政治彻底绝望了。只要中国执着于共和，那就不免永远无法脱离混乱。然而，即便实行王政，要突破当下的困难局面，只能等待旷世英雄出现了。这位英雄必须身处当代中国，以及如今利害关系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不过看来，等待这位英雄现身，与等待奇迹出现无异。
说着说着，我一叼起卷烟，先生就立刻起身，点燃火柴送至我嘴边。我也是诚惶诚恐，顿觉待客之道，与邻国的君子相比，日本人真是再笨拙不过了。
品过红茶之后，我们在先生的引导下，来到其住宅后面那宽阔的庭院。庭院中，在美丽的草坪周围，种植着先生从日本移来的樱花树，还有白皮松。对面又有一幢同是灰色的三层建筑，一问是近日才修起来的，郑垂一家居住在此。我在庭院里走着走着，终于在一丛叶子变黄的竹子处，抬头看见了飘着云丝的蓝天。于是我再一次对这清贫心向往之。
我在撰写此文底稿时，正好有家装裱店给我送来一幅字画。这是我第二次拜访郑先生时，先生为我写下的七言绝句：“梦奠何如史事强，吴兴题识逊元章。延平剑合夸神异，合浦珠还好秘藏。”其字仿佛在纸面飞舞一般下笔极妙，使我想起与先生相处的时间，至今仍觉怀念。我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不仅是与一位著名的前朝遗臣相处，更是亲聆近代中国的诗歌翘楚、《海藏楼诗集》的作者之雅教。
十四 罪恶
敬启：
上海可真是中国第一的“罪恶之都”。总而言之，各国人民聚集在此，自然也容易滋生罪恶。仅就我所见所闻，风纪的确不怎么样。譬如说中国的黄包车夫吧，突然摇身一变拦路抢劫了，这种事常在报纸上看到。要么就是如人所说，有人趁客人坐黄包车在路上走着，从后面盗走乘客的帽子，这也如家常便饭一样，并不稀奇。要说最为过分的，就是为了偷人耳环把人耳朵割下来的。这哪儿还像个贼，简直说成是变态也不为过。说到罪恶，几个月前，莲英被杀的疑案被编成一出戏，还被写进小说里。说是此处一群由无赖地痞的少年组成的拆白党中一人，为了抢莲英的钻石戒指就杀了她，坐车逃之夭夭，最终逃到徐家汇附近不见了踪影。据说莲英还是被勒死的，这恐怕是中国前所未闻的惊天大案的新戏码吧，反正凡是坊间评述，或许日本也屡有耳闻，是受侦探小说情节带来的不良影响。尤其是莲英这个歌妓，我看过她的照片，平心而论算不上什么美人。
卖淫不用说也是盛行得很。你一去什么叫“青莲阁”的茶馆，差不多从近黄昏的光景起，就有无数娼妇在这里扎堆。这种妓女被称为“野鸡”，抬眼一望，恐怕都不超过二十岁。她们一看到日本人就用日语“相公、相公”地叫，一下子就把人围住了。除了叫“相公”，也有野鸡对人用日语说“奏，奏”的，一时间竟不知所云，仔细一想，估计是日俄战争时期，日本军人逮住中国女人要到附近高粱地里做那啥时所说的“走吧，走”，被这些女人听岔了。一问词源，仿似落语[55]一般，反正对我们日本人来说，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到了夜里，走在四马路周围，肯定有几个野鸡坐着黄包车在这附近转悠着拉客。一旦拉到客人，就让他上车，自己则步行走在车旁带他回家——听说这是她们的习惯。她们不知怎么想的，大都戴了副眼镜。中国或许正时兴女人戴眼镜吧。
鸦片也似乎半公开地在任何地点都抽着。我去参观的烟馆，中间一盏如豆般幽幽燃烧的煤油灯，两边是妓女和她的恩客叼着长长的烟管。据说，那里还有什么磨镜党、男堂子之类顶厉害的玩意儿。所谓“男堂子”，就是男人卖身给女人；而“磨镜党”则是为了满足客人的需求，让女人（和女人）上演春宫戏。听他这么一讲，不由得心想，来来往往的中国人里或许藏着——抑或真实存在——几位留着长辫、富于性幻想的萨德侯爵。一位丹麦人还告诉我，他在四川、广东等地待上六年也没听说奸尸的传闻，而在上海，仅最近三个星期里，就亲眼目睹了两起实例。
再加上，最近似乎从西伯利亚附近来了许多长相奇特的男男女女。我和朋友一起在公家花园散步时，也遇到一个衣衫褴褛的俄罗斯人死乞白赖地找我要钱。也许他只是一个乞丐，却让我不舒服。尤其是在工部局严厉的手段下，上海首先从整体上讲，风纪就逐渐有所改观。如今在对洋人的管控方面，El Dorado（富庶之乡）、Palermo（巴勒莫）等几家低俗的咖啡馆也逐渐消失了。不过，在近郊地区还有家名叫Del Monte（德尔蒙特）的店，依然有许多商人光顾。
Green satin， and a dance， white wine and gleaming laughter， with two nodding ear-rings --these are Lotus.[56]
这是尤妮斯·蒂金斯歌唱上海名妓莲花的诗歌节选，讲述“葡萄美酒夜光杯，美人微笑惹人醉”的场景——何止是一个莲花，还有许多女人倚在Del Monte的桌边，倾听着伴随管弦乐的印度人歌声，毕竟她们除此之外也无处可去。
就写到这里吧。
十五 南国的美人（上）
上海美人如云，所见之处不知为何，总是在名叫“小有天”的酒楼。这里据说是近年辞世的清道人李瑞清[57]特别关照的酒楼。还有一副闻名的对联“道道非常道，天天小有天”，因此，这不仅是特别关照，必是钟情至爱。尤其是这位有名的文人，听说有一次在这里把七十只螃蟹吃得精光，这可真不是凡人的胃呢。
可是在上海的饭店里待着却不是那么舒心。就连小有天也是每个房间都由毫无特色的墙壁隔开。桌上摆着的物件，譬如最负盛名的一品香，就和日本西餐厅的摆放别无二致。而其他的譬如雅叙园、杏花楼，乃至兴华川菜馆，除了照顾到了味觉之外，其他感受别说满足了，不受打击就不错了。特别是有一回，波多在雅叙园请我吃饭的时候，我问小二厕所哪里走，他叫我走到厨房的洗物槽去。实际上，在那里我又看到一个满身油污的厨子，好好给我做了一次示范。那真是困窘不已的一次经历。
即便如此，饭菜的味道还真比日本的好吃多了。如果要摆出点装内行的架势，我去过的上海茶馆，比如瑞记和厚德福，真是和北京的茶馆比不了。不过，虽说如此，和东京的中国菜比起来，小有天这类酒楼的饭菜的确可口极了。况且价格也便宜，差不多是日本的五分之一。
话题扯得有些偏，不过，我看美人最多的时候，要数和神州日报社经理余洵[58]一起吃饭的时候。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到小有天楼上时的事情。小有天面朝三马路[59]，夜里热闹非凡，阑干外尽是车水马龙之景。楼上也自然是谈笑风生，还有二胡伴奏唱小曲的音乐声，不绝于耳。我就在如此嘈杂之中，边饮着玫瑰花茶，边看着余谷民在局票上奋笔疾书，总觉得好似置身于茶馆里，又更像是坐在邮政局的座位上等待一般，看着对方忙个不停。
只见局票就是一张西洋纸，写有“ 叫 ，速至三马路大舞台东首小有天闽菜馆 座侍酒勿延”字样；全文用朱笔写成，字迹潦草。我依稀记得雅叙园的局票一角还写着“勿忘国耻”，张扬着反日的气焰，但可幸的是，这里的局票上没有这句话（局票和大阪的召见条一样，是召妓时写的便条）。余拿起一张局票，先在顶端写上我的姓，接着又在“叫”字后头写“梅逢春”三字。
“这是那林黛玉，现年五十八了。近二十年的政局秘密，除了大总统徐世昌[60]，就数她最清楚。我是以你的名义叫的她，所以先和你打声招呼。”
余若有所指地笑着，开始写下一张局票。他日语之棒，曾经在中日双语的即席致辞中，让当时的座上宾客德富苏峰[61]钦佩不已。
于是我们——余、波多、村田和我——围坐在餐桌旁，首先入席的美人，芳名爱春。她伶牙俐齿，带有点日本女学生味道，品位很高，是个圆脸歌妓。她身着浅紫底白花的衣裳，搭配着似有花纹的青瓷色裤子。头发像日本少女编的辫子一样，根部用一根蓝色头绳扎起，长长地垂在身后，额前有刘海垂下，这与日本的少女并无二致。此外，她胸前佩戴着翡翠蝴蝶的吊坠，耳朵戴着镶有珍珠的金耳环，腕上还戴着金手表，全身珠光宝气，好不华贵。
十六 南国的美人（中）
我看得叹为观止，所以就在使着长长的象牙筷时也忍不住仔细端详。不过，正如菜肴是一道接着一道地上桌，美人们也是陆陆续续到来。到底不是应该只感叹爱春美貌的时候。我望向接下来进屋的时鸿。
这位名叫时鸿的歌妓，不比爱春漂亮，但是语调很重，有点田园风情，模样很有特点。除了头绳是粉色的以外，其他打扮全然和爱春一个样。她身穿深紫色绸缎衣裳，镶边为银蓝相间，约半寸宽。余谷民解释说，这歌妓生于江西，所以不刻意追赶潮流，古风犹存。虽说如此，比起以素面自矜的爱春，她涂的胭脂白粉浓艳极了。我看着她的手表、（别在左胸前的）钻石蝴蝶和大颗珍珠的首饰，她光是右手就戴了两枚宝石戒指，佩服之情油然而生。就算是新桥的艺伎，恐怕也没有一人打扮得如此光彩夺目。
跟在时鸿后面的——若是这么一个个写下去，连我也觉得腻歪，那我就再挑其中两人介绍介绍吧。其中一人名叫洛娥，她刚要嫁给贵州省省长王文华，王就被人暗杀，故而一直以卖唱为生，是个薄命红颜。她单穿了黑色花纹的绸缎衣裳，在胸前插了一朵香气怡人的白兰花，再无其他首饰。她十分朴素，双眸楚楚动人，不觉间给人一种清新感。另一人是年仅十二三岁的少女，性格稳重，见到她佩戴金手镯、珍珠首饰什么的，只觉得像玩具一般。而且要是出言调戏，她就像世间常见的处子一样，露出一脸羞涩。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她的名字竟是天竺[62]，这让我们一帮日本人笑破了肚皮。
这些美人们一个个按局票上所写的客人名字，坐在我们席间。不过，本应是我点的娇名盛极一时的林黛玉，却迟迟不露面。席间只有名为秦楼的歌妓，手持吸到一半的卷烟，用婉转的歌喉唱着西皮调的《汾河湾》。歌妓演唱时，一般都有二胡伴奏。拉二胡的男子不知为何，大都会在演奏时戴一顶煞尽风景的鸭舌帽或礼帽。二胡多用蛇皮蒙在整齐截断的竹筒上制成。秦楼唱罢一曲，轮到时鸿献技。这次她自弹琵琶，唱着有些凄凉的小曲。说到她的出生地江西，那里是浔阳江[63]上的一片平原。若是沉溺于中学生时代的感慨，或许在那枫叶荻花瑟瑟之秋，使江州司马白乐天听得青衫湿的《琵琶行》就是如斯的凄凉小调吧。时鸿唱罢，萍乡登场，待萍乡唱毕——村田突然起身唱起了“八月十五，月光明”，这是西皮调的《武家坡》，真让我大吃一惊。要不是这么厉害，恐怕也难以通晓复杂的中国生活的内里外皮。
本名梅逢春的林黛玉终于入席了，此时桌上的鱼翅汤也所剩无几了。她比我想象中更接近娼妇的外型，是个身材丰满的女人。这时看来，她的相貌也不过如此。虽然她用腮红粉黛梳妆打扮过，但还是她那双丹凤眼中浮现的柔美娇艳，能让人联想到她往年的美丽。不过一想到她的年龄——现年五十八岁——怎么也觉得假。首先，一眼望去，以为她顶多四十。特别是她的手，竟像小孩子一样，指根的关节在胖乎乎的手背上形成一个个小坑。她身着镶银边的兰花黑绸缎衣裳，穿同种布料的鞘形裤子。再看她的耳环、手镯，还有垂到胸前的坠子，都是一整面的金或银，嵌进一块翡翠或一颗钻石。其中她戒指上那颗钻石更是有麻雀蛋大小。感觉这不该出现在这街边酒楼，而似乎应该出现在罪恶与豪奢交织的场景，譬如谷崎润一郎的小说《天鹅绒之梦》中。
但是不管她多大年纪，林黛玉毕竟是林黛玉。光听她说话就想象得出她到底多么有才气。不仅如此，几分钟后，她在二胡和竹笛的伴奏下，唱起了秦腔。她嗓子眼里迸发的爆发力，的确又是艳压群芳啊。
十七 南国的美人（下）
“你觉得，林黛玉怎么样？”
她退席之后，余问我道。
“真是女中豪杰。最让我惊讶的是，她看起来那么年轻。”
“她啊，据说她年轻时服用珍珠粉，那可是不老仙丹啊。她要是不抽大烟，看上去还会更年轻。”
当时，继林黛玉之后，又来了一个歌妓，坐在席间。她肤色白皙，身材瘦小，是个大家闺秀般的美人。身穿织有万宝图纹饰的浅紫色绸缎衣裳，戴着水晶耳环，更衬托出她的高品位。我便赶紧问她芳名，她答“花宝玉”。花宝玉——听这美人说出自己的名字，宛如鸽子叫一般有情趣。我递过卷烟，想起了杜少陵的那首《布谷催春种》。
“芥川兄。”
余一边劝我喝老酒，一边煞风景地唤我。
“怎么样？中国的女人，喜欢吗？”
“我哪国的女人都喜欢——中国女人也挺美。”
“你喜欢她们什么地方啊？”
“怎么说呢，我觉得最好看的就是耳朵。”
实际上，我对中国人的耳朵怀有非常深的敬意。日本女人这一点怎么也比不上。日本人的耳朵过平，大多人的耳朵都很厚。还有不少人那个耳朵，不知怎么生的，就好像贴在脸上的蘑菇似的。仔细推敲一番，顿觉这与深海鱼都是瞎子一样。日本人自古以来就把耳朵藏在抹了油的鬓发后面。而中国女人的耳朵，一直都任凭春风吹拂，还有爱美人士戴上镶有宝石的耳环呢。因此，日本女人的耳朵就像现在那样不堪入目，而中国女人则长了一对天生的漂亮耳朵。再看面前的花宝玉，耳朵就像小贝壳似的，惹人喜爱。《西厢记》中对莺莺的描写“他钗軃玉斜横，髻偏云乱挽。日高犹自不明眸，畅好是懒、懒。半晌抬身，几回搔耳，一声长叹”，肯定说的也是花宝玉这种耳朵。笠翁曾经详细地写过中国女人之美（见笠翁《闲情偶集》的《第三卷·声容部》），这种耳朵却从未以一言概括。从这点看来，他这十种曲[64]的作者再伟大，也应该把发现的功劳让给我芥川龙之介才对。
辩论完耳朵之说以后，我和其他三人一起喝了糖粥。之后再走到热闹非凡的三岔路，去一睹妓院风流。
妓院通常在马路横切的石板路两侧。余为我们带路，边走边把檐灯上写的字号念给我们听，最后走到一家妓院门口停住了脚，快步走了进去。一进门，是一间不太景气的泥地房间，几个打扮有些寒碜的中国人正在吃饭什么的。要说这里是歌妓住的地方，莫不是以前听过看过，谁信呐？不过，一上楼，小巧玲珑的客房里，灯火通明。紫檀木的椅子摆得整整齐齐，还立着一面大镜子，看样子，也的确是间一流妓院。就连贴上蓝纸的墙壁，也挂上几幅安了玻璃的水墨画哩。
“在中国包养妓女可不容易了。你看就连这些家具也要掏钱给她们买呢。”
余和我们一起饮茶，一边为我们解释花柳街的事情。
“而今天点的几个姑娘嘛，要是你们实在想养，至少得花五百块。”
话音刚落，刚才的花宝玉正巧从休息室里探出头来，中国的歌妓哪怕是去宴席献技，五分钟左右之后就回去了。花宝玉刚才还在小有天，现在又出现在这里，这种场景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此外，若要了解中国包养歌妓的情况，请日后参照井上红梅所著《中国风俗卷》的《上卷·花柳语汇》即可。
我们与两三位歌妓一起磕着西瓜子，朝她们吹烟圈，闲聊了一会儿。虽说是闲聊，可我与哑巴无异。波多指着我，对一个看似淘气的雏妓说：“他不是东洋人，是广东人。”雏妓反问村田是不是真的，村田也应道：“对，没错。”听着他们如此打趣来玩笑去，我一个人漫不经心地思考起无聊事来——日本有首名叫《小宫小宫》的歌，歌词唱着“常是东洋里呐”，据说这“东洋里”很可能就是“东洋人”的讹音。……
二十分钟后，我觉得有些无聊，便在屋里走来走去，顺道往休息室瞅了一眼。优雅的花宝玉正和一个胖乎乎的阿姨围坐在餐桌前吃晚餐。餐桌上只有一个盘子，里面只盛着青菜。即便如此，花宝玉依然大口大口地端着碗用筷子吃着。我不由得露出了微笑。刚才到小有天来表演的花宝玉，也许就是这样一位南国的美人。不过，这样的花宝玉——咀嚼着菜根的花宝玉——决不是任由浪荡公子玩弄的美人。直到那时，我第一次对中国女人感受到女人的亲切。
十八 李人杰
我与村田一起拜访了李人杰[65]。他今年才二十八岁，论信仰是个社会主义者，可谓是代表上海“少年中国”[66]的人物。途中，我透过电车的窗户看路边树木郁郁葱葱，全然一副夏天的景色。今天阴，偶有阳光投来，就连风吹也扬不起尘。
这是我访问完李之后写下的备忘录。如今打开记事簿一看，当时用铅笔草草写下的字，有不少都已经看不清了。文章自然很杂乱。不过，换句话说，正是如此杂乱，心情反而能够自然流露也说不定。
他有家仆，直接带我们来到接待室。长方形书桌一张，西式椅子二三把，桌上有盘子，里面盛着陶制水果。梨子、葡萄、苹果——除了笨拙地模仿自然之外，并无其他赏心悦目的装饰。尽管如此，房间里一尘不染，充满简朴的气氛，令人愉快。
几分钟过后，李人杰来了。他是个身材瘦小的青年。头发略长，瘦脸，血色不大好。眼露才情，手不大，态度颇为真挚。这种真挚同时令人不难推测出他的神经敏锐。刹那间的印象并不差，恰似触摸到时钟那细且坚韧的发条一般。我与他隔桌相对，他身穿着灰色大褂。
李曾在东京大学求学，因此日语也是说得极为流利。尤其是连复杂的理论也能解释得通透，这方面或许我的日语都不如他。有件事，我在记事簿上没写。我们所处的接待室里，墙角有一架梯子通往二楼，是直接固定在地上的结构。因此，人从梯子上下来时，客人首先看到的是脚。我们见李人杰时，也是先看到他那双布鞋。除了李之外，尽管我也访问了不少中国的名人，但未见人先见脚的，李还是头一个。
李说：“当代中国应何去何从？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不是共和，也非复辟。这种政治革命无法改造中国，这个道理过去已经证明过了，现在还要再证明一次。不过，我等只有走社会革命这一条路。”这就是宣传文化运动的“少年中国”的思想家一直呼吁的主张。李还说：“如果要搞社会革命，就必须依靠宣传的武器。因此，我等才会不断著述。且唤醒的中国士族百姓，不会对新知识表示冷淡。相反，他们一直渴望着知识。然而，如何才能使这充饥的书籍杂志不匮乏？我可在此向您打包票，当务之急就是著述。”也许现实并非李所言，当代中国没有民意，无民意何生革命？何况获得成功？李又说：“种子就在人们手里。只是人们惧怕万里荒芜，或者力不从心。不管我等的肉体是否能够承受此等劳苦，也必会陷入忧愁。”言毕眉头紧锁，我开始同情起李来。李继续说：“近期应该关注的是中国银行团的势力。其背后势力不用问，北京政府有受中国银行团左右的倾向，这是难以否认的事实。这不一定值得悲伤。不论怎么说，我等的敌人、吾等的炮火应该对准的目标，正是银行团。”我说，我对中国的艺术感到失望，我所看的小说、绘画不足以相提并论。可是，看中国的现状，期待这片土地之上艺术百花齐放，似乎反而是个错误。我问他：“除了宣传手段之外，还有其他考虑艺术的空间吗？”李答：“近乎于没有。”
我在笔记簿上只记下这么多，可是，李的语气真是斩钉截铁。也难怪和我同去的村田会感叹：“那个男人的脑袋太灵光了。”不仅如此，据说他在留学期间，好像读过我的一两篇小说。这无疑使我对李的好感增加了一筹。即便是我这样的君子，毕竟也是个小说家，这等追求虚荣的心理也是旺盛得很。
十九 日本人
一天，我应邀去上海纺织的小岛家吃晚饭。他的公司住宅前的庭院里种了棵小樱花树。于是，与我同行的四十起见状大呼：“快看！樱花开了！”他说这话时，语气欣喜得近乎不可思议。小岛刚走到玄关口，形容得夸张些，就是一副仿佛哥伦布从新大陆回家时炫耀自己带的土特产似的表情。但其实，这枯瘦的樱花树，只开了那么几朵小花。我当时心里也犯嘀咕，为何这两位先生要如此大喜。不过，在上海待了一个月后，我才知道，不光这两人，其他日本人也都是如此。到底日本人是个什么样的人种？这并不是我的研究范围。然而，走出国门之后就会发现，只要看到樱花开，管它开八重还是一重，这个人种都会突然莫名涌现出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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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参观同文书院[67]时，走到宿舍二楼，就看到走廊末端的窗外有一片青色麦穗的海洋。麦田四处可见平凡的菜花。在这片景色遥远的彼岸——连绵的低矮屋檐之上——能够看到一面巨大的鲤鱼旗[68]。鲤鱼随风飘扬，在空中翻腾，甚是抢眼。单这一面鲤鱼旗，也能一下子改变风景。让我感觉自己并非置身于中国，而是在日本。但一旦走到窗边，就能看到楼下麦田里中国老百姓劳作的身影。不知怎的，竟让我觉得有些奇怪。我在遥远的上海上空，见到了日本的鲤鱼旗，心情多多少少是愉悦的。也许不应该对之前的樱花一事感到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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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接受过上海日本妇女俱乐部的款待。地点好像是在法租界内松本夫人的宅邸。圆桌上铺有白色桌布，桌上摆放了一盆瓜叶菊，还有红茶、点心和三明治——围在桌边的夫人们比我预想的温良贞淑多了。我和这些夫人们一起聊了小说和戏曲的话题。接着有位夫人对我说：
“本月《中央公论》刊登了先生大作《乌鸦》，甚是有趣。”
“不，那篇写得不好。”
我谦逊地回了她的话，心里只想让《乌鸦》的作者宇野浩二听听我们的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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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丸”的船长竹内告诉我说，沿着汉口河岸走，只见成片悬铃木下的板凳上，英国或美国船员和日本女人并坐着。那种女人哪怕只看一眼也知道她们做哪行。竹内看到这幅景象，心中忿然。我听了这话之后，走在北四川路上，看到从对面开来的汽车里坐着三四个艺伎，被一个洋人左拥右抱，热闹得不得了。见状，我并不像竹内那么生气。不过，即便没有这么火大，也不难理解，或者不禁对这种心理产生好奇。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心里感觉不悦，或者比这程度更重，才是爱国义愤，难道不是如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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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日本人，假称他作“X”吧。X在上海住了二十年，在上海结婚生子、立业发财。或许正因如此，他疯狂地爱着上海。偶尔有客人从日本来，他也一直夸上海的好。建筑、交通、菜肴、娱乐……总说日本的这样比不了上海，上海的那样与西洋一样。与其在日本那种龌龊的地方待一辈子，还是快到上海来吧——如此这般地怂恿客人。X死的时候，一看他的遗书，竟写着这样一句话：“无论如何，骨灰一定要埋在日本。……”
我靠在某个宾馆窗边，点燃一枝雪茄，一边思考他这句话。我们不应该嘲笑X的矛盾心理，因为这一点上，我们也许都是X的盟友。
二十 徐家汇
明万历年间。墙外。处处柳树成荫，墙的那头可见天主教堂的屋顶，上面立着黄金十字架，借着落日余晖闪耀光芒。一个行脚僧和村童一齐走出来。
行脚僧：徐公[69]家是在那里吗？
村童：正是。不过，我叔叔到过他家门口化缘，他连一口粮也不肯给，徐家最讨厌和尚了。
行脚僧：甚好甚好，这事我知道的。
村童：既然知道，那还是不要去的好。
行脚僧：（苦笑）你这小儿，怎么句句不饶人？我又不求在他那里修行，只是来向天主教的传教士讨教讨教罢了。
村童：啊，那您请便吧。要是被他家丁打，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哦。
村童走开了。
行脚僧：（独白）那里只见教堂屋顶，但从何处进门呢？
一位红头发的传教士正骑驴过来，身后跟着一名家丁。
行脚僧：哎，哎。
传教士拉住了驴。
行脚僧：（勇猛地）什么处来？[70]
传教士：（怀疑地）信徒家来。
行脚僧：黄巢过后，还收得剑么？[71]
传教士呆若木鸡。
行脚僧：还收得剑么？快说，快说，如若不说——
行脚僧挥着如意，似要打中传教士，却被家丁出其不意地打倒在地。
家丁：真是疯子。不用管他，直接前行就是。
传教士：上帝保佑。总觉得他的眼神有些奇怪。
传教士一行远去，行脚僧站起身来。
行脚僧：可恶，居然是个外行。把我的如意都打折了。咦，我的钵呢？
墙里传来几丝唱赞美诗的声音。
×××
清雍正年间。草原。处处柳树成排，其间可见荒废的礼拜堂。三个乡下小姑娘，挽着竹篮，采摘着艾蒿之类的野菜。
甲：云雀一直在叫，竟觉得有些吵人。
乙：是啊——哎呀，有只蜥蜴！
甲：姐姐，你怎么还不办婚礼？
乙：大概到下个月吧。
丙：啊，快看，这是什么？（捡起满是泥土的十字架。丙是三人中年纪最小的）雕的像是个人呢。
乙：什么？我也看看。哦，这个东西叫十字架。
丙：十字架？
乙：就是天主教的人戴的。不知是不是金子做的？
甲：别管它了。拿着这种东西，又得像张一样被砍头哦。
丙：那，还是照原样埋回去吧。
甲：嗯，埋在那儿对不？
乙：对，好像是那儿没错。
小姑娘们离开了。几小时后，暮色渐渐笼罩草原。丙和一个盲眼老人一同出现。
丙：爷爷，就在那儿。
老人：那咱们快找。让人发现就糟了。
丙：找到了，这儿，是这个吧？
新月下，老人攥紧十字架，在微弱的月光下慢慢低头默祷。
×××
中华民国十年。麦田中树立着花岗石的十字架。在成排柳树之上，天主教堂的尖塔屹然耸立在云端。五个日本人穿过麦田走来，其中一人是同文书院的学生。
甲：那座教堂是什么时候修建的？
乙：据说是道光末年。（打开游览指南）它进深二百五十英尺，宽一百二十七英尺，嚯，那座塔有一百六十九英尺高呢。
学生：那个是墓。我是说那个十字架——
甲：原来如此，现在只有石柱和石兽，以前肯定气派多了。
丁：的确，怎么说也是个大臣的墓呀。
学生：台座是砖制的，里面像是嵌进了石子呢。这个是徐氏的墓志铭。
丁：写的是“明故少保加赠大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徐文定公墓前十字记”。
甲：难道墓另在别处？
乙：谁知道呢，我觉得有可能——
甲：你看十字架也有铭文。像是刻着“十字圣架万世[72]瞻依”哩。
丙：（声音从远处传来）站着别动啊，我给你们拍张照呗。
四人站在十字架前，不自然地保持了几秒钟的沉默。
二十一 最后一瞥
村田和波多离开后，我叼着卷烟，走到“凤阳丸”的甲板上四处看看。码头上灯火通明，几乎看不到人影。对面的大路上，有三四层的砖瓦房，耸立在夜空下。正在这时，一个苦力工人，在灯光下投下巨大的影子，从脚下的码头走过。要是和他一道走，就能来到之前领取护照的日本领事馆门口。
甲板上一片静谧，我走向船尾。从这里眺望下游，外滩沿岸的路边，路灯星星点点放出璀璨光芒。不知能不能看到横跨苏州河口、白天车水马龙的外白渡桥。桥下的公家花园，虽不见嫩叶的新绿，但可知那里有树林。最近到那里去时，还看到一个身穿红色的上海工部局号衣、像是驼背的中国人，在喷泉涌动的草坪上捡着烟蒂。公家花园的花坛里，如今还有郁金香或黄水仙在灯下绽放吗？穿过此等美景，应该能看到庭院宽阔的英国领事馆和正金银行。从那里沿岸直走，往左拐走进一条弄堂，就能看到兰心大剧院。走上通往入口的石阶，即便摆满了各档轻喜歌舞剧的广告牌，也许已无人进出了。那里有一辆汽车，笔直地沿着河岸开来。玫瑰花、手绢、琥珀项链——前一秒还在你眼前金光闪闪，后一秒钟便从你眼前消失了。那一定是去宁波路饭店跳舞的女人。接着是一条林荫大道，有人在一边唱着小调，一边噼里啪啦地走着。“Chin chin Chinaman”[73]（中、中、中国人）——我若往黑黑的黄浦江里扔下一个烟头，它会缓缓地返回会客室去。
会客室里依然见不到人影。只有铺着地毯的地板，一盆兰花的叶子引人注目。我倚着长凳，任回忆的思绪乱撞。去见吴景濂[74]时，他留着寸头的大脑袋上贴着紫色膏药，于是便煞有介事地发牢骚说：“我……长了个脓包。”也不知道他的脓肿有没有消。……我和醉步蹒跚的四十起走在黑魆魆的街道上，正好我们头上有一扇正方形的小窗。窗里的灯光，斜照在乌云密布的空中。接着，一个小鸟般年轻的中国女子，来到窗边俯视我们。四十起指着她说，“那个啊，就是广东鸡。”今晚也许也和往日一样，那个女人又到窗口张望了吧。……树木丛生的法租界，乘着马车轻快地走上一走。前方很远处有个中国马夫，正牵着两匹白马。其中一匹不知怎的，突然倒地，见状，与我同乘的村田说：“它那是背上痒痒。”解开了我的疑惑。……回忆涌上心头，我又把手伸向夹衣口袋，准备掏烟盒出来。但我掏出来的不是黄色的埃及盒[75]，而是昨晚放口袋里忘记拿出来的京剧戏单。掏出戏单时，里面不知什么东西洒落在地板上——我楞了一下，便俯身拾起这朵已经枯萎的白兰花。举起嗅上一嗅，香味已经不在。花瓣变成了褐色。“白兰花——白兰花——”卖花女的声音飘入耳际，这也不过是某日的追忆罢了。曾经看这种花别在南国美人胸前吐露芬芳，如今恍若梦境。我本容易感情伤怀，顿觉易有堕落的危险，便又将这枯萎的白兰花，扔到地上。接着点燃了卷烟，捧起出发前小岛送我的玛丽·斯托普斯的书读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