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
危机识韧性
在经历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冲击之后，世人对黑天鹅有了全新的认知，它的可怕，恰恰在于它彻底的不确定性，以及它带来巨大灾害的可能性，而普通人根本无法预见潜在灾害的严重性。经济在面临一场突如其来而又有巨大杀伤力的冲击时，该如何应对，这考验的其实是它的韧性。经历灾难的经济会以什么方式重启？政府该采用什么样的政策组合？市场又会涌现出什么新物种？……这些问题也是后疫情时代经济研究最核心的问题。我的前同事理查德·戴维斯曾经担任《经济学人》的经济编辑，他的新书《极端经济：韧性、复苏与未来》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回答了后疫情时代的大问题，而且他回答问题的视角和他给出的答案同样重要。
著名科幻作家威廉·吉布森有一句名言：未来已经到来，只是分布不平均而已。戴维斯也像一名优秀的科幻作家那样，转换时空，深入不为人知的场景和角落，为当下所面临的经济问题找寻答案。
自然界给经济带来的巨大冲击，莫过于地震和海啸。2011年日本以东的太平洋海底发生地震，其引发的海啸至今令人记忆犹新。而海啸所造成的损失，除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之外，更严峻的其实是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丰田是“零库存”生产方式的鼻祖，海啸过后，它在东南亚特别是泰国的汽车厂一度停产，就是因为供应链上一家关键的零部件厂在海啸中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为了使供应链尽快恢复运转，丰田向主要供应商发出邀约，希望它们能尽快调整生产线赶制出短缺的零部件。经历冲击之后，丰田对自己发明的“零库存”管理做出重大调整，建立了强调在运营过程中增加“战略冗余”的RESCUE（救援）体系。而这种快速反应的能力，以及从应对灾难的过程中汲取教训，不再是一味地追求效率，而是更强调平衡和应对多变复杂环境的能力，其结果就是韧性。
什么是经济的韧性？韧性就是抗打击能力，是经济能够从外部冲击中迅速恢复的能力，也是经济中的主要组成部分——企业和劳动者——能够迅速重新组织、恢复生产和生活的能力。
戴维斯在书中用了许多篇幅去描述这种韧性。他前往遭受过海啸侵袭的印度尼西亚的亚齐，由于叙利亚内战而流离失所的难民在约旦的难民营，以及美国南部路易斯安那州绰号为“安哥拉”的监狱，去寻找存在于社区和人性中的韧性，同时思考应该怎样充分利用这种韧性，甚至在哪些时候管制和规划应该为这种韧性让路，从而让经济能更充满活力且茁壮地重启。
无论是海啸过后、流离失所，还是圈禁在高墙之内，身处其中的人们无不面临巨大的外部困难，但也恰恰是这种外部困难的压力，激发了人们非凡的适应力与创新。
第一，这种适应力与创新源自社会本身的组织能力。社区需要有非正规的社交网络，甚至是非正规的财务网络，民间发展出来的人与人之间多样化、多层次、非正规的社会网络是经济拥有韧性的基础。比如亚齐当地就有一种传统，黄金是当地人储值资产的主要方式，在丰收的年份，家里的主妇会把收成换成黄金，在歉收的年份，又可以卖出黄金来补贴家用。由于黄金是全球定价，就排除了当地供求关系变动所导致的价格剧烈波动。2004年，海啸摧毁了亚齐当地的经济，也摧毁了正规的银行网络，但是每个家庭都能依靠当地非正规的黄金交易网络快速地把自己的积蓄（黄金）换成用于灾后重建的资金，从而确保了社区后续发展的韧性。
第二，知识和新思想比财富的积累更重要。在从工业经济时代向知识经济时代大转型的当下，知识和人才的积累奠定了创新韧性的基础。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面对一穷二白的摊子，却能在十几年内就实现经济腾飞，除了美国的援助之外，能够把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培养的人才派上用场也是重要的推手。灾难冲击所带来的另一个好处是，为新一代的“后浪”扫除前人的束缚和负担，可以让他们更开放、更迅速地拥抱未来。这种拥抱新思想的开放，也是危机的“副产品”。
第三，需要为自下而上涌现出来的创新营造出宽松的环境，同时要牢记，很多自上而下的设计可能会与当地的现实脱节。约旦的扎塔里难民营就是一个很特别的案例。为了给难民提供生活救济，联合国难民署的设计不可谓不费心思，每个难民家庭都领有一张电子储值卡，卡里按照家里的人数每人每月发放20第纳尔，而且分成五个不同的种类，比如食物、衣物等，从而确保资金不会被滥用（比如用买食物的钱去买衣服），难民可以用电子储值卡从难民营里的官方超市购买商品。而问题恰恰就出在官方超市和电子储值卡的缺乏变通上。官方超市提供的物资主要依赖联合国援助官员的计算，他们用自己的数据和设想来规划物资的配给，而电子货币的公平发放也确实能够保障难民的基本生活。然而，难民的需求远不止这些，严格计划的市场供应满足不了难民多样化的需求。结果是催生了兴旺的“二轨市场”，难民会大量采购自己不需要但可以卖到难民营外换钱的商品，再用换来的钱在非正规市场上采购自己需要的东西。
难民营里“二轨市场”蓬勃发展的例子可能是对市场作用的最佳诠释。只有一个有生机的市场才能真正推动供给和需求的平衡，因为只有它才能满足人们不断提升的多样化的需求，而这样有生机的市场一定会自发涌现出来，绝不可能由谁来设计好，无论设计者的初衷多么着眼于公平和效率。
第四，黑天鹅的冲击必然带来巨大的转型，而转型需要额外的呵护，转型期的表现决定了未来的发展前景。一个刑满释放的罪犯能否适应监狱外全新的环境就是最极端的适应社会的转型实验。戴维斯在书中引述的研究发现，获释之后最初的72小时对于一名前罪犯融入社会至关重要。罪犯服刑久了，适应快速变化的能力会逐渐退化（因为监狱里的大环境是几十年不变的），尤其是当新科技和新模式在外部世界层出不穷的时候。但是，如果前罪犯能在72小时内适应新环境，他的创造力（企业家精神）就可能更高。毕竟，要在监狱里好好地生活，也需要韧性、适应力和创造力。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恰恰也是全球经济经历的一个大转型期，原先熟悉的世界发生了改变，原先稳定的增长环境也发生了巨变，在有效疫苗被研制出来之前，每个人和每家企业都需要适应与病毒共存的全新世界，这也是为什么各国应对政策的着眼点都放在为小企业和个人纾困上。黑天鹅冲击并没有剥夺个人与企业的“动物精神”，相反，外部压力可能会激发出更多的活力，关键是要让个人与企业能顺利度过转型期。
转型期提供了优胜劣汰的压力测试，为各种社会实验搭建了舞台，很多被增长掩盖的结构性问题加速暴露，曾经在大潮中“裸泳”的僵尸企业也被加速淘汰，大量新模式和新物种不断涌现出来。从这一视角去审视后危机时代经济的韧性，落脚点应该是管理变革的新陈代谢。大灾之后的复苏与增长，是因为：抗疫期间积累的知识和经验会被推广；暴露出来的组织协作和治理领域的问题会被反思；教训会被汲取；涌现出来的能够独当一面的，有担当、负责任的领导人才会被破格提拔和任用。新陈代谢，即对现有管理模式的一次考核，淘汰不合格的管理者，也为新的管理者扫除障碍，让他们能更快有所建树。这才是危机之后真正的否极泰来。
《经济学人·商论》执行总编辑 吴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