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罗烽白朗创作研究综述

在历年历代的中国文学史、文学作品的学术研究中，若按地理位置划分，占据主要地位的大致都是古时候的中原地区，而今的江浙地区。东北文学或是与东北有关的文学作品在漫长的中国文学史上一直都处于不温不火的地位。这似乎又与东北的地理位置具有极其密切的联系。东北地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具体划分，亦有不同的名称。如《周礼·职方氏》中云：“东北曰幽州，其山镇曰医无闾。”《山海经》中，“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氏之国”。元朝《大元一统志》说：“开元路，南镇长白之山，北浸鲸川之海，三京故国，五国旧城，亦东北一都会也。”由此可见，东北地区在大多数的历史时期都处于“蛮荒”状态，居住着匈奴、鲜卑、契丹、女真等少数民族，并不属于汉族人的主要活动范围。由于少数民族与汉民族语言文字不通，随着这些少数民族的衰落和汉化，并未留下太多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因此这一时期的东北地区似乎并没有给学界留下太多可研究的方向。清朝末期以后，也就是近现代对于东北地区有了比较具体的划分，主要指今黑吉辽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即“东四盟市”：呼伦贝尔市、兴安盟、通辽市、赤峰市）。

“清朝末年，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被迫对东北地区实行弛禁政策，从而促使大量的关内汉族移民来到东北。”[15]因此，东北地区的民众数量不断扩大，长期生活在气候较为寒冷、物资较为匮乏的东北地区的汉民族逐渐适应了当地的生活，并开始形成了其独特的“风采”。这种独特的“风采”却又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被触发展示的。1931年，日军在中国东北蓄意制造的柳条湖事件，史称“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开端，在拉开日本侵华战争序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群充满爱国激情的热血青年，他们用自己年轻的生命、细致的笔触使在那片沦陷了的土地上挣扎着、反抗着、痛苦着的人们跃然于纸上，展现出那个年代、那片土地、那些绝望而坚强的人所特有的“风采”。正是这特有的属于东北人民的“风采”吸引了一代代文学研究者，引起了文学界的关注。东北文学和东北作家群开始逐渐走向中国文学史，得到了学界的认可和支持。

学术界对于东北作家群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在文学创作中有较高成就的萧军、萧红夫妇，以及作品创作中所体现出的抗战文学以及流亡文学主题等方面。也有不少学者偏好于对一对夫妇创作的研究，他们便是罗烽和白朗。不同于萧军和萧红的半路姻缘，罗烽和白朗可以称得上一对青梅竹马、执手偕老的夫妇了。但相同的是，面对家国危亡的局面时，他们同样选择了挺身而出，用手里的笔与敌人搏斗，展现出家国沦陷时东北人民绝望的挣扎与反抗。接下来，本文将以罗烽、白朗夫妇为东北作家群的代表，把文学界对于二人的创作研究按照时间（1980—2017）划分为三个阶段并进行阶段性的整理和综述。

由于东北文学以及东北作家群创作时间较短且成就相对于南方地区而言较小，所以文学批评领域的专家和学者对于东北作家群所代表的东北文学以及罗烽、白朗二人的创作研究较少，且具有地区分布规律，即研究东北作家的专家、学者较为集中地分布在东北地区，在华北以南地区只有个别的研究者。据统计，1980年至2017年，知网上关于东北文学及东北作家群的学术论文共有2984篇，主要包括对于古代明清时期东北文学的研究和现当代东北文学的学术研究。这些研究不仅包括把东北文学和东北作家群作为研究主体的学术论文，还包括一些不以东北文学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研究，通常是通过列举东北文学作品、作家进行论证和对比以阐述笔者的论点，如：研究域外文化（俄苏文化、日本文学、朝鲜文化）对于东北作家的影响，研究我国台湾、香港等地区文学中东北文化的影响，研究抗战时期复仇文学的主题。也有部分研究论文中，东北作家群只是作为一个词条而简单提及，并未进行仔细分析。由此可看出，东北文学在中国的文学批评界并不是一个很火热的研究方向。而罗烽和白朗二人的研究论文的数量可谓少之又少，在同一时间段里，知网上与罗烽有关的研究论文有79篇，与白朗有关的研究论文仅有74篇。其中亦有相当多的论文中，只是简单提到二人的名字或者叙述几个与二人有关的例子，并未把二人的创作研究作为论文的主体内容，如：《六十年代作家的待遇》《论东北作家群》《关于“东北流亡文学”的思考》《东北作家群小说创作与东北区域文化研究》。在罗烽和白朗的学术研究中，研究者普遍关注的是他们抗日的思想、流亡的主题、东北的地域特色等。但是较为特殊的是两者研究方向的差异性，白朗作为东北沦陷时期的女作家，除了抗战流亡的主题之外，有些研究者更为关注她处于东北流亡时期的女性视角、女性的独特表达方式和她所塑造的女性世界等。因此，本文以学界对于罗烽和白朗二人研究的主要方向进行综述，以罗烽研究为主，以白朗和东北作家群研究为辅助。

一、抗日文学与流亡文学（1980—1990）

1980年到1990年是文学发展的多元化时期，主要因其受到了多种社会历史因素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文艺工作既不可避免地受到“文革”以及之前十七年文学创作研究局限的影响，又受到新时期思想解放、创作研究自由化的影响。在1980年之前，我国文学创作主要分为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两个时期。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十七年文学主要以歌颂和弘扬革命精神，描写1949年后的新风貌、新事物、新人物为主。而“文革”时期，我国政治动乱，文学完全成为宣传政治理念的工具，“革命样板戏”就是这一时期文学形式的重要代表。虽然在文学创作中有优秀作品出现，但是创作的题材和主题单一而浅显，这对20世纪80年代初文学作品的创作研究也有一定的影响，导致文学批评的表面化、浅层化。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6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标志着中国文学的历史性转变。在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对于文艺工作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科学阐释：“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16]“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17]。粉碎“四人帮”、改革开放、第四次文代会、中美建交等诸多因素促进文化发展。

1980年至1990年这一时期，文学批评界对于罗烽、白朗的研究以及东北作家群的研究相对较少，知网上共有论文70篇，其中与罗烽创作研究有关的论文共有13篇，与白朗的创作研究有关的论文共11篇，对于东北作家群和东北文学的创作研究共有56篇，在其他作家或者文学流派的学术论文中，提到罗烽和白朗的共有12篇。这一阶段，“文革”刚刚结束，文艺工作的方针虽然改变了，但是文艺批评和创作研究仍然较为浅显和单一。文学批评界对于罗烽和白朗的创作研究主要集中于二人的创作主题和思想内容。以董兴泉的《论罗烽的小说创作》一文为例，这篇文章便从罗烽小说创作的思想内容特征和艺术风格两方面对罗烽的创作进行研究和揭示。在思想内容方面，“首先一点是作品的革命现实主义深度和强烈的时代感，爱国主义思想感情和崇高的革命理想，是贯穿他早期创作的一条红线”“其次，把表现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把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紧密地结合起来，使有胆有识的爱国志士和穷苦的劳动人民看到斗争的目标和未来的希望”“另一个特征，是文章哀而不伤，凄惨而悲壮，凝重而又充满热望……始终以共产党员的姿态，站在民族解放战争的第一线……一手拿枪，一手拿笔，以战士身份进行英勇斗争”。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讲：“是在国破家亡、耻结辱殁的年代里，虽未做到‘我以我血荐轩辕’，但总算用笔墨泼绘了灾难深重的亿万人民的挣扎、呐喊、愤怒、厮杀与拼搏的身影。那个年代海盗横行，卖国贼当道，写作毫无自由。”不难看出，这一阶段研究者主要是从其创作的时代背景出发，提取出作品中作者集中想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并结合作者的自述对创作的主题思想进行揭示。在艺术特色方面，文中也举了具体的作品，进行较为详细的分析，但相对而言都较为浅显，没有较高的文学深度，如：作品主题开掘深；题材广泛，形象各异；风格深沉细腻，语言富有哲理；叙述风格明净、清新、质朴。尽管不同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二人的创作进行研究，但是学界的主流研究方向仍然停留在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战士的反抗与斗争的主题上，称之为“抗战时期社会的一面镜子，革命战士肺腑的战歌”。由此看出，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研究者对于罗烽和白朗创作研究主要侧重于作品中的抗日和革命的主题思想，而对于其创作的语言、风格和技巧等艺术特征仅进行了较为浅层次的分析。另外，这一阶段文学批评界对于东北作家群的集体研究较少，集中指向为东北作家创作的乡土色彩和流亡者的反抗主题两个方面。主流研究仍然侧重于东北作家单人创作的研究工作。在部分研究萧红、萧军、端木蕻良的学术论文中会提到东北作家群的创作。

二、传记创作与群体性研究（1991—2000）

20世纪90年代，文艺批评界对于罗烽和白朗二人的研究成果虽然不多，但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集中表现为作家传记的大量创作，据统计，这一时期罗烽白朗的研究论文共有15篇，其中作家的小传创作共有6篇。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当时的特殊背景。首先，不得不提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发展的大的时代文化背景。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商业文化迅速崛起，主流作家、严肃文学渐渐处于边缘化地位，中国知识界爆发了一次全国性“人文精神大讨论”。“‘人文精神大讨论’是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一场极具轰动意义的学术热点，当时的一些学者和作家，出于对社会和文学的责任感，又不甘心自己启蒙角色的失落，希望通过唤起‘人文精神’来重塑理想，重建严肃高尚的文学，拯救当下中国人的文化和心灵危机……在‘人文精神大讨论’中，文学批评家对文本的审美研究已经不再是唯一使命，他们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出发进行文本分析，使文学批评散发出社会各个领域的气息，这种转向社会文化的批评形态在90年代成为文学批评真正的主力军。”[18]这种“人文精神大讨论”奠定了当时整个文化背景的基础，不仅对于作家创作的主题和目的具有重要影响，对于当时的文学批评界同样具有一定的影响，文学批评家开始增加对严肃高尚文学的关注和研究，同时也对一味迎合大众审美需求的庸俗的商业化文学创作进行批评和讽刺，从而达到大众人文精神重建的目的。另一个特殊的背景便是作家罗烽和白朗的逝世。1990年和1991年白朗和罗烽先后因病在北京逝世。正是这两个特殊的背景，促成了作家小传的涌现。

文学批评界对二人传记的创作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常规的传记创作，即对罗烽和白朗二人的生平、创作、重要的贡献进行综述。另一类传记创作其实是用传记的形式来对二人在反右派斗争，“大跃进”及“文革”时期所遭受的污蔑和背负的骂名进行平反，为其正名，如《罗烽、白朗蒙难记》《雪上加霜的日子》《罗烽、白朗在延安》。传记创作的目的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密切联系。就一般性记录生平、分析作品的传记创作而言，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因罗烽、白朗二老逝世，传记的创作等同于对于其的追忆和纪念，而另一部分原因其实可以理解为当时的作家和学者对罗烽和白朗的一种文化认同感。罗烽和白朗都是辽宁沈阳人，从小在东北长大。罗烽在青少年时期较早地接受了“五四”以来的革命思想，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与白朗结为夫妻。九一八事变后，在罗烽的思想影响下，白朗积极参加抗日工作。罗烽、白朗夫妇以及当时东北的青年工作者萧军、萧红、舒群等在“新京”（长春）《大同报》、哈尔滨《国际协报》创办大型文艺周刊《夜哨》《文艺》等，此时二人初步显示艺术才华。1934年，罗烽被捕，次年在党组织的帮助下无罪释放。1935年7月，罗烽、白朗参加左联，之后二人辗转多地为抗战服务。在此期间二人创作了大量作品，诗歌、小说、剧本等体裁均有创作，代表作品有：罗烽的长诗《碑》三部曲，中篇小说《归来》《莫云与韩尔谟少尉》，长篇小说《满洲的囚徒》；白朗的短篇小说集《伊瓦鲁河畔》等。抗战结束前期二人长期为抗日战争的宣传工作服务，对东北的文化建设和文学发展做出了可贵的贡献。1957年罗烽被错划为右派，“文革”期间，罗烽与白朗共同遭到迫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二人沉冤得雪。罗烽和白朗是抗日战争时期具有时代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热血青年，他们是时代精神的象征，是主流文学和严肃文学的代表，学者对于二人传记的创作实际上是在对二人文化认同的基础上予以推崇，以这种方式帮助人类人文精神的重建。而另一种形式传记创作，如《罗烽、白朗蒙难记》创作的主要目的我们之前已经提到，就是为了“释冤”，为了正名。但这类传记中除了侧重于对二老蒙冤的揭示之外，与常规性传记相比仍有较为特殊之处，那就是，这类传记的创作者基本上不是文学批评界的专家和学者，而且这些传记中很少涉及罗烽和白朗的创作道路和文学活动，在“释冤”的过程中，侧重表现的是罗烽和白朗在革命工作中的贡献，以及在反右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时期二老作为文人所面临的困难处境以及所遭受的非人迫害。另外，对于白朗单人的创作研究，开始注重其女性的写作世界和女性文学的独特表现手法。在关于其他东北作家、伉俪的研究性文章中，也曾多次提到罗烽和白朗的名字。

这一阶段，文学研究者在集中悼念、追忆二老一生的同时，也开始对东北作家群进行群体性研究。知网在这一阶段共收录了102篇关于东北作家群的学术论文，其中有10篇提到了罗烽和白朗的创作，但几乎都是就其表面的思想内容进行阐述。如在《论东北沦陷时期的小说》一文中提到：“作品把矛头指向日本侵略者而展开，同时表现了作家罗烽的大胆反抗精神……总之，罗烽在抗日文学兴起时做了很多工作，写了不少作品，小说数量虽然不多，但是抗日的内容为以后小说的创作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对于东北作家群整体的研究也主要侧重于创作的思想主题以及在当时对于反帝反封建和唤醒全民族文化意识、文化自觉的贡献等方面，“东北作家群最早描绘了东北沦陷区人民的苦难和斗争，特别是武装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作品比较贫乏的局面，开辟了现代文学题材的新领域”。除了研究东北文学中的抗战和流亡主题之外，还有相当多的文学批评家开始关注东北作家群的创作与东北的地域文化和乡土人情之间的关系，如《萨满教文化因素与东北作家群创作》《日神文化与东北作家群的创作》。其中最具东北特色的还要数一些学者对于黑土地文化和东北作家群笔下那些具有顽强的生命意识和性格强力的农民形象的研究，他们指出正是“由于那辽阔而蛮荒的东北大地及由此构成的生存环境，熔铸锻造了东北农民极其顽强的生命意志”。

三、文化的继承与现实主义的精魂（2001—2017）

2000年以来，随着我国现代科学技术、网络技术、综合国力各方面的增强，文化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在文学创作和文艺批评领域也出现了新的方向。就文学创作而言，新世纪以后互联网技术的提高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网络文学和大众文学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方向，那么文学创作的主体就由之前的文学领域的学者、专家逐步变成了以写作作为职业的网络写手，他们追求的并不是文学作品的深度、真实度，而是当代社会大众的审美需求。也就是说，当代文学创作不再重点关注作品的文学性，而是集中表现作品的通俗性，需要满足市场对于文学作品的需求。由此也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具有最大限度的自由性，或更贴近于现实生活，或充满想象、荒诞不经。文艺批评、文学研究领域也表现了不少新世纪的时代特征。“在对社会历史批评的正名和超越、对西方文学理论的批评和借鉴、对文学批评新模式的探索等潮流的驱动下，花样繁多的文学批评样式应运而生，风格各异的文学批评文本层出不穷。”[19]不少文学批评者在向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形态回归的同时，开始关注西方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方式，把中国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与西方现代和后现代各种各样的文学理论进行融合，以此作为文学批评、学术研究的依据。

新世纪以来，经济水平提高，综合国力增强，文化水平发展以及上面所提到的一系列时代背景，在文艺批评方面集中表现为：研究数量增多，研究水平提高，研究更加注重思想深度和艺术技巧的挖掘。2000年至2017年这一阶段，知网上有关罗烽的学术研究论文一共有48篇，有关白朗的学术研究论文一共有55篇。研究东北作家群的学术论文共有553篇，在研究其他东北作家或者同时代革命作家的学术论文中提到罗烽和白朗的共有32篇。这一时期由于文学批评界对于西方文学理论的关注，所以在罗烽和白朗的学术研究中除了对其思想内涵进行了更深层次的剖析外，更加关注二人文学创作的艺术手法和艺术表现方式。在研究者看来，在思想主题方面，罗烽和白朗的创作仍然是以抗战文学为核心主题，表现出了鲜明的时代责任感和爱国主义精神，揭示了东北人民在日本侵略战争中的巨大灾难和顽强抵抗，但批评家往往会进行更深层次的挖掘。如研究者在研究抗战文学的主题时，除了理解二人作为文学家的立场之外，还意识到了二人的政治身份，明确了二人的政治立场。在理解了二人政治家和文学家的双重身份之后，对于其文学创作的出发点和中心思想自然会有更深刻的理解。“在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抗争中，国人表现出的崇高气节也是罗烽致力于揭开的内容。抗战是一种旷日持久的浩大战争，不仅需要身体的勇力、物质的支持和战争的智慧，更需要民族精神的有力支撑。这是作为抗战文艺领导者的罗烽所做出的一种深度判断。”[20]罗烽作为当时抗战文艺工作的领导者、反抗日本侵略和革命精神的宣传者，在表现东北人民苦难的同时更加注重民族精神、反抗精神的建设，铸造了一系列具有崇高的民族气节、与敌人进行抗争的英雄形象，以此激起民众的爱国精神和反抗精神。在语言方面，学者也从其特殊的政治身份进行分析。在《空军陆战队》中，中国空军高级军官慰问战俘时，这样说道：“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者侵略中国，不是利用了近代的武器，那是利用了成千上万的出身朴实，被压迫着的日本平民的血肉！这些满足自己的欲望，满足自己血统的欲望的自私家，残酷的刽子手们，才是中国直接的敌人，才是中国真正的敌人。诸君，人类是厌恶战争的，没有一个人愿意拥护战争，破坏和平……诸君，请回答我，中日间的和平是谁破坏了呢？……中国吗？日本吗？”研究者从这一段话中，挖掘出其表达的政治功利性，具有政治宣讲的色彩。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中国军队对于日本战俘的处理方式和基本态度。研究者从罗烽的双重身份、立场去研究罗烽的创作的思想内容、写作目的和语言特色，与之前的研究相比更加新颖，研究的层次更深，也更具有说服力。在艺术手法方面，研究者不再是简单地从语言表述、人物形象等方面进行表面探索，而是结合西方的文学批评理论对作品进行剖析，如部分学者从其创作方式，即艺术手法上开始注意到了其小说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手法。“现实主义文学侧重如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客观性较强，它提倡客观地、冷静地观察现实生活……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直面现实人生、反映社会生活的‘为人生的艺术’因为真实地勾绘中国社会变革时期的动荡、彷徨，人性的复杂性、深刻性，对社会黑暗现实的批判性、暴露性而受到足够的重视……东北作家群在20世纪30年代的集中亮相恰恰承继了五四新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将民族危亡之时的土地与人民的生存现状，作为他们创作的精神根基……罗烽的创作正是立足于这样的现实主义精神根基。……想要改变国家民族受压迫受屈辱的现实，他们势必运用科学的世界观来分析中国社会的现状和时代前进的方向。正如罗烽一班东北作家群作家受生活的独特馈赠，是将‘感性’与‘理性’巧妙结合的现实主义创作，其厚重的生活底色与先进的理念之间二者的张力十足，缺一不可。”[21]现实主义在我国文学创作中是最常见的手法，研究者就广阔的历史背景，罗烽、白朗及东北作家群文学创作的目的和二人对五四时期文学创作的传承关系，来判断其文学创作的艺术手法。对于白朗的小说创作研究，学者更多地从女性书写和小说创作的审美风格两个方面进行研究，从语言和结构进行分析。“认为白朗擅长运用中国传统叙事和西方心理展示相融合的小说结构，语言直白、粗犷、明快，表现出强烈的东北文学创作的美学特质和意蕴，形成了独特的审美风格。”[22]新世纪以来，文学研究者更加注重对罗烽和白朗文学创作中的艺术手法和审美风格的挖掘，无论是在作品的思想主题，还是创作手法上，研究者都进行继承和创新。在以往对罗烽和白朗研究中心进行更深层次的挖掘，或者是从一个更新颖的角度对其写作进行研究，且研究者或多或少地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

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东北作家群进行集体性研究，学界对于东北作家群的认知不再仅仅局限于抗战文学和流亡文学两个主题之下，他们开始从更广阔的领域对东北作家群、对东北文学进行研究。由于东北作家群受到五四时期新文学影响较大，许多研究者把东北作家群的创作看成五四新文学的一种延续。在五四文化承继的研究方向之下，有部分学者关注鲁迅先生小说创作对于东北作家群青年作家的影响。鲁迅先生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领军人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起到重要作用，他的文学创作精神对当时的青年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不仅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即使是在今天，鲁迅的小说创作对于作家的文学创作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而且东北作家群中的两大文学创作主力——萧军和萧红，与鲁迅先生具有师生之谊。那么东北作家群的形成与发展与鲁迅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这是有所考究的。研究者主要从鲁迅创作的目的——社会功利性和时代责任感，文学作品的表现手法和艺术观念，以及鲁迅先生所塑造的知识分子和农民两大人物形象三个方面来谈鲁迅作品对东北作家创作的影响。还有部分学者把研究方向直接指向东北特殊的地理环境及其特殊的乡土文化。逄增玉在《东北作家群创作的乡土色彩》一文中，就曾指出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所表露的乡土痕迹，不仅仅是偶然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作家故意为之。端木蕻良说过：“在创作过程中，追求四种东西：风土、人情、性格、氛围。”遵循“三分风土能入木，七种人情语不惊”[23]的创作原则。这种创作原则在其他东北作家的文学创作之中也均有表现，如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和《大江》中的萨满跳神文化，萧红《呼兰河传》中东北寒冷的气候、放河灯、逛庙会、演野台子戏等具有地域性特色的乡土文化。但是研究者发现，这些民风习俗在东北作家的作品中，并不是想要单纯表现东北地区的乡土人情，而是具有一定的直接现实功利性。“在萧红的小说中，呼兰河小城百姓请大神跳大神的直接目的，是为了祛病治病，禳灾解难；端木《大江》中的跳大神目的，也是为了青年农民铁岭的母亲祛病消灾。当然在作为现代知识分子萧红的笔下，虔诚而盲目地相信跳神所具有的超自然的神奇力量，予以顶礼膜拜，期冀借此祛病禳灾，达到某种世俗目的，是愚昧可笑的，是加重呼兰河人精神蒙昧，加重国民性病态、阻碍其生命觉醒和‘人’的解放的沉重情力。”[24]作品中的人物想通过跳神祛病禳灾，而现实中的作者则是通过书中呼兰河人的愚昧迷信而达到启发民众的现实功利目的。这也就构成了学者口中乡土文化的双重现实功利性。学者除了对东北作家群作品中的东北民族风情和乡土色彩进行研究之外，还对其中的一些域外文化进行挖掘，如俄苏文化、萨满教文化、白俄文化。这一时期学界对于东北作家群作家作品的研究，挣脱了对于传统的抗战文学和流亡文学的主题性研究，深入作品的字里行间，挖掘出了作品中的民族乡土文化，对于东北民俗民风的研究具有一定的贡献。

我国文学批评的发展方向和文学创作活动随着时代背景和历史文化的变化而变化。1980年至2017年，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呈现相应的时代特征。文学批评界对于罗烽、白朗以及东北作家群的研究经历了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过程，文学研究的数量也不断增多。对于罗烽、白朗、东北作家群及东北文学研究的成果由起初的较为浅显的抗日流亡文学，到作家传记创作和东北作家群地域文化研究，再发展到对于艺术创作手法、风格、核心主题多角度的挖掘和剖析。这一系列文学批评和研究在表现对于东北文学和东北作家的逐步理解和认同的同时，也从侧面表现了我国文学批评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