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我这个人[1]（1）

我想先说说我的历史特点和思想特点。在历史特点方面，我有许多与一般人不同的地方，这些特点都是我处的时代、生活环境等原因造成的。比如我小的时候正是“五四”时代，受这个影响很大，反映到我身上就是争取个人解放，反对封建。我念高小的时候，放学回家后，为婚姻的问题争吵不休，我父亲知道了这件事以后，他就叫我脱下身上的棉衣到街上去跪着。这事在我心里种下很深的仇恨，父子之间有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是我离家后和家里断绝关系的根本原因。因为离家以前自己已经周密地考虑过怎样生活，怎样学习，要走什么道路，样样都考虑过了，所以离家之后，再没有回头的余地。是生是死，是好是坏，全凭自己去走了。

我开始走入社会，正是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不久，中国处于大革命的前夜。那时的进步刊物都大量介绍马列主义的理论文章。我编哈尔滨《晨光报》文艺副刊时，有个叫苏子元的给我不少这方面的文章，我也初步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心里赞成反帝反封建，自己一心向往的是学习文艺，也不懂文艺与革命的关系。

在多年的流浪生活中，我走的地区多，生活变动大，没有固定的社会关系，更没有亲属，再加上战争影响，每离开一个地区，就完全隔离开了，一隔开就是十年二十年，这也是我的历史上的一个特点。

我对待生活的态度，不论搞什么职业，从没有把职业当成生活的目的，只把它当作生活的手段。因此，对待职业问题，我是很不考虑的，遇上什么做什么，我的真正目的是如何在艺术上取得成就。

一

我1906年农历六月初六出生，河北省霸县（今霸州市）人。家住霸县县城南五里后卜庄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子，离大清河有十来里地远，周围是一片平原，少山缺水，我家住的是泥土平房。我父亲叫陈绪堂，识几个字，在北京学过手艺，回到村里就成了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还当过七八十户人家的村长，装得像很有学问的样子，但是，一点儿新思想也没有，做事特别封建。我离开家的时候，他不到四十岁，他的脾气也很拧就是了。我在小学念书，在县里念到高小毕业，那时高小毕业就等于是个秀才了。

我祖父喜欢喝酒，有时也灌我。喝醉了就发脾气、闹，我父亲就劝他，说喝酒不好。他从此就不喝了。以后，来了客人我父亲陪着喝酒，祖父就不在家里，自己到庙台上坐着去。

有一次，祖父带着我拔麦子去，干的时间长了，我嫌累，累得腰疼，我就哭了，那时就十来岁。他就说：“你不干就不干吧，你不干有你爹养活你，我不干就没有饭吃。”他很能干，五十八岁死的。他有三个儿子，我父亲是老大。祖父的名字记不得了，也没有人叫过他的名字。父亲三兄弟都是农民，分家时一家分了四亩地。我的妹妹叫小翠，比我小五岁。

我们老家是河北省文安县，老人讲话是安徽口音。爷爷那一辈从文安县搬到霸县，祖坟都在文安县大清河边。霸县和文安县隔一条大清河。我念过几年私塾，那几年有些很有意思的事情：一个是写字，一个是珠算。最初我都学得很好，很用心。写字我很喜欢赵体，自己有一本赵孟頫字帖。但是，我父亲却反对我写赵体，把字帖给撕了，他给我买了一本欧体字帖，说是欧体有劲。从他给我撕了字帖之后，我就不再写毛笔字了，要不，我现在的字写得那么坏！珠算，我很用心学过，有一次为学珠算我跟父亲吵架，从那之后，我就再不练珠算了。

我有个舅舅，小的时候曾跟我讲过一件义和团的故事：他从小练武术，他的武器是把匕首。县里派人去抓他，他就把红木烟袋杆在腿上一折两截，双手拿着当匕首，没有抓着他。听说他是因为杀了一个县里的什么人，把杀死的那个人扔到河里头了。舅舅哥儿俩，弟弟也练武术。夜里回家不叫门，拿着红缨枪一触地就跳过院墙。我记得他家墙上挂着大刀片。到了冬天，老头子领着年轻人就在庙前练武。舅舅的手法非常准，在大清河里叉鱼，一截竹竿头上安上铁尖，后面拴上很长的绳子，在河边离老远看见鱼，唰的一下抛出去，就把一条大鱼叉上来了。我那时只有七八岁，在私塾念书，他叉鱼，我就用柳条穿上，拎着一串鱼跟着他。说起叉鱼，我又想起了一件事情：有一天我打家雀，在苇塘里我看到一条白鳝，我不认识，以为是“长虫”，吓得我直喊：“长虫！长虫！”一个农民闻声过来了，他用两个指头捏着拎走了。

我这个人要怎样就得怎样，谁说也不行。有一年夏天，我们家里盖房子。吃了午饭，帮工的人都坐在外面玩。另外有一个跟我一般大的小孩，大人们就说：“你跟他摔一跤，你摔不过他。”我心想：“我怎么摔不过他？不行，得摔。”一摔就把我摔倒了。我说：“这不算，再来一次。”结果我又被摔倒了。这回没脸再起来了，就趴在地上哭哇，哭哇，怎么也不起来了。有人就把我抱到家里去了，可是待了一会儿又跑出来了，我还找到那个地方，我还照样趴在那儿，头还冲原来的方向，趴在那儿就是哭，谁劝也劝不好。我舅舅过来了，抱起我就往家里走，我把他的衬衣都给撕了，一边哭一边闹着撕他的衣服。有人说：“他还得回来。”果不其然，我又回去了。可是人家这回早有准备了，他们把四个泥绷子蘸上水就铺在那儿了（泥绷子是一块布拴四个角，当地农民用来提泥的）。我哭着来到这儿一看，躺不下了，怎么办？我就绕着圈转，就那么转圈哭。

我父亲很顽固，经常打我，还叫校长打我。有一次，他让我给校长带去一封信，我当时还很得意呢，其实那封信是让校长打我。后来，我和母亲到文安县的姥姥家里去，到那儿，我就不回家了。母亲不能总住在娘家，住几天她就回去了，我就留下不走。家里一来人我就躲出去，饿着肚子躲在外面，几次都这样。一次，我爷爷来了，我又一天不回来，跟着一个拿火药枪的人打鸟去了。到了黑天，我回家进屋一看，哎呀，老头子坐在炕上呢，这回可糟糕了！老头子让我回家，我说：“不回家。”爷爷问：“为什么不回家？”我说：“他（指我父亲）总打我嘛。你要答应我的条件，我就回家。”爷爷问：“你都有什么条件？”我说：“不念书，不认字了，这是头一条；第二条不许他打我；第三条不管他叫爸爸；第四条不许他到屋子里睡觉。”爷爷说：“这怎么办呢？你叫他到哪里睡去？”我说：“家里不是养了一条大黄狗吗？叫他到狗窝里去睡。”爷爷听了哈哈大笑，他都答应了我。他说：“行啊，不念书了，不写字了，行，咱们都能做得。不许他打你，他再打你我就打他。”他笑笑又说：“不管他叫爸爸了。”

到家后，前面两条实现了，后面两条不好办，特别是不让他进屋睡觉就实现不了。我见他在屋里睡觉就哭开了，谁也哄不好。我问：“他为什么到屋里睡觉？我非叫他到狗窝里睡不可！”这不好办哪！从前吃饭，我趴在桌子上就吃。从那以后，我才不先上桌子呢，我一看他就讨厌，我先上桌子他挨着我坐怎么办？我就不好再躲了。我后上桌子，我看他坐这边，我就坐那边；他坐那边，我就坐这边。有时候，爷爷故意说：“吃饭了，叫你爸爸去！”从那以后，我出门就不再喊他了，我就挨家找，找到了他，我就说：“叫你吃饭去呢。”那时，我只有七八岁，是在念私塾的时候。

我念小学的时候，拿着两个玉米面大饼子和几片咸菜，到离家四五里地远的县城上学。头几年，功课很好，总是头一、二名，没出过三名，到毕业考试时，答卷就用铅笔抹一抹，不在乎名次了。霸县县城有明朝修建的城墙、城门，我在小学念书的时候，常爬到城墙上去玩。城墙是斜坡修上去的。老师也常带我们到城墙上去给我们讲五四运动。这位老师我只知道他姓郝，他对我们很有影响。我读私塾的老师就是他的长辈。郝老师在北京读书时，参加过五四运动。我到哈尔滨后，家里托他给我写过信，我没回信。

二

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的第二年，可能是1923年春天，吴佩孚在郑州镇压工人罢工。就在那年，我去哈尔滨投奔姓李的一位乡亲。以找职业闯关东（为借口）骗取了父亲（的信任），家里给我二十块大洋做盘缠，我背着小行李卷，沿河边走去，边走边作诗。两天走到天津，住在一家小旅店。在临上去哈尔滨的火车前吃的焖酥鱼，真是香啊！到哈尔滨就没钱了。我原是买的联运票，到了长春又加快，这就分文皆无了。在火车上就抽烟，没吃没喝。到了哈尔滨，我就叫了辆车找到了姓李的乡亲。他的朋友在道外头道街开小店，当时叫半面街。西半面当时都是荒地，桥洞没修，我就住在小店里。最初很想家，也很想我的妹妹小翠，这时家里老来信。我想家，还想得很厉害，怎么办呢？我是一封信不回。家里又让我的祖母给我写信，牵动你的感情嘛。后来，来信我也不看就撕掉了，怕被感情征服，用一种人为的方法强制自己。有一封信是叫我的老师给我写的，信中说他在路上走，总有一人跟着他，跟着他的那个人就是我的父亲。后来，我的父亲就求他给我写信。那个老师就是前面说的郝老师，他是教我们文学的，他的思想很进步。那正是五四运动，个性解放的时候，我们在思想上受他的影响很大。他在信上说，有一次我祖母听说我回来了，她听错了，跑出去不慎把腿摔断了。

那时，白天晚上脑子没闲着过，总是在考虑诗。我当警察，后来请假是很不容易请准的。我在去哈尔滨《晨光报》前考取了警察训练所。那时人们封建道德观念很强，我就编个理由，说到哈尔滨后，母亲死在哈尔滨，她的灵仍在哈尔滨。现在有一个同乡要回家，他愿意帮助我把母亲的灵迁回去，这个机会不能失。这一套非常投合他们的封建头脑。中东铁路特区警察处长文应兴说我是“孝子”，准假时他很佩服我的“忠孝”，其实是见鬼呢！我当警察是姓李的同乡出主意，让我投考警察训练所的。为了找职业糊口生活嘛，当警察约一年。地址在哈尔滨南岗大直街，所长是张焕相。他后来做了东北特区司令长官。

我在哈尔滨当警察站岗，一站五六个钟头，在岗上我就作诗，下霰子打在衣服上，等下岗回家，衣服变成白色，脱下的衣服都立着，冬天很冷啊！我请准假出来在小店住了几天后就到《晨光报》去了。在去《晨光报》前，因为我常给他们写文章，就是有这么个关系我才到《晨光报》去的。

在《晨光报》的生活很特别。每天编报、校对都是通宵，到天亮还不睡觉。工作完了，我就拿一本书到公园，躺在椅子上读诗，到十点多钟回家吃饭。我住在道外十四道街姚席九的房子。那条街有牌坊，十四道街口有个小饭馆，卖牛肉蒸饺，做得非常好，咬开后里面一包汤，两毛现洋就吃饱了。有一次，我和金剑啸在那儿吃牛肉蒸饺，他还吃蒜瓣儿。那次的印象总是那么新鲜，老也忘不了。那时他就跟《晨光报》有关系了，我们很早就熟了。这个时期，我常常夹着一本泰戈尔的诗，到太阳岛沙滩上读，读完了就睡着了。茅盾在国共分裂后写的《幻灭》，凡新出版的如鲁迅的《彷徨》《呐喊》《狂人日记》都是那时读的。在《晨光报》那几年读书较多，打下了文学基础。

《晨光报》当时有袁弱水、芮道一。芮是日本留学生，和田汉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是同学。1927年第一次我去上海是芮写了信叫我找田汉的。芮是老同盟会员，国民党的老资格，是山西人，和南汉宸是很老的朋友了，也是个“怪人”。他在山西太原找了一个很漂亮的女人结了婚。他在哈尔滨时，他的这个老婆还在太原，跟一个北伐时期的国民党特务认识，后来生了孩子。她曾为此特意去了一趟哈尔滨，目的是使孩子合法化。芮知道孩子不是他的，伤心透了。他说：“不就是因为我老婆漂亮吗？现在我找个最丑的、没人要的女人。”于是，在哈尔滨又结了婚。“九一八”后他跑到山里联络土匪，说服土匪下山。在省教育厅当过特区督学。光复后，在沈阳编国民党的《扫荡报》，解放沈阳时被我方俘获。

那时，在道外滨江县（今属哈尔滨市道外区）的一个督学，他结婚时熟人都去祝贺。我认为，结婚就是你们两个人的事，去那么多人看什么？朋友有意思就送点儿什么，不送就拉倒。一次，我去他家玩，见屋里还坐一个女人，我也不招呼，装作看不见，玩一会儿就走了。现在，我家来了生人，不给介绍，是有点儿不近人情。这个影响是从韩乐然、苏子元那里来的。他们做党的地下工作，不轻易跟生人接触。那时，韩乐然、苏子元常到报馆来，郭涛光、于浣非也常来。抗战后在武汉救亡演剧一队，我碰到过郭涛光、于浣非，他俩还到旅馆来找过我。这两个人常给《晨光报》写稿，思想进步。于浣非当时是左派，开过医院，后来跟国民党有点儿什么关系。当时他们对我都很羡慕，能参加抗战宣传，无牵无挂的，而他们孩子老婆一大堆，拖累得很。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于浣非，不知于现在何处。据我以后在武汉见到廖沫沙，廖说：“自那天我在街上碰到了于浣非，他跟爱人在武汉见了一面后，他爱人就死了。”郭涛光病死在热河。傅天飞是韩乐然的学生，韩乐然很喜欢他，走到哪儿都带着他。当时傅天飞只有十几岁，那时他还在上学。抗日后，这些人都是很积极的。韩乐然当时住在南岗的扶育小学，这个人很好。道外有个孙乐天开照相馆，韩刚到哈尔滨没有工作，就住在他那里，帮他修版。我去上海时，韩乐然还给我写了信，叫我去找吴天。吴是美国留学生，住上海霞飞路。我去找过他，没给我什么帮助，以后也没见他有什么作为。

当时苏子元剃了个光头，胖胖的小矮个子，神神道道的，嘴里老嘀咕。他是哈尔滨道外青年会的干事，从奉天（沈阳）调来的。他没到哈尔滨就给《晨光报》写稿。当时在奉天还有几个人跟苏子元一道给我寄稿的。以后我在上海《申报》上见到他们和几个人被捕的消息。现在记不起那几个人的名字了。

《晨光报》的赵惜梦住南岗。我编《晨光报》副刊是接他的。有一天，我到他家去串门，进屋见他们在打牌，心里想：“真无聊，怎么打牌呀！”我把牌桌子给㨄了，弄得人家好下不来台。当然，他们知道我是个“怪人”，也就不理会我。但我从那以后再不登他的家门了。后来，常提起此事，一说大家就笑。我当时真是觉得无聊透了。可是后来我也打牌了，怎么回事呢？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吃完了晚饭大家喜欢打牌、打扑克，我是在延安党校学会打牌的。不同的是，赵惜梦打牌是赌输赢的。

《晨光报》是一个很进步的私人办的白话报纸，开始进步，主编张树屏，当时的行为表现好像是个共产党员。他住在三十六棚，在三十六棚当过俄文翻译，跟工人运动很接近。东北反筑路运动、五卅运动、哈尔滨学生运动，他在《晨光报》上反映得很激烈。从这些反映上看，他的倾向很明显，不像无党派人士。但是，国共分裂后，他去了上海一趟，看了当时的形势很失望。他从南方回来，有很多日子在屋子里唉声叹气地不说话，很消沉。他最初同情革命，大革命前，跟党的关系很近，最后转了个大弯子，向右转了。张树屏这个人在“九一八”后，日本人进了哈尔滨，他就投敌做汉奸了。为敌人编报，成了汉奸报了，后来当了伪县长，东北解放时做了俘虏。1948年我在辽北学院时，是在四平接到过他一封信。信中说：“你现在一切很好，是革命的，而我却成了阶下囚了。”对前途充满了失望。我当即回了他一封信，这封信救了他。我在信中说：“来信收到了，感到你的情绪甚是低落，解放了，应该高兴嘛！”长春的公安局长是我延安中央党校的同学，我让张树屏持我的信去找他，我对他说，不管你做了什么事都跟他谈，谈得越彻底越好，不会有亏吃的。他就拿我的信找他去了。后来“镇压反革命”时都没动他。这封信真的救了他。“文革”之后，他在青艺的女儿说，他在农村靠打草绳子维持生活。粉碎“四人帮”后，在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中，有的重大专案组找他写证明材料，他如实地写了，写得很好。因为他生活困难，政府还给了他一千元钱，他不要，过了不久他就死了。这个人还好，临死之前做了一件好事情。

于森也是要去苏联的人。他们都与《晨光报》有关系。于森的照片我见过，他第一次去苏联走到黑龙江边被逮捕了，军阀要枪毙他，棺材都预备了，没毙了。他说：“这一次死也只有死了。但是，我还是要去苏联。”他在苏联清党中受过电刑。后来此人就无消息了。

晨光报社社长于芳洲是无党派。于的妹妹嫁给了张树屏。他们最早是给《哈尔滨商报》帮忙，后来从《商报》分出来办的《晨光报》。

1924年我进入《晨光报》任副刊《江边》[2]主编，编副刊的还有一个叫范星火，抗战后在河南见过他一次。《晨光报》副刊《江边》，我去之前就有了。这名字没什么来历。在编这个副刊时期，我认识了苏子元、韩乐然两位地下党员，由他俩提供稿件，曾先后在我编的副刊上发表过瞿秋白、萧楚女等人的文章。这些文章也都是从南方通讯中转载的。萧楚女是广州农民讲习所的，从小就跟着毛主席，毛主席很喜欢他。他是黄鹤楼的一个茶房，没进过学校的，居然写得那么好的文章，后来在农民讲习所当教员，不得了哇！

1926年，北伐军进驻武汉时，我因发表一篇欢迎北伐军的文章，《国际协报》把这篇文章用红笔圈上，送到了警察厅，我们就遭到警察的逮捕。当时的五卅运动、反筑路运动，游行声势很大，道外正阳街都挤满了人。《晨光报》都发表文章，大声疾呼支持学生这一斗争。学生运动中扛大旗的叫高寿天，他是党员，是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期的学生，学牙科专业的，和于浣非是同期的学生。我的那把吉他就是高寿天经任白鸥送给我的。《晨光报》曾整版发表学生运动的照片，因此警察厅长期对《晨光报》恨之入骨，高其栋[3]要搞我们，我们是他的对头。他们决心想搞掉《晨光报》，他们把我当成了共产党员。因为《晨光报》总经理于芳洲、主编张树屏都是道尹公署一科科长的学生，我们被逮捕后，一科长又运动了道尹蔡运生，由他出面营救。蔡亲赴奉天督军署，亲持证件向哈尔滨交涉，我们被拘留了三个月才获释出狱。我家现在还有一把泥壶，和这件事有点儿关系。这把泥壶就是高其栋的。这是西泠八家之一的陈曼生做的泥壶，他做泥壶非常有名。大概是送给一个妓女的吧，造型是乳形的。壶肚一面镌有“春雷香胸襟豁，望梅兮止渴。曼生”，另一面镌有“戊辰秋逸然轩主人”。壶盖里面镌有“莲记”两字，壶底四个字是“金莲提制”。高其栋放我出来的那天晚上，他就拿着这把壶一边喝着茶一边给我们讲话。东北光复后，我在哈尔滨小市上见到就买来了，留到现在。陈曼生当过县官，是清朝嘉庆年间人。

三

《晨光报》停刊了，出狱后我也就失业了，于1927年8月经青岛赴上海。路费是在《晨光报》时的薪水，那时薪水不按月拿。我手里攒了几个钱够去上海的路费。我从哈尔滨起身穿棉袍，走到青岛脱下棉袍，到了上海过夏，一路上过了三个季节。我是从大连上船，乘“华山丸”去青岛。我的一个旅伴是做“帽子生意”的，同坐三等舱。等船一过青岛，他说：“我不是商人，我是装扮商人的。”闹了半天他装扮成商人做什么也没跟我讲。我到上海时，国共刚分裂，那很恐怖哇！找人都不敢见，找人就说“不在”。你跟询问的人谈话时，其他人就在旁边听着。我去找商务印书馆的人就是这样的。那时的上海看见穿列宁装的人就杀，在马路上看见就杀，是什么也不问的，这情况当时我是不知道。我刚到上海就穿着列宁装的，衣服上缀有镰刀、斧头的扣子，我还在街上大摇大摆地闲逛呢！真是危险哪！

田汉是国共分裂后，从南京跑到上海来的。我考上海艺术大学连吃饭都没有钱，还上艺术大学！我跟田汉见面时流露出我很穷，刚从监狱里出来，没有钱交学费，连吃饭钱都没有，田汉说：“现在还有这样的青年？”他感到我很特别，说我是个“怪人”，所以他才收我。我一到上海住在青年会，因为上海青年会有一个干事去过哈尔滨，我在哈尔滨青年会跟他见过面，所以到了上海就去找他，这个人的名字我不记得了。我找他时他说：“咱们是一面之交。”我住在那里。开始我给青年会画招贴画，画了几天我就离开了。我考入上海艺术大学，学习美术与文学。同年冬季，学校组织的游艺会，不知怎么田先生排戏时就把我添上了，要我演戏我就演吧，这是我第一次演戏。因为游艺会演出的既有文明戏（话剧），又有京剧，故由田汉先生取名曰“鱼龙会”。我在菊池宽著的日本著名话剧《父归》中演父亲。演出在学校引起了很大轰动，看戏的有郭沫若、徐悲鸿、郁达夫、陆小曼、万籁天等。参加“鱼龙会”演出的还有欧阳予倩（饰潘金莲）与周信芳（饰武松）、高百岁（饰西门庆）合演的《潘金莲》，都是文艺界的大家伙，南国社就是从此开始的。我的舞台生涯也是从此开始的。说来奇怪，当时戏剧系的学生倒没有一个参加演出的，而我这个学美术的学生却成为红极一时的话剧名演员了。我也万万没有想到我会演戏，票价卖一块钱一张票，很贵的呀！那次演出成为话剧史上一个很奇特的故事，那是开头嘛！看戏的只有一个人是外面的拿票来看戏的，那张票也绝不是他买的。那个人像个大师傅，穿着一身油垢的衣服，这个人看了《父归》哭着走的。徐志摩还写了一篇文章，赞赏演出获得成功。文章中写道：“一个穿油垢衣服的观众，看了《父归》，他那油垢的衣服又沾满了泪水。”这篇文章发表在1927年秋冬间的上海《申报》上。戏演了一半，田汉从屋子里冲了出来，很惊讶地看了演出。《人民戏剧》上曾发表过一篇材料说，田汉很惊讶，绝没有想到，他说：“……扮父亲的陈凝秋君的成功尤可记录，恐怕自有菊池此剧以来，即在日本演父亲的亦无有过凝秋者。”我呢，本来不是学戏剧的，我是学文学和美术的，我在哈尔滨就跟俄国人斯切潘诺夫学画，这个人住在南岗礼拜堂东边的一个大楼上。认识他是韩乐然给我介绍的，他跟我学中文，我跟他学画——学西洋画。我学画时曾画过一幅画，画面上是一个长着翅膀的心，心上穿着一支箭，心也飞着，一边滴着血，底下是波浪滔天的大海。这幅画的名字叫《追寻》。我的第一部诗集便由此得名，是我这个时期为追求人生的真谛的一种反映。白俄画家、我的老师伊万诺夫看了很满意，说很有想象。我记得有一天，我去秋林附近这位老师家学习俄文，在回来路过南岗的时候已是夜里了，一个俄国乞丐在那里拉琴，天下着很大的雪，我站在那里听了很久很久，路上行人稀少，很宁静，我即兴写了一首诗，我把仅有的两角钱给了他，他还给我立正，他给我留下的印象久久不能忘却。在上海艺术大学我也是学画的，也不知怎么弄的，叫我演戏，我也不知道我能演戏。在《父归》中左明演大儿子，陈白尘演二儿子，唐叔明演女儿，周存贤（四川人）演母亲，我演父亲。这个戏的剧情是：一个父亲有一大堆孩子，他对孩子不负责任、不教育。他在外面胡闹，做生意，搞马戏班子，多年后落魄归来，他的二儿子就理直气壮地说：“我们的成长全凭自己的努力，拼死拼活地干才成长起来的。你，做父亲的一点儿责任都不负。”后来，父亲又离家出走了。

我演父亲，因为我有这样一段经历。我从家乡出来到哈尔滨《晨光报》做了编辑之后，我父亲到哈尔滨找我，我正在南岗画画，都没让他进我的屋。我跟他谈了许多关于哈尔滨学生运动和高其栋的事，他越觉得儿子大逆不道，反叛了。我们俩从道外走到许公路，就是现在的东北烈士馆附近，我说：“我往这边走了。”他说：“你回家吧！”我说：“我不回去。”就这样把父亲撂在马路上了，他怎么回去的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对父亲这样无情呢？因为小的时候闹得很绝。我很小他们就给定了亲，把我的表妹许配给我，她比我小一岁，我见过一次面，没有印象，听说长得不怎么样。我听到这件事，很不高兴。从此，我每天放了学，就跑到离学校不远的一片大坟地去躺着。每天每天都这样，直到天黑才回家。我就想怎样对待他们，怎样离开家，离开家之后我怎么办，怎么学习，一辈子的事情我都想到了。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是这样度过的，回家就跟他们吵。那是一个冬天，我一进屋，父亲让我脱掉棉衣，只穿一件小裤褂，父亲说：“你到街上跪着去！”我就在街上跪了几个钟头。那时我就想了，我要离开家。父子应该说是人际关系中最亲密的吧，但是遇到矛盾的时候，触动了最顽固的封建礼教尊严的时候，还是你是你，他是他。这是极深的教育。

我离开家乡以后，跟任何朋友不谈家里的事，我在北方就说我是南方人，在南方就说是北方人，不认乡亲，我很讨厌乡亲拉帮结伙。为什么田汉对我那么感兴趣？就是因为我有这样的经历，再加上我刚从哈尔滨监狱出来不久就来到上海。有这样的经历，演《父归》时的感情就不得了啦，就像决了口子一样，要说演剧技术我没有，我没有学过戏剧嘛！就是生活整个突出出来了。因为有这样的背景，所以演得那么成功。徐志摩的文章说：“只有一个观众哭着走的。”我就演过一个观众的戏。那时的精神真是特别，不怕一个人没有，一沾艺术的边就很严肃。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武者小路实笃看了演出之后，芥川说：“在日本从来没有人演得这样好。”这个戏演了四十多分钟，陆小曼就哭了四十多分钟。戏散后，她跑到田汉的办公室又哭起来了。哎呀，她简直哭哇哭得没治了，那不是看戏，不知怎么触动她的感情了。

演出是在一个礼堂里，舞台口比一间房子宽一点儿，幕布是用被面拉上的。那时，什么也没有，所以在话剧史上是一次极特别的演出，成为永久的笑话，有名的笑话！我演过《父归》之后，唐槐秋、顾梦鹤他们就模仿着背我的台词，赵丹是不知道这一次演出的。

1928年南国艺术学院放春假去旅行，去玩，到了杭州才想到演戏。田汉先生说：“哎，我们演演戏好不好哇？”大家表示同意，现让田洪回上海取东西。我们当时住在李公祠。一天晚上，他们正在讲鬼的故事，讲得正起劲的时候，我推门进去了，以为真有什么怪东西跑进来了，把有的女同学吓得要死，原来是一场误会。田先生根据这些就编写了《湖上的悲剧》。他是在西湖上的一只游船上开始写的这个戏。天下着雨，田先生写着写着就说想喝点儿酒，就凑钱买酒，又没钱买下酒菜，就先买了两瓶酒。好，两瓶酒喝完了，还想喝，可是没钱了怎么办？拿瓶子去换，小资产阶级爱面子，自己不好意思去，就请船夫去换。田先生写《湖上的悲剧》没有打草稿，就直接刻在蜡版上，刻好了就印刷，印好了马上就排。田先生真是少有的快手哇！几天就写出来了，边排边修改。实际上，这个剧本最后是集体创作，它集中了大家的智慧。南国艺术学院从这就开始演戏了。

我在1927年到1928年，在上海艺大学习时，常给太阳社写诗，署名陈凝秋，太阳社刚创立，我就给他们写诗，给他们写了很多诗。我的长诗《追寻》就是在这里发表的。其后，泰东书局以同名出版了单行本诗集。那时潘梓年在上海霞飞路办了一个潮山书店，出个刊物叫《潮山》（半月刊），也为它写过诗。我还见过潘梓年一面，给他写的诗有一首是《一朵小花》，意思我还记得：

我是春风带来的一粒种子，

被丢在阴幽的坟地，

我悄悄地生长，

我悄悄地开花……

总是没有人知道，没有人注意的一个小小的生命。这些东西是很伤感的。

当时我住在吕霞光家里，他家就在上海艺大对面。他是个阔少爷，学画画的。我住在他家地板上。他老是问我海陆丰彭湃的事，我不知道他是善意还是恶意，我便搪塞地说不知道。他说彭湃闹得很厉害。那时，主要是读了很多高尔基的作品，尤其是读了《我的童年》之后，在思想上受的影响最大。那是1928年冬，当时我的思想很苦恼，因为不能跟任何人商量，所以我第一次离开上海回哈尔滨，没有跟任何人闹翻，没跟田汉辞行就走了，这是很不通情理的。在田汉的脑子里一定产生了疑问，在他看来，我走是自由主义，恋爱问题。我向往十月革命的苏联，萌生了去苏联的念头。我到了哈尔滨，没地方住，任作田（基督徒）在道外办了一个“寄宿舍”，他帮助我住在青年会的寄宿舍。他在同记工厂做业余教育工作，跟武伯祥很接近。他把我介绍给武伯祥当秘书。当时的工作就是他讲他的经商经验，每周讲一次，由我整理，打算出一本书。我已经给他出了一本书。他讲我记，然后在文字上顺一顺。

我记得同记工厂在成立纪念会上，武伯祥叫我弄个戏，我排了一个罢工的戏。哎呀，看的人说：“工厂成立嘛，看了罢工的戏，真丧气！”我排的戏可能是个法国的剧本，我记得同记工厂俱乐部的墙上挂着一个有一人多高的“劳工神圣”四个字的大匾额。武伯祥看了戏，没有发火，也是怕揭下这一层欺骗工人的面纱吧！

当时因为找不到去苏联的关系，又不能对人说，怎么找呢？有时间我就学俄文，学画画。后来，我在陕甘宁边区开参议会时，碰到一个同记工厂的工人，他跟我讲述了他去苏联的事，他的名字我记不得了。他就是同记工厂的地下党员，在同记工厂有党的组织，其实去苏联的关系就在眼前呢，可是我当时是不知道的。

任作田那时还不到五十岁，他是东北救亡总会的，开针灸所维持生活。他帮过我，有时还给我几块钱。新中国成立后，我在沈阳东北文联时，接到他死的讣告。我们是前后脚从延安出发到东北的，到了承德，他的气管炎病犯了，在承德跟部队分开去沈阳治病的，他家住北陵。

在哈尔滨待了几个月，因为没有去苏联的可能，于是于1929年1月我又回到上海。田汉写的《南归》，他是在读了我的长诗《追寻》以及听了我的经历之后，依据诗里的情绪创作的。那里不是有那么一句“黑的森林，白的雪山”吗？我怀念北方啊！我写《追寻》的主题歌，就是河北省霸县的背景。那时上学，有一个姓谢的十四五岁的小姑娘，她在城里读书，名字叫小婵，她的哥哥是我的同学。这个小姑娘在路上常常碰到，也没说过话，碰到就笑一笑，印象很深。为什么家里订婚我坚决反对呢？背景就是这个人，她在我的心中。《追寻》里有不少诗是怀念她的，《紫色的歌》中的第一首长诗也是写她的。哈尔滨当时有很多人会背，这感情真深入哇！可是我始终跟她连一句话也没说过，却默默地、偷偷地爱着。她个子不高，梳着一条长辫子，前边有刘海儿，有一对会说话的大眼睛。

《南归》的女主角是吴似鸿，其中有“吊破鞋”一场是很有名的，人们当笑话讲，说鞋破了扔了就得了，干吗还吊破鞋呢？我记得《吊破鞋》的诗句里有：

鞋呀你破了，

鞋呀你破了，

你同我住过冷酷的监狱，

你同我涉过万里重洋！

…………

写这首诗的那一天，我完全是落魄的，刮秋风，树叶子唰唰地响，这首诗很别致。《南归》的主题歌，就是前年（1979年秋）游香山时任震英同志背诵的：

模糊的村庄迎在面前，

礼拜堂的塔尖高耸昂然，

依稀辨得五年前的园柳，

屋顶上寂寞地飘起炊烟。

耕夫踏着暮色归来，

我伫立在伊的门前，

月儿在西山沉没，

我凝望蛋白的曙天。

…………

好像我离家三年小婵就嫁人了，不久她就死了。于是我就追到她的坟上去，坟旁一棵树，树低着头，坟旁有一条小河，河旁立着一个骷髅低着头，骷髅就是我。这就是初恋的印象，我写的是梦境，诗是很痴情的，很深沉哪！所以田汉读后认为写得好，也非常伤感。实际上说起来，赵丹说的什么“体验派”呀，是瞎起名字。我的戏一方面是从生活中来，诗的意境很浓，人还没有出场呢，情感的气氛充满了剧场，是这样成功的。我在哈尔滨就写诗，我的表演有人说很特别，没别的，就是诗和画的结合。诗即情感，画即造型。我演戏都是我生活经历中的概括，以生活为依据那样创造出来的，当然别人无法学到，而且当然是特别的。赵丹在他的《地狱之门》里说了那么多，都没有说到要害处。我的这个经验从来没跟别人谈过，为什么我的演出风格是那样子呢？就是这么来的。

赵丹说我演的《雪的皇冠》演得那么神气，我没有什么印象了，他那是在做文章编小说吧。也许反映到他脑子里就是那样子，但他是不知道怎么来的，其实那就是诗嘛，那是我用诗的想象啊！现在有的演员，你讲这些他都听不懂啊！怎么，诗会渗透到戏里，渗透到表演里去呢？我创造每个角色的情感、造型，都是从这里来的。所以，今天的演员，他不在诗上、文学上用功夫，哪里能演好戏呢？要不然有人说，我身上有特别的东西呢！所谓特别，就特别在这点上。而且我的生活经历，从小到现在一路过来，想想看，谁受到过那个呀！上苏联去，为了这个念头，我去过两趟哈尔滨，但是我跟谁都不能谈，不能商量，田汉都不知道。等我从苏联回来，阳翰笙说：“这个家伙真了不起！他就那么走去了！”他很吃惊地说：“追求真理，情愿牺牲一切，真是不得了呀！”但是在感情上窝了个对头弯，人家革命者到了苏联受欢迎，我到了苏联坐监狱，这怎么说呀！到了延安我还是不能跟任何人谈这件事。这种感情什么人能受得了哇！坐张作霖的监狱，坐国民党的监狱，也坐苏联的监狱。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为什么不回家呢？因为找不到人了。霸县在抗战时期打得最残酷啊！至多回家能打听一些什么人哪一年死的消息，家人是无法找到的，所以也就不回家了。母亲在我九岁时死的。当时母亲死时我不知道哭，就以为她躺在那里睡觉一样，不知道死是怎么回事，人就躺在那里。母亲是得了产后症死的。

到晓庄师范演出，记得是个光着脚的农民致欢迎词，临时用木板搭的舞台，没有电灯，也没有汽灯，只是在台前点一排蜡烛做照明，唐槐秋打着打着就打到台下去了。那天下着雪，吃的用脸盆装的白菜猪肉。演着演着见一个持枪的农民下岗回来，演到半夜12点了，我们说太疲倦了，不能再演了，观众说：“不行！我们不走。你们疲劳了你们就睡，我们在这儿等着。”没法，得接着演，我们演《南归》。我就是用演《南归》的手杖拍了一张照片。

1929年春天，田汉看到了我从哈尔滨带来的一幅水粉自画像，他对这幅自画头像很感兴趣，产生了演《莎乐美》的念头。他说：“很像约翰的头。咱们演《莎乐美》好不好哇？你来演约翰。”后来找俞姗，她当时在国立音乐院学声乐，声音好，还有唱昆曲的基础。她演莎乐美这个角色是演得很成功的。没有俞姗是演不成《莎乐美》的。俞姗人很好，剧照登在《良友》上面。在戏里我骂莎乐美她们，后来把头割下来，放在盘子里，莎乐美就抱着盘子对这个头说：“约翰，你再也不能骂我了吧！”《莎乐美》是田汉导演的，他躺在床上大声读《莎乐美》的台词，这是为了在排戏以前先体会体会每个角色的感情。《未完成的杰作》是英国人斯蒂芬·费利浦写的，孙师毅翻译（此人在电影资料馆做顾问，“文革”期间死了），是写达·芬奇画《最后的晚餐》。在画家的认识中，好人永远是好人，坏人永远是坏的。因此，他在意大利米兰教堂唱诗班里选了一个健美男子做耶稣的模特儿。等过了二十年之后，他又在监狱里选了一个判了死刑的最凶恶的囚犯做犹大的模特儿，结果这两个人是一个人，他的杰作也就永远完不成了，他的幻想破灭了。

唐槐秋演第六号犯人（万籁天也演过），这也是在南京演出的。那次还演出了《第五号病室》，是在民众教育馆演的，票价一元，不对号，谁去早谁坐在前面。何应钦以为能给他留前面的座位，可我们是谁也不给留，他带着警卫人员一大帮，只好站在后面看戏，国民党蒋梦麟教育长（陶行知拉他们去的）都去看了戏。

陶行知当时跟冯玉祥很接近，在他的屋子里挂满了冯玉祥的画，冯不会画，画的都是大兵画，画的什么洋车夫哇，还题诗呀，有诗有画，通通是外行画。因为第二天我们到燕子矶去，他就叫冯玉祥的师长开车送我们去玩。那个地方是一条小路通往矶头，像个翅膀一样伸到长江里头去。那个地方很险要，路牌子写着：“死不得！”“想一想！”就是人到那里就想死，就想跳崖。南国社这次赴南京演出《莎乐美》《南归》《未完成的杰作》等戏，我在《莎乐美》中演主角约翰，蔡楚生演犹太人，金焰演叙利亚少年，郑君里也参加了演出，演什么角色想不起来了。田汉在燕子矶给我们讲了个故事：那时正是讲个性解放、婚姻自主的时代，有一个师范的男学生爱上了一个女学生，因为男的未向女的做任何表示，女学生一点儿也不知道。有一天，他就到燕子矶跳进长江自杀了。在他身上发现了写给那个女生的遗书，就是因爱她而自杀的。这个女生也真痴情，她就到燕子矶小学去教书，她每天到矶上去凭吊，这是产生在北伐时期的一个故事。

第二天，陶行知陪同我们步行到城里，路上吃早点，吃的醪糟。我到哈尔滨还跟他通过信，陶行知在回信中还勉励我写诗歌。在上海，陶办上海工学团的时候，我还去看望过他，那时当局很反动，党派了人暗中保护他，晓庄师范后来被国民党查封，捕了几个人。抗日时陶在四川，他是留美的著名教育家。

还记得这么一件事情：田汉写了《孙中山之死》准备在南京演出，国民党禁止，但不好说呀。那时的宣传部长戴季陶、副部长叶楚伧用请客名义请南国社，在宴会上讲：“孙先生刚故去不久，跟孙先生一道的人都健在，如果演得不像反而不好。”这个戏的剧本用孙中山先生的原话骂国民党背叛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田汉的倾向非常清楚，孙中山提倡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但蒋介石在孙先生死后实行的政策显然完全背离了三大政策，田汉先生把孙中山的演讲原话都用上了。洪深演孙中山，当时费了好大的劲找孙中山的唱片练习，这件事我记得很清楚的，这就触怒了南京当局。

那时，我们住在民众教育馆，打地铺，外面下大雪。演出后，我接到中山大学的学生来信，信中说，当时学校正准备期末考试，但很多学生还是来看戏了。看完戏跑步回学校，不知是怎么回去的，像喝醉酒似的。当时一个叫杨秀鹤的中山大学校花，她也参加了这次演出。说来也奇怪，我不知怎么一下子变成名演员了。这就是中国话剧的初期阶段。

就是那一次，我演《南归》唱歌，星海拉小提琴伴奏。在休息时，我俩到南京城墙上去玩，星海说：“你写歌词，写了我给你谱曲。”这是我俩最早说起写歌的事。那时，他还没有去法国，是刚刚来到上海到南国社帮忙，不算南国社正式成员，他是一个没有工作的流浪青年。我俩还到秀山公园的一棵柳树下练《南归》的插曲，这是我最初跟星海认识与合作。这首歌是张恩袭（张曙）谱曲，他当时在上海艺大音乐系学习，在南国社田汉唱京戏“我好比笼中鸟……”就是张恩袭拉京胡的。他在抗战后，在广西桂林被敌机炸死了，他的大女儿也是那次被炸死的。

四

1929年夏，因为我不愿演《南归》，觉得哭哭啼啼的没有意思，我又多年向往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一心要去苏联。我跟田汉先生发了脾气，才又离开了上海回哈尔滨的。那时左联还没有成立。当时，洪深和我的好朋友左明都劝阻挽留我，我的思想上是很锋利的，我要做一件事，就怕的是做不成，我要做的事情就非做到不可，这完全是性格决定的。记得当时的情景，南国社刚从外地演出归来，我提出不演《南归》了，这个戏是田汉先生写我的。他们答应了，但演出时又演这个戏，气得我转身就走，买好船票就回哈尔滨了。那天，那场《南归》是由左明“钻锅”替我演的，后来就停演了。

到了哈尔滨，我迫不及待地提着一把吉他，身上什么都没有就来到了满洲里。下车后，人家都找亲戚朋友，住旅店，我身上分文没有，到哪儿去呀？谁也不认识。我就茫然地坐在马路边的凳子上，什么也不想，也不知道愁，像看风景似的，饿着肚子坐在路边。正在这个时候，来了一个青年，他问：“凝秋先生，您到哪里去呀？”我一看，他原是我在哈尔滨第六中学教书时的学生，中国父亲、俄国母亲的混血儿。他接着问我：“什么时候来的呀？”我说：“刚来呀！”他问我住在哪儿，我说：“还没地方住。”他说：“您到我家住吧！”这样，我就暂住在他家里，我才活下来了。但是，我想久住也不是办法，总得找点儿事做。有一天，他家那个看院子的老头死了，想找一个看院子的，我得知后便说：“你们别找了，我给你们看院子，我也没有什么事。”我看门，早早就把门关上了。院子里有个开药铺的日本人，一次跟我说：“你教我夫人学中文好不好？”我说：“好哇！”这个日本人当时不了解我，对我产生了怀疑，不知我是从哪里来的。有一次，我在他家里吃饭，他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告诉他，我是哈尔滨《晨光报》的。这时，警察也对我这个来路不明的人注意了，差不多每天都来敲我的窗子。饥饿、失业一直缠绕着我。同院里还住着一个开百货商店的山东人，叫单才臣，他从海参崴做买卖回来，这个人很同情我。天冷了，屋子里没火，又没御寒衣裳，他就从铺子里拿来一件新大衣给我穿。

后来，我租了一间小平房，是个做皮货生意的苏联犹太人的房子。他很像中国人，黑头发、黑眼睛。我每天晚上不吃饭，只喝一杯茶，吃几片饼干。屋子里没有火，冷得要死，无奈，我每天都得在睡觉前耍一气哑铃，全身热了，才敢钻进被窝里睡觉，不然，会被冻死的。有一天没吃的，连饼干也没有了，屋子冷，睡也睡不着，肚子里没有食，咕噜噜直叫，外面又下着大雨，北国的秋雨可凉啊！平时，我一回到屋里就弹吉他，这一天，弹吉他也不行了，怎么也睡不着。外面不停地下着大雨，屋内只有我孤独一人。面对秋雨寒壁，在这孤寂的、空空荡荡的小屋里，我一肚子苦闷跟谁去倾诉哇！那是半夜里，快12点了，我像发疯似的就跑出去了。也不是去找谁，就是在屋子里待不住了，索性在路灯底下站着，哗哗的大雨浇着，无所适从，我是那样的茫然。正在这时，单才臣从这里经过，他惊异地问我：“你干什么？”我说：“不干什么。”他问我吃饭没有，我说：“不吃了！”就好像跟谁赌气一样，也不找人借钱，这是一种感情发泄呀！他见状就说：“不吃饭哪行啊，走！”就把我拉到一家小烟酒店里，给我买了面包、牛奶。吃饱了，我俩就各自回家；我又回到空荡荡的小屋，蒙上被子睡了。等我1933年最后一次回到上海，有一天，在上海跑马场那里看电影，刚走出电影院，碰见了单才臣。我说：“好久不见了，到我那儿去吧。”他说：“我还有点事，不去了。”就那样分手了。我真觉得奇怪，我与他也没有通过信，他怎么能来上海呢？

我每天像上班一样到火车站去，目送着穿越中苏国境线的国际列车。那时每周有两次，没有一次我不是迎送这趟列车的，真是心急如焚哪！想到为什么我就不能登上车前往苏联呢？车的影子消逝了，我很怅惘，很难受哇！怀着十分烦闷的心情，彷徨在林荫道上。

我每天背着画箱上街画画、写诗。但是，怎么写也转不过调来，老是那一套小资产阶级的情调。以后，我写一篇撕一篇，画一幅画也是充满了幻想的。我画过一幅三四尺高的大油画，画一个在全黑的背景下，好像从空中掉下来一样，一个膀子露在外头，胸也裸露一点儿，手里提着骷髅，标题是：“我回来了，我没有带来任何东西，只有人世的悲哀！”我自己很满意这幅画，它很代表我当时的思想。这幅画叫《归来》，是1929年画的，曾在哈尔滨青年会挂过很久。

这些东西在满洲里期间，才在思想上逐步开始明确，把这些东西否定了，对自己来了一个全面大否定。我怎能不否定呢？连《紫色的歌》也否定了。

那时，我去苏联的思想越来越坚定了。我坚决要走此路，若走不通，我宁愿殉于此路。但是，目前还去不了。无奈，只好暂时回哈尔滨了。有一个叫陈继瀛的邮局局长，对我的困境寄予同情。在他的帮助下，搭邮车把我“邮回”哈尔滨的。途经海拉尔时，我下车住在一个工棚子里，吃了五分钱一斤的羊肉。当时我想背着吉他从这里往苏联走，走着走着，在山里看见一个人，便朝他跑去，不认识路，山上又无人，想问问路，那个人被惊愕地吓跑了。

就是在这一次，我要回哈尔滨正在收拾东西的时候，王洛宾来到了满洲里找我，他也要到苏联去。后来我在哈尔滨和王洛宾见面时，他说，那时他在满洲里，出了街碰上一个放羊的，他拉过放羊人的粪杈子，就往苏联境内跑，跑着跑着，遇见一个苏联红军，拿枪逼着他喊：“回去！回去！”我和葛洛1956年赴苏联考察歌剧，途经满洲里时，曾去寻过当年的足迹。当年的人和房子都不见了。

苏联去不成，说什么也不能回南方，所以回到哈尔滨后，就坚决不离开哈尔滨。这一思想转变是一个极不容易、不寻常的过程。当时的思想是十分苦闷的，反映在创作上更是如此。特别苦恼的是无法摆脱旧的情调，当时虽也写诗、作画，自己看了这些陈旧的老调，气得我全部撕掉，从此搁笔，既不写也不看了。自己所追求的一条新的生活与创作道路无法走下去，在迷惘之中还一时不能理出个头绪来。那时左联尚未成立，文艺界很混乱。我常常一个人默默地在公园里漫步、静坐，在秋风落叶中想着一切，想到眼前的窘境和人生未来的道路。

在否定中试图闯出一条新路。1930年在哈尔滨时，根据《北归歌》中的意境，写话剧《北归》时就已开始否定自己了。在此剧中，一种新的思想已表现出来了。从1928年，我第一次回哈尔滨，这种思想就开始朦胧出现，后来越来越明确。《北归歌》中有这么几句：

在海的那边，

天是那样青，

那常年飘着雪的北国，

有企望着的眼睛，

…………

这首诗是1929年在吴淞口写的。有一天，我们到吴淞口去玩，游泳，有田汉、吴似鸿，别的人想不起来了，我写了《北归歌》。这首诗就是神经病啊！在空中有一双盼着我回去的眼睛，哈哈！天空就两只眼睛，这样的想象真怪！那天，吴似鸿还拍了一张照片，裙子被风吹得飘起。这张照片曾发表在《良友》上，作为赵元任《叫我如何不想她》歌曲的插图。

话剧《北归》中女主人公李玛丽唱道：

千尺流水百里长江，

烟波一片茫茫。

离情别意随波流去，

不知流到何方……

随后，男主人公就唱“在海的那边”那首歌。《北归》的剧情是：流浪人到了北方，找他的爱人。后来，两个人的关系破裂了。临走时，男主人公说：“我可以到工厂去，什么地方我都可以去，凡是有人的地方我都可以去。”这样，他就走了。这并不是出于落难，这是一个人在寻求人生的真谛。《北归》是两幕剧，《父归》《南归》都是独幕剧。《南归》的主题歌是写的梦境，那时的感情是很深刻、很浓重的。

回到哈尔滨后，我曾跟我的好友金剑啸倾吐了我对十月革命故乡——苏联的向往之情，立即唤起他在感情上的共鸣。从此，我俩便常去马家沟花园或道里公园，或散步或躺在草地上，秘密地研究去苏联的途径。我在闲谈中问他是不是党员，他不否认，也不做正面回答，但向我讲起了一个外号叫“鸽子姑娘”的梁白波在上海艺术大学介绍他加入CY（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事，好像他们曾恋爱过，在言谈中流露出对“鸽子姑娘”的无比怀念之情。这位痴情的画家，他当时的表情至今仍深深地印在我记忆的沟壑中。有一次，他像发现新大陆一般兴冲冲地对我说：“我有个好朋友，他叫姜椿芳，他会帮助我们想办法去苏联的。”我听了以后，迫不及待地要他领我和姜椿芳见面。记得我们是在道里俄国公证人事务所见面的。此人戴着深度近视眼镜，性格文静，说话慢条斯理的，待人十分诚恳热情。见面后，觉得这人有些面熟，我的印象是在1929年上海大戏院普希金纪念会上曾见过他一面。因为我曾翻译过一些苏联歌曲参加了那次纪念会。大概就是那次会上见过他吧。

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在道里公园一进门的椅子上，我跟金剑啸谈论当时时局的变化，他说：“日本帝国主义来了，咱们怎么办？”我说：“到苏联去！”为什么要到苏联去呢？当时主要考虑，抗日是肯定的，但是我们拿什么抗日呢？什么也不会。文的不行，武的也不行。要抗日总得搞武装斗争，拿这一衡量自己就感到不行，在那时，只有投到军阀队伍中去，如这样做，那不就是无谓地牺牲吗？这会有什么意思呢！我们考虑不能干那种事情。当时金剑啸也是这样认识的。

从那之后，我俩就常到马家沟花园里，躺在草地上谈论这些事情，准备如何走。我们谈得很多了，我也曾和舒群谈过要去苏联的事。舒群说他去过苏联，到过莫斯科。有一次剑啸说：“有一个机会：最近有一批湖南难民到边境绥芬河去，可以搭那个车，不用买车票。”于是我就张罗着去绥芬河。在这个时候，剑啸说：“我不能走，受家庭牵累走不了。”但是，他仍在帮助我，办法就是找姜椿芳。有一天吃饭时，我们到道外松花江航务局，我与剑啸到姜家，他刚刚吃完早饭，说了几句，没具体说。几天后，约在1931年10月间的一天，剑啸通知我说有车，我便马上乘车去了绥芬河。我现在想想，这些人绝不是难民，可能是党往边境输送搞武装的干部，连家属在内有一火车皮。什么问题使我这样想的？到了绥芬河住在旅店里，我找到熟人就搬走了。他们住了几天我不知道，这中间我也没见到他们，若是普通难民，绝不会在旅店里住那么久的。

在绥芬河期间，有一天，我在路上碰到一个三十岁上下的苏联人，我用俄文问他：“去苏联要有什么手续？”他说：“你到苏联领事馆去问问。”领事馆的门岗是中国人。我有一天自己就闯进去了，接待我的是涅里尼考夫，他是翻译官，莫斯科东方大学曹靖华的学生。头一天我们谈得很好，还跟我谈了曹靖华翻译的《聊斋》，他说：“你的想法很好，我们很愿意帮助进步的青年，我给你问问领事怎么办。”我从领事馆出来回家，警察局稽查处已到我的住处逮捕我去了。那时，我认识一个地亩局姓王的朋友，我们是在哈尔滨认识的，我的住处就是他介绍的。他出面到警察局说我是他的朋友，原在《晨光报》的，这才了事。

过几天，我又到领事馆去找涅里尼考夫问结果，他是这样回答的：“你没有中国的护照，我们不能发入境证明给你。不过，你还是可以去的，我用个人名义写封信做证明。”就这样，他根据我们的谈话，用打字机打了一封信，有日期，有他的签名。这时，我到绥芬河已经很多日子了。可是从绥芬河到东宁去还有很长的路程，还得坐车。我拿着他的信，就往东宁去。没几天，坐马车在路上又碰上了难民，就跟他们坐一个车，而且不要我花钱。难民们也不知我住哪里，这就不是一般的难民了，他们雇的车让我坐，一直到了东宁住在旅馆里，我又不见他们了。这好像是有组织有安排的，绝不是偶然的，像有意安排帮助我一样。

在旅馆里，我身上还带着百八十块钱。旅馆老板说钱得换，要我把钱交给他们，到了苏联那边再去领。他们给我领路，由领路人负责。领路人是经常过来过去的，边境线上的情况他很熟悉。旅馆老板也不知道我要去苏联干什么，我也没跟他们说。

那天我买了十几个杠头[4]，穿了一大串套在脖子上。天黑时，领路人与我便出发了。走了十里路左右，走到一个山头上，有一家农民，他敲门进屋说了几句话，好像向农民打听苏军换岗没有，这是山顶上边境的最后一家中国人，然后我们过境了。走着走着我们就听见苏军打口哨，好像他们发觉有人了，我俩在山背后趴在草里，躲一会儿，就听见有人骑马带猎犬，从我们附近跑过去了，没有发现我们，我们继续往前走。第二天拂晓，我们就到了苏境内的“安全”地带——尼克鲁斯，这是进入苏联境内的第一个小镇。我叫领路人带我取钱去，走到一个大木头门时，领路人说：“就是这家。”正在这时，有个边防军放哨的走过来了。领路人说：“快走吧！‘格伯喔’（边防军）在那里。”于是钱也没领得，我就问：“‘格伯喔’在哪儿？”就直冲“格伯喔”去了。到了“格伯喔”机关住所，到那里我拿出涅里尼考夫的信，他们看了信很客气，很热情，跟他们一块儿吃饭，晚间就睡在那里。中苏国境线原来不那么严，可是九一八事变后，苏联远东边防突然吃紧，往返过境才严格起来。过了两三天，便把我送到伯力上级机关——远东边防军司令部去了，到那里就被关起来了。当时我感到迷惑不解，为什么关我呢？这件事是我最大的教训，我看是没有再这么主观的了。这在我的心灵上造成的伤痕是极深刻的。

过了几天，苏联人把我叫去，由王佩宣做翻译，问籍贯、姓名、受过什么教育、哪个学校的、职业等，问得很详细。在南国社演的什么戏，内容都问，做了详细记录。问了有四五次，每次都问这些内容，目的是对照几次谈的内容，有无虚假。我什么都跟他们谈，后来，王佩宣嫌麻烦了，让我不要跟他们谈了，说他们不懂中国的事情。

最后一次谈话时，说我是“国际间谍”，我冷笑，满不在乎地说：“国际间谍？”或者你可能这样想，“国际间谍”怎么会这样愚蠢呢？我到了苏联境内第一天就找“格伯喔”的机关，这讲得通吗？你们用脑子想一想，没有这样愚蠢的人吧！王佩宣问我：“王明、康生你认识不认识？”我说：“不认识。”并反问他，他们是什么人。他说是几个学生。其实是驻第三国际的中国代表，当时都住在伯力。那时，刘少奇、林伯渠、吴玉章、杨松等同志都住在那里。就是在这一天，王佩宣问我：“我打听一个人你认识不？此人一脸麻子，讲话哇啦哇啦的（指周保中）。”我说不认识。他说：“你早来一个月就好了，什么事都没有。”谈话到此，以后再也不问我了。我说：“你们调查去，上海、哈尔滨都有你们的领事馆，还有党的组织，一查就清楚了。”我很不耐烦。在那里每天一人一块黑列巴[5]，一碗大马哈鱼汤，里面有一小块咸鱼，饿得难受。

快到一个月的时候，就把我转到正式监狱里去了。里面什么犯人都有，什么行业的都有。我没手艺，就打草绳子。到那里做工，面包管够，能吃饱肚子，里面有小卖部。有一天，一个乌克兰犯人是个小偷，跟我套近乎，装得很亲热，俩人靠得很近。我在毛衣兜里放着眼镜，他两手一夹就把我的眼镜夹出来，放在他的毡靴筒里了。最奇怪的是，我看见了还装不知道。待会儿，他出去到小卖部换了很多面包回来，他说给你一块大的吃，我心想这是拿我的眼镜换来的。我在这个监狱里待的时间最长，心情很安稳，也不着急。一个苏联人对我说：“你可以请求离开这里。”我就笑而不答，心想，我才不请求呢！

这个监狱是一个八九米大的房子睡二十几个人，头脚交叉，上下两层。冬天睡在水泥地上，没铺没盖的。越想越感到窝囊，我的满腔热忱被浇了一桶冷水，我的热情一下子降到冰点以下，真憋气！后来有了结论，让我回国，那些苏联犯人很热情，听说我回中国，纷纷给我茶缸子、毡鞋留作纪念。与我同道回国的有日本人，鄂伦春人。这个鄂伦春人汉话讲不通，他是误入苏境的。他和我们一起走到边界时，对苏联红军说声：“再见！”红军说：“怎么，你还想再回来？”夜里，我们走到一个山坡上休息时，那个日本人很害怕，离我们老远的。苏联边防军很熟悉中国边境情况，过了一个山沟就是中国边境，看着我们过了境，苏联边防军走了。我们在天还没亮时，坐在山坡上休息，等天亮时，就到了绥芬河了。到绥芬河没吃的，就开始要饭了。第一次要饭，不知说什么。走到井边上见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打水，我走近他问：“有吃的吗？”他指指苏联方向说：“你是不是从东边来的？”我点点头，他说：“你跟我来。”就到他家里去了。见桌子上放一个一尺左右长宽的大列巴，他用刀割一半送我，我道谢后就走了。这个人是个知识分子，很同情我。在这举目无亲、人地生疏的小城镇无法生存下去，我决定要徒步讨饭重返哈尔滨。我没敢进街，也没去找熟人，就直接进山了。足足走了半个多月的山路，在那人烟稀少的丛林里，是难遇到人家讨得一点儿吃的东西。晚间实在走不动了，饥寒交迫，索性倒在雪地上，昏昏沉沉地就睡过去了，险些被活活冻死。在山里要饭时曾碰上几个人：一个是晒粮的老头，问他有吃的没有，我说我是走道的[6]，他便把我领到他家，给我做了锅小米软饭，吃了几大碗，就在他家热炕上呼呼地睡了一觉。下午两三点钟醒来，就把在苏联监狱临走时苏联人送我的一双很好的毡筒靴给了他，作为酬谢，我就走了。

第二天，正值正月十五元宵节前，走到一家屋前，见一女孩十四五岁的样子，在门口晒太阳，便问她：“你们家里有吃的没有？”她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说是走道的。她让我等等，便进屋拿东西去了，拿出了一大卷干煎饼给我，看得出这个小孩是非常同情我的。我就拿着边走边吃，渴了就扒去雪的表面有灰尘的地方，吃口雪，咬一口煎饼。再往前走就没有人家了，也不知走到哪里去了，深一脚浅一脚的，有时掉进小河沟里。等我走到再也看不到人家了，煎饼吃完就断粮了，也还是黑天白日地走，走不动就倒下来睡一会儿，起来再走。两天多没吃到一口东西，到第三天黄昏时，还没见人迹，脚腕子也走肿了，走起来一瘸一拐的，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怎么办呢？那一天，太阳快要落山了，我拿着一根破棍子，穿着破棉袍，继续在雪地里迈着沉重的步子走着，影子在地上拖得很长很长，又很疲乏，我有些伤感了。当时我想，这样一倒下去就死了，可见死是很容易的，也没什么恐怖，只是别人看见随便踢他两脚，像个死狗一样，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他生前有什么理想，他是为了追求什么而死的，这是最大的遗憾、最大的悲哀呀！这就是陈凝秋哇！我想无论如何也得活下去！这时，我看见远处山顶上有一小屋，喜出望外，我拼命往上攀登，谁知走近一看，原来是个没屋顶无人居住的破房子。多叫人失望啊！我的双脚顿时就觉得加重了几十斤的重量，于是又走哇走哇。在路上遇到一些在山上干活的人，他们向我这个陌生的过路人投来了同情的目光，并把我领到他们的工棚子里，又给我吃的，我一顿吃了七个玉米面大饼子。半夜里，我翻来覆去不能入睡，我听到这些干活的兄弟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开我了。一个说：“你说他是土匪呢，可又不像。”另一个说：“你说他是要饭的？我看也不那么像。”最后有一个人悄声说：“我看这个大个子准是从东边[7]来的！”第二天，他们贴了一锅苞米面大饼子，让我吃了早饭，还包了一大包饼子让我带在路上吃。这样我就得救了，活了下来。离开这个工棚，我又走了两天就到了小绥芬。实际上我在山里迷了路，转悠了半个来月才走到这里。初到小绥芬，找什么人呢？可又谁也不认识。一见远处有个小礼拜堂，我就进去了。人家做礼拜，我也跟着做礼拜，人家唱诗，我也跟着唱诗。等做完了礼拜，有一个四十多岁的农民样子的人，我就跟他搭话。当时他就拿出两毛钱给我，把我领到一个孤老头家里睡的。我用那两毛钱买了几斤棒子面，在他那里吃了饭。第二天，那个农民又来看我，原来他是个木匠，在海参崴待过，是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时被驱逐回国的，他是山东人。从那以后，我就住到他家里去了。我帮他家做活，种麦子，吃饭也不要我的钱。有一天，我跟他一个十几岁的儿子锯柳木，用锯截寸厚的板子。那种锯就是把柳木放在一人多高的架子上，他在上面，我在下面。他的儿子很调皮，他在上面猛往下一推锯，锯柄磕掉了我上边半个门牙。我后来到上海拍电影时才镶上的。等我从小绥芬回到哈尔滨，住在电话局时，任白鸥传出去一个说法，说我：“去苏联，嘣的一下被敲掉了半个牙，看他以后还去不去！”

种地期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有一天天刚黑时，来了几个人，脚上穿着狍皮靴子，背着枪，不知是干什么的，我在河边上碰到的。几个小伙子都是二十岁上下，很精神。等到半夜里就听到街上打枪，打得很厉害。我躺在炕上不敢出去，一直打到天亮，约有一两个钟头。等天亮时，出去看到山坡上插着红旗，把一个军阀张宗昌管房产的人绑走了，绑到山上去了。捎信来，要很多钱赎票，等筹到钱去赎人时，人已被他们弄死了，死尸放在马槽里用咸盐腌了起来。这绝不是一般的土匪，因为山坡上插红旗，可能是山上的土匪队，也抗日，也抢劫。那时，有的土匪就打着义勇军的旗号，刘快腿那些人就是这样的队伍。那天夜里，根本就没有惊动老百姓，很像那种打土豪吃大户，给义勇军筹款的队伍。

在那个农民家里，我写信给任白鸥，要《紫色的歌》，他给我寄来两本。那个农民看到了《紫色的歌》很惊讶，说我是著书的人，不得了，简直是圣人，所以他对我很好。共在他家住了一两个月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