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困难重重的接收

这是一幅难得一见的历史照片，是抗战胜利后接收清华园时升国旗的照片。图中，二校门外日本人修建的碉堡还未拆除，门口挂的“第一百五十二兵站医院”牌子仍未摘除；二校门当年挂的谭延闿题写的“国立清华大学”校牌被日本人损毁，此时的校牌显然是临时制作悬挂上去的，没有落款，书写者待考。

1928年，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罗家伦校长请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以颜体题写了校牌，刻好后挂在二校门。校牌“长丈余，宽尺余，字大径尺，仿佛颜鲁公晚年的书法，方正嵚奇，字如其人”(1)。

北平沦陷期间，清华园遭受了严重劫掠。1939年起，日本陆军野战医院152病院进驻清华园，直到1946年4月底全部遣返为止。战争使得清华园的美丽景色，以及清华大学优良的设备与建筑、丰富的藏书等，都遭到严重破坏。

校内图书馆、各院系馆、教授住宅以及学生宿舍均受严重毁坏。图书馆书库做了外科手术室，阅览室做了病房，钢书架被拆，图书被洗劫一空。前体育馆被用作马厩和食物储藏室，嵌木地板全被拆毁。更有甚者，新南院竟成了日军随军妓馆。据统计，图书馆、体育馆、大礼堂、化学馆、生物学馆、气象台、电机工程馆、土木工程馆、机械工程馆、水利工程馆、航空研究所、第一院、第二院、工字厅、古月堂、医院等建筑损失40%，第三院损失75%，甲乙丙三所、北院、南院（西式住宅）、新南院、新西院损失50%，南院（中式住宅）、西院、新职员住宅损失80%，春润庐一处更是损失殆尽。

清华极为重视图书馆建设，在戴志骞、袁同礼、洪有丰、王文山、朱自清等著名学者主持下，至抗战前夕，馆藏书刊已极为丰富，达36万余册，其中有名人专著、中外文图书、中外文期刊等，不少为各大学图书馆中所仅见。当时的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已成为国内高等学校中馆舍较大、藏书丰富、管理较为健全的图书馆之一。(2)学校南迁后，清华图书馆运抵昆明书刊23000余册。在运抵过程中，暂存重庆北碚的1万余册图书遭日军轰炸，损失惨重，仅烬余3000余册。沦陷期间，日军以图书馆为外科病房，书库为手术室及药库。抗战期间，清华图书馆馆藏损失达17．5万余册，这还不包括1937年后自海外运来中国途中的损失。(3)后在伪北大及其他机关搜求，找回图书约为原数一半。(4)即是收回书刊，也往往残缺，配补困难，因此，实际损失在一半以上。(5)

日军将各系馆全部改为伤病住房，馆内器物或被占用，或挟出变卖，或肆意摧毁，或付之一炬，各实验室之设备全部被拆除，机械设备被运至南口修理厂供日军修理军械之用。复员后，未来得及运出的仪器全部荡然无存。战前生物学系从各地采集的真菌标本4000余种也不翼而飞。(6)

梅贻琦校长曾言，遭受创伤的清华园经整理后，“冀于初春花发之际，园林整洁，溪池清澈，一复水木清华之旧观，我校友一时重返校园，第一印象，将有风景无殊之感，然而内在之创痕，固深且钜，则非以数年之人力财力不易恢复矣”。(7)清华园的遭遇，是中国沦陷区的一个缩影。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不仅对中国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破坏，更是一场文化的浩劫。

1946年5月4日，梅贻琦在昆明宣布西南联合大学结束。5月至8月，三校学生分批北返，三校教职工亦自6月起分陆路或航运经湖南、上海或重庆北返，一部分教职工等西南联大事务全部结束及三校物品迁运结束，9月底才全部离开昆明。梅贻琦本人9月6日离开昆明，11日到达北平。10月10日上午10点，复员后的清华大学在大礼堂举行开学典礼。清华大学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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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赵虚吾：《可爱的清华园》，《学府纪闻　国立清华大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1年版，第276页。

(2)《百年清华图书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7页。

(3)《清华大学图书损失简报（1945年12月19日）》，朱育和、陈兆玲主编：《日军铁蹄下的清华园》，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0页。

(4)梅贻琦：《复原期中之清华（1946年4月）》，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四），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8页。

(5)梅贻琦：《复员后之清华》，《清华大学史料选编》（四），第31页。

(6)《清华大学图书损失简报（1945年12月19日）》，朱育和、陈兆玲主编：《日军铁蹄下的清华园》，第90页。

(7)梅贻琦：《复员后之清华》，《清华大学史料选编》（四），第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