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农户生活垃圾处理的行为选择研究综述

农户生活垃圾的处理行为属于环境行为，本部分的研究范围从环境行为到农户环境行为、农户生活垃圾处理的行为选择，范围从大到小，试图将环境行为的研究全面呈现。

一、环境行为研究阶段划分

环境行为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国家，最初由环境心理学领域主导。Craik于1973年发表在《心理学年鉴》（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的环境心理学发展的文章中认为“科学研究人类行为和环境的互动”的独特特点是其多学科特征⁽¹⁶⁾。环境行为的多学科特点说明涉猎学科的广泛性，自此之后，环境行为的研究从心理学领域走向环境领域，并成为环境管理的重要研究内容。根据亲环境行为的演进过程，可将环境行为的研究划分为3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20世纪70—90年代初期。20世纪70年代环境社会学中的主流观点为，社会组织的基本模式由自然环境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所塑造，典型的如HEP范式（Human Exemptionalism Paradigm）。⁽¹⁷⁾同时环境主义开始觉醒，1972年罗马俱乐部出版《增长的极限》一书，提出人类的增长存在极限；Dunlap和Van Liere则指出，人类活动造成了脆弱生态环境的快速恶化。⁽¹⁸⁾以此为起点，关于人类行为和环境关系的研究大批涌现，Dunlap和Van Liere的新环境范式模型，随后出现的规范激活模型及计划行为理论等解释人类环境行为的经典模型，经过不断修正，至今仍具有较强的生命力。

第二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21世纪初期。随着全球化进程及全球环境问题的凸显，仅从环境心理学角度解释人类行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已经不能满足现实需求，学术研究中加入环境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证模型。该阶段人类行为和环境关系的研究可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说明其进展，从理论的角度看，纯粹的环境心理学理论开始加入社会情景、经济学等学科领域，呈现出环境心理学与环境经济学交融的态势，如价值信念模型⁽¹⁹⁾、目标框架模型⁽²⁰⁾等。从实证的角度看，学者开始采用区域或跨区域的数据，使用计量模型研究某种因素对环境行为的影响，如个人特征和社会经济因素。

第三阶段为21世纪初期至今。发展中国家环境问题开始凸显，与此同时，全球性环境问题亟待解决，人类行为与环境相关的研究主要以实证研究为主，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①利用已有的理论和模型，针对发展中国家如巴西、中国等的亲环境行为实证研究逐渐增加；⁽²¹⁾②欧美国家的实证研究开始细化，融合经济学理论，研究某种因素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如社会交往的强度和密度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环境知识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利用有限理性研究居民户到回收设施的主观距离和客观距离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²²⁾③针对亲环境行为的研究，如研究亲环境行为的积极溢出效应和消极溢出效应和亲环境行为的多维结构。⁽²³⁾

二、亲环境行为研究综述

亲环境行为，也被称为“负责的环境行为”⁽²⁴⁾“生态行为”⁽²⁵⁾“节约行为”⁽²⁶⁾“环境支持行为”⁽²⁷⁾“环境显著行为”⁽²⁸⁾等。Stern将亲环境行为定义为，对“物质或者能量的使用”有积极影响的行为及与“改变生态系统或生态圈的结构、动态”积极相关的行为；⁽²⁹⁾Jensen认为亲环境行为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目的在于减少人类行为对于环境的消极影响，或提高环境质量；⁽³⁰⁾Huddart-Kennedy认为亲环境行为为个人直接参与的行为，目的在于有益于环境；⁽³¹⁾Steg和Vlek认为亲环境行为可以界定为，采取尽可能减少环境损害，甚至有益环境的行为。⁽³²⁾从上述各定义可以看出，亲环境行为的定义较为统一，旨在通过人类行为减少环境损害或提高环境质量。

亲环境行为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存在多重维度。区分维度的原因在于，不同的亲环境行为在执行难度上存在差异；由于亲环境行为的动机不同，居民的环境行为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加之亲环境行为对环境产生的影响不同（如可分为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等）⁽³³⁾。按照维度进行分类，亲环境行为存在不同的类型，对亲环境行为进行分类并研究各个类别的特征显得尤为必要。

按照Stern的定义，亲环境行为包含3种，即绿色购买行为、公民行为及环保主义者行为。⁽³⁴⁾绿色购买行为是指在购买特定的商品或服务时考虑到环境结果；公民行为是指区别于绿色购买行为，其他能够对环境产生积极影响的行为，如参与到生活垃圾回收或清洁驾驶等行为；环保主义者行为涉及公众活动，如同政府代表交流阐述环境问题、支持当地的环保组织等。

较为普遍的分类方法为个人环境行为和公众环境行为。个人环境行为多发生在私人领域，如减少垃圾排放量、垃圾回收行为、节约用水、节约能源、绿色交通方式和绿色（环境友好型）消费方式等；⁽³⁵⁾公众环境行为则发生在公共领域，如为环保事件签署请愿书、写信、捐钱，或为亲环境提案持续投票等。⁽³⁶⁾

Larson等使用美国纽约州农户为样本，以参与者不同为依据对亲环境行为进行分类，将当地农户分为4类⁽³⁷⁾。社会环境主义者，其特征为针对环境事件对其他人展开教育，参加当地的环保组织，在环境事件面前同当地人或年轻人合作；土地管理者，更关注自身／公众土地质量的提升，更关注野生物种；节约的生活方式，该类参与者拥有更多的环境行为，如回收利用产品、节约用水或能源、减少垃圾排放等；环境公民，该类居民的环境行为多发生在公共领域，如为环保政策投票、针对环境事件写信、为环保组织捐款等。但Larson的分类方法并没有清晰的维度和逻辑基础。

（一）亲环境行为的动机

人们为什么会进行亲环境行为？已有文献从经济、心理及综合的视角对亲环境行为的动机进行梳理。

第一，衡量成本和收益。经济人的本性促使个人在进行亲环境行为时，总是付出最小成本并期待获取最大利益。具有影响力的分析框架是计划行为理论，Ajzen提出计划行为理论⁽³⁸⁾以来，该理论成功用于解释人们的亲环境行为，如循环行为、减少垃圾的行为、旅行方式选择、绿色消费等。

第二，单一因素驱动。多数学者认为亲环境行为只受单一因素的驱动。单一因素驱动的文献围绕三条主线。第一条主线围绕环境信念和行为的价值基础，个人具有强烈的利他主义、亲社会、生态主义等价值观，越有可能参与到亲环境行为中。如Clayton的研究发现环境公正主义，即对其他物种和子孙后代负责及环境权利等，是解决环境冲突的重要原则；⁽³⁹⁾Thøgersen认为亲环境行为与利他主义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⁴⁰⁾第二条主线集中于环境意识，环境意识一般由“新环境范式”衡量，环境意识越高，越可能有积极的环境行为，尽管两者之间的关系较为微弱。“新环境范式”及修正的“新生态环境范式”由Dunlap和Van Liere分别在1978年提出及2000年修正后，得到了广泛应用。⁽⁴¹⁾亲环境范式能有效区分出环境主义者和非环境主义者，成为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⁴²⁾第三条主线集中于道德责任感，主要模型包括规范激活模型和价值信念模型，这两个模型成功地解释了低成本环境行为，但是在高行为价值方面（如减少家庭汽车使用）的解释力较弱。沿袭该模型，已有研究认为道德模型能够解释亲环境行为如能源节约、循环行为、旅行方式的选择和绿色消费等方面。⁽⁴³⁾

第三，环境动机的综合视角。Stern认为环境意向是驱动环境行为的因素之一，可能还不是最主要的因素，环境行为来源于多种非环境的因素驱动，如省钱、追求舒适等。⁽⁴⁴⁾Brandon和Lewis发现环境意识和成本减少对于促进能源节约非常重要；⁽⁴⁵⁾Thøgersen认为货币激励和个人范式均能影响回收行为，经济激励增强内在动机，对个人的经济激励通过个人范式进行调节。⁽⁴⁶⁾Lindenberg和Steg提出了目标框架理论该目标框架认为人们的环境行为受到享乐、资源效率和社会规范的影响，这三种目标框架与计划行为理论、信念价值模型及激活规范模型之间存在对应关系，主要是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对人们亲环境行为的心理动机进行综述。⁽⁴⁷⁾

（二）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

（1）情景因素。情景因素包括循环设施的便利性、公共交通的质量、产品的市场供给及价格机制、社会背景、社会关系、社会网络等多个变量。情景因素能够显著影响人们亲环境行为的参与，如社会背景、社交范式等影响个人行为决策，已有研究表明社会关系和行为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即社会关系影响亲环境信念、偏好及行为等。⁽⁴⁸⁾Kurz等检验了社会背景如何影响居民的循环行为，结果表明“社区意识”变量能够更好地解释居民的生活垃圾回收频率。⁽⁴⁹⁾Videras等使用美国全国样本数据检验社会关系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决定一个家庭的生态足迹，结论表明社会关系具有亲环境范式，那么个人更有可能参与亲环境行为，与亲戚、邻居和同事等绿色家庭的持续联系有助于利他行为和社区行为。⁽⁵⁰⁾Miller和Buys发现，在干旱的社区中，个人报告与邻居有亲密的关系，更可能参与到亲环境的洗车模式中。⁽⁵¹⁾社区环境服务的质量和便利性在决定个人参与亲环境行为中起到关键作用。⁽⁵²⁾因此，提供便利环境设施的区域，比没有便利环境设施的区域，人们的环境行为改善更多。例如，缺乏便利的垃圾回收桶可能会阻止人们的回收行为。

情景因素对亲环境行为的作用途径包括：①直接影响行为；②通过调节变量如态度、情感或个人规范等影响亲环境行为；③情景因素作为调节变量影响亲环境行为；④遵循道德框架理论，情景因素可能决定了目标框架理论的类型。

（2）人口统计特征。人口统计特征包括受教育程度、环境意识、收入水平、性别等内生变量，是影响亲环境行为的重要因素。国外已有研究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尽管得出的结论不尽统一，但仍为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参考借鉴。教育是影响居民环境意识和环境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其逻辑假设为人是理性的，一旦获得相关的环境信息，态度会改变，行为也会随之改变。研究表明，个人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关注环境质量，也会积极参与到负责任的环境行为中；⁽⁵³⁾高受教育程度的个人具有更多的环境知识，更容易转化为亲环境行为。⁽⁵⁴⁾

环境知识显著影响居民的亲环境行为。环境知识可以定义为个人识别出一系列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标志、概念和行为模型的能力。⁽⁵⁵⁾环境知识显著影响居民的环境行为；同时环境知识和亲环境行为之间无显著关系。⁽⁵⁶⁾如关于环境问题的深层次知识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能够提高个人参与环境保护行为的可能性。⁽⁵⁷⁾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个人拥有更多关于环境问题的知识，更倾向于以亲环境行为的方式行动。⁽⁵⁸⁾同时，环境知识的匮乏限制亲环境行为。Kennedy等针对加拿大的研究结论表明，60%居民认为自身的亲环境行为受到环境知识缺乏的限制。⁽⁵⁹⁾其他学者的研究则表明，缺乏环境知识或者过多的自我感知的环境知识，可能会带来错误的环境行为，如果这样的个人意识到环境问题和处境，则会做出更为负责任的环境行为。⁽⁶⁰⁾最近的研究则认为，个人环境知识是环境行为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⁶¹⁾对于环境知识的进一步分析则可以分为两类：客观环境知识和主观环境知识。⁽⁶²⁾客观环境知识也被称为真实的环境知识，代指个人真实了解某种产品、某个时间或某个目标的多少程度；主观环境知识也被称为感知的环境知识，表示个人认为自己了解环境知识的多少程度。已有研究多遵循主观环境知识而未衡量居民的客观环境知识，这可能是造成相互矛盾的结论的原因。

环境态度与亲环境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环境态度可界定为，个人通过以一定程度的偏好评估自然环境表现出的心理倾向；⁽⁶³⁾而其他学者则将环境态度等同于环境意识。⁽⁶⁴⁾环境态度和亲环境行为之间的关系并不统一。有学者的研究表明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⁶⁵⁾也有学者的研究表明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⁶⁶⁾与此不同的是，Kollmuss和Agyeman的研究表明，两者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⁶⁷⁾态度和行为之间存在不一致，原因可能包括：拥有环境知识的居民不知该如何开展环境行为；或者受社会规范的影响，即社会规范要求的行为与态度形成的行为之间存在冲突。尽管环境态度和环境行为之间不一致，但具有积极的环境态度确实能够增加亲环境行为的可能性。

环保领域中的性别敏感性研究早已为人所关注。相较于男性，女性拥有更为积极的环境行为。1974年，Francoise D’Eaubonne首次提出“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女性应该在环境保护中承担更积极的角色。⁽⁶⁸⁾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表明，女性参与了更多的亲环境行为。Zelezny等以14个国家的居民为研究样本，结论表明环境态度和环境行为中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女性比男性表现出更为积极的环境行为；⁽⁶⁹⁾而Davidson和Freudenburg则认为环境主义者中的性别差异并不普遍。⁽⁷⁰⁾大部分学者认为，男性比女性拥有更多的环境知识，这源于男孩和女孩不同的社交方式。⁽⁷¹⁾原因在于，女性在人际关系中更为敏感，更容易通过道德关怀来解决问题，而男性更倾向于通过遵循规则解决问题；在现代家庭分工中，女性比男性更多地参与了家庭环保行为。

作为非正式教育的途径，人们通过媒体（电视或报纸）、网络或社会交往（家庭、朋友）获取更多关于环境事件的知识。已有文献认同非正式教育途径对产生环境责任的重要作用——个人通过非正式教育和媒体中形成的社交范式，通过影响态度和行为意向，而影响亲环境行为，⁽⁷²⁾因此非正式环境教育对于个人形成环境态度非常关键。

（3）国家层面的因素。国家层面的因素包括环境结构、法律制度及文化差异等显著影响居民的亲环境行为。Diamantopoulos等认为，国家层面的因素如绿色产品的便利性、环境法律或者文化影响能够解释一个国家亲环境消费者的特征。⁽⁷³⁾根据Cordano等的研究，亲环境行为受环境信念的影响，而环境信念在各个国家之间存在显著差异。⁽⁷⁴⁾环境问题在各个国家中的感知不同，在发达国家，人们认为环境事件越来越严重。而发展中国家的情形则完全不同，如巴西、墨西哥和中国等国家，正在经历快速的工业化进程，环境标准和公众环境态度还不足以应付由高速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环境压力。政府层面的环境政策显著影响公众的环境行为。

三、农户环境行为研究综述

与城市居民环境行为和企业员工环境行为不同的是，农户的生产与农业作业息息相关，已有研究更多关注与农业相关的环境保护行为，如减少农业面源污染、节约用水工程等。借鉴邓正华等学者的分类方法，⁽⁷⁵⁾本书将农户环境行为分为生产性环境行为和生活性环境行为。生产性环境行为如循环农业项目、农业相关的环境项目等；生活性环境行为即农户由于消费产生的环境问题而进行的环境行为，如生活垃圾处理、改厕等行为。本书的研究内容为农户的生活垃圾处理行为，属于农户的生活性环境行为的范畴。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可以看出，国外文献较少文献单独关注农户的生活性环境行为，原因在于欧美等国家城乡一体化程度高，城乡环境管理体制较为完善，城市和农村在环境管理、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存在较少差异，农户的环境行为并未呈现明显的滞后。并且，农民的生产活动以农业为主，研究生产性环境行为对于保护环境，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更有现实意义。

国外已有的农户环境行为多集中在生产性的环境行为方面，如参与农业相关的环境计划、农业延伸项目、采取更多环境性的良性办法等，都被普遍认为是亲环境行为。⁽⁷⁶⁾已有文献表明，人口统计特征显著影响农户生产性的环境行为。如年龄显著影响农户的生产性环境行为，大部分文献认为年轻的比年长的农场主更倾向于参与项目或环境建设；⁽⁷⁷⁾具有多年农业经验的农民参与新的环境项目的可能性更高；⁽⁷⁸⁾教育能显著提升农户的生产性环境行为，根据计划行为理论，教育改变环境态度，进而改变环境行为，并且教育与经验一起作为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可提升农场管理效率；⁽⁷⁹⁾性别因素显著影响农户的生产性环境行为，如女性参与到决策过程中，更有可能参与到生态保护等环境项目中。⁽⁸⁰⁾除人口特征外，增加农业补贴也能够带来生产性环境行为的改变。⁽⁸¹⁾

四、农户生活垃圾处理的行为选择综述

（一）居民垃圾回收行为

20世纪70年代开始，欧洲、美国等国家居民垃圾产生量剧增，如美国每年约产生16亿吨固体垃圾。⁽⁸²⁾与此同时，生活垃圾处理面临巨大的挑战，掩埋方式已趋近饱和，并且土地价值日益昂贵；焚烧处理方式会产生严重的二次污染；新的处理方式未开发出来。因此，各个国家开始鼓励居民回收利用已有的生活垃圾。在这种背景下，居民的垃圾回收行为主要是将可回收产品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回收。⁽⁸³⁾

生活垃圾回收有多种不同的形式，如路边回收、将生活垃圾带到回收中心及使用回收机器等。⁽⁸⁴⁾国外学者对垃圾回收行为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该阶段的研究注重通过外部激励如货币奖励，其他积极的策略如彩券、优惠券及竞赛等手段，激发并持续居民的回收行为；而惩罚性的消极策略则被认为是对个人自由的威胁，因此成为促进负责任环境行为的次要选择。⁽⁸⁵⁾尽管如此，随后的研究表明，如果激励仅是货币性质的、外部性的，那么回收行为就会随着货币激励的消失而消失。因此，外部激励实现的回收行为不可持续。

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家开始寻找参与回收行为的长期承诺和内在激励，如社会和心理学动机等。有学者认为控制感与环境行为显著相关；具有高的自我效能，尤其是帮助解决环境问题，与环境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自我满足感能够提高生活垃圾回收率。⁽⁸⁶⁾

20世纪90年代开始，学者开始关注人口特征和社会经济因素对回收行为的影响。在人口特征中，受教育程度和回收行为之间存在积极正相关，较高的社会地位对回收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等；⁽⁸⁷⁾Gamba和Oskamp考察个人层面的影响因素，认为环境知识、环境态度、环境意识、环境动机和地理因素都能影响居民的垃圾回收行为。⁽⁸⁸⁾在社会经济因素中，社会关系和回收设施的便利性显著影响居民的回收行为。在社会关系中，朋友和邻居参与回收项目能够影响居民的参与。⁽⁸⁹⁾Berger针对加拿大43000名居民的实证分析表明，居住面积、房屋类型、教育和收入等社会经济因素都是决定能够使用回收设施的关键因素；回收设施的便利性可作为社会经济因素和回收行为之间的调节变量。⁽⁹⁰⁾尽管如此，社会经济因素仅能解释回收行为的一小部分变量。

进入21世纪，对回收行为的研究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对回收物进行细化，如研究纸张、纸盒、玻璃和塑料等物品的回收；二是研究特定的社会经济因素对回收行为的影响。本书集中关注于农村居民的垃圾回收行为，因此，在区别亲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梳理垃圾回收的影响因素。

（二）居民垃圾回收行为的影响因素

社会情景因素显著影响居民的亲环境行为，具体到垃圾回收行为，居民家庭到回收设施的距离（意味着居民要花费额外的时间和精力），即公共设施的便利性则与居民的回收行为息息相关。居民的垃圾处理方式（回收行为）受回收设施的影响，如当地的回收设施较为缺乏时，居民生活垃圾的回收行为倾向显著降低。⁽⁹¹⁾已有研究表明，当居民家庭与回收设施之间的距离增加时，居民生活垃圾的回收率显著降低。⁽⁹²⁾在此基础上，学者进一步将距离划分为主观距离和客观距离，如Lange等使用有限理性理论为基础，通过对布伦瑞克居民进行问卷调查研究居民家庭到回收设施距离对生活垃圾回收行为的影响，结论表明，相对于客观距离，居民的主观距离更能解释居民的环境行为。⁽⁹³⁾

环境态度影响居民的回收行为，并且情景变量、个人特征等因素通过作用于环境态度，而改变居民的环境行为。⁽⁹⁴⁾而环境态度的形成，则受限于环境知识，即环境知识的缺乏则造成居民环境意识差、消极的环境态度，而无法改善居民的环境行为。

（三）居民垃圾收集行为

研究居民垃圾收集行为的文献主要集中于发展中国家，如中国、马来西亚、印度、尼泊尔等国家的城市地区，鲜有文献关注发展中国家农村垃圾的收集及处理行为，因此，本书的文献综述集中在居民垃圾收集行为及影响因素方面，为研究农村居民垃圾收集行为提供参考借鉴。

总体来看，在垃圾管理领域，社会方面原因的重要性总是要小于环境或经济方面的原因。在社会因素中，缺乏垃圾回收的信息和知识，居民的生活垃圾收集行为显著降低。⁽⁹⁵⁾对环境问题不感兴趣、家里缺乏空间、没有时间对垃圾进行分类收集等因素也会影响到居民生活垃圾的收集行为。⁽⁹⁶⁾垃圾收集基础设施的便利性显著影响居民生活垃圾的收集行为，垃圾容器供给不充足或距离居民家庭路途较远，增加了居民生活垃圾随处乱扔的可能性；财政经费不充足或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都会限制生活垃圾的安全处理。⁽⁹⁷⁾

人口统计特征方面包括年龄、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性别及参与其他垃圾收集系统等。如受教育程度高的居民，能够意识到垃圾收集的重要性，对垃圾回收的相关知识和运营更为了解，则更愿意参与到垃圾收集行为中；⁽⁹⁸⁾较高的年龄、收入水平的居民更愿意参与到垃圾收集行为中，而女性比男性更多地参与了垃圾收集行为。⁽⁹⁹⁾

另一个重要的经济因素是新的垃圾收集项目的成本，当政府实施新的垃圾收集系统时，势必会增加新的成本，由此带来居民相应税收或服务费用的增加；增加新的费用，必须给居民解释清楚，即经济支出的增加正好等于新的环境项目带来的益处，因此了解居民的支付意愿显得尤为重要。常用的方法为条件价值评估法（CVM），通过对潜在使用者的调查，用于估计市场上还未出现的公共产品的价值；⁽¹⁰⁰⁾CVM方法已被应用于垃圾管理领域。

从宏观层面研究居民垃圾收集服务的供给主要是指居民垃圾收集服务的供给服务，目前主要有3种供给途径：①纯私人部门供给，家庭基于偏好与私人部门达成协议，使用私人部门提供的生活垃圾收集服务；②纯公共部门供给，家庭使用政府拥有并提供的垃圾收集服务；③公共—私人部门共同提供的垃圾收集服务。Jacobsen等研究比利时弗兰德地区的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提供居民生活垃圾的收集成本，结论表明在收集居民生活方面，私人成本低于公共部门成本。⁽¹⁰¹⁾

五、国内农户生活垃圾处理的行为选择研究综述

农户生活垃圾处理行为属于亲环境行为范畴，我国学者对亲环境行为的研究起源于21世纪初期，一般引用西方学者成熟的理论模型，用于研究中国居民环境行为及企业相关环境行为，如引用计划行为理论研究城市居民的环境行为等。

在农户生活垃圾处理的行为选择中，农户一般将生活垃圾未加处理随意丢弃，这一比例甚至高达90%；⁽¹⁰²⁾即使在提供了生活垃圾定点收集设施之后，农户也仍将生活垃圾堆积在路边、田头或倾入河道，王金霞等的研究结论显示，仅有30%的居民将垃圾投放到村里提供的垃圾处理设施中；在提供了分类垃圾桶的村中，仅有1%的农户将垃圾投放到了分类垃圾桶中。⁽¹⁰³⁾由此可见，目前我国农村居民生活垃圾收集行为尚未形成。垃圾收集行为是生产者和管理者的纽带，同时，环境行为研究中将垃圾收集行为视为最初级的亲环境行为，是进行其他亲环境行为的开端。因此，研究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处理的行为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对于改善农户环保行为、提高农村环境质量具有深刻意义。

农户处理生活垃圾时，选择随意丢弃而非集中收集。一方面是由于生活垃圾处理服务供给不足。我国基础设施建设财政投入以大城市为主，忽视了农村生态建设。《2013中国环境状况公报》首次披露行政村对生活垃圾处理的比例为35.9%；2014年，这一比例上升至47.0%。但现有生活垃圾处理服务供给依然无法满足农户生活垃圾处理的需求。另一方面由于农户环保意识不足，表现为环境知识欠缺，环境意识薄弱，如农户生活垃圾处理受传统生活习惯影响大，对自己的行为是否会造成环境污染的认识不清晰。农户环境意识低下，阻碍了亲环境行为的发生；同时，农户的环保行为欠缺，意味着其环境行为具有较大的改善空间。

在个人和家庭特征中，受教育程度与农户生活垃圾处理行为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原因在于受教育程度提高可提高公众自身环境意识。⁽¹⁰⁴⁾居民收入可分为家庭收入水平和非农收入比重，家庭收入水平可显著改善农户生活垃圾的处理行为；⁽¹⁰⁵⁾非农收入与农户生活垃圾之间的关系并不统一，姜太碧、袁惊柱认为两者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而刘莹、黄季焜则认为两者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¹⁰⁶⁾性别对农户生活垃圾处理行为有显著影响，即女性比男性有更为积极的生活垃圾收集行为。⁽¹⁰⁷⁾

环境认知和环境意识对农户生活垃圾处理行为有显著影响，即农户环保意识差、环境认知低，则倾向于将生活垃圾随意丢弃；环保意识强、环境认知高，则倾向于将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处理。⁽¹⁰⁸⁾家庭人口规模对农户生活垃圾处理行为有显著影响，但结论并不统一，如闵继胜和刘玲等认为，家庭总人口与农户参与环境治理的意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¹⁰⁹⁾而赵俊骅、龙飞则认为家庭人口数量与农户垃圾定点堆放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¹¹⁰⁾

户主务农年限与农户生活垃圾处理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可能的原因为受传统的农业作业方式影响，以及年龄大，环境意识低下所致；⁽¹¹¹⁾户主健康状况与农户垃圾定点堆放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¹¹²⁾家庭种植面积能够提高有机垃圾的回收率，降低生活垃圾随意丢弃的比例；家庭住宅价值与农户生活垃圾定点堆放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¹¹³⁾

在社会情景因素中，农户居住方式分散居住还是集中居住，成为影响居民生活垃圾处理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我国农村居民以分散居住为主，乡村规划中缺乏对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考虑，随着新农村建设推进，部分地区出现农户集中居住，对比集中居住和分散居住，学者认为集中居住农户在生活垃圾处理方面更为便利，有助于农户生活垃圾处理行为发生变化，更有利于生态建设。⁽¹¹⁴⁾

生活垃圾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当地是否建有生活垃圾收集设施或固定收集点，以及垃圾收集点距离农户家庭的距离，两者对农户垃圾处理行为有显著影响。生活垃圾收集设施或建设固定收集点，能够引导农户生活垃圾妥善处置；而环境基础设施的缺乏则造成生活垃圾污染的外部性。⁽¹¹⁵⁾垃圾收集点到农户家庭的距离代表了便利性，与垃圾收集行为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即距离越近，居民的垃圾收集行为越积极；⁽¹¹⁶⁾但赵俊骅、龙飞的研究结论表明，堆放点距离与农户垃圾定点堆放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可能的原因包括离堆放点距离近的住户能够更好地利用高频率的清洁服务，而不用特意去指定收集点投放垃圾，也与作者所选择的研究区域有关。⁽¹¹⁷⁾

城镇化水平与农户的垃圾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城镇化带来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当地人均收入水平或当地非农劳动力所占比重衡量。⁽¹¹⁸⁾交通便利程度更倾向于将垃圾集中处理而非随意丢弃，因为交通便利程度代表着便利性以及时间、精力节约；⁽¹¹⁹⁾同时，交通便利能够带来信息通畅，有研究表明信息闭塞导致居民参与农村清洁工程的积极性下降。⁽¹²⁰⁾

除上述影响因素外，有关环境培训还能够提升居民的生活垃圾处理行为；⁽¹²¹⁾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加强对农户的激励和监督，有助于改善其生活垃圾处理行为；⁽¹²²⁾社会关系中的他人影响，以同邻里建立和谐的关系，有助于改善农户的生活垃圾处理行为。⁽¹²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