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诗经·小雅·鹤鸣》有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那么，“他山之玉”呢？是否可以为镜鉴或者蓝本？
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4月13日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郑重宣布党中央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自由贸易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历程中是全新的事物，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也没有完整范例可资遵循。无论是当前的新加坡、迪拜，还是历史上的汉堡港，抑或是近在咫尺的中国香港地区，这些曾经或者正在受到世界瞩目的自由港，都不会是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可以照抄的模板，也不能轻言直接复制哪个地方的经验。新的时代背景下，海南要始终高举改革开放旗帜，努力成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标杆，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毋庸置疑，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将以世界最高标准、最高形态，规划和设计对外开放新模式，未来也必将会为经济全球化进程和全方位开放的国际经贸新格局贡献中国方案。
但是，在经济基础相对薄弱、营商环境不够优化的海南，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显然不能闭门造车、向壁虚构。我们必须以开放的心态和胸怀，集纳全世界的经济社会发展经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萃取精华、为我所用。正所谓“知往而鉴今，酌外可御内”。那么，同处南海之滨的弹丸小国——新加坡无疑就是一个不错的学习对象。古人的碑帖曾有一句颇为励志的话：“访他山之石，东西向逾万里。”而如今的海南并不需要跨越万里疆域，让我们不妨将视线投向2000千米外的这个小国大港……
200年前，英国公爵莱佛士在马六甲海峡新加坡港开埠，开启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自由贸易与市场经济的航程。今天的新加坡，只有724平方千米的陆地国土，在世界地图或地球仪上，怎么看都只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小红点，但这样的弹丸之地在全球经济和外贸格局中却不容小觑，用两代人的时间从第三世界上升到第一世界。数据显示：新加坡2018年实现GDP 3610亿美元，人均生产总值6.4万美元，进出口总额7822亿美元，以海南岛1/49的土地创造了相当于海南省4.9倍的地区生产总值、8倍的人均生产总值、63倍的进出口总额。
中国和新加坡两国传统文化相通、经济联系密切、政府间互动频繁。从2013年起，新加坡已连续7年成为中国吸引外资的最大来源国家。早在1978年11月，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首次访问新加坡时，就以其政治家独有的敏锐注意到这个城市型国家的不凡之处，提出要借鉴新加坡经验。1986年8月，甫一就任的习近平同志向厦门市委和市政府建议，组织抽调有关职能部门和研究机构精干人员，开始对探索实施自由港某些政策的研究。此后，习近平同志又亲自带队前往新加坡开展考察，回来以后说：“我们要立足中国的实际、厦门的实际，不能全搬新加坡的模式，更不能搬用我国香港地区的模式，可以把它们作为重要参考。”在习近平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厦门立足于自身条件，提出实施自由港某些政策的具体构想，明确采取渐进式、经“三步走”，把厦门建设为“自由港型的经济特区”，这也是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首次提出探索中国特色的自由港发展之路。而到2018年党中央赋予海南探索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历史使命，无疑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全球经贸格局的新的里程碑。
加快探索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进程，不仅是我国主动扩大开放的重大举措，也是党和国家面向国际社会所做出的庄严承诺。2018年4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紧接着，在4月13日发表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党中央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此后，习近平总书记连续五次做出指示要“加快探索建设海南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分别是2018年11月5日举行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2018年12月17日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2018年12月18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019年4月26日举行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2019年6月的G20大阪峰会。无疑，这既体现了党和国家探索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坚定决心，又对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进程提出了更紧迫、更高远的任务要求。
加快探索建设海南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海南省能不能向新加坡学习？应该向新加坡学习什么？带着这些问题，本书作者利用在新加坡游学、考察的机会，走进新加坡高校，访问当地政府机构、企业和社区；回国以后又挤出业余时间来广泛收集资料、充分研讨交流，对新加坡建设自由贸易港的历史和经验进行了全面梳理，得出的基本结论是：相比国际上的其他知名自由港而言，海南省更应该向新加坡学习。
首先，海南省和新加坡两地的地理位置均十分独特。打开世界航海图，我们会惊奇地发现，新加坡与海南岛分处在南海的南北两端。而南海是全球最繁忙的海上航线，是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生命线，也是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海上走廊。海南省与新加坡南北两地跨越整个南海的恢宏牵手，无疑将为全球贸易格局的演化及优化绘写壮丽篇章！
其次，海南省与新加坡有着天然联系。从自然条件看，两地基本无时差、无温差，气候条件相似。而更重要的是，新加坡自由港的重要建设、参与者，有相当多的是来自海南省的华人华侨：一代又一代的海南本岛先辈们从文昌、琼海等地出发，漂洋过海、闯荡南洋，为新加坡的拓荒、建设以及今天的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最后，中国西部陆海贸易新通道战略，为海南依托洋浦港加入国际集装箱航线提供可能。2019年8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从国家层面对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进行部署，为海南深度参与并牵引国际贸易提供了条件。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逐步落地，以洋浦为支点的北部湾港口群有望成为国际集装箱航线上的新靠点，将逐步形成以海南为海上核心支点、沟通印度洋和南太平洋的航运物流网络。
固然，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不能照搬照抄新加坡自由港的整套模式，但在当前并不妨碍我们以“兼收并蓄”的“拿来主义”思维借鉴其成功经验。在面积3.47万平方千米的海南岛探索自由贸易港，面临着很多新的课题，而其中最为迫切的就是在全方位开放的自贸港框架下，如何形成“小政府+大市场”的行政管理体制，打造与国际接轨的法治化、便利化营商环境。从这个角度来说，海南最先采取的改革举措便是逐步构建扁平化、高效能、服务型的政府机构，甚至不妨用经营国际大都市的理念来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而新加坡在城市治理领域，足堪为海南省之名师。本书便着眼于对新加坡政府治理与城市治理的系统性梳理和借鉴性学习。
全书包括十八章，从借鉴与探索两个层面展开论述。前十七章主要是分类回顾、分析新加坡重大历史事件和重大决策的背景与实施过程，涉及内容有税收制度、产业转型、海关监管、总体规划、公共住宅计划、机场、地铁、市区重建和花园城市的建设、交通规划与管制、工业发展和商贸经济，以及淡马锡和法人机构等。从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变迁中可以管窥新加坡国家治理与城市治理的价值取向——人本、活力、公正和法治四大价值追求，分别对应着国家发展的目标导向、动力机制、平衡和谐、秩序规范。而第十八章尝试构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未来“六个自由”与“三税原则”的制度框架，展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前景，并从九大方面提出策略性建议。
最后，真心希望此书能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个了解新加坡的新视角，也希望本书能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探索进程中的政策决策提供可资借鉴的点滴经验。
李世杰
2019年10月20日于东坡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