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区域联动发展的新思路
（一）中国的区域联动发展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各区域之间经济来往密切，并且相互依赖不断加深，发展上关联互动，从而实现区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经济发展状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的经济实力显著提升，但随之而来的区域差距扩大、产业结构失衡、产能过剩和环境污染等问题也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障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经济持续推进面临困境。因此，实现区域均衡发展成为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随着全球化经济的持续推进，产业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产业分工、产业集聚、产业协作、产业空间联动以及要素积累、要素流动都关系到新时代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我国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证明，区域开放与区域发展直接相关。区域开放是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开放程度高的区域，其发展水平一般都比较高；反之亦然。这些年，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区域发展水平的差距与区域开放的程度相关。例如，2017年东部地区外贸依存度达到61.4%，分别是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的6倍、5倍和3.7倍。
当前，在我国推动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的趋势下，区域开放与区域发展面临着新形势、新挑战。如何在对外开放新格局中优化区域开放布局，提升区域发展水平和质量，发挥不同区域在开放中的不同作用，既是我国扩大开放的现实需求，又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
（1）如何以服务贸易为重点推动形成区域开放新高地，释放区域发展新动力？推动形成我国对外开放新格局，从国内来说，重点和难点大都集中在服务贸易领域。我国有可能陆续出台重大的扩大开放举措。在这个大背景下，把区域发展和服务贸易开放相融合，在打造区域开放新高地的同时，推动形成区域开放与区域发展的新格局。
首先，在东部地区实施更高水平的服务贸易开放，提升东部地区在扩大开放中的引领作用。总的来看，东部地区有条件在更高水平的开放中先行一步。例如，广东省在服务业市场开放中先行一步；上海在金融等市场开放中有实质性突破。当前，东部地区需要加快在更加精简的负面清单等重大开放举措方面先行先试，并由此带动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推动本地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并使其在我国开放大局与区域发展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其次，以服务贸易为重点推进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有利于加快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进程，有利于提升粤港澳大湾区的国际竞争力。从现实情况看，相比于港澳，广东在服务贸易发展中的短板日益突出。
总的来看，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贸易一体化，无论是时机还是条件总体都成熟。加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贸易一体化，率先在广东对标世界最高标准的服务贸易新规则与服务贸易管理新举措，不仅能使广东继续在我国对外开放新格局中扮演重要角色，也将使我国在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新一轮全球自由贸易中赢得主动。
在东部地区率先实施服务贸易项下的自由贸易政策。从不同区域的区位与资源优势出发，建议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率先实行旅游、健康、医疗、文化、职业教育、电信、金融等产业项下的自由贸易政策。比如，海南可以探索健康医疗、旅游、职业教育项下的自由贸易政策。从区域发展的角度看，如果产业项下的自由贸易政策能尽快在一些有条件的地区落地，其影响和带动效应将是比较可观的，可能比建几个自贸区的实际效果更好些。
（2）如何以地区开放突破为重点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形成双向开放下区域发展的新格局？在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并形成严峻挑战的今天，双边、多边区域一体化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和重大任务。由此，也给我国不同地区发挥自己在开放中的优势提供了重要机遇。在这个大背景下，就需要把区域一体化与地区开放结合起来，以地区开放推动区域一体化，以区域一体化促进区域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下，既要研究区域一体化对地区发展的重要影响，也要研究区域一体化背景下不同地区的机遇与角色。总的来看，我国地区开放与区域发展合作的融合，在未来几年会成为一个重要趋势。比如，在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新趋势下，需要研究区域一体化的新特点以及对地区开放提出的新要求。比如，着眼于形成“泛南海经济合作圈”，海南有条件在自由贸易港上率先发力。建设自由贸易港，在海南实施更大程度的开放，发挥海南在经略南海中重要先导区的作用，进而做好“泛南海经济合作”这篇大文章。再比如，着眼于推动形成上合组织的自贸区，东北和西北等地区可以加快特定产业项下的开放进程，推动上合组织投资贸易自由化进程。
（3）在区域一体化的新趋势下，需要务实推进地区开放与区域一体化的融合。我国地区开放的紧迫性，不仅来自于地区发展的客观需求，也来自于区域一体化的客观需求。这就需要把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与地区开放的突破有机融合在一起。例如，粤港澳服务贸易一体化的时机、条件比较成熟，要把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与广东全面实行服务业市场开放相融合，以尽快形成区域一体化新格局。
（二）粤港澳区域联动发展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两个重要趋势，区域联动则是顺应该趋势的必然选择。当前，全球经济主导力量已经开始从美欧经济体转向新兴市场国家，全球价值链在冲突中重构，区域经济合作更加紧密。粤港澳是改革开放后迅速崛起的经济一体化区域，是区域联动发展的典型案例，是“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在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中，广东利用毗邻港澳的优势“先行一步”，通过参与经济全球化，推动了港澳与珠三角的经济一体化，创造了珠三角的“经济增长奇迹”，广东GDP占全国的比重从1978年的5.10%提升到2016年的10.69%。香港作为亚洲重要的商品贸易枢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长期保持密切的经贸联系，大规模服务贸易及其优质高端服务凸显了香港对全球经济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使香港成为亚太地区境外投资和跨国公司集聚地之一，并处于世界城市网络的高端。香港也带动了珠三角地区外向型制造业的进出口贸易，并使其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澳门依托博彩旅游业已经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并推动其近年来持续快速发展。可以说，粤港澳地区是通过区域经济合作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和“多赢”局面的典型成功案例。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带来了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全球经济进入大调整、大变革和大转型的时代。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发展方式、发展动力、经济结构也开始转变，进入“新常态”。粤港澳的经济一体化过程也因此面临着外部条件的冲击，粤港澳既面临着巨大的产业转型压力和环境保护压力，也面临着日趋激烈的国际国内市场竞争。尽管粤港澳在经济、社会、生态和空间发展等方面进一步融合，但随着珠三角产业结构升级以及贸易自由化的兴起，香港正面临日益激烈的区域竞争，香港的地位和原有的优势受到明显的挑战，并出现地位相对下降、区域控制力减弱等问题。珠三角则表现为战略腹地狭小、产业层次总体偏低、贸易结构不够合理、创新能力相对不足、土地开发强度过高、能源保障能力较弱、环境污染问题突出、资源约束凸显、传统发展模式难以持续等问题。三地之间生产要素的空间分工特征带来全新的变化，新的区域产业联系趋势正在形成，珠三角在粤港澳经济一体化中的地位也出现了新变化。
粤港澳大湾区初步构建了较具竞争实力的四个城市群：深莞惠城市群，该城市群的重点产业为电子信息制造；广肇佛城市群，其中广州地区以高端装备制造业以及汽车制造业为重点，佛山地区以陶瓷业和电气机械制造业为重点，肇庆地区则比较注重发展农业；珠中江城市群，其中珠海地区以石油化工业、电子信息业、精密机械业为重点，中山地区全力构建了优势产业群，该产业群以电子电器以及五金家电为重点，而江门地区则重视现代农业、石油化工等方面的发展；港澳城市群，其中香港地区打造出了贸易物流业、金融服务业、专业服务及工商支援服务业、旅游业四大支柱产业，澳门则以博彩旅游、出口加工、建筑地产和金融服务为支柱产业。
粤港澳大湾区内各个城市的产业定位应该准确，分工科学，优势互补，构建以深圳为中心的科技创新圈，以广州为中心的政治文化圈，以香港为中心的金融贸易圈，以澳门为中心的葡语国家经济联系圈，可以更加充分发挥其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集聚、辐射和带动作用。因此，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需要设计更加符合粤港澳未来发展趋势的协同机制，并根据现行制度设立区域联动协同中心，进而带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在新形势下，粤港澳区域联动机制和模式需要不断调整和优化以适应新常态下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战略。第一，伴随着中国经济新常态和新对外开放格局的推进，必将重塑粤港澳的经济合作关系和区域发展定位，需要思考在传统经济高速发展和以沿海为基本对外开放格局下形成的粤港澳区域联动机制是否能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和对外开放新格局，特别是在消费拉动正取代以往的出口带动、沿海对外开放转换为沿海和内陆双重开放的背景下，粤港澳地区应如何构建新的区域联动模式来适应新的变化值得探讨；第二，在新时期对外开放格局中，粤港澳地区如何从“引进来”的合作模式转向“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双向开放模式，需要构建新的粤港澳对外投资联动发展途径。在这样的新形势下，粤港澳区域联动机制与模式需要不断调整和优化以适应新常态下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显然，重新审视粤港澳的区域发展地位和定位，厘清其相互作用关系，打造粤港澳合作升级版，对粤港澳区域联动机制与模式等问题的重新思考和研究具有迫切性。
区域相互作用是区域经济联系的根本机制，是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表现形式。区域（或城市）之间的空间相互作用体现为其在时间和空间上不断地进行着物质、能量、人员、信息等的交换，常表现为人口迁移、商贸活动、交通运输、通讯联系等方面。这些现象在超国家尺度、次国家尺度和区域内尺度等不同尺度上都有明显的体现，但区域相互作用的主导要素在不同尺度上会产生很大差别。除了地理因素外，制度因素是决定这种“尺度性区域相互作用差异”的重要机制。
由此可见，无论是区域一体化理论体系、“全球—地方”尺度理论，还是区域空间相互作用理论体系，制度因素都是这些理论研究中所不可缺少的内容。制度可决定区域一体化的进程，影响区域间的要素流动，进而决定区域间相互作用的程度，在不同尺度的区域中，制度所发挥的作用也有所差异。“一国两制”下，制度因素对粤港澳区域联动发展的决定性影响显而易见。在中国“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新背景下，粤港澳区域表现出来的空间特性、行为主体、区域转型效应和动力机制等特殊性问题的分析，离不开其基本理论的支撑。探索和构建适用于粤港澳区域联动发展的基本理论，也是研究粤港澳发展问题的关键。
1．粤港澳大湾区与东京湾区的差距比较
东京湾区从性质上来看属于一种“产业湾区”，汇聚了日本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口、三分之二的经济总量以及大约四分之三的工业产值，逐步成长为该国最具规模的工业城市群，也是该国的商业中心。在东京湾区的沿岸，有六个前后衔接的港口，吞吐量已经超过了5亿吨。在众多港口的助力之下，渐渐开发出了两个工业带，一个是京滨，另一个是京叶，不论是现代物流、游戏动漫、高新技术等产业，还是钢铁、石油化工、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的发展程度均较高，而且该地区也是三菱、丰田、索尼等一大批世界五百强企业的总部所在地。
在东京湾区的建设过程中，非常注重港口之间的规划和利益协调。20世纪50年代以前，东京湾6大港口各自为政、无序竞争、产业同构现象严重；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东京湾港湾计划的基本构想》颁布，鼓励各个地方对港口进行规划协调，防止不同港口由于费用差异而引发恶性竞争，尽力确保港口群的利益。东京湾区具有临海特性和首都功能，尤其是60年代新干线的构建，使得东京有机会和别的城市便捷对接，提升了人口的汇聚速度，无论是知识经济还是服务业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末，日本形成了“第五次首都圈”方案，又一次重点提及了东京的核心功能，并且决定开展“工业分散”战略，对制造业进行外迁，这较好地缓解了东京的人口剧增压力。
粤港澳大湾区的面积大于东京湾区，但是GDP比东京湾区小，人均GDP只有东京湾区的一半，高端的制造业和先进的服务业有待发展。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可以实施错位发展：深圳和香港可以大力发展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广州可以作为政治文化中心大力发展会展业，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国际化搭建沟通交流平台；东莞、佛山、惠州、江门、中山可以在原有基础上大力发展制造业；肇庆、珠海和澳门可以发展旅游休闲业。每个城市各司其职，构成合力，才能形成与世界其他大湾区抗衡的竞争优势。
2．粤港澳大湾区与纽约湾区的差距比较
纽约湾区是“金融湾区”，是全球的金融中心，金融领域和都市文化领域在全球均有显著的影响力。华尔街是世界金融的心脏，拥有纽交所和纳斯达克交易所，美国7大银行中的6家，世界金融、证券、期货及保险和外贸等近三千家公司的总部都落户于此；美国最具规模的五百家企业中，将近三分之一企业的总部都处于纽约湾区内。
纽约湾区的金融产业集聚经验是值得借鉴的，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获得快速成长，它的制造业和金融业特别发达，交通便捷，培育了很多创新力极强的高科技企业。湾区内的格林威治小镇凭借有利的税收措施以及教育等方面的利好政策，吸引了全球数百家对冲基金，发展成了扬名世界的对冲基金特色城镇。湾区内还汇聚了大批金融领域的精英，所以被称为“金融湾区”。
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规模与纽约湾区相当，且发展潜力很大，在短期内有可能超过纽约湾区的规模。因为粤港澳大湾区在产业集聚方面具有优越性，香港的金融业和航运业、深圳的科技创新产业、东莞的制造业、澳门的旅游业、广州的批发零售业和会展业等，每个核心城市的优势产业互为补充，促使湾区实现协同扩大效应。粤港澳大湾区的第三产业，份额已经超过60%，虽然相对其他湾区还处于较低水平，但是发展速度很快，尤其在以会展、金融、文化创意等为主的现代服务业，以及以互联网、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为主的战略新兴产业方面，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且前端的高新技术产业、先进的服务业和高端的制造业，将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定位。
3．粤港澳大湾区与旧金山湾区的差距比较
旧金山湾区是“高科技湾区”，科技发达，环境优美，硅谷就坐落于此，湾区内分布着许多知名高校，科技人才聚集，旧金山人口超过700万，其中高科技人员约200多万，是世界各地科技精英聚集地。旧金山湾区面积不大，但是人均GDP是四大湾区中最高的，世界500强的企业也是最多的，很多世界名校为该湾区的经济发展储备了足够的人才。在发展过程中，旧金山湾区先后设立了多家环境保护机构，对区内环境进行保护管理，而且制定了特定的法规条例，如改善水质法规、转移重污染企业法规和减少碳排放备忘录等，以确保湾区能够实现可持续成长，这些举措遏制了环境的破坏，为湾区的发展打造了优良的生态环境。
与旧金山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存在着许多共同点。在地理位置方面，这两者都是三面临山，一面临海，非常有利于开发外向型经济；在地域风格方面，不管是硅谷，还是深圳，均有着勇于革新、崇尚创新的精神，并且更为关键的是，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各种创新资源的汇聚地之一，无论是在研发成果产业化方面，还是在产业配套能力方面，深圳均位于全球前列，同时在新兴产业多元化上也投入了很多力量，这和旧金山湾区是十分类似的。
（三）海南自由贸易区建设对中国—东盟经济一体化的作用
从海南的地理位置来看，它是中国最南端的省份，和东南亚国家紧密相邻，气候条件很相似，理应成为中国和东盟经济文化交往最直接最密切之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自2010年1月1日建成，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贸易额急速增长，服务、投资也快速发展。现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在升级之中，海南正好赶上新一轮改革开放，基于海南自由贸易区的构想，未来更加开放自由的海南对中国与东盟的经济文化交流都将产生重要影响。一个崭新的海南应该成为中国和东盟国家交流联系的桥头堡，成为中国—东盟经济一体化的核心区。对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海南省应该着力打造中国和东盟之间的物流中心
相比厦门、宁波、汕头等经济特区，海南省的特区建设不比它们晚，各种优惠政策也不比它们少，但实事求是地说，这三十年来，海南省没有中国的其他经济特区发展迅速。究其原因，海岛与大陆的地理隔绝是一个很大障碍。所以，想方设法建立海南省和中国大陆的直接交通联系是重中之重。岛陆之间的交通畅通之后，海南岛靠南的位置优势就更能凸显出来，很有潜力发展成为中国和东盟各国之间的物流中心。
2．海南岛可以建立基于热带大宗商品的期货交易市场
最近中国接连推出了面向世界的中国国际原油期货和铁矿石期货，针对中国进口量巨大的商品争取更加合理的定价权，同时使参与各方有效降低风险。其中中国原油期货在上海交易，铁矿石期货在大连交易。两种期货的初期运营都取得了成功，不但让这些大宗商品的定价更加合理，也助力人民币的国际化，是一举两得的好事。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之间也有很多大宗的交易，比如稻米和热带水果、咖啡，海南、广东、广西也有很多热带水果和咖啡的大型种植园，完全可以在海南选址建立这些大宗期货的交易中心，比如针对稻米、香蕉、芒果、菠萝、槟榔、咖啡、茶叶等。东南亚有广阔的热带海域，未来对海洋的开发必然深入发展，也可以提早设立相关海产品的大宗交易中心。未来交易不但针对东南亚，也会扩展到南亚、非洲、拉美的大宗热带商品。我们应该提前设计，提早试验，这同样不但便利了热带产品生产商和需求者控制价格风险，也因为引入人民币定价，可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3．保险、融资和外汇交易中心
物流中心和大宗热带商品期货中心的建设必然对保险、融资、外汇交易提出要求。就保险来看，热带商品在生产上受天气影响巨大，适合推出相关的气候保险，海运过程损坏和耽搁的风险，保存过程有腐败变质的风险，各国保险公司可以推出此类保险。未来交往频繁，外国人口中常住人口可能增加，可以推出更多人身保险和健康保险。期货交易是典型的杠杆交易，涉及的资金量巨大，必然产生很多的特殊融资需要。同时，大宗商品交易以人民币定价，必然产生很多外币对人民币的兑换需求，可以考虑单独建立一个针对东南亚的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未来亦可辐射更大的地区。
4．影视创摄中心
未来随着海南国际自由港的建设，必然会增加其国际声誉和吸引力，就像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一样。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有个共同点：两者都既是贸易金融中心又是文化中心。优美的海南风光在影视作品里极具吸引力，这里不但有美丽无边的白沙海岸，还有保护极好的热带雨林，未来还会有更为繁华的热带都市风光。这使海南完全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电影、电视取景地。可以借鉴浙江省金华市东阳横店影视城，让热带中国和东盟的多地不同时代的标志景观同现于此，集影视、旅游、度假、休闲、观光为一体，综合发展，努力打造一个国家级影视产业发展基地。
5．设计研发中心
东南亚国家人力资源丰富，逐渐承接了很多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如服装鞋帽产业和日用轻工业品产业，这些产品都需要设计人员，比如服装设计。随着文化自信的增强，民族风会更多地融入其中。可以在海南大力发展适合东盟文化习俗的服装设计和工艺美术设计研发中心。另外，海南文昌是新型的航天发射中心，三亚是重要的海军基地。远景上可以就近开展航天和航海的科学技术研发，亦可以更进一步进行相关的零部件生产、组装和测试。海南岛位于南海的北部，南海是典型的热带海洋，最深处四千多米，适合开展热带海洋和深海研究，与东南亚国家之间也可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交流。
6．会展活动中心
博鳌亚洲论坛的成功向我们显示了海南作为大型会展活动地的潜力。未来海南可以继续尝试针对东南亚国家多开展类似的进出口博览会，增进商业交流。在已有的海南电影节和音乐节的基础上，发挥独特的地域优势，另外增加服装节，展示丰富多彩的东南亚民族服装，为日常服装设计提供灵感。针对海南卫星发射中心，已经有开发相关文化旅游的活动，还应该深挖掘，做成集科普和旅游为一体的大型项目。在三亚也可以开设海军题材的博物馆，做好海军知识的普及和海洋权益的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