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法金汉的选择

1916年的开场戏是在德国总司令部会议厅里上演的，其主角是法金汉将军——中欧诸帝国事实上的总司令。1914年9月14日夜间，当时任陆军大臣的法金汉被德皇任命为德军参谋长。冯·毛奇将军在马恩河之战胜负已经分明时对国王说了“陛下，我们已经输掉这场战争”之后，身心俱疲地从这一职位隐退下来。这位德国陆军新指挥官还在一段时间内保留陆军大臣一职；新年伊始他交出后一个职务，但后来继任人仍是他自己。因此，法金汉集军事大权于一身，在几乎整整两年的时期里继续行使无可争议的权力。他继承了一份支离破碎的遗产，那是他的前任押下并输掉了的大赌注。向巴黎的突然袭击，对比利时的蹂躏，以及用一次打击结束战争的所有希望均告失败。这使德国在世界上名声扫地，迫使英帝国动用财富、海军和不断增长的陆军力量与她兵戎相见。在东方，奥地利军在朗贝尔战役的失败抵消了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胜利，因而她们的军队停滞不前，她们的领土受到封锁，海上贸易受阻，德国统治者必须准备与人口和财富几乎双倍于己的诸国联盟进行一场持久战；这些国家借助于海军力量，不但控制了全世界的资源，而且掌握了在关键时刻、在何处进行下一次打击的选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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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道理是绝对的。但是指导运用这些道理的原则必须根据每一战事的环境推断出来，而环境总是不同的。因此，断无绝对的准则可以作为一切行动的指南。研究历史，对于训练思维和积累知识是极有价值的手段；但如果对具体事实及其重点、关系和主次不做深思熟虑的识别，那就不会对人有什么帮助。

和英国的军事方针一样，德军在整个大战期间摇摆于两种对立的战略思想之间。简而言之，这两种对立的理论可表述如下：攻其强或攻其弱。一旦针对达达尼尔海峡的所有尝试最终被排除在考虑之外，英国除了攻其强之外几乎就没有了什么选择余地。如果失去巴尔干各国，那么在巴尔干半岛或土耳其将产生决定性影响，此时所需兵力的规模将超过能使用的海军力量。胜利果实因此会消失或者缩小，以后为取得这些胜利果实需付出的努力将成倍增加到难以想象的地步。但对德国来说，凭其所处的中心位置和优良的铁路系统，一直拥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方针，德国领袖们在困惑的折磨中时而倾向于这个，时而倾向于那个。

如果认为这两种理论中的一个完全正确而另一个完全错误，那是将论点推向常识界限之外。显然，如果你能打败敌对同盟中最强大的对手，你就应该攻击她。但如果你不能在主战场上打败最强大的对手，同时她也不能打败你；或者如果你不大可能去攻击她，或者失败的代价太大，那么，此时你肯定要考虑能否通过击溃其最弱的盟国或较弱的盟国之一，实现让你的最强敌人垮台的目标；攻击弱敌可能造成一些政治、经济和地理的有利条件，从而产生达到上述目的作用。每一事例必须根据情况的是非曲直以及对战争整个环境的关系加以判断。它不是一个用一般词语做严格或绝对决定的问题，但是，建立在深思熟虑基础上的理论往往有一种强烈的倾向性，它在冲突和混乱的各种事实中是分辨是非的正确向导。

接下来的这些论述将会使读者对作者的观点不会有任何怀疑。自始至终我都认为，一旦两军主力在法国处于僵持局面，那么双方的正确战略就是以最快速度和最大兵力攻击敌对集团中的弱者。按照这一观点，德国在1914年8月进攻法国是不明智的，尤其愚蠢的是为此入侵比利时。她应该打垮俄国，让法国在德国深沟高垒的防线面前一筹莫展。若如此行事，无论如何还应在大战初期——对她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作战阶段，避免与英帝国交战。德国决定首先进攻最强之敌，导致她在马恩河和伊瑟河的失败，因此她被毫不宽容的英帝国日益强大的力量缚住了手脚。1914年就这样结束了。

可是1915年德国转向了第二种选择，她的这一决定大获成功。德国置法国堑壕防线上受创的英、法军队于不顾，挥师东进，率诸盟军直取俄国；结果当年秋征服了俄国大片领土；俄国的所有堡垒系统和战略铁路系统全落入德国人手中，俄国的军队大部被击溃，整个国家满目疮痍。

协约国可望救助俄国的唯一途径是夺取达达尼尔海峡。这是能取得成功的唯一反击行动。倘若此举大功告成，则可建立俄国与其西方协约国之间的直接和永久的联系，可以迫使土耳其，至少在欧洲的土耳其军队退出战争，很可能把塞尔维亚、希腊、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等巴尔干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奥地利和德国。这样，俄国就可以得到直接援助。此外联合起来的巴尔干诸国会立即对奥匈帝国施加压力，这也会使俄国大大地松一口气。然而，英国海陆军将领和法军司令部的狭隘、局部的观点，阻挠了这一不可或缺的策略的实施。这个清晰的战略概念不但未得到参谋部和各位司令权威的支持，反而遭到抵制、阻挠、扼杀。这一失误使德国获得了时间，俄国的失败又导致了形势的新发展，使德国于9月能进一步推行进攻弱者的方针。法金汉组织了一次对塞尔维亚的进攻。保加利亚被争取到了德国一边，塞尔维亚被征服，中欧各帝国与土耳其之间的直接联系被建立起来。达达尼尔海峡之战的失败与最终放弃，不但决定了巴尔干各国的命运，也决定了俄国的命运。法军和英军在灾难性的香槟之战和洛斯之战中的失败，证明德军在西部的防线是牢不可破的。德国和土耳其之间建立起直接联系，通过接纳保加利亚把土耳其牢牢控制在手，打开了通向东方的道路。因此1915年是德国大获成功的一年，法金汉有充分理由宣称，因为敌人的错误和德国本身采取了进攻弱者的方针，她及时地挽救了自己在1914年底陷入的灾难性局势。机遇和主动性回到了德国一边，下一步行动掌握在她手中。未来局势将如何发展呢？人们在紧张期待中看到了1916年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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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久已拟定并伺机作出的选择，首先便是罗马尼亚。罗马尼亚毗邻两个彼此勾心斗角的强大帝国，这个相形见绌的小国觊觎着被双方夺走的重要省份，她在执行政策时必须仔细盘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年代，罗马尼亚认为，自己在1878年俄土战争后被俄国骗去了比萨拉比亚。她向匈牙利提出下列土地的要求，既顺乎常理又雄心勃勃。锡本布尔根、特兰西瓦尼亚以及布科维纳（程度上稍差些）主要是罗马尼亚族人的居住区，尤其是在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民族感情受到匈牙利政府的严厉压制。团结这些未回归省份，让边远的同胞回归祖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建立统一的、单一人种的大罗马尼亚，始终是布加勒斯特最高和最主要的动机。这些目的，俄国和奥匈帝国世代以来都是明白的；她们不抱幻想，全副武装地注视罗马尼亚事务的每一动向。罗马尼亚在其他边界上与两个巴尔干国家发生过摩擦。她为最终恢复对蒂米什瓦拉的巴纳特的权利而与塞尔维亚的野心对抗；她利用1912年巴尔干战争的危机，从保加利亚夺得多布罗加。罗马尼亚对俄国和奥匈帝国的成见颇深，此外还增添了对保加利亚复仇的担心。

上述严峻的对外关系，因国内和王朝政治的复杂化而更加严重。以马若雷斯科为首的罗马尼亚保守党倾向德国；以新任首相布拉蒂亚诺为首的自由党倾向法国；官僚集团以外著名的政治家站在协约国一边的是塔凯·若内斯科，站在德国一边的是卡尔普。国王不但是亲德分子还是德国人，又是霍亨索伦家族彻头彻尾的忠实子孙。王储阿帕伦特亲法，而其妻亲英。国王及其继位者都有好几个嫔妃。诗歌《卡门·西尔瓦》在罗马尼亚受到广泛的喝彩；王后玛丽的勇气历经暴风雨的考验而不减。简而言之，一旦战争来临，罗马尼亚可以左右逢源地越过危机而面对金光灿灿的奖赏，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她都将找到一个甘心情愿执行其政策的政党或者王室。选择将是一场可怕的冒险；但是不做出选择，徘徊于无效的中立状态，又可能丢掉罗马尼亚民族史中最好的机会。

当雄心勃勃的罗马尼亚正在实施她的复杂政策时，大战爆发了。俄国和奥匈帝国相互做殊死搏斗，此时在欧洲舞台的上空升起了德国闪闪发光的利剑。各方纷纷出价换取罗马尼亚的支持，并撒出诱饵希望罗马尼亚参战。但是列强施诱所采取的形式，不是割让自己的领土给罗马尼亚国王，而只是允诺，如果她帮助她们打赢战争，就可以把她们对手的领土割让给罗马尼亚。罗马尼亚必须作出决断的是，谁将赢得战争？这很难说：毁灭还是建立帝国，取决于正确的判断。罗马尼亚迟疑良久方才作答。

从一开始，其同情心倾向于何方是毫无疑问的。像所有的中立国和超然的观察家一样，罗马尼亚知道中欧大国所作所为臭名远扬，以及她们如何恶劣地铸成大错。权衡利弊，罗马尼亚可望从奥匈帝国的垮台获取的好处，远比从俄国的失败所能得到的大得多。当时是亲法的布拉蒂亚诺内阁掌权。塔凯·若内斯科和希腊的韦尼泽洛斯一样，从来坚定不移地相信英国永远是胜利者。同情心、颂扬、关注和情感都投向了英国、法国和俄国。站在另一方的是国王卡罗尔，他良心上想履行条约——在心里又怕国家的毁灭。

谨小慎微势必久拖不决，在这种气氛下主张结盟和联合奥地利的任何建议都是不可能的。罗马尼亚政府效仿意大利的榜样声称，由于没有对奥地利进行不宣而战的进攻，所以条约中规定的条款还不能成立。罗马尼亚宣布中立，国王卡罗尔只好对此表示满意。此后，切尔宁对罗马尼亚的政策作了如下尖酸刻薄的描述，如果不理解当时罗马尼亚的困难，是很难把这些话当真的：“罗马尼亚政府有意识地，而且是处心积虑地置身于两大强国集团之间，允许自己受每一方的驱使，从各方获得最大的好处，等待能够看清谁是强者的时候，再去攻击弱者。”

老国王在世时，尽管发生了朗贝尔之战和俄国进入加利西亚的情况，但他的影响还足以阻止罗马尼亚向奥匈帝国宣战。可是国王卡罗尔于1914年10月10日去世。至此时已经很明显，战争将是长期的；且在罗马尼亚人看来，战争结果实在是难以预料。1915年春，德军开始攻破俄军的战线，俄军蒙受的巨大灾难以及后撤主宰了罗马尼亚人的情绪，并使领土互不相连的英、法与俄国的外交活动瘫痪。另一方面，英国向达达尼尔海峡发动进攻、君士坦丁堡预期会陷落，以及英国舰队抵达黑海，这些抵消了俄军失利的影响。1915年一整年，虽然俄军节节败退，但预期英、法会战胜土耳其，这使罗马尼亚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在战争中保持中立。她接受双方的金钱，把谷物和石油卖给德国，但是她阻塞德军军火运往达达尼尔海峡的通道，却不封闭对协约国极端重要的进出大门。随着达达尼尔远征的失败，随着保加利亚加盟日耳曼事业，随着对塞尔维亚的入侵和占领以及最后英军从加利波利半岛撤离，所有的军事因素都发生了逆转；1916年初罗马尼亚处于孤立境地并为中欧帝国所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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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一个因素引起了罗马尼亚的注意。一支以萨洛尼卡为基地的协约国军沿保加利亚的南部边境与之对峙。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冒险事业奇怪的开端；如果这些还值得一述，那么更不可思议的便是导致将此次冒险事业交给萨拉伊将军指挥的原因了。

1915年9月，萨拉伊抵达萨洛尼卡，在该镇及其附近驻有一个英军师和两个法军师。塞尔维亚人正冒着隆冬严寒赶在德、奥、保入侵之前撤退。数支法军特遣小分队奉命沿瓦尔达尔河谷北上；但是无论萨拉伊还是协约国军，要给塞尔维亚人提供任何有效支援，已经为时过晚。萨拉伊既无兵力又无交通工具，因而无法有效行动。正如英军参谋部于10月份向其政府小心翼翼地解释的那样，他们腾不出足够的兵力，即使腾出来了，也不能及时在萨洛尼卡登陆；即使在萨洛尼卡登陆了，也无法运输和留在塞尔维亚。现存的铁路和公路，车皮和所有机动车辆，无力将一支足以认真干预塞尔维亚倾覆悲剧的大军运往北方。同时，国王康斯坦丁的态度已经转为公开亲德，以致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危险，那就是萨洛尼卡变为以此为基地的向前推进的法国特遣队后边的敌对城镇。在此形势下，萨拉伊匆匆将部队召回萨洛尼卡镇，决心无论如何守住这一基地；塞尔维亚军的残部最后设法逃到亚得里亚海海边，在那里的法国和意大利军舰让这些坚强不屈的幸存者登舰，经海路绕道到萨洛尼卡。萨洛尼卡远征之劳而无功的第一阶段于1915年11月就此告终。

但是如以后事实表明的那样，这不过是整个事件的开端。虽然塞尔维亚被征服了，但她军队的余部已经获救；保加利亚委身于中欧帝国一方；尽管希腊的有效合作变得无望，但占据萨洛尼卡的政策要继续执行。1915年初，劳合·乔治和白里安都有派遣一支大军前往萨洛尼卡对巴尔干国家施加影响的想法。他们当时还没有权力实施这一计划，尽管这个计划能提供巨大回报；不过当所有可能的有利条件消失之际，这两位性格多有共同之处的卓越人物已大权在握。他俩都忠实坚持最初的想法，两人似乎都不理解计划成功的机会已大大减少。此二人对重大事件的影响很大，以至于可以不惜付出巨大代价，无视军界的意见，在大多数最初设想的政治目标业已消失之后，大批协约国军运抵萨洛尼卡或正在运往途中。开始时反对大规模遣派萨洛尼卡远征的意见似乎占压倒优势；英国政府中多数人反对这一计划；参谋部也强烈反对，基奇纳勋爵多次威胁说，如果强行实施这项计划他就辞职。站在这两股联合势力对立面的是劳合·乔治。海峡对岸的情况类似：霞飞和法军总司令部反对从主要战区调出军队的建议，克列孟梭激烈反对；但是，老练而能言善辩的白里安现已担任总理，他有大量的支持者。霞飞的地位因香槟之战的失败已经削弱，于是他和法国内阁达成和解，和解的显著特点是霞飞拥有在法国的军队和萨洛尼卡集团军的总指挥权；作为回报，霞飞必须在协约国会议上全心全意支持萨洛尼卡计划，当然有人力、物力、资源供其调遣。于是，如此团结起来的法国倾其全力向英国内阁施加影响，最后在劳合·乔治的帮助下，劝使英内阁成员依从。

在海峡两岸激烈进行的有关萨洛尼卡远征的争论，由于出现引人注目的事实而平息下去：中欧帝国的最终崩溃正是在这个受大量非议的战线上首先开始的。德国最弱的盟友保加利亚的消失，在德国产生反响，这削弱她们的士气就像她们在西线遭受的最沉重打击一样严重。萨洛尼卡政策，尽管对我们海运和资源造成负担，尽管转移了兵力，尽管向罗马尼亚发出了错误的信号，尽管它是劳而无功的军事行动，但它产生的结果，经实际考验证明基本是正确的。保加利亚对德军在法国的失败感到惊恐，至少如同其部队遭受实际军事压力一样，是她崩溃的强有力因素。反响是相互的：德军的失败破坏了保加利亚抵抗的基础；而保加利亚的投降又拔掉了与德国联盟的闩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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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高级司令部的反应是渴望和焦虑。负有主要责任的人煞费苦心地解释其原因。1915年圣诞期间，法金汉殚思竭虑地写了一份备忘录给德皇过目。该备忘录已在他的《回忆录》中发表。这份文件给人的印象并不深刻，是文过饰非以迎合其威严主子的口味的证据；不过论点和结论是清楚的。法金汉不赞成却没有试图否决奥地利进攻意大利的计划，他不同意在东方向英国发动进攻：“在萨洛尼卡、苏伊士运河和美索不达米亚，我们取得了胜利，只有这些胜利才能加强已经在地中海沿岸各国和伊斯兰世界出现的信心，使她们认为英国并不是无懈可击的，这对我们是有帮助的……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指望毕其功于一役，就像鼓吹做一次亚历山大式的向印度或埃及的进军，或者像鼓吹在萨洛尼卡发动一场压倒性打击的人士所希望的那样……”他抵制继续攻击俄国的计划：“根据各方面的报告，‘巨人帝国’的国内困难正在迅猛增多。即使我们或许无法预见一场大规模的革命，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俄国的内部麻烦将迫使她在较短的时期内屈服……除非我们再次准备将不相称的重担强加于我们的部队，而这是我们的储备状况所不允许的。鉴于天气和地面状况，我们想在4月份以前在东方进行一次旨在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攻势是不可能的。乌克兰的富饶国土是可以考虑的唯一目标。通往该地区的交通工具肯定不足。可以假定，我们要么得到罗马尼亚的忠诚，要么下决心将她打败；不过暂时两者都不切实际。直捣彼得堡，如果这一行动获得成功，那里有上百万居民，我们还不得不用自己捉襟见肘的储备养活他们，所以此举也不是最后胜利。向莫斯科进军将把我们不知带往何方。我们没有足够的兵力完成上述任何任务。由于所有这些理由，作为我们反攻的目标，俄国必须排除在考虑范围之外……”法金汉继而进一步考察了西线战场：“在佛兰德，远至洛雷特山脊，由于地面状况，任何纵深军事行动在仲春以前都不可能施展。在该山以南，当地指挥官认为大约需要30个师的兵力，而北部的进攻也需要相同数量的部队。但是我们不可能将如此数量的兵力集结于我们战线的一个点上……此外，从我们的敌人大规模进攻的失败中得出的教训是，绝不可模仿他们的战争方法。大规模突破的进攻，即使拥有高度集中的兵力和物资装备，面对装备精良、士气旺盛，且人数并不处于严重劣势的敌人，也绝不能认为已有了成功的指望。防御者通常都能成功地弥合缺口；如果他决定主动撤退，就能轻而易举地办到，想阻止其撤退几乎不可能。企图阻止而形成的凸出部，大量暴露在侧面火力的射程之内，有成为屠场的危险。指挥与供应受敌包围的我军大量部队，在技术上困难极大，实际上达到无法遂行的地步。

“我们必须同样反对以较不充分的手段进攻英军战区的任何企图，只有在进攻可达到合理程度的目标时，我们才赞成采取这种行动。但当前没有这种目标；我们必须至少把英军完全赶出大陆并迫使法军退到索姆河后面，如果达不到这一起码目标，则进攻将是无意义的……”

议论完所有上述选择之后，这位将军经深思熟虑后推导出结论：“只剩下法国了……法国的紧张局面几乎到了爆炸点……法国进行没有把握的大规模突破是不必要的，无论如何不在我们考虑之列。我们进攻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是在西线，法军防线的后方有几处法军总参谋部不得不投入所有兵力死守的目标。如果法军死守，他们将浴血奋战，因为不存在自愿撤退的问题，不管我们是否能达到目标。如果他们不进行死守，我们达到了目标，将对法国士气产生巨大影响。就一次狭小战线的军事行动而言，德国不会被迫如此集中去耗精力，因为所有其他战线实际上都已逐渐收缩。德国能够满怀信心地面对可能出现在那些战线上的敌方为解救自己而发动的进攻，而且的确希望有充足的现成兵力用反击回答这些进攻，因为她有充分自由，可随时根据自己的目的加速或延长进攻，加强或者突然停止进攻。”

法金汉说：“现在我要讲的目标就是贝尔福和凡尔登。上述考虑适用于这两个目标，不过必须将凡尔登置于优先地位。法国在那里的战线距德国的铁路交通线不到12英里。因此，凡尔登是（法国人）企图用相对小的军事代价，造成德国在法国和比利时的整个防线无法防守的最强有力的支撑点。在圣诞节，我决定实施由这一推理过程形成的规划。”

执行法金汉的新政策需要差不多完全放松对俄国的压力。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得知1916年不再进行任何针对俄国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而且他们不能指望得到任何增援。全部德军从加利西亚战线撤到南方，同时兼有威胁和优势的这个战场完全托付给奥地利军。与此同时，奥地利人不听从劝阻，准备继续在特伦蒂诺向意大利发动进攻；为达此目的，他们还从东线撤出了一定数量的精锐部队。于是北方和南方中欧帝国不再理会东方战线和她们的重大问题，投入西方孤注一掷的冒险；让俄国在她们身后恢复元气，让罗马尼亚怀着焦急的心情沉思所发生的一切。

此举的确是一个重大决策，它引出法金汉将军完全转变1915年用以恢复德国状况的政策。法金汉放弃对较弱对手的优势，选择最强敌人的最强点作为1916年德国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目标。事态发展证明这是一个灾难性的决策。但是也可能有人早已认识到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它首先建立在对法国庞大战线实行进攻和法国防御条件的错误评估的基础之上，建立在大战可望于1916年由于某一方面的强有力的军事努力而结束这个错误信念的基础之上。第二，它完全用过分狭隘、过分纯军事的观点看待德国及其盟国的整个地位。

德国的当务之急是必须打破封锁。除非她能得到远比在四国联盟边境内所能找到的多得多的资源，否则这场全世界陷入的长期战争，必然以德国的财尽力竭和失败告终。她没有打破海上封锁的机会。中立国的花招有可能损害封锁的效果；但是，粮食匮乏和现代军队必需物资的匮乏在无情而持久地发挥作用。英国舰队的巨大力量巍然耸立，因而没有人真正怀疑海上一决雌雄之战的结果将会怎样。海军强国与陆军强国相互严阵以待，如果德国不能在海上打败英国，她将转向何方？只有一个方向才能得救，即如果她不能从海上打破封锁，她就必须从陆上打破封锁。如果说海洋是封闭的，那么亚洲则是开放的。如果说西线被三国军队对峙阻塞，但东方没有任何障碍。只有在东方和东南方以及亚洲，德国才能找到提供给养之地和呼吸的空间——不，还有人力——没有这些，其军事力量无论怎样令人畏惧，也不过是一支不断衰竭的防卫力量。轴心国只有将其边界扩展到新的广大地区，中欧帝国才能成为功能齐全的自给自足的有机体；只有成为这样一个有机体，她们才能剥夺敌人的最终致命武器——时间。

1916年在德国前面的真正和确实的唯一可以达到的政治目标是：最终击破俄国并把罗马尼亚争取到中欧帝国一方来。这是两个协调一致的目标，第一个目标的成功有助于达到第二个目标，罗马尼亚对德来说至关重要。鲁登道夫就1916年10月的局势写道：“没有罗马尼亚的谷物和石油，我们就不能生存，更不用说坚持战争，这一点我现在看得相当清楚……”但是，如果说遭到入侵和被征服的、遍体鳞伤的罗马尼亚在本年底对德国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话，那么在开始时拥有丰富资源和庞大兵力的罗马尼亚作为盟友该是更加宝贵。在1915年时，德国与罗马尼亚的一次会议确保了罗马尼亚对日耳曼大国的谷物和石油的供应，这些物资对德国至关重要。到1916年1月，德国顺理成章地寻求这方面更有利的发展，保加利亚已经加入中欧帝国一方。达达尼尔海峡已安全地封闭。俄国正摇摇欲坠。因此，罗马尼亚几乎已经被包围，俄国的进一步崩溃还将使她完全孤立。如果罗马尼亚觊觎匈牙利的特兰西瓦尼亚，难道她不想要俄国的比萨拉比亚？在此关键时刻，德国如有一项远见的政策便可以对罗马尼亚恩威并施，以高额奖励和极端胁迫，诱导她与邻国联合。

战线（1916年1月）

继此之后，1916年，德国的真实战略目标是黑海和里海。这些都是她囊中之物，不需要她做力不从心的努力。向俄国南方各地继续推进，进入乌克兰直逼敖德萨，可以用比较微小的代价为日耳曼民族的国家获取充足的粮食。在德军支持下，由德国将领组织的土耳其军直插北方，可以征服高加索。用德军科学临时组建的大小舰队可以轻而易举地控制这两片内陆海。控制了这些水域，将同时对5000英里海岸线上的各点构成威胁。每个德军士兵收编10名消极抵抗的俄国士兵，可以几乎无限地增加继续向前推进的机会。被完全包围的罗马尼亚由保加利亚和土耳其切断来自法国和英国的援助，从朗贝尔向敖德萨挺进的奥德联军切断她与俄国军队的联系，她除了加入中欧帝国将别无选择。灵巧地运用15至20个德军师，鼓励奥地利军和土耳其军的战斗力，德国的控制疆域将轻易地被扩大滋养，到1916年夏末将包括整个东南欧、黑海、高加索和里海。只要使用比守住现有东方战线稍多一点的兵力，奥德对俄国的战线就可以从里加一直延伸到阿斯特拉罕。这些大规模联合军事行动的每时每刻、每个阶段都将增加对俄国及其败军的压力。在每个阶段，在东方，俄军及其盟军如试图阻挡汹涌而来的敌手，都将毫无成效地被击溃；在法国，向德军壕堑做疯狂攻击的法国人则纷纷倒毙于枪林弹雨之下。

这本身只是德国军事力量有机会进行的陆上扩张和战略威慑过程的一个阶段。一旦海军控制里海，波斯便是容易到手的廉价战利品，根本不必像亚历山大大帝那样，以大批军队远征东方。实际上，数千德军即可控制波斯北部，出波斯继续向东便是阿富汗，可威胁印度。德国实施这一方针的后果，必然会使英国在其印度帝国所做的所有战争努力陷于瘫痪。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的全部英军和印度军将被迫无奈地处于将至的入侵和反叛的忧虑之中，而日耳曼之鹰的荣耀和即将来到的变革，将传遍整个亚洲各民族。

但是，德国受诱惑离开了东方能向她展示的一切成功机会。本来会出现俄国的最终毁灭，罗马尼亚的慑服与转变，一座又一座粮仓和一片又一片油田被征服，英帝国亚洲殖民地受到无限期威胁，以及由此所导致的英军注意力的转移与分散，等等，凡此一切都因法金汉几句枯燥贫乏的话放弃了。他要德国集中全部可以进攻的力量，攻击由覆盖森林的群山和永久性防御工事构成的凡尔登坚强堡垒。本来德国用进攻凡尔登所白白浪费的军事努力的一半和人员伤亡的四分之一，可以克服“乌克兰的富饶土地”上有缺陷的交通造成的困难；在南方，俄军在勃鲁西洛夫指挥下获得出人意外胜利之前，德军早就可以将其消灭；有50万大军与宝贵的粮食和石油供应的罗马尼亚，早就可以作为盟友投入战争而不像后来那样作为敌人投入战争。但是，公式派战胜了事实派，职业军人的思想倾向压倒了务实倾向，对理论的顺从取代了对现实的探究。进攻最强者的最强点，而不进攻最弱者的最弱点，再次被宣称为德国军事方针的指导准则。

自从获悉盟军全部撤离加利波利半岛之时起，德军总参谋长冯·法金汉将军应当趁大好机会喊出“罗马尼亚”这个词，然而他喊出“凡尔登”这个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