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写在前面

“学校里发生这样的事，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绝不是什么好事！”我被受害人无比愤慨的情绪所感染，开始搜集整理学校中发生的性骚扰事件，即所谓的“校园性骚扰”问题的相关资料。

我第一次直接对受害人进行采访，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当时第一个肯将她的经历告诉我的是一位二十多岁，名为横山智子（化名）的教育工作者。“上高中时，我遭到了班主任的强暴。”据说当时她连与男性接吻的经验都不曾有过。

智子第一次向我诉说此事时，才大学毕业开始工作。自从经历了那次痛苦的事件，她的整个人生都变得错乱起来。智子给人的感觉柔弱又平和，但她的内心深处却早已破败不堪。她就这样将一切压在心底，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地学习、工作。如今，她年过三十却仍旧瞒着父母。

“我不想让他们担心，这件事我一辈子都不会告诉他们。”智子这样说道。

日本教育界有个隐语，叫“M教师”，暗喻那些所谓的“问题教师”。当时我作为共同通信社社会部教育组的记者，正在学校进行实地采访。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跟智子谈起关于“M教师”的话题，她才向我敞开心扉。她肯跟我说出这一切，或许是因为我与这件事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缘故。或许也只有跟我这么一个毫无瓜葛的人，她才能够放下心防无拘无束地进行交谈。

听她说完，我小心翼翼地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作为一名记者，我可以针对该事件进行采访。”

智子的脸上瞬间出现复杂的表情，她显得很恐惧。我也看得出来，她自然很想狠狠教训一顿那名可恶的教师，也很想把整件事情公之于众。但是，如果招其怨恨反被报复该怎么办？如果这件事在乡下老家传开了该怎么办？如果被单位同事知道了该怎么办……所以，智子至今都没有将这件事告诉亲近的好友们。

那天，她只说出了那名教师的名字，我们便结束了谈话。

经过一番调查后，我了解到，那名教师已经年过五十，现在在另外一所县立高中任教。于是我联系智子：“那名教师现在还在教书，同样的悲剧也许还会在其他人身上重演。为了防止他向下一个受害者伸出魔爪，对其进行采访也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如果你有意配合的话，请随时联系我。”

智子犹豫了两年后，终于下定了决心。“我决定和那个老师见面，你在附近等我，我约他谈谈当年的事，他要是同意的话，我就会联系你，到时候你再过去。”智子这样说道。

然后，我们几经商量，进行了详细的安排，制订了缜密的“作战”计划。

前面提过，我在共同通信社工作。共同通信社每天都要向日本的报社、电台及电视台发布新闻信息。在必要时，社会部的记者可以飞往日本各地进行采访。于是，我们起身前往智子的故乡——遥远的北国，时值2005年1月。这部分内容将在第一章“问题教师”当中进行详细叙述。

据文部科学省的统计显示，1990年因猥亵行为而被免职的公立中小学教师人数仅为3人，但是情况最为糟糕的2012年，被免职人数约是1990年的40倍，高达119人。受害者当中有一半为学生。因猥亵行为而被处分的教师，包括被停职的在内，1990年的总人数仅为22人，而2015年则激增至224人，刷新了往年最高纪录，且增幅显著。这绝非因为教师的素质骤然下降所致，而是因为教育部门一改过去放任的做法，对类似事件进行严肃处理的结果。

每每发生引发媒体极度关注的事件后，政府部门才会大幅调整其应对方针。1990年3月，广岛县某小学一位男教师由于害怕自己的猥亵行为败露，将一名小学六年级女生残忍杀害。那时，在民众的眼中，教师猥亵学生的行为大概尚属于“例外中的例外”，故教育部门也没有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当年日本只有3人因此而受到免职处分，可见这个问题当时还没能引起教育部门的足够重视。

文部科学省长年对这个问题一直采取消极的态度，从2001年开始，才终于决定一改以往放任自流的做法，对于出现猥亵行为的教师，原则上要予以其开除教职的处罚。当年7月，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一名男性中学教师将一名通过电话交友俱乐部认识的女中学生用手铐铐住，监禁在自己的车上，当车驶上中国自动车道[1]后，该女学生跳车逃跑时坠亡。此时被处分人数有所增加，已经不再是“例外中的例外”，文部科学省大概也开始有了危机感，所以就以此次事件为契机，制定了从严处理的方针。

教育行政部门当初根本没有预料到，活跃在教育第一线的教师会对学生进行性骚扰或是猥亵，至少在表面上看来，这种现象是不存在的。至于说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样的事情是绝对不允许发生的，如果把“绝对不允许发生”的事情视作“没有发生”的话，大家都会方便很多。因猥亵而被处分的教师人数调查情况，以前只公布在《教育委员会月报》上，而《教育委员会月报》只是面对相关工作人员的小册子。这一事实印证了我上述的说法。

最近相关数据的公布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改为每年12月份在文部科学省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布。即便如此，被查处的事件也只是冰山之一角，隐匿于暗影之中的仍然数不胜数。

刑法修订后，随着性犯罪案件量刑加重，最终判决结果高于检方求刑的判例也相继涌现。鉴于此种情况，有必要再次针对刑法修订的问题进行讨论，从而进一步强化量刑标准。在这种环境下，教育部门再也无法对屡创新高的教师性犯罪及暴力犯罪放任不管。在社会上和学校中对于此类问题的认识仍存在很大的差距。

大津市一名初二男生因遭霸凌而自杀；大阪市立樱宫高中一名男生被体罚，因不堪其苦而自杀。最近数年来，此类问题成了在校学生无处倾诉的秘密，直到有人自杀的那一天，问题才相继暴露出来。大津市的事件发生后，《霸凌防止对策推进法》应运而生。虽然政府部门采取了各种措施，但各地因无法忍受霸凌而自杀的事件仍屡有发生。学校本该是一个发掘孩子潜力、促其成长的地方，可就在这样的地方，有些孩子心中的苦楚无处诉说，甚至丧失自尊，他们的将来就这样被扼杀在萌芽之中了。由于学校方面的隐瞒不报，即便事态严重恶化，其真相也仍然无法曝光。

学校里，孩子们最说不得的秘密就是教师猥亵学生的事件。实情一直被隐瞒不报，致使多年来此类事件屡有发生。甚至有过一名教师对三十多名受害者伸出魔掌的案例。

教育工作者们不禁发出“学校何以如此”的感叹。究其原因，完全是因为教师在学校里相对于学生而言处于指导者的地位，拥有绝对权力的缘故。本应备受信赖的教师成为加害者，这是学校里独有的“权力犯罪”，但校方和教育委员会却认为“这只是部分行为不检之人所为”“任何一个组织内部都有这样的人”，他们明哲保身的态度，更促使他们去极力隐瞒和掩盖事实真相，这就为下一次事件的发生埋下了伏笔。

此外，即便有些教师隐约觉察到其他同事形迹可疑，为了使自己免受牵连，也会选择视而不见。这与霸凌问题中屡见不鲜的“旁观者”现象如出一辙。

多数教师在工作上是一丝不苟的。当然，也有些教师虽然授课认真，在社团活动方面也有些成绩，却在背地里做出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但是，在我采访的加害者当中，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滥用权力，他们甚至说，根本就没意识到自己权力在握，在他们看来，那无非是“对等的恋爱关系”罢了。

平日里，即便孩子觉察到情况有异，都很难开口跟大人说“不”。要跟老师说“不”的话，更需要极大的勇气。有些教师往往认识不到这一点，于是教师与孩子的意识之间就出现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而且，一旦这种事被发现，学校也会极力隐瞒，其隐瞒力度更甚于因体罚自杀或是因霸凌自杀之类的丑闻。这些“绝对不允许发生”的事件的发生，使得校长和教育委员会惊慌失措，所以他们只能当作从来没有发生过，将事情压下来。

这时，身为受害者的学生的话则变成了“谎言”。受害学生即便是拿出最后一点勇气将真相公之于众，也会遭到周围人的攻击，可谓是求助无门。这种情况早已经屡见不鲜。校园性骚扰的特征之一，就是会令受害者受到“二次伤害”。

遭受侵害却没有人相信自己，大人们全都站在身为加害者的教师那一边，大声训斥自己扯谎。请大家站在受害学生的角度为他们想一想，这会是怎样的一番心境呢？此等有违天理人伦的事，难道我们应该听之任之吗？

学校真是个奇怪的地方，一旦有事发生就遮遮掩掩，更对受害者加以迫害。

本来是立志教育事业才成为教师的人们啊，你们为什么要毁掉孩子的未来呢？校方无论如何都要隐瞒事实的真相吗？究竟该怎么做，才能有效杜绝校园性骚扰呢？

在揭晓问题的答案之前，我们先来分析一下日本教育的现状。在我看来，事件的发生与个人素质如何关联不大，其原因在于学校的教育体制。而问题的根源在于人们传统观念中的教师形象。在人们以往的印象中，教师往往是高高在上的，教师给予学生的，是提拔与抬举。进一步来讲，教师根本就不关心孩子们的个性是否得到成长，也压根儿没有把孩子们学习的权利放在首位，而是想着如何让自己与理想中的教师形象相吻合。问题应该就出在这里。

日本国内唯一一家致力于解决校园性骚扰问题的机构位于大阪，就是非营利性组织“防止校园性骚扰全国网络”（SSHP），其法人代表为龟井明子。SSHP成立20年来，龟井共受理了1500余次咨询，给予受害者很大的支持。我与其打交道的时间也在十年以上。我从龟井及其友人神奈川大学名誉教授入江直子的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这二位在这本书中多次登场，他们每次登场，都能引发读者的一番思考。

学校究竟为什么会这样？从现在开始，我们应该敢于正视那些被瞒报的SOS。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听到那些孩子的悲鸣声，这些都是我们平时无从听闻的。希望这本书能够为日本教育的新面貌推波助澜，或是能够成为让日本社会大为改观的引子。

本书整理自共同通信社于2013年发往日本各地报社的连载企划《无声的悲鸣——学校里特有的事件》，成书时经过大幅的增减修改。此连载曾经在21家报刊上登载。

本书中登场的人物，除了龟井与入江二人，其余皆为化名，其年龄皆为接受采访时的年龄。

池谷孝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