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海关邮政邮票

中国近代国家邮政，是在海关主持邮务活动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从同治五年（1866年）海关总税务司介入北京和上海之间的外国邮件传递工作起，到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海关筹办的大清邮政局成立，海关完全控制着以清政府名义开办的邮政各项业务，诸如建立邮务机构、拟定邮递办法、规划和开通邮路、确定邮政资费，直至发行邮票等。这段历史一般称为“海关邮政时期”。因其还不是政府明令推行全国的国家邮政，其开办带有某种试验的性质，所以后人论及时常常冠以“试办”“兼办”等词，以示区别。但海关邮政并非海关内部的邮政通信，实际上是国家邮政试办时期的称谓。尽管海关邮政在当时实施范围不广，影响和作用也都有限，但它却是中国最早的官办邮政，是国家邮政的前身。

1878年，海关试办的邮政刚启动，即发行了中国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1885年，海关内部和清朝政府广泛关注并准备建立国家邮政，发行了中国第二套邮票——小龙邮票。1894年，清朝政府筹备的国家邮政提上议事日程，大清邮政正式开办的前夕，万寿邮票适时地发行了，这是我国第一套纪念邮票。

① 大龙邮票

发行时间：1878年7月24日至8月1日间

存世量：“大龙薄纸”约8000套、“大龙阔边”数百套、“大龙厚纸”约6000套

市场价格：“大龙薄纸”30000元、“大龙阔边”100000元、“大龙厚纸”35000元

近代邮政在中国的起步，发起于天津。那是清光绪四年（1878年）早春，德璀琳在天津发布公告，以天津为中心，在北京、天津、烟台、牛庄（营口）、上海这五地试办邮政，开始面向公众收寄邮件，服务华人也服务洋人，这成为中国近代邮政开张的日子。因为由海关试办，初时名称为海关书信馆。天津海关书信馆设在海河岸边的海关大公事房内，在这里，德璀琳筹划了中国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的印制和发行。这套邮票一套3枚，面值为5分银、3分银和1分银，图案为云水之间龙戏珠，因票幅较大，故称大龙邮票。关平银1分能买一斤半多的粮食，3分银大致可买5斤粮食，5分银约买8斤粮食。由此可见，寄一封信还是很贵的，寄信仍然是外国人或上层人物才用得起的。

大龙邮票采用凸版印刷，有背胶，齿孔12.5度，先后分三期印制。

a.“大龙薄纸”

1878年7月发行，为第一期。纸质较薄，呈半透明，无水印。图框间距2.5mm，1分银、5分银全张均为25枚（5×5），3分银有25枚（5×5）、20枚（4×5）两种版式。

b.“大龙阔边”

1882年6月发行，为第二期。图框间距约4.5～5.0mm，纸张比较复杂，有些柔薄而易裂。1分银、5分银全张均为25枚（5×5），3分银全张为15枚（5×3）。5分银使用的是一种法国产的薄而易脆裂的纸，印数仅为800全张，共2万枚邮票。

c.“大龙厚纸”

1883年3月发行，为第三期。纸质厚而不透明，图框间距为2.5～3.25mm，因子模磨损和纸张尺寸的关系，1分银、3分银、5分银全张都改为20枚（4×5或5×4）。大龙厚纸邮票存在光齿和毛齿的区别。

现在邮学界普遍认为，因打孔机的缘故，初期打孔时打孔针尖锐，打出的齿孔光滑，即“大龙厚纸光齿”；后期因打孔针磨钝，打出的齿孔毛糙，有些纸屑未能完全打落，即“大龙厚纸毛齿”。也有人提出了不同观点，“大龙厚纸”齿孔毛糙并非是因为打孔针磨损造成的系统性问题，而是因为打孔机偶然间出现了故障导致压力不足或没有启动造成的。在三期的大龙邮票中，仅有厚纸光齿票或毛齿大龙邮票出现了中缝漏齿票，也可以证明这个推断。

大龙邮票的印量，一直是集邮研究的重点之一。根据当时在海关工作的西班牙人绵嘉义的《华邮纪要》中记载，大龙邮票包括薄纸、阔边及厚纸，发行数量统计：1分银20.6486万枚，3分银55.7868万枚，5分银23.961万枚，共计100.3964万枚。《费拉尔手稿》中关于大龙邮票发行量的记载是：1分银约8.54万枚，3分银约18.55万枚，5分银约7.57万枚，总计34.66万枚。集邮家刘广实1988年发表的《论大龙邮票》一文，对大龙邮票的发行量作出了估算，认为总印数约为160万枚。《中国邮票史》（第一卷）第168页中也有关于大龙邮票发行量的记载：“大龙邮票是1878年6月下旬由设在上海的海关总税务司署造册处开始印制的，到7月18日，第一批5分银大龙票500全张共1.25万枚已印制完毕并寄发天津交付使用。1885年海关发行第二套邮票（即小龙邮票）前，大龙邮票总共印制30多种版式，总数远在一百万枚以上……”上面这些数据，《费拉尔手稿》中的记载最不准确，因为大龙邮票最初一年的实际印量就已经超过了手稿中记录的总印量。2018年6月，有专家在《集邮》杂志“纪念大龙邮票发行140周年”学术增刊上发文：“根据清末海关资料统计和当时的邮政收入推算，大龙邮票的发行量应在140万枚左右。”这个数据来源比较可靠，而且与《中国邮票史》和绵嘉义的《华邮纪要》中记载的印量相差不远，可信度较高。

大龙邮票的形成过程没有留下系统的档案资料，有关邮票的设计和发行日期等问题均缺乏详细明确的记录。大龙邮票发行日期的问题，集邮界一直存在着争论，目前大多数专家认同其最早发行日期为1878年7月24日至8月1日间。另外，关于它的设计者也是个谜，曾出现了洋人设计和华人设计两种说法。持“洋人设计说”者，认为大龙邮票样票宝塔图绘为六层，而中国的宝塔层数一般是单数，通常有五层、七层、九层、十一层等，六层显然不符合佛门规矩，由此判定其设计是出于不谙东方文化的洋人之手，从而认定当时担任造册处处长的马士是设计者。但这一说法马士本人在1929年写给其友鲍克的信中明确予以否认，“洋人设计说”这才烟消云散。持“华人设计说”者，其主要依据是：从大龙邮票的样票“万年有象图”“宝塔图”“归龙图”等设计方案上的中文看，所书的字体娟秀，笔迹相同，认为出自中国绘图员之手。近些年，据大龙邮票的专家考证，认为大龙邮票的设计者就是中国人，但姓名已很难查明，是中国早期邮票发行史中的一个“悬案”。

1878～1883年，在这三期印制的大龙邮票中，阔边5分银印量最少，就是旧票也颇为难得。其存世的唯一一个全张（含25枚邮票），最初为美国著名华邮集邮家吉姆斯·施塔少校所拥有，当时号称“西半球最罕贵之华邮”。这个全张在施塔少校去世后，由于其家族非常富有，所以一直存放在银行保险柜中，长时间没有露面。直到1991年9月，才在英国伦敦苏富比公司举办的拍卖会上亮相，该公司将这批邮品定名为“隐匿的宝藏”。当时，香港集邮家林文琰通过电话报价参加竞拍，最终以37.4万英镑购得了这件梦寐以求、举世无双的珍品。2010年，林文琰把这件大龙阔边5分银全张转让给了上海集邮家丁劲松，使得这件国宝保留在了国内。

大龙邮票作为中国邮票的“起点”，其历史地位和影响力都是极高的。在纪念大龙邮票发行110周年时，邮电部于1988年7月发行了“中国大龙邮票发行一百一十周年”小型张一枚，以全套3枚大龙邮票为主图，采取了票中票的样式。2004年大龙邮票被搬上了荧屏，电视连续剧的剧名就叫《大龙邮票》，此后还有《中国邮票电视系列片（一）大龙邮票》《中国珍邮》电视专题片。2018年是大龙邮票发行140周年，全国各地举办了相关的纪念活动，中国邮政也于该年7月发行了JP238《大龙邮票发行140周年》纪念邮资片一枚。

大龙邮票在其发行后的140多年里，经历了战火狼烟，朝代更迭，再加上自然消耗等原因，能留存至今的新票数量较少，旧票相对多些。“大龙薄纸”“大龙阔边”“大龙厚纸”共三期的新票和旧票加在一起的总存世量在15000套以内。大龙邮票在今天依然魅力无限，中外人士对它的兴趣非但没有减弱，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强烈，这固然是由于大龙邮票尚有不少谜团等待人们去破解，同时也反映出它那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所产生的吸引力。

拍卖纪录：1991年9月，英国伦敦苏富比公司举办的拍卖会上，“大龙阔边”5分银全张以37.4万英镑高价成交。1994年香港佳士得拍卖会，“大龙阔边”邮票（其中5分银左边微撕裂）以63250港元易主。1996年4月，苏富比公司在香港举行的“远东珍邮”拍卖会，“大龙阔边”邮票以86250港元落槌；同年11月，苏富比公司在香港举行的珍贵华邮票拍卖会，“大龙阔边”5分银八方连，以106.5万港元成交。中国嘉德1997年秋拍，“大龙阔边”邮票（1分银无胶且有几个弱齿，5分银背部有3处微揭薄）以46200元拍出、“大龙薄纸”全套九方连成交价为85800元。2002年中国嘉德春拍，“大龙薄纸”1分银、3分银、5分银全套25枚全张拍出了38.5万元。2004年，“大龙薄纸”1分银、3分银、5分银全套25枚全张在中国嘉德春拍上以47.3万元成交。2006年3月，苏黎世亚洲春拍，“大龙阔边”3分银六方连，成交价达到了29.9万港元。

2010年中国嘉德春拍，“大龙薄纸”邮票3分银25枚全张以31.36万元易主。2011年中国嘉德秋拍，“大龙薄纸”全套四方连以21.85万元落槌。2012年3月，苏黎世亚洲在香港举行的“珍稀邮票及邮政史拍卖会”上拍了数套大龙邮票，其中“大龙薄纸”成交价为17250～21850港元，“大龙阔边”成交价为63250港元，“大龙3分银”全张（25枚）成交价为63.25万港元。2015年中国嘉德春拍，“大龙薄纸”邮票3分银25枚全张以32.2万元成交；同年中国嘉德秋拍，“大龙薄纸”邮票5分银25枚全张拍出了97.75万元。2016年北京诚轩秋拍，“大龙薄纸”邮票以13800元成交。2017年9月，香港斯宾客上拍了“大龙薄纸”邮票3分银25枚全张（缺少上边纸），最终以25.3万港元易主；同年北京诚轩秋拍，“大龙厚纸”毛齿邮票以19550元成交。2018年中国嘉德春拍，“大龙阔边”邮票拍出了92000元；同年6月，香港亚洲国际拍卖公司以32200港元拍出了“大龙薄纸”邮票；号称华邮第一古封的大龙邮票实寄封（正面贴有“大龙薄纸”5分银邮票横双连及单枚邮票各一，销北京海关总署1878年10月5日蓝色英文日戳；到达戳也盖在正面邮票上，为上海海关10月12日红色日戳；封背盖有上海工部书信馆10月12日蓝色英文投递戳）以1897.5万港元天价成交。同年12月，大龙邮票1分银（左上边纸有微小折痕，下边纸有轻微缺失）、3分银（右上边纸少部分无胶，有污）、5分银全张（上边纸齿孔有裂开、下边纸有轻微缺失），在香港亚洲国际拍卖公司（Interasia Auctions）分别以51.75万港元、69万港元、161万港元成交。

② 万寿邮票

发行时间：1894年11月19日

存世量：初版约1万套、再版200套以内、莫伦道夫版约400套

市场价格：初版2万元、再版10万元、莫伦道夫版4万元

《慈禧六十寿辰》纪念邮票（以下简称万寿邮票）是1894年海关邮政以纪念清朝实际统治者慈禧太后六十寿辰名义发行的，它不仅是海关试办邮政时期发行的最后一套邮票，也是中国邮政史上第一套纪念邮票。

由于海关邮政业务的发展，原三种面值的邮票（大龙邮票、小龙邮票面值均为1分银、3分银、5分银）已不能适应邮政需要，新发行的万寿邮票便开始采用多种面值，全套9枚邮票图案各不相同。

1分银，红色，中间是五个蝙蝠图案围绕的古体“寿”字，上边是牡丹花图案，下边是灵芝花。

2分银，宝石绿，中央是龙的图案，其上是绣球花。

3分银，明黄色，中央是龙的图案，其上是蟠桃。

4分银，玫瑰红，中间是龙的图案，上方是牡丹花。

5分银，铬黄色，中间是鲤鱼，上方是灵芝花，下方是万年青。

6分银，棕色，龙图案，上面是万年青。

9分银，暗绿色，中央是五个蝙蝠图案围绕的古体“寿”字，跃立的龙分别在两侧。

12分银，橘黄色，中央是“大清国邮政”篆体字，跃立的龙每侧一条，牡丹花在其上方。

24分银，洋红色，中央是航船，蟠桃在上。

万寿邮票在设计和印制等方面比大龙邮票和小龙邮票更为成熟，高面值的邮票图幅稍大，也是当时世界各国邮票设计的通行做法。

万寿邮票原定在日本印刷，后因中日甲午战争而改在海关总税务司署上海造册处印刷，结果未能在1894年11月7日（光绪二十年十月初十）慈禧寿辰当天发行。万寿邮票的发行日期，绵嘉义在《华邮纪要》中说是1894年11月16日，费拉尔在其手稿中记述是11月17日。根据近些年发掘的档案材料和发表的研究成果，可以确认实际发售日期为1894年11月19日。万寿邮票的9种面值，适应了当时邮政业务发展的需要。

与大龙邮票和小龙邮票不同，万寿邮票的印刷在《费拉尔手稿》中有具体细致的描写，使我们得以窥其全貌。根据《费拉尔手稿》记载，万寿邮票（初版）的制版工作用了38天，而印刷用了27天。印刷用纸使用的是英国制造的带有太极图水印的纸张，印刷用纸保管手续严格。所有印样使用的均为非常薄的白纸或中国纸（俗称香烟纸）。在印刷全部近200万枚邮票中，只产生了195枚印脏或撕坏的废品，这些废品均由造册处税务司销毁并留有记录可查。

万寿邮票主要分为3个版别。

a.万寿初版邮票

即1894年11月19日正式发行之票，全套9枚。据费拉尔在其手稿备忘录中记述了万寿初版邮票的印量（包括1897年的被加盖票），这一数字已被集邮界接受并广泛引用：1分银838张×240枚=20.1120万枚；2分银1090张×240枚=26.16万枚；3分银1696张×240枚=40.704万枚；4分银1046张×240枚=25.104万枚；5分银1044张×240枚=25.056万枚。6分银1464张×240枚=35.136万枚；9分银691张×150枚=10.365万枚；12分银337张×150枚=3.035万枚；24分银336张×150枚=5.04万枚。总计8542个全张，共192.732万枚。万寿1分银、2分银、3分银、4分银、5分银、6分银邮票为20枚一格，每版12格，即每块印版可一次印刷240枚邮票；9分银、12分银、24分银邮票为25枚一格，每版6格，即每块印版可一次印刷150枚邮票。

b.万寿再版邮票

由于新印制的银圆面值邮票迟迟不能发行，而初版万寿邮票已全部加盖完毕，为了满足供应，1897年大清邮政又将万寿邮票陆续再版印刷了几次，用原图重新制版的称“上海再版”；原图略作改动的称“改版票”，使用的纸张均为有水印。区别在于，“上海再版”邮票刷色较初版嫩而滋润，背胶淡薄而白。“上海再版”邮票在当年大部分用来加盖改值使用，原票未发行，只有少量流出。“改版票”全部供加盖使用，目前没有发现“改版票”原票实物存世。

c.莫伦道夫版（也称穆麟德版）

这套邮票是在1897年，时任上海海关造册处副处长德国人莫伦道夫（也译穆麟德）主持用较厚的无水印白纸印制的，即莫伦道夫版万寿邮票。这套邮票只印制了1000套，而且其中还有近百套因印刷不佳而销毁。

据传，莫伦道夫版万寿邮票专用于馈赠清政府高级官员及各国驻华使节，没有公开发行。但是，一个多世纪以来，对万寿邮票的初版、再版、改版及样票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只是这些研究成果均不能支持莫伦道夫版万寿邮票用于馈赠的说法，也从未听说有过哪位“贵宾”获赠的报道。另外，老集邮家叶季戎著《邮海话沧桑》一书中《意想不到的事情——抗战时出现上海的莫伦道夫票》一文写道：“迨至四十年代，上海沦陷日寇，称为‘孤岛’之时，莫氏遗孀将莫氏留此票（莫伦道夫版万寿邮票）全部在上海抛售，曾有人描述其情况，这批票有一手提皮箱，究竟数量多少，则未说明，需一次完全售出，不拆零分让，似为上海某外籍邮商全部购下。估计不止三五百套，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大量充斥市场，无人问津，价格大幅下跌。一则是这次流出数量太大，再则此票不是正式发行票，又不能列为样票，仅属未发行票而已。对集邮者来说，并不属必备之物，集邮不过聊备一格，不集也无损于邮集内容，可有可无，无足轻重……”

因此有人推测，莫伦道夫版万寿邮票印后全部被莫伦道夫本人据为己有了，对外则声称是用于馈赠清政府高级官员及各国驻华使节。

万寿邮票在我国邮政史和集邮史上均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造就了中国邮票及邮政上的许多之最：

我国第一套明确设计者的邮票；

我国发行的第一套纪念邮票；

我国发行的第一套多图案邮票；

清代海关邮政发行的最后一套邮票。

提到万寿邮票，必须要提到一个人，就是这套邮票的设计者——费拉尔。费拉尔（R. A. de Villard），德国籍，大约出生于1860年。1892年9月进入海关造册处工作。此人善绘画，通音乐，懂英语、法语，也懂点中文。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颇有兴趣，阴阳八卦、篆文书法，都有涉猎。当时担任造册处税务司的葛显礼很赏识他，故把设计邮票及监制邮票的工作都委托给他。从1894年发行的万寿邮票，到以后发行的加盖改值票、蟠龙邮票，以及邮资明信片等，几乎全由他一人操持。同时，他还为上海、镇江等地的商埠邮政机构设计、印制过邮票。费拉尔与当时国内外的集邮家和邮商颇有交往，对邮市行情很熟悉。他利用职务之便，在监制邮票过程中做了不少手脚，弄出了许多错变体。1897年7月23日，费氏因在承办、代印镇江商埠邮票中监守自盗而东窗事发，锒铛入狱，海关因此开除了他。赫德曾在给金登干的信中提及此事，说：“我们这位聪明的邮票绘制员费拉尔已经被开革了。”出狱后，费拉尔寄居上海，1904年病故，年仅四十多岁。他的遗集，包括著名的红印花小字当1元四方连和诸多错变体邮票，以及图样、手稿、笔记和往来书信等，大都经其遗孀之手流入邮市。

想当年，大清国衰败严重，但这套万寿邮票倒是设计得很吉祥、喜庆，也算是颇费心思了。但邮票再美，祝福再美，终也挽回不了晚清落后挨打、屈辱的命运。如今，我们再来看看这套邮票，也算是以史为鉴了。

拍卖纪录：1994年7月，万寿再版邮票在美国H.R Harmerlnc拍卖行以9500美元成交。1995年5月，苏富比公司在香港举行的珍邮拍卖会上，万寿再版邮票以5.52万港元拍出。1996年4月，美国纽约卓利史东公司上拍了万寿再版邮票（其中有几枚轻贴，背面有集邮家陈复祥保真戳），估价3000美元，最终成交价7000美元。中国嘉德1997年春拍，莫伦道夫版万寿邮票（背贴）以9020元成交。2003年中国嘉德秋拍，莫伦道夫版万寿邮票横双连拍出了33000元。2004年中国嘉德秋拍，莫伦道夫版万寿邮票四方连落槌价为68200元。2006年中国嘉德春拍，万寿初版邮票（背贴）以6380元成交。2007年北京诚轩春拍，万寿再版邮票拍出了55000元。2009年中国嘉德秋拍，莫伦道夫版万寿邮票（低值票有黄斑）拍出了15120元。2010年12月，香港华邮第44次拍卖会，莫伦道夫版万寿邮票四方连的成交价为20万港元。2012年6月，万寿初版邮票（背贴、有笔迹）在赵涌在线上拍出了12540元。2013年6月，上海华宇拍卖了万寿初版邮票（背贴），成交价为12870元。2014年中国嘉德春拍，万寿初版邮票（背有贴纸）以10350元成交。2015年，莫伦道夫版万寿邮票横双连在中国嘉德秋拍上以66700元易主。2017年4月，莫伦道夫版万寿邮票全套版票在亚洲国际拍卖公司（Interasia Auctions）拍卖会上以172.5万港元成交；同年9月，北京保利在中国国际集藏文化博览会举办的专场拍卖会中，万寿初版邮票拍出了14950元。2018年6月北京保利春拍，万寿再版邮票以92000元成交；同年7月，上海华宇春拍以23000元成交了万寿初版邮票（原胶轻贴）。同年12月，万寿再版邮票在香港亚洲国际拍卖公司（Interasia Auctions）拍出了74750港元。

③ 万寿9分银对倒

发行时间：1894年11月19日　　存世量：约800枚　　市场价格：1.1万元

万寿邮票经多次印刷和数次加盖，出现了很多珍品，万寿9分银对倒票便是其中之一。万寿邮票于1894年初版印刷时，发生了一个问题，就是部分9分银邮票出现了倒置，即相邻的2枚邮票图案互相颠倒。费拉尔在其手稿中对此有过叙述，称这是“一起疏忽”。“这个疏忽就是有一格的9分银邮票印倒了。发现这个错误后马上进行了补救，办法是把它们撕开放在贴着对倒票的口袋里，现在已不存在这种情况。”

费拉尔本人的解释是：邮票图稿首先经过照相制成比邮票大的规格（即大型黑色样票），然后再通过照相逐渐缩小到实际邮票的规格；这枚9分银的邮票需要15张负片（邮票大小），每张要在转印纸上再印10张，然后在石印版上画一网格图，每一小方格里要平平整整地贴上一张转印片，共150张；把转印纸上的图用酸腐蚀到石印版上，如果这项工作能顺利完成，就可以把转印纸冲蚀掉；印版还需要再加以修描。在放置这些小转印片的过程中，其中一张不慎被倒置了。

费拉尔的解释显然带有欺骗性，因为实际上9分银全张六格邮票，每一格的左下角都出现了对倒票，并不只是一格中的疏忽。比较合理的制版程序应是先做25枚一格的转印版，然后再复制成6格的印制整版。从费拉尔对邮市的熟悉度以及与国内外邮商的交往情况，联系到他后来的行为和他在手稿中专门为此票作长篇辩解等情况，可以认为9分银对倒票的出现并不是一次技术失误，而是费拉尔为牟取暴利有意制造的。

据有关文献介绍，万寿9分银对倒票全张150枚（6×5×5），内分6个格，横2格，直3格，每格25枚。每格左下角存在一枚倒置邮票，即每一个全张有6枚是倒置邮票，共计有2341枚倒置票，售出1691枚。万寿9分银对倒票后来被当局发现，予以制止，再版票中9分银已无对倒票了。因此，习惯上简称的万寿9分银对倒票仅限于万寿初版邮票。

万寿9分银对倒双连，直双连的存世量要多于横双连，当然四方连或以上的连体更少。原因何在？据说在万寿初版9分银加盖小字暂作洋银1角时，当局已知道此票全张中有倒置票存在，所以下令将库存的9分银邮票全部撕去左边的直行5枚，避免发生“倒盖”之弊。费拉尔利用职权，私自窃取了若干撕下的含对倒直双连的邮票，以致直双连存世量相对较多。此说来源自上海邮商陈复祥，陈氏说法又从何而来，不得而知，真实性还需探究。

万寿9分银对倒票在中国邮票中享有很高的声誉，收集难度很大，拥有它是每个集邮者的梦想。

拍卖纪录：1988年香港鉴珍有限公司举行的珍邮拍卖会，含对倒票的万寿9分银四方连以8200港元成交。1997年中国嘉德春拍，含对倒票的万寿9分银10方连（带边纸）以2.53万元拍出。2002年中国嘉德春拍，含对倒票的万寿9分银四方连（直缝和底部均漏齿变体）成交价达到了12.32万元。2006年中国嘉德春拍，万寿9分银对倒直双连（背贴，整体泛黄）以7480元成交。2008年北京诚轩拍春拍，万寿9分银对倒直双连（背贴、有黄）以7840元易主。2009年中国嘉德秋拍，万寿9分银对倒直双连两件（其中一件齿孔断开，均有黄），共拍出了11200元。2012年中国嘉德秋拍，万寿9分银对倒直双连（带过桥边纸）以13800元落槌。2013年4月，赵涌在线成交了万寿9分银对倒直双连（非原胶），价格为12320元。2015年上海华宇春拍，万寿9分银全格25枚（带左、右、上边纸，含对倒票，有黄），拍出了12.65万元。2017年，万寿9分银对倒直双连（背贴，有黄）在北京诚轩春拍上拍出了6900元。2018年6月，万寿9分银对倒直双连（带左边纸）在香港亚洲国际拍卖公司（Interasia Auctions）以10350港元成交。同年12月北京保利秋拍，万寿9分银对倒直双连（背贴）以7475元落槌。2019年1月，斯宾客拍卖会，万寿9分银全格25枚（带左右及上边纸，左下角含对倒票，背胶有斑点）拍出了18万港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