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遭遇杀伐 党需坚强领导
1927年4月12日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黑色的日子。这一天，蒋介石指挥的国民革命军在上海开始捕杀共产党人，实行清党，打开了对政治对手血腥杀伐的大门。并肩战斗的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为何变成仇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其中有政治的原因、党派的原因，还有共产国际的影响。
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尚处在其幼年时期，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的：“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却为中国民主革命提供了极为宝贵而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也为以后中国共产党的策略制定提供了历史经验，使中国共产党逐步走向成熟。
责任编辑/兰嘉娜
国共在共产国际的促成下首次合作
1973年9月，周恩来、邓颖超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上海。那天上午，周恩来在上海大厦等候外宾，他俯视着黄浦江边一座英式老建筑，告诉陪同人员：“过去这里叫礼查饭店，是公共租界里一座比较豪华的饭店，我在这里住过，那还是在1927年‘四一二’事变以后……”
1927年4月12日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黑色的日子。这一天，蒋介石指挥的国民革命军在上海开始捕杀共产党人，实行清党。这个时期，正是大革命和北伐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并肩战斗的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为何突然变成仇敌？其中有政治的原因、党派的原因，还有共产国际的影响。
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开始于孙中山的容共政策。表面上，孙中山的容共政策来自于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就个人而言，历史上早有交往与合作。只不过，最初两部分人主要是意气相投，不存在组织之间的问题。正是由于意气相投，当中共最初成立时，国民党中的个别骨干或国民党前身老同盟会的成员，还积极协助，甚至参与其间。中共初创时，双方一些主要成员之间相互交往、合作的事情时常发生。如1920年部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上海筹建中国共产党后，国民党人即诚邀陈独秀前往广州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长，陈独秀也欣然赴任。1921年8月，中国共产党甫告成立，就配合共产国际代表，主动邀请国民党人与中共等各个革命团体的代表一起，组成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共同策划东亚的反帝革命运动。孙中山对此也慨然同意，指定张秋白为代表。
中共成立时，只有区区五十余人。一年之后，中共二大召开时，也仅有不足二百人。力量如此弱小，又处于秘密状态之中，要想切实推动中国革命和谋求自身组织发展都极端困难。
有过统一战线工作经验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中共一大后听说共产国际有召集中国各个革命团体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消息，很快就萌生了联合并依靠民族主义力量的设想。他几乎马上就与上海的国民党人取得联系，并积极谋求会见孙中山。在广州的几次考察，使他最终确定了要推动国共两党合作的想法。
马林是如何向共产党和国民党具体提出这一建议的，目前还不得而知。但首先提议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无疑是马林。
有资料显示，马林回到上海后不久，接连同中共中央和国民党在上海的领导人，就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可能性问题进行商谈。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这在时任国民党宣传部长的张继等人看来无疑是一件好事，因此他们明确表示欢迎。但当马林建议中共中央移往广州，“改变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并在国民党内部展开工作”时，遇到了阻力。
陈独秀得知马林将前往莫斯科做游说工作，给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中国问题的同志写了一封态度强硬的信，内称：马林君提议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加入国民党，余等则持反对理由……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决议，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无加入之可能。
但五十余天后，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发生兵变，中共中央不得不督令依靠陈炯明活动的广东共产党人站在孙中山的国民党一边。既然来自共产国际和苏联的代表都积极谋求与孙中山的合作，中共中央也支持孙中山，赞同与国民党合作。
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帮助下建立的。与国民党不同的是，共产党从成立的那天起，就不是一个独立的政党，而是隶属于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服从国际的路线，接受国际提供的经费，在领导人的安排上，更是完全听命于国际。这个起点对中共后来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马林与中共领导人集中到杭州西湖，举行秘密会议“讨论与国民党合作问题”。对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持有异议者，马林提出“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于是中共中央为遵守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决议再“没有遇到激烈反对”。
在说服中共中央之后，马林相继与张继和孙中山等再度讨论，孙中山很痛快地表示愿意亲自接纳陈独秀、李大钊、张太雷等人入党。国共两党终于就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达成协议。
孙中山为什么愿意吸收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其一，与孙中山这时对党的认识有关。长期以来，孙中山始终认为，党不过是传播主义的工具，多一些人入党，就多一些主义的传播者和同情者。其二，与孙中山的现实需要有关。孙中山当然不会改变对中共的轻视，但他却不能不看到陈独秀这些人背后存在着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支持。
在这个时候的孙中山看来，让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受其约束，要比让中共置身于国民党之外，利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力量，与国民党竞争政治资源来得有利。
孙中山的目标说起来很简单，就是想要建立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他与共产党人的相同点，主要在于他们当前所面临的主要敌人和决心用激烈革命的方式取得政权的观念；而他们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孙中山没有特定的依靠对象，因此也不存在固定的敌人，一切取决于人们是否赞成和接受他的政治主张。共产党人则坚持只能依靠被压迫阶级和无产阶级，坚决与压迫阶级和有产阶级为敌。在理论上以及内心深处，共产党人相信或迟或早，都必须发动十月革命，建立自己的政权。而共产国际无疑更具有政治上的优越感，俄共领导人深信，作为几个阶级联合的国民党，终将随着中国阶级分化的加剧而走向分裂。共产国际再三告诫中共，一定要把促进中国阶级斗争作为他们在国民党内工作的一项基本任务。而推动阶级分化，促进阶级斗争，国共关系纷扰不断自不可免。
1923年，陈独秀、蔡和森等人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上一再发表文章，批评国民党幻想占据广州一隅之地，利用军阀实行北伐来成就中国革命的做法不切实际，孙中山很激烈地表示了他的不满。
1923年7月18日，在马林最后一次与孙中山等人进行谈话时，孙中山突然用英语愤愤地说：像陈独秀那样在他的周报上批评国民党的事再也不许发生。如果他的批评里有支持一个比国民党更好的第三个党的语气，我一定开除他。如果我能自由地把共产党开除出国民党，我就可以不接受财务援助。
据马林后来报告说，孙中山说到这个问题时，情绪非常激动，以致廖仲恺和胡汉民等人一个个噤若寒蝉，都悄悄地溜走。
汲取俄国经验也好，吸纳共产党员也好，在孙中山看来，一切都是为了革命，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这个理想，与共产党的主张大异其趣。就在孙中山接纳共产党员并通过宣言、党纲仅二十多天后，他就在上海与苏联政府的外交代表越飞签订了《孙文越飞联合声明》。他坚持在声明中写入“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等字样。
中共党员全力投入国民党改组，自身组织陷于停滞
合作之初，陈独秀明白提出：对国民党既要联合，也要斗争。1923年2月7日，被中国共产党人引以为傲的京汉铁路工会领导的罢工运动遭到了武力镇压，一度颇具声势的北方工人运动遭遇失败。这种情况，对一心希望独立发展并且坚信中国必须学习俄国十月革命一轰而起，不能走军事革命道路的共产党领导人震动极大，开始意识到孙中山的国民党及其广东革命根据地的价值。
1923年6月，中共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陈独秀在决议案中说：中国产业落后，劳动阶级还在极幼稚时代，工人运动尚不强大，“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因此，“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负责党的理论宣传工作的蔡和森和负责工会组织工作的张国焘，以及北方工会组织的代表都持不同意见。他们坚持：“在中国没有哪一支力量的发展速度能与工人力量的发展相比”，“我们完全有机会发展我们自己的组织”。
问题是，“二七”惨案之后，党内的激进情绪大为软化。蔡和森和张国焘等人的主张没有能够得到与会者的积极响应。中共三大最终作出决议：不仅正式批准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且没有直接提到任何旨在争取建立群众性共产党的实际目标。
1924年1月下旬，国民党召开了它历史上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刚刚加入国民党不久的中共党员虽然尽力保持低调，其所得地位仍显得十分突出。中共及青年团这时总人数虽然只占国民党在册人数的2%，出席大会的代表人数却占到了全体代表人数的10%。代表大会上新产生的中央执行委员中，跨党的中共党团更占到了将近25%。同样，在会后设立的国民党中央党部，跨党的中央党团员在一个秘书处和六个部中占据了两个部长（组织部、农民部）和三个实际为副部长的秘书（组织部、工人部、农民部）的席位，同时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里取得了三分之一的发言权。
与会的国民党人声称共产党员既然服从三民主义，为何不退出共产党？对此，李大钊受中共党团会议委托，说明跨党原因，解释中共不能解散，是因为它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支部，并非纯粹中国人自己的组织，其党员要加入中国国民党，自然只能以个人名义，而不能解散这一国际的组织。李大钊保证：我们留在本党一日，即当执行本党的政纲，遵守本党的章程及纪律；倘有不遵本党政纲、不守本党纪律者，理宜受本党的惩戒。
虽有孙中山的坚持和李大钊的保证，国民党内反对中共跨党的声浪依旧一波强似一波。中共中央在国民党一大后专门召开三届二次会议，通过决议案，进一步告诫党员：“本党所以必须与国民党合作，因就中国眼前之经济状况，必须经过民主主义的国民革命，这是国民党对中国的历史使命。”今后一切工作均“用国民党名义，归为国民党的工作”，只有国民党不愿用其名义活动的，才可作为本党独立的活动。
在国民党各级部门的中共党员最初也确是按照中共中央的要求去做的。国民党全面开始改组工作之后，中共党员全力投入，自身的组织发展因而受到影响。一大后，国民党迅速在全国范围建立起区、省、市、县各级党部，大量发展党员，北京执行部一年时间就发展党员上万人。与此同时，中共组织的发展却陷于停滞。1923年中共三大至1924年5月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召开，即国民党改组前后一年时间，中共党员基本上没有增加，一些地方还明显减少。
国共纠纷愈演愈烈，中共放弃自我约束，重新采取积极发展政策
1924年5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这是中共放弃自我约束的谨慎政策，重新采取积极发展政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会议反对盲目扩大国民党，反对在工人中发展国民党，主张在国民党内开展左右派之间的斗争，这些都必然会使国共两党已有的隔阂与矛盾更为加剧。再加上中共本身的干部资源十分有限，又要肩负国民党的工作，又要把重心转到发展共产党方面来，结果必然会顾此失彼，引起国民党人更多的猜疑。
1924年5月，上海老国民党员得到一份《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大会决议案及宣言》，内中可以看出，共产党人确实以党团的方式在国民党内存在，并且有试图左右国民党政策和扩大自己的组织的某种意图。老党员立即准备联名提案检控共产党人。孙中山决定，在8月前后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弹劾共党案。
由国民党来讨论裁决共产党的问题，这对刚刚通过决议要求加强独立自主和阶级斗争的中共中央来说，无异于当头闷棍，顿时在上海的中共领导人当中激起强烈不满。他们深信，对孙中山此举只能反击，而国民党很可能会借机要求中共党员退出，两党关系难免破裂。因此，中共中央迅速发布党内通告，强调：虽然“我们为图革命的势力联合计，决不愿分离的言论与事实出于我方，须尽我们的力量忍耐与之合作”……现在应努力争取指挥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各团体的实权，在可能时即发起国民对外协会，以便不得已时取代旧国民党而做“未来的新国民党之结合”。
自从加入国民党以来无穷无尽的纷扰，早已让陈独秀对此种政策的正确性产生怀疑。孙中山决定受理此弹劾案的态度，更进一步使他对孙中山的认识发生改变。在写给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信中，他明确讲：所谓国民党内的右派，其实都是些反共分子。如果说还有一些左派，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的同志。他断言，继续这样支持国民党，必将给远东地区的革命带来严重影响。
当时的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担心继续对抗下去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他立即对中共中央准备破裂的态度提出异议，并推动中共广东区委通过一项反对中央态度的决议。为消除国民党人的疑虑，鲍罗廷开始考虑在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中提议成立一个“国际联络委员会”来处理共产国际与国共两党之间的有关事宜。
8月19日，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开始讨论弹劾共党案问题，相关提案达34件之多。一届二中全会之后，国共两党人员之间的关系更加趋同水火。不仅上海两党党团员之间互殴不断，广东两党掌控的工会之间也是无日不斗。国民党县长、工厂厂长乃至公安局长则频频拘捕中共领导下的工农，阻禁罢工，妨碍成立工会或农团军。至1924年底，国共纠纷愈演愈烈，共产党却仍旧处于被动状态，半年多来，党的组织只发展了四百余人。在1924年12月初举行的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代表的联席会议上，中共领导人再三解释说，这是因为鲍罗廷总是一味地向孙中山妥协，妨碍了中共积极进攻。维经斯基（共产国际东方部中不支持中共向国民党妥协的一派）却毫不客气地批评说：问题的关键不在鲍罗廷，而在于中共中央自己。因为不管鲍罗廷是否注意这些问题，中共自己都要能够坚持独立的阶级面貌，打出自己的旗帜。
中共中央受到维经斯基的鼓动，在1925年1月召开的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主张更加充满革命性，也更具有战斗精神，更加突出地强调无产阶级的地位和作用，强调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密切联系，强调无产阶级正当参加民族运动时保持独立地位与阶级斗争目标的极端必要性，甚至提出，要争取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
让国共两党领导人意想不到的是，中共四大结束不久，1925年3月，孙中山突然去世。在此之前，孙中山对于国共两党之间的纠纷，通常扮演居中调停的角色。他对党内任何担心和怀疑共产党作用的意见从来都是一句话：我自有办法。在他的权威震慑之下，国共两党中的敌对情绪都不能不受到相当约束。
孙中山去世，两党间的制约力量顿时不复存在，国共关系陷入到一种极其微妙并且危险的境地中。
孙中山去世，共产党人在四分五裂的国民党内地位空前提高
国民党之有左、中、右派之分，缘自于1924年国民党“一大”实行改组。改组后的国民党显然形成三股力量，一是新近加入国民党的政治上相当激进的共产党人，其人数虽然有限，但多半被赋予组织上的重任，颇为活跃和积极；一是以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为代表的中间力量，他们通过改组而成为国民党的领导核心，因而高度忠实于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一是自同盟会以来，始终位居核心地位，但在改组过程中，却因为思想渐趋保守，跟不上国民党组织变革的新思路，而被孙中山边缘化的居正、谢持等老一代国民党人。
这三股力量的出现，不可避免地要在国民党内形成不同观点、不同立场以及不同利益上的矛盾以至于冲突。当然，中共自从计划加入国民党之日起，就试图在国民党内扶助和支持起一个由国民党人自己构成的左派势力来。而事实上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之后很快就发现：所谓国民党内的右派，其实都是些反共分子。如果说国民党内还有一些左派，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的同志。过去认为孙中山和一些领导人算是左派，现在看来，他们也都只能算是中间派，并非左派。“所谓国民党左右派之争，其实是我们和国民党右派之争”。
正是因为注意到这种情况，为了避免自己影响下的民众会受到国民党内右翼分子的影响，中共中央一度甚至决定：“凡非表示左倾的分子，我们不应介绍他入国民党。”
随着孙中山去世，国民党的领导层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接连遭遇严重冲击。处于边缘化的老一代国民党人开始另立中央，形成所谓“西山会议派”，与广州分庭抗礼。继续留置中央的原被孙中山视为核心力量的中生代领导人，或被杀，或放逐（廖仲恺遭党内不满“容共”政策的分子刺杀，主要领导人胡汉民、许崇智被迫离开中央）。剩下一个汪精卫，势单力孤。被苏联顾问捧起来的蒋介石虽然得以跻身两大领袖之一，但在国民党内的人望及基础都还相当薄弱。
与此相映照的是，五卅运动爆发以及省港大罢工等运动的兴起，共产党不仅在组织上迅速壮大，在国民党内日渐居于主动地位，而且公开打出自己的旗帜，影响和声势也空前扩大，从而导致共产党人在四分五裂的国民党内地位空前提高，影响大幅加强。
应国民党方面的要求，中共中央承诺把自己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里的中共党员人数限制在三分之一，1926年国民党“二大”召开后，共产党员还是占据了国民党实权机构中央党部一个处和八个部里面几乎全部的领导岗位。这也难怪连共产国际也会表示担心“共产党的影响太大了”。黄埔军校教育长邓演达在与蒋介石谈国共纠纷和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扩张趋势，断言将来结果：“本党必归于乌有，而以共产派起而代之。”
共产国际的担心，很快就被“三二〇”事件（即中山舰事件）的发生和“整理党务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整理党务案”，开始严格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地位与权力）的出台所证明了。但是，这一切也并没有影响中共对国民党地方组织的实际控制程度。
在省一级地方党部以及大量基层国民党组织中，共产党人仍占据着多数领导地位。广东、上海、北京、湖南等几个重要地区的国民党基层组织，几乎还是在共产党人的主导之下。不少地方在国民党内负责的共产党员，为了抵制蒋介石，不接受国民党中央的指挥，不与国民党上级党部发生关系，不经过国民党的组织手续直接按照中共的策略方针行事。即使是中共中央，也习惯成自然地在自己的文件中径行要求各地国民党省党部市党部尤其是上海党部，应如何如何，并具体指示行动的要点。
一方面国民党内排除共产党的倾向急剧发展，另一方面共产党内争取全面控制国民党的愿望与日剧增。这使得两党间原有的矛盾和对立更进一步地释放和发展了。
蒋介石的崛起
在国民党人当中，蒋介石是“以俄为师”的最早主张者和坚持者，也曾经是孙中山容共政策的支持者。蒋介石思想激进，支持并拥护联俄、联共，但这并不表明他对共产党和俄国人全无戒备心理。这种心理的产生，其重要原因是，蒋介石视国民党为中国革命的重心，也是他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蒋介石究竟是更重视个人权位，还是更重视国民党的组织生命，这是一个颇难厘清的复杂话题。但毋庸置疑的是，蒋介石的个人权位及政治抱负，在相当程度上与国民党的组织生命结合在一起，不可须臾分开。从这个角度来分析蒋介石对联合共产党与戒备共产党问题的矛盾态度，应当不难发现，蒋的这种态度、心理和国民党组织生命的状况密切相关。当共产党人的言行有利于国民党的发展时，蒋介石就站在联共政策的一边；当蒋介石认为，共产党人的言行不利于国民党的发展时，他就戒备以至反对。
其实，蒋介石先于共产党懂得“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他在国民党内不是元老级人物，凭借北伐军总司令的职务，一跃成为国民党内最强大的实力派。他对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力量的日益强大渐感不安。在北伐开始之前，他就在广州借“中山舰事件”驱逐共产党，在北伐军中进行大清洗，将共产党员干部统统驱逐。周恩来等人此时被迫离开了黄埔军校。
在蒋介石的压力下，苏联顾问鲍罗廷同意国民党中央通过《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应将国民党内之共产党员全部名册，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管。”“中央党部各部长须不跨党者方得充任”。共产党吃了大亏，但仍委曲求全。因为蒋介石毕竟还不是国民党最高领袖，而国民党主席汪精卫号称左派，与共产党关系尚好。
蒋介石对共产党员在军队中的作用一直相当看重。北伐开始，他就发现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后弊病丛生，尤其是部队“纪律日堕”，远非从前可比。蒋介石因此不仅连电“申斥其主帅”，而且严厉批评各级军官自己不会做政治工作，还看轻政治工作的人员，“弄得士兵的知识学问都不能进步”。他甚至痛骂自己的部下：“党代表存在的时候，军队多少还有些精神，党代表撤销了，弄得这样腐败，给人家笑骂，我在外面听见人家讲话，真是羞极了，不能做人，你们晓得不晓得？”
既不愿意看到共产党员统统退出军队，又深知《整理党务案》通过后，两党关系已成不进则退之势，再难将共产党员重新收到麾下来，蒋介石不得不开始设想最彻底的解决方法。很明显，他早就开始怀疑，中国革命是否需要有两个革命党了。要说服共产党员相信，国民革命只要有国民党，暂时不需要共产党，在蒋介石看来，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国共两党现阶段的革命目标是同一的，没有必要互争短长。
蒋介石号召跨党的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共产党人的不满。广东共产党领导人张太雷针锋相对地发表了一篇《到底要不要国民党》的文章，绵里藏针地表示说：不要以为共产党对5月15日整理党务案的让步，是因为共产党要靠国民党来过寄生的生活。“如果国民党要共产分子退出，只要有正式的决议，我个人推想共产分子绝没有硬赖着不肯走的道理”。反倒是“假定共产分子都遵令退出了国民党后，是否国民党就不会发生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我想如果共产分子被攻击而退出后，国民党内有部分革命分子必将首当其冲受人攻击为‘袒护’共产分子或有共产倾向。如果这班革命分子退出后，较有革命认识的党员又不免受其排斥，其结果将重新恢复民国十三年改组以前的国民党的情形。那时国民党已不是一个革命的党，而只是一个古董店，或者是一个衙门而已。简单说一句，那时国民党已不是一个能领导国民革命的党了”。
对此，蒋介石在6月28日的讲演中公开做了答复。他严厉地批评张太雷“不要这样轻侮国民党”，说张“简直看得国民党没有一个党员了”。而作为跨党分子“讲这些话，徒然丧失我们两党的感情，引起两党恶感，是不行的”。但他还是不得不解释说：他要C.P.同志做一个纯粹的党员，并没有压迫C.P.同志退出C.P.的意思。不过是“拿我个人的责任，在个人的地位要消除我们将来的自相残杀、冲突的种种恶因”，是我个人“所想出解决纠纷的一个具体办法”，既不是受人包围影响，也不是怀疑共产党参预了“三二〇”事件。“我可以明白（地讲），三月二十日的事件，完全与共产党团体是没有关系的”。因此，“我们中国国民党同中国共产党，确定是要合作到底的。我现在确定的方针：第一，就要中国国民党的同志和中国共产党的同志，彼此先避免了一切的冲突；第二，避免了冲突之后，就要两党诚心诚意的团结起来；第三，是要中国国民党领导革命，完成革命事业，如果中国国民党革命成功，中国共产党不患不发展，不患不成功的”。而要做到这三点，一定要党籍分明，或者是脱离C.P.，或者是脱离国民党，这样才能够消除两党将来关系破裂的祸根。
蒋介石所不了解的是，他所希望的那种国共合作，即共产党人既不能批评国民党，也不能超越三民主义做自己的宣传和工作，客观上是很难实现的。不要说在众多共产党人看来，这无异于要共产党为国民党做“苦力”甚至“走狗”，就是在相当部分国民党人看来，《整理党务案》的通过事实上已经宣判了跨党分子为异类，非加防范和排斥不可。再加上蒋介石大权独揽，并厉行军事统治，更为国共两党基层党员间原本就存在的对立情绪提供了爆发全面冲突的温床。
权力斗争全面发酵
随着“西山会议派”另树异帜和胡汉民等中间派被逐，以汪精卫和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领导层原本已趋向左倾。如今汪精卫、蒋介石再度分裂，而汪精卫不辞而别，蒋介石公开“限共”，刚刚左倾的国民党因蒋的强势而迅速形成一个握有实权，特别是握有军权的“新右派”。
但蒋介石的基础亦不稳固，如此五色杂陈，蒋介石固然一时左右了局面，却在客观上催生出一个敌对的松散联盟出来。鲍罗廷清楚地看到了这种情况，并明确提出用汪精卫的旗号来组织这支力量的策略。用他的话来说：“在这个时候汪精卫的名字可以把蒋介石的所有对手都联合起来。”
1926年10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中央及各省联席会议。这次会议出席中执监委员34人，各省区党部代表52人。中共中央一本前此方针，明确指示各地“多派可靠、赞助汪的代表去出席”，“实在不得已时再派我们同志去”。
共产党人在会议期间始终保持低调，并不出面，只“帮助使一部分左派能有一比较固定的联合，每日会商一切”，形成统一意见，然后便由他们去冲锋，就能贯彻自己的意志。对于这种情况，被共产党人视为中间派的孙科等人都看得很清楚：不管左派怎样闹，“即（只）要找于树德、毛泽东、恽代英、侯绍裘一疏通，会场中便没有问题了”。
这次会议左派不仅取得了优势，而且在中共的帮助下有了联合的组织。10月联席会议之后，国民党内拥护三大政策和拥护汪精卫的呼声日渐高涨，但正如陈独秀所言：“联席会议的结果，表面是左派胜利，实际议决自议决，实际掌握政权的蒋介石，执掌党权的张静江、丁维汾等浙江派山东派，均藐视决议案而自行其右倾政策毫无所顾忌。”因此，想要将所谓左派国民党人联合起来，形成力量，根本改变二届二中全会后所形成的带有军事独裁性质的权力格局，就要靠鲍罗廷再度运用策略手腕了。因为，只有鲍罗廷有能力利用国民党高层中间已有的矛盾，造成一部分领导人与蒋介石等人之间的对立，从而把那些摇摆不定的国民党领导人绑到“反右拉汪”的战车上来。
这个机会很快就被鲍罗廷抓住了。10月22日，蒋介石致电张静江、谭延闿，力主迁都武汉。鲍罗廷和中共中央最初均不同意，但至11月中旬，注意到蒋介石的总司令部在南昌，广州中央迁都武汉需要一个过程，蒋介石因下一步军事行动的需要亦不可能改驻武汉等情况，鲍罗廷已经意识到这是一个从蒋介石及其亲信手中夺回国民党中央权力的大好机会，因而很快改变态度，支持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北迁。鲍罗廷特意约同徐谦、宋子文、孙科、陈友仁和宋庆龄等，以调整各省党务、政务为名，先行启程北上。到12月5日，中央党部和国民党政府才依据11月26日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的决定，宣告停止办公，分批北上。正是利用了这一时间差，鲍罗廷组织先到武汉的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负责人，以党政核心不能停止运转为由，提议由徐谦、孙科、蒋作宾、柏文蔚、吴玉章、宋庆龄、陈友仁、王法勤，再加上湖北政府委员会主席邓演达、湖北省党部常务委员董必武，组成一个临时联席会议，并于12月13日正式宣告成立，通过这种方法轻而易举地就把党政权力从蒋介石的手中夺了回来。
直到这时，蒋介石才开始意识到上了鲍罗廷的当。因为迁都是他自己所提议，鲍罗廷的理由亦无隙可击，蒋介石自然不好公开反对。但他还是很快做出了反应。张静江等刚到南昌，蒋介石即将同行的谭延闿、林祖涵、朱培德、何香凝、顾孟余、陈公博等召集在一起，以中央政治会议第六、七次临时会议名义，宣布党部和政府暂住南昌，待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后再定最后驻地，在武汉则另立政治分会，以取代临时联席会议。但是，蒋介石出尔反尔，理由牵强，且武汉临时联席会议不过暂代中央权力，随着党政领导人陆续抵达，即可取消。再加上其代行中央职权已成事实，诸多内外工作已经展开，突然改变，对国民党自身影响及损失都太大。因而蒋骤改前令一事，备受非议。鲍罗廷乘机再提“三大政策”观点，暗示蒋介石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态度暧昧，并推动徐谦、孙科等原本即不满蒋军事独裁企图的国民党领导人，发起“恢复党权”运动，这就进一步阻塞了蒋介石前往武汉、再度用张静江等夺回中央权力的可能性。如此一来，蒋介石不仅再无力改变迁都武汉的决定，而且武汉的国民党领导人也多半站到了拥护“三大政策”和拥护汪精卫的旗帜之下。蒋介石用来左右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的“浙江帮”，彻底地被孤立起来。
迁都一旦成为事实，鲍罗廷、共产党和国民党众多领导人第一位的目标，就是马上召集二届三中全会。
二届三中全会改选了党政军领导机构。张静江被全面排除在党政领导机构之外。蒋介石仅当选中央常务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相反，跨党的共产党人谭平山、吴玉章、林祖涵等再度进入党政领导核心。与在党、政、军三方面均高票当选，并进入最高领导机构的汪精卫、徐谦、谭延闿等人相比，蒋介石的权力失落极其明显。
还在1927年2月下旬，在蒋介石还没下决心动手之前，他其实就已经不断地公开放话了。当时，他仅仅是受了鲍罗廷言语威胁的刺激。他公开警告说：不要试图让他走开，“总理在生的时候，我无论对哪一个同志，或者有一句话与我不对，或者有一点得罪了我，我马上就要跑开”，“现在可不是了。如果我一走开的时候”，“中国革命根芽从此就要断绝了！”谁也不要想让他放弃责任，因为，“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反对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
当时，蒋介石掌握的是军权，武汉国民党左派掌握的是党权和政权。在旧中国，军权大于一切，武汉国民党二届三种全会企图以后者取消和限制蒋介石的权力，其后果可想而知。
“四一二”打开血腥杀伐之门
1927年3月，北伐军到达上海前夕，共产党配合北伐，发动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不料此举成为蒋介石等决心清党的借口。国民党右派认为，共产党在上海组织的暴动和选举，是要夺取上海的领导权。上海是经济中心，国民党建立政权的基础，也是西方列强的利益所在，岂容共产党掌控！
国民党中一些重要人物开始密谋，起关键作用的是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和蔡元培。吴稚晖从思想上反对共产主义，对共产党力量的迅速崛起非常担心。3月6日，他在钮永健陪同下会见陈独秀。据其自述称：“本委员因突然问陈首领：‘你定中国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是若干年？’彼不迟疑而答曰：‘二十年。’余作骇极之情状。时罗首领似怪陈首领直率，合座默然。本委员即乱以闲话曰：‘如此国民党生命止剩十九年了。前年总理答越飞，国民党国民革命完成应需三十年。若你们共产党急迫至此，未免取得国民党的生命太快了一点，应当通融商量才好！’因其强笑而罢。”
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28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蔡元培、吴稚晖、李煜瀛（李石曾）等5人聚会，由蔡元培主持。吴稚晖报告了陈独秀与他的谈话经过，提议对共产党“应行纠察”。蔡元培表示同意，主张“取消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党籍”。达成共识后，4月2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正式会议，将有关文件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但不让其中有共产党员身份的委员知晓。吴稚晖、蔡元培都是文人，他们的反共使蒋介石有了理论上的支持。但如何实施清党，则要做好各方面的准备。蒋介石在上海频繁活动，与租界当局达成协议，维护西方国家在华利益，并与日本领事会谈，使外国人了解蒋的立场，并给予支持。他与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等密谈，让他们组织“中华共进会”，配合清党，还与广东的李济深、广西的李宗仁在上海商定：同步在各地开展清党。
其实，陈独秀与中共中央负责人对蒋介石的阴谋活动已有警惕。陈独秀在3月25日晚特委会上明确指出：“我们现在要准备一个抵抗，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与之决斗。此决斗或许胜利，即使失败则蒋介石的政治生命完全断绝。”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工人纠察队的力量，调百余干部，作为纠察队的骨干，加紧训练。但请示莫斯科后，这个武力反蒋的计划不仅未获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反而于3月27日、28日、31日连续指示中共中央：“请你们务必严格遵守我们关于不准现在举行要求归还租界的总罢工或起义的指示。请你们务必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军及其长官发生冲突”；“暂不进行公开作战，不要交武器，万不得已将武器收藏起来”。“开展一次反右运动。鉴于力量对比上处于非常不利地位，我们不要仓促地进行公开斗争。武器不要交，必要时隐藏起来”，“勿以武装力量扰乱租界”。
共产国际的指示，捆住了中共的手脚。而蒋介石要清党，也必须求得国民党主席汪精卫的同意。汪精卫刚被蒋排挤下台，去苏联考察，4月1日回到上海。蒋介石、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等立即上门拜访，吴稚晖告诉汪精卫：“陈仲甫（陈独秀）他说二十年就把中国变成共产党国了。”
汪精卫说：“哪里要二十年呢？两年吧。”这表明汪精卫对中共也是怀有戒心的。于是蒋介石明确提出两件事：一是赶走苏联顾问鲍罗廷，二是分共，要汪同意。但汪精卫心里另有想法，他手里没有军队，要维持他的领袖地位，对抗蒋介石，还离不开共产党的支持。汪表示这两件事情关系全局，要回武汉召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议讨论。
为了平息蒋介石对他的不满，汪精卫在上海直接找陈独秀谈话，陈否认他对吴稚晖说过的话，并表示要继续与国民党合作。于是，陈独秀起草了《汪陈联合宣言》。陈独秀后来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对当年的行为表示深为悔恨。其实汪精卫也不是坚定地要和共产党合作。蒋介石听说此事后，立即找汪精卫陈述利害。汪精卫遂有反悔之意。但报馆已经开印，撤不回来了。《汪陈联合宣言》刊出后，吴稚晖激烈反对，斥责汪的“联共政策”和“两党合作”立场，激愤之余，对汪精卫开口辱骂“一个兔子白面书生和横眉竖眼的陈独秀吊膀子”。汪精卫大受刺激，甩手不管，次日就离开上海去了武汉。
蒋介石一面秘密准备清党，一面麻痹中共。要清除共产党，蒋介石仅靠自己手里的武装是不够的，如果用军队出面，政治上也很不策略，于是他借助上海青帮的势力。在进攻总工会之前，杜月笙要先将总工会的负责人打掉。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与杜月笙保持着良好的私交，杜月笙下请帖，请汪寿华在4月11日晚到杜公馆赴宴。汪寿华没有疑心，上门后被绑架杀害。随即，杜月笙等指派青帮弟子以“中华共进会”名义，戴上“工”字袖章，分几路扑向上海工人纠察队驻地……一天之内，上海工人纠察队武装被26军全部缴械。周恩来获悉事变情况，立即赶到商务印书馆，与26军交涉，随即也被带到2师师部，与顾顺章一起被扣押。罗亦农得到消息后非常焦急，派周恩来的联络员黄逸峰（黄澄镜）找关系营救。在2师党代表的帮助下，2师师长斯烈同意将周恩来和顾顺章放出。这样，在国民党大屠杀之前，周恩来和顾顺章奇迹般地逃过一劫。
4月13日下午1时，工人游行队伍由青云路、东横滨路转至宝山路，队伍浩浩荡荡延续2里长。当游行者高呼口号，到达宝山路三德里附近，军队突然向游行队伍射击。前面群众顿时纷纷倒地，非死即伤，现场秩序大乱。半小时后，枪声始停息，军队捕去许多工人。这就是宝山路血案的经过。杀戒一开，蒋介石便公开宣布清党。4月17日，他与一批右派国民党中央委员在南京召开政治会议，发布清党通电，并发出秘字一号命令，通缉共产党的首要分子197人：首要为鲍罗廷、陈独秀，其次为林祖涵（即林伯渠）、瞿秋白、毛泽东、恽代英、周恩来、刘少奇、张国焘、彭湃、邓颖超、蔡和森、方志敏等人。一些非共产党的左派人士，如沈雁冰、柳亚子、邓演达、章伯钧等，也在通缉之列。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代结束了，血雨腥风向共产党人扑来。上海共产党人的唯一出路，是逃往武汉。因为汪精卫主持的武汉国民政府当时还与鲍罗廷和中共中央实行合作。
4月10日，汪精卫由上海回到武汉，受到共产党及群众的万人欢迎。汪精卫发表演讲，声称要加强国民党中央的权威和纪律，并手书“革命的向左边转，不革命的快走开去！”刊登在报纸上，矛头指向蒋介石。4月18日，蒋介石通电在南京组织国民政府。22日，武汉国民政府由汪精卫领衔，孙科、邓演达、宋庆龄、张发奎、吴玉章、毛泽东、恽代英等联名发布通电，斥责蒋的分裂行为。这就形成了“宁汉对立”的局面。
4月下旬，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大批共产党人纷纷离开上海前往武汉。据武汉报纸称，上海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顾顺章于22日抵达武汉，对记者控诉蒋在上海屠杀共产党人的罪行。顾是来参加中共五大的上海代表，动身应该早些。据陈独秀的秘书郑超麟回忆，陈独秀在4月初就离开上海去武汉，而他是在22日前后秘密离开上海的。与他同行的是团中央的陆定一。他们登上了一艘英国轮船，前后有两艘英国军舰护航，因此国民党特务不能上船捉人。虽然票价昂贵，船上还是挤满了人。郑超麟在船上发现了中央委员罗亦农和李立三，还听说郭沫若也在船上。船在南京没有停留，过了安庆后，船上的人员开始活跃起来，高谈阔论，原来多数都是逃离险境的共产党人。
共产党的重新崛起，还有待更有能力的领导者担起重任
在这个阴云翻滚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人何去何从？遗憾的是，在共产国际的遥控下，中共中央不但没有作出有力的决策，反而自己乱了阵脚。当时中共中央的太上皇是共产国际顾问鲍罗廷。他1923年秋来中国，当蒋开始清党后，鲍罗廷更加依靠武汉政权，所以对汪尽量拉拢。斯大林对鲍逐渐不满，于1927年2月派印度人罗易到中国，以共产国际特使的身份“指导中国革命”。4月罗易到汉口后，与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和鲍罗廷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发生矛盾冲突，中共中央内部产生了分裂。首先，在军事行动方面，陈独秀、彭述之、张太雷和鲍罗廷主张北伐，攻打张作霖；罗易和蔡和森主张立即实行土地革命，巩固湖南、湖北根据地，北伐应该在实行土地革命的条件下进行；张国焘、谭平山主张南征，首先讨伐广东军阀；瞿秋白、周恩来、罗亦农则主张东征讨蒋。争来争去，还是按照鲍罗廷和汪精卫的意见，继续北伐。
宁汉分裂，蒋介石占据长江下游，正常的经济往来大受影响。5月中旬以后，武汉地区的财政经济形势急剧恶化。汉口的银行钱庄关门，商人们停止兑换铜元，拒绝中央票币。工厂也相继停工停产，许多人携家带口逃入租界或乘船东下，仅迁入租界避难的市民即达3800户，40000多人。油、盐、柴、米和日常用品奇缺，价格陡涨。湖北省总工会为镇压反革命、稳定社会秩序，向各基层工会发布命令：1、调查各钱庄所有铜元之数量，保证兑换，不得拒绝中央纸币。2、调查收集粮食，供给武汉百姓，不得抬高物价。买米一石内自由交易，一石至五石须得党部、总工会证明。3、禁止码头工人，汽车、马车、人力车、手车工人替人搬家。这些措施带有明显的强制性，执行过程中弊端也不少，不仅未能平息社会动乱，反而搞得人心惶惶。
武汉社会经济形势的恶化，一方面是蒋的南京政府对上游的封锁造成的，另一方面也与当时武汉的工人运动和湖南湖北的农民运动造成的动荡有关。10年后，刘少奇对当年工人运动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反思。他在给张闻天的一封信中说：“当时在长沙、武汉、广州等城市，工人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是很严重的……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到四小时以下。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检查火车轮船，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这些事在当时是较平常而且是极普遍的。”“这些事干起来而且越干越厉害，在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人心上要发生严重的影响，这是无疑的。企业的倒闭，资本家的关门、停业与逃跑，物价的飞涨，物资的缺乏，市民的怨恨，兵士与农民的反感（当时有许多小城市的工会被农民捣毁，而且是农民协会领导的），军官与国民党人的非难，就随着这种左倾的严重程度而日加严重起来。而工人运动当时是共产党员负责的，这一切非难，就都加在共产党身上。人们并不责备工人，而责备这是出于共产党的指示，这就影响共产党与各方面的关系”。农民运动也出现了失控的局面。据国民党方面调查5月间湖南情况说：“先是共产党大捕彼辈所认为土豪劣绅者，各地监狱为之充满……各县乡村，同时宣布戒严，凡无农会工会之徽章，不能通行，否则视为奸细，或土豪劣绅逃亡者。与此时也，商不安于市，农不安于野，人人自危，家家恐怖。”
汪精卫6月1日在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气愤地说：“照他们这样胡闹，打到湖南，湖南完了；打到江西，江西完了；打到河南，河南又完了。中央只好关门，还革什么命！本主席可以大胆说一句：农民协会是一个空前的错误，国共两党同志都应该明明白白承认的。我们看，农产品被摧残完了，工商业家都打得跑光了。上不要中央，下不要人民，还革什么命！”
这不是汪精卫个人的看法，而是武汉政府中多数国民党人的看法。这就形成了一个局面：鲍罗廷和中共中央怕得罪汪精卫，汪精卫又怕得罪手下的将领唐生智、张发奎和朱培德。然而拿枪杆子的军官们认为共产党危害了他们的利益，率先造起反来。5月间先后发生了夏斗寅和许克祥的叛乱。这在武汉国民政府和中共中央引起很大震动。
陈独秀的秘书黄介然回忆：“陈独秀认为都是农民‘过火’引起的，流露出一种理亏、内疚的心情。事变发生后，蔡和森、任弼时等同志和陈独秀、谭平山等人争论得很厉害。我记得陈曾说过：‘中央开会就像起哄，吵吵嚷嚷的，意见难以统一。而在两党联席会议上党又要表示意见！’很觉为难。回想那时，陈独秀真是六神无主，束手无策，情绪焦躁、慌乱，心情坏透了。”
陈独秀在危急时刻的这种表现，其实已透露出他并不适合政党领袖的职位。共产党的重新崛起，还有待更有能力的领导者担起重任。
瞿秋白为首的党中央逐步提出应对危机的正确方针
1927年4月27日至5月10日，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瞿秋白在会上给每个代表发了一本《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的小册子，系统批判了右倾错误，强调无产阶必须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开展武装斗争和实行土地革命。
1927年7月，中共中央改组，成立了由张国焘、张太雷、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组成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当时，瞿秋白虽然没有参加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但由于他“理论水平较高，无论是反对戴季陶主义，还是反对陈独秀投降主义，他的旗帜都比较鲜明”，因此在陈独秀离开中央领导位置后，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实际上是由瞿秋白主持的。
1927年7月20日，正在军中秘密策动起义事宜的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叶挺、聂荣臻、吴玉章、林伯渠等在九江召开紧急会议。因为原先准备联合发动暴动的张发奎已与汪精卫勾结，暗中布置“清共”，大家一致认为，就当前形势，回师广东起义已不可能，建议中央“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实行在南昌暴动”。会后，即将上述意见向中共中央报告；李立三、邓中夏赴庐山，和瞿秋白、鲍罗廷、张太雷等商议，瞿等表示“完全赞同这项意见”。
为了促使中央从速决策，瞿秋白21日返回武汉，随即进入临时中央常委会。7月26日下午，临时中央常委再次开会，讨论南昌起义问题，着重研究了共产国际关于南昌起义问题的复电指示，主张坚决发动起义。经过瞿秋白、李维汉的推荐，常委会决定派张国焘前往南昌贯彻中央的决定。然而，张国焘对起义计划持怀疑态度，不愿意去。瞿秋白对其开展了大量的说服工作，说：“还是你去一趟罢，责任不单是送信，是要去看看情形，参与决定呢。”最后，张国焘同意前往九江，后又在周恩来等前敌委员会成员的一再坚持下，最终放弃对张发奎的幻想，同意起义。
8月1日凌晨2时，由瞿秋白参与酝酿决策、周恩来等前敌委员会成员坚决发动的南昌起义爆发。在起义爆发的当天，以瞿秋白为实际负责人的中央就致信前敌委员会，明确南昌起义的主要意义在于“广大的发动土地革命的斗争”，“与中央决定之秋收暴动计划汇合为一贯的斗争”，并指示“湘粤赣鄂四省立即进行，响应南昌暴动：一方牵制破坏压迫南昌之敌，一方开始秋收斗争”。
8月7日，在瞿秋白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瞿秋白代表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在会上作关于党的新任务的报告。他指出：“这次南昌的行动，至少是开始走到新的方针。”“农民要求暴动，各地还有许多的武装……在此种情形之下，我们的策略是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毛泽东在会上发言，他批评了过去的中央在对待国民党和工农运动等问题上的错误。他还就最紧迫的军事问题说了一段令后人赞叹的真知灼见：“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毛泽东提出这个重要论断，是从大革命时期党未重视建立军队而招致失败的血的教训中取得。会议最后改组了中央政治局，选举瞿秋白为临时政治局委员。“八七”会议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实现了我党发展进程中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转折。此后，各地武装暴动蜂起，中国革命进入“工农武装暴动的时期”。
暴动之初，党中央的设想是：通过暴动，夺取县城、省城，推翻当地反动政府，建立工农革命政权。但是，敌我力量相差悬殊的现实，使这样的计划很难实现，各地武装暴动大都遭到了失败。一些以攻取城市为目标的暴动武装，在暴动失败后，开始转向农村去创造“割据”的局面。
1927年12月，瞿秋白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的《论武装暴动问题》，是当时党内总结“工农武装暴动”经验教训，探索中国革命特点和发展方式的一篇代表作。文章虽然没有突破城市中心论的束缚，仍然认为城市工人暴动是“革命胜利的关键”，但它把农民暴动与开展游击战争和“创造革命地域”（即党史与党的文件普遍使用的“创造割据局面”）紧密联系起来，这实际上是在工农武装暴动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瞿秋白和党中央的这些观点，对六大后毛泽东创建完整系统的“工农武装割据”理论，起了先导和促进的作用。
南昌起义在革命处于万分危急的时刻，以实际行动停止了错误。党要不要掌握革命的领导权，要不要独立领导开展武装斗争、掌握自己的军队，对这个问题，南昌起义及以后的一系列起义，作了最为明确的回答。对此，毛泽东分析得很清楚，他说：“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参加过南昌起义的陈毅也讲得很明确。他指出：“中国革命由中国工人阶级独立领导，并以革命的武装斗争为主要的革命方式，始于南昌。”他还说，南昌起义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里程碑。这个里程碑，不但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历史的分界线，也是认识的分界线。
（参考资料：《南昌起义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人民日报》2012年8月3日、《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的一个问题》《党史研究资料·第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郑超麟回忆录·上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一版等；作者：冷溶、刘少奇、郑超麟、杨奎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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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的周恩来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当时，在上海领导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周恩来遭到逮捕。最终他是怎样脱险的呢？
1927年4月11日晚，正在上海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驻地工作的周恩来，突然接到国民革命军第26军第2师师长斯烈送来的信，请他到第2师师部商谈重要问题。当时上海气氛非常紧张，在场的人都反对周恩来前往，认定此行绝对是一个陷阱。但为了谋求解决危局的办法，周恩来还是抱着一线希望，毅然前往。
周恩来等人一来到位于宝山路天主堂的第2师司令部，随行卫士立即被缴去了所带枪械，一场特殊的谈判随即展开。起初，斯烈很客气，声称请周总指挥来，是要消除误会，共商合作。可是一谈到保持工人武装、制止发布不利于革命的言行等具体问题时，斯烈便岔开话题，并且有意拖延时间。
凌晨1时许，室外突然传来密集的枪声。周恩来立即意识到所谓的谈判不过是个幌子，便说道：“外面出事了，我得回去处理，告辞！”这时的斯烈板起面孔，声称：“别忙着走，刚才讨论的问题，兄弟还有新的意见。工人有枪总会出事，上边叫我们随时出动维持秩序，周总指挥也要考虑一下自己的安全，我们可以负责保护。”周恩来义正辞严地谴责道：“你们公然叛变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你们这样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斯烈一下愣住了，他想不到这位年仅29岁的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在被扣留的情况下竟这样临危不惧、大义凛然。面对周恩来的怒斥，斯烈竟不敢抬头正视，低声说道“我也是奉命行事”。就这样，周恩来被扣押起来。
12日凌晨，第26军党代表赵舒赶了过来。原来，中共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获悉周恩来误中斯烈圈套并被拘留的消息后，立即向中共中央报告，并尽全力进行营救。他通过工人纠察队的黄逸峰找到与中共上海区党组织保持联系的第26军党代表赵舒，讲明来意。赵舒慨然应允，并及时赶到第2师司令部。
赵舒把斯烈叫到了隔壁，以第26军党代表的身份，对跟随他多年的斯烈一顿痛斥，并晓之以大义，动之以旧情，责令斯烈将周恩来立即释放，直说得斯烈哑口无言。由于赵舒及时到来并劝阻，周恩来这才化险为夷，逃过一劫。离开第2师司令部，周恩来原想仍回到商务印书馆俱乐部的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指挥战斗，在途中得知国民党军队已将该大楼占领。
为暂时避开敌人的追捕，他独自一人雇了一条小船，趁着夜黑渡过黄浦江，潜藏在较为偏僻平静的浦东贫民区，打算躲过这几天“白色恐怖”的高潮，然后再寻找机会离开上海。未料，这里也是26军严密布控的重点。天一亮，周恩来就被搜获，并被押送到1师7团团部。
团长鲍靖中（1925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亲自出面审问，当他来到关押周恩来的临时小屋时，一下子认出周恩来就是当年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他大吃一惊。鲍靖中一向倾向进步，不赞成反共。此时，他不动声色地打发走看押的士兵，向周恩来说明自己的身份，并表示愿意帮助他脱险。随后，鲍靖中命令手下找来一套军服，让周恩来换上，扮作该团的士兵，随他一起离开浦东。
周恩来被捕后，师部军官就如何处置周恩来发生了争论，副师长主张将其就地枪决，参谋长主张先行拘押，待请示过因病住院的师长薛岳之后，再作决定。师政治部代主任酆悌则保持沉默（在黄埔军校，周恩来曾做过他的老师）。考虑再三，酆悌决定去关押周恩来的团部，劝说他发表一个“脱离中共”的声明，以保全性命。
就在周恩来他们准备离开前，酆悌匆匆赶来，鲍靖中以为自己的计划被觉察，一时神色有些惊恐。见此情形，酆悌心中也明白了几分。他装作什么也不知道，问了问团里分片“清共”的情况后便离去，鲍靖中这才松了一口气。此地不宜久留，否则诸事难料。鲍靖中立即骑马护送周恩来离开了浦东。
此时，上海的大街小巷、各车站码头，到处贴出了由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名义发布的通缉令：查共党元凶大憝伍豪（真名：周恩来）潜匿沪上，有拿获者重奖现洋8万元。周恩来一行人机智地骗过几道岗哨的盘问，几经周折，周恩来被安全护送到火车站附近，成功脱险。
（责任编辑：黄梦怡；参考资料：《燕赵老年报》2012年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