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谍性之国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但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日本对中国的认知程度，却远远超过了中国对日本的了解。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在于双方在情报工作方面的差距。很少有国家的国民像日本人一样，有那么强烈的、根深蒂固的、带有普遍民族性的情报意识。
曾留学日本的国民党元老戴季陶感慨过日本人对华研究之深。“‘中国’这个题目上，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到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
没有人比日本更关注中国。
责任编辑/兰嘉娜
对情报成癖的国家
2018年7月10日上午，杭州中级人民法院以间谍罪判决一名日本男子12年徒刑。据报道，这名54岁的日本男子曾于2017年在中国海南省“开发温泉进行地质调查时”，使用测定仪器进行地质调查，被指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窃取国家机密在华被拘。据报道，2015年以来，已有多名日本人因涉嫌在华从事间谍行为等被拘。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但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日本对中国的认知程度，却远远超过了中国对日本的了解。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在于双方在情报工作方面的差距。很少有国家的国民像日本人一样，有那么强烈的、根深蒂固的、带有普遍民族性的情报意识。
一个日本小型鞋厂的老板，为了了解世界各地制鞋业的情况，竟可以长期驻扎在羽田机场，目不转睛地盯着来来往往的世界游客的脚面，认真拍照和记录。
几名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邀请老师和同学到家中吃饺子，在中国学生看来这不过是一件小事。可是日本客人并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吃”上，而是极为认真地把中国学生包饺子的全部过程详细摄像记录下来，令中国学生咋舌感叹。
其实，日本人的情报意识与日本民族文化心理一脉相承。汪洋环绕、物资匮乏、灾害频发的自然环境，塑造了日本民族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这种忧患和危机意识内化为一种对外部世界高度紧张的关注，表现为强烈的求索欲、知晓欲，渴望通过对外部信息的充分掌握，来使自己处于更加主动的地位。
《情报日本》书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日本投降后，作为战俘的日军每天只有给养，没有薪金。中国军队的薪给虽然有限，但军官们还能得以酒足饭饱。一天，一名负责看守的“国军”连长购了不少酒食私下招待几名日俘军官，被时任参谋、后来成了历史学家的黄仁宇发现。后者刚一责问，那名连长赶忙辩解说：“报告长官，人家打了败仗，亡了国，实在可怜啦！我不过带他们吃一顿饭，叫他们散散心，也没有别的啦！”
这名动了恻隐之心的连长，显然低估了日本人。
倘若说，宛如一张被硬扎扎的猪鬃撑破了的旧沙发，每一个毛孔里都塞满了索取欲的日本近代史，就是一部小国侵略、挑战甚至打败大国的历史；那么，恰似打进煤灰堆里也精光逼人的猫眼石，每一双眼睛里都闪动着求知欲的日本人，就组成了世界上可谓独一无二的情报国家。
这是一个对情报成癖的国家。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前潜心搜集中国情报的历史——几十年组织严密、计划周全的情报活动令人不寒而栗。
曾任中国冀察绥靖公署军务处科员的韩立才在《七七京华津浦轶闻》一书中提到，1937年9月14日，他所在的部队用高射炮击落了一架敌机，缴获的战利品中包括一张军用地图。地图上正是他的家乡——河北省盐山县一带。他看后非常惊讶：“日本测绘的那张地图，比我国测绘的一万分之一的地图还精细。我们家乡附近各个村落的位置、河流及道路走向，非常准确。连村里有多少水井、多少人员、多少物资也都有记载。”
英国情报史专家理查德·迪肯评价：“日本人对全面情报的概念本身包括很广的范围。因而，搜集到的情报量很大，日本人是永远不知疲倦的活动观察家。”
没有人比日本更关注中国
曾留学日本的国民党元老戴季陶感慨过日本人对华研究之深。“‘中国’这个题目上，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到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他在《日本论》中写道。日本社会学家中根千枝的话与此形成印证：“日本投在中国研究上的费用，比投在美国研究上都多。日本至今拥有世界最大的中国研究国的桂冠，中国问题研究者超万名，另外还有数百万中文学习者。他们不仅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也调查研究当代中国产业。日本学者之间有默契，分担中国研究的各方面。”
从近代到当代，来中国游历的日本人，很大一部分，都会把所见所闻所感所思，用文字记录下来。这些文字包括日记、游记、笔记、见闻录、报告书、调查书、复命书、地理志、诗文等多种形式。有些公开出版，有些收入秘藏档案。《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丛书的编者，为了叙述方便，将这些文字，统称为“游记”。这些游记成为日本了解中国的“落地窗”。
这些游记的总量有多少，连日本人自己也弄不清。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的支部——东洋文库，收藏这类文字最多。该文库的中国研究委员会，于1980年出版《明治以降日本人的中国旅行记解题》一书，对明治（1869～1912）、大正（1912～1926）、昭和（1926～1989）三个时期，超过四百种的中国游记，作了简要提示或简介。此书前言中说，这四百多种游记，相对于明治以来出版的中国游记总数，“只是九牛一毛而已”。可以想见，日本对中国的“热情”，高涨到什么程度。
很多日本公司、机构人员访问中国，回去都撰写详尽的报告，递交给日本政府内阁情报调查室、外务省调查部、警视厅、防卫厅和法务省的情报机构。
一些日本人对情报有特殊的悟性，以至于被称为“情报吸尘器”。例如，一次日本某企业代表团到天津访问，会谈时电灯突然闪了一下，他们立即判定天津电力供应紧张。随后在天津有关方面到日本购买电力设备时，日本人抬高价格，而且不做丝毫让步。
日本对中国的了解深入到什么程度呢？中国社科院前美国研究所所长资中筠的父亲资耀华先生，出生在湖南耒阳深山老林中一个叫资家坳的小山村。这里有一种地下的无烟煤质量特别好，烧起来无味无烟，烧完只留下一点白灰。村民用来取暖做饭十分方便。由于交通不便，不可能大规模运出去；储量不大，也没有机构来大规模开采。无论在多大、多详细的中国地图上，都没有这个偏僻山村的标注。但后来资耀华留学日本，在日本的同文书院发现有对中国各省的调查报告，其中竟记载有湖南耒阳田心铺资家坳某山上有无烟煤矿！
当前如何呢？旅日学者、亚洲通讯社社长、日文报纸《中国经济新闻》的创办者徐静波，其2015年出版的中文著作《静观日本》中《没有人比日本更关注中国》一文透露，2013年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上任，总理的记者招待会一结束，他就立即赶往机场，因为他应邀于次日给日本最大的广告宣传公司电通公司讲中国新一代领导体制的特点。
《中国重要人物事典》是日本每年更新的畅销书。该书分为3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成为中国党政军领导的资格和条件；第二部分是中国党政军领导人名录；第三部分是中国最重要820个人的详细资料。细看发现，中国的党政要员、区县以上人大、政法等领域的人名、简历尽在其中。
日本情报史的源头
在日本列岛，对情报的认识和运用，其源头汇聚大抵有三。
一是中国的孙子。
依照《孙子兵法》的分类，谍报可分为“乡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五种。《孙子兵法》在国际上获得了高度的评价。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前联邦德国情报局局长莱茵·哈德·盖伦在他们的著作中，都认为孙子可谓间谍这一职业的伟大导师。
在日本，许多学者颂扬过孙子给他们国家的启示，这些宝贵的启示，不仅可以应用于军事、情报活动，对于市场经济活动和企业精神的打造也大有裨益。在幕府时代无数将军的讲话和手稿中，更是能发现孙子思想的烙印。上世纪70年代，英国驻日武官马尔科姆·肯尼迪上校，曾就日本历史的各个方面作过广泛论述。他认为，从日本在1904年日俄战争中的情报活动取得成功，直到日本人对珍珠港的美国舰队发动突然攻击，主要应归因于日本“对中国的两位兵法家吴起和孙子的学说，进行了世世代代的不懈研究”。日本人搜集情报和实际运用情报的策略，有很多取自于《孙子兵法》。
二战时期日本的间谍学校——陆军中野学校，在其7年的短暂历史中，一直以《孙子兵法》作为教材。在其前后培养出的几百名军事情报人员中，后人可以看到许多苏秦这样“内间”“反间”“死间”的影子。
日本是世界上第一个翻译《孙子兵法》的国家，情报界将孙子视为最伟大的情报技巧专家而顶礼膜拜。西方世界注意到孙子，开始于1905年E.F.凯尔兹罗普上尉翻译的第一本《孙子兵法》的英译本。在这本书很多段落的翻译上，他得到了日本人的帮助。他将书名定为《森石》，而这正是孙子的日文译名。
二是忍者。
忍者与寿司、艺者一样，已经成为日本流行于国际的通用语。忍者起源可追溯到公元7世纪，前后大约历经10世纪。在烽烟四起的战国时代，大名们需要大量刺探敌军情报和对敌方城镇开展破坏活动，忍术在这一时代出现了飞跃性的发展并形成各种不同的流派——武藏、甲斐、越后、信浓、伊贺、甲贺、纪伊等。忍术是古代日本忍者所掌握的一整套完善的行动体系，包括有：追踪、侦察、谍报、保镖、暗杀等多方面的内容。
其三，便是日本古代被称为阴阳师的占卜先生们。
在公元五六世纪的奈良时代，阴阳师们实际是一批小吏，在内务省属下的一个专司占卜职能的机构里任职。其职责是给太政官出谋划策，预卜吉凶。阴阳师创立的占卜方法大约有二十六条，被朝廷列为钦定占卜之术。
明治维新前，虽有忍者、阴阳师及少数长于谋略的武士，情报工作在列岛上却未普遍展开，也未形成一个完整、严密的系统，其地位尚不及在欧洲。
欧洲各国从中世纪起就展开了频繁的情报战，在号称“世界情报之魁”的英国，1570年左右，曾任驻法国大使、部长和国务秘书的弗朗西斯·沃利辛厄姆，在国务秘书任上，已经组建了遍及英伦三岛和整个欧洲的强大情报网——“维尔辛根”，女皇伊丽莎白一世甘愿为此捐献了大部分家产。
大约在同时，日本出现对情报战予以突出注意的人物。此人名叫丰臣秀吉，是农民的儿子，以冷酷如铁般的治军而出名。
在16世纪后半叶的列岛内乱中，他先后经过纪州征伐、四国征伐和九州征伐，受降了德川家康，征服了西日本全境。在这一系列征战中，他组建了一支名为“细作”的队伍，每次排兵布阵前，他都像漫天撒网一样将细作们撒出去。他下令细作们不能总呆在一个地方，其活动区域必须严格地实行轮换，以便对先后呈递上来的探报进行验证，识别真伪。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他眼里，情报是更重要的“粮草”。
1587年，一片绯红乳白的樱花潮刚在列岛上自南向北凋谢不久，丰臣秀吉已决定发兵征服最南端的九州岛，但他的剑若要出鞘，必等着细作们归来。细作终于带回了这个地区地形的详细概述和草图、收成情况、粮草供应和给养运输的情报，以及当地军阀内部屡屡摩擦的报告，又在九州岛上大量散布流言蜚语，造成人心惶惶的局面，丰臣秀吉才大气长舒，嚯地拔出腰间的长剑，此时，已是第二年红叶满山的秋冬之间了……
其中，发生了这么一件事：丰臣秀吉要德川家康去劝降另外一个大名岛津义久，当时岛津拥兵割据，在九州牢牢控制着日向、大隅、萨摩三个藩国。岛津不允许其他藩国的人入境，连通商也严加禁止，要想找到一个了解内情的外藩人，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德川家康无功而返，只打听到岛津义久笃信佛教。
丰臣秀吉让五六个细作先混入一位名叫显曜的高僧门下当差，这位高僧不久要专程去岛津义久那里讲道。显曜从前是岛津的先生，自然被待为上宾，岛津还特许一行人在自己的藩国境内随意巡访。巡游中，一行人登上狮子岛，这里不仅是著名的佛学中心，而且还是一个军事要塞。在这里，细作们搞到了大量情报。
这期间，丰臣秀吉移师到了仙台河边，大本营就驻扎在一座叫做太平寺的庙宇内。显曜听说丰臣秀吉大兵压境，战事已迫在眉睫，赶忙向岛津辞行，称再留下来便会拖累将军。岛津派出护兵，领显曜一行走了一条不为外人所知的小路。细作们很快来到丰臣秀吉的营地，乘机向丰臣送上大量情报，又沿来的原路，引五万大军直捣狮子岛。
1590年，丰臣秀吉成功拿下九州，完成了统一日本的大业。事后人们才知道，丰臣秀吉不仅派细作打入了显曜高僧的亲随行列，就连高僧本人，其实也是他精心埋伏于青烟梵音的高级细作。事后，显曜得到了一笔数字可观的酬金，他用这笔钱建立了西本愿寺，这所寺院后来成为日本的建筑奇观之一。
从严格意义上说，日本情报史应始于丰臣秀吉。丰臣秀吉死于1598年。他的遗愿是让昔日的对手、投降后成为自己首席助手的德川家康暂时即位，待他的7岁儿子秀赖长大后再行归政。德川幕府这一上台，再也不愿下来，但让列岛享有了历史上罕见的长达260年的超级稳定。这一“稳定”，是以两手换来的，一手是不让人民说话，一手是不让外国人和基督教登陆。正是这两手，使情报战有了更多的用途——
在德川家族执政时期，当局招募了一支庞大的暗探队伍，这些人打扮成各种身份、职业，长年周游列岛上下，窥探社会各界对当局的不满情绪和反叛迹象。偶有出言不逊，或举止失当，就有可能锒铛入狱，甚至株连全家。一种提防隔墙有耳的氛围，如阴云一样笼罩着这个国家……
一批精心挑选的年轻人奉命学习荷兰语，为的是接触并监视唯一获准留在长崎的荷兰商人，许多年里，这是日本了解欧洲的唯一渠道。这批年轻人不断向上面提出借助西方经验与技术，迅速提升本国军事实力的建议，幕府将军们因此日益认识到，倘若不能提高本土的防御能力，那些自麦哲伦“地理大发现”后就一直对东方急不可耐的西方国家，决不会再容忍日本的闭关锁国政策了！
俄国是最想打进日本的国家。
18世纪90年代，一个名叫小太夫的流浪汉从俄国回到了日本，仅在圣彼得堡一地，他就呆了一年，成了俄国的活百科全书。主要依据小太夫提供的情报，幕府又组织人员，收集了一些因海难而踏上过俄国领土的日本渔民、无意流落到日本的俄国人的零星叙述作为增补，编出一部十一卷本的关于俄国情况的报告，即《北海浮排简报》。
编制这些报告，标志着日本人对于情报的认识上升到了自觉的理性，而且，显示出即便是在闭关锁国的年代，日本也从未放弃任何一个可以进一步了解外部世界的机会，即便是流浪汉这样出身低微的日本人，也同样具有惊人的观察力……
“千岁丸”来上海
1855年，即明治维新的前13年，德川幕府开设了第一批外语学校，除了原有的荷兰语外，还教授英语、俄语、西班牙语等，并在京都成立了外文书籍翻译机构。在此基础上，在留学的幌子下，向国外派出了第一批留学生，实际上全是分派在各外交使团的情报人员。他们的情报活动有时候可以公开进行，比如在美国——当时这还是一片以处子之心般的天真热情拥抱各国移民的新大陆，但在其他地方，如老谋深算的英国，一直对北海道存有觊觎之心的俄国，就得神龙见首不见尾地进行……
这一时期，日本情报活动的重心放在俄国和中国。日本德川幕府在19世纪50年代被迫开国，与美、英、法、俄、荷等西方国家签订了一系列亲善条约和修好通商条约，建立了外交与贸易关系。可是直到60年代，日本与它最邻近的大国中国之间，却还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和通商协定。1862年（中国同治元年，日本文久二年）6月13日上午，一艘漆着“千岁丸”船名的日本商船，驶进了黄埔江，停泊在上海港码头。这是自从日本德川幕府实行锁国政策来，日本官方正式派遣来华的第一艘日本船，也是日本开国以后企图打开中日关系的初次尝试。幕府委任了以幕吏根立助七郎与长崎地方官员沼间平六郎为首的八名官员负责与中国交涉与贸易。
除了幕府官员们着重与上海道台及各国领事会谈、应酬外，“千岁丸”的其他乘员，包括随行的藩士、商人、水手们，都经常自由地在上海城内散步、参观、购货、买书，并随意与中国平民交往、笔谈或互相拜访。特别是文化水平较高的藩士们，通过各种方式直接接触中国各方面人士，深入调查中国社会情况，同时也进行了许多文化交流活动。一般上海市民对“千岁丸”日本乘员的态度颇为友好，来拜访日本客人的中国人士络绎不绝。日本藩士们还经常与中国诗人互赠诗篇。另外搜购中国图书也是藩士们的重要任务。他们在上海各大小书店、书摊，大量收购有关中国地理、历史、政治方面的书籍以及汉译西书。他们特别感兴趣的是中国的地方志、地图和关于太平天国的资料。有的书实在买不到，就设法借来抄写，如佐贺藩士中牟田仓之助就抄写了太平天国的重要文献《天理要论》《太平诏书》《资政新篇》等书。
“千岁丸”在上海停泊了两个月左右，于1862年8月10日离开上海回国。8月19日回到日本长崎港。“千岁丸”一行调查收集了有关中国的大量情报和资料，为日本政府决定对华政策和开展对华贸易提供了重要情况。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参加“千岁丸”上海之行的藩士，大多是日本各藩选拔出来的优秀下级武士。他们富有朝气，善于思考，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同时怀着忧国忧民之心。他们把这次访华看成是开拓眼界，增长见识、实地考察中国社会，总结中国的经验教训以探求日本前途的好机会。对于其藩主交给的调查研究任务，也有很强的责任感。因此，他们抓紧一切机会，调查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状况，与中国各界人士接触，收集各类书刊、资料、地图。藩士们还详细记录了这次上海之行的亲身经历和调查的成果，其中许多人都写下了一种或数种日记或笔记，为研究幕府末日本人的中国观和中日文化交流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其中最突出的是当年23岁的荻藩士高杉晋作。他后来创建了奇兵队，成为著名的维新志士。他在这次上海之行过程中，一个人就写了五种日记与笔记，即《航海日录》《上海港留日录》《长崎淹留日录》《内情探索录》和《外情探索录》，合称为《游清五录》。中牟田仓之助明治维新后被封为子爵，是日本近代海军的创始人之一。他也写了好多种记录，如《从长崎至上海航行日记》《上海行日记》《上海滞在中杂录》、《唐国上海道台应接书》《上海渡航日记》等。
从藩士们的日记笔记中可以看出他们的中国观有个变化的过程。“千岁丸”刚进上海港时，他们看到江里众多的船只和江岸耸立的高楼，大多赞叹上海的繁荣。可是当他们上岸漫游时，就发现与外滩租界内的华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上海旧城中国人居住区的肮脏和混乱，还有鸦片烟毒的泛滥。他们还亲眼看到了清政府官员的腐败和军事上的虚弱。尤其是清政府出卖主权勾结外国军队镇压太平天国，以至于西方侵略者在上海横行霸道，连上海城内的孔庙等处都成了英法军队的兵营，使日本藩士们感到很气愤。高杉晋作等藩士通过这次上海之行，总结中国的教训，认为只有革新政治军事，才能对外维护民族独立、对内铲除暴政并防止农民起义。这种认识成为他们形成倒幕维新思想的因素之一。
接下来，就是众所周知的明治维新了。
在这场伟大的民族创新历程中，国家对情报的运用至关重要。
（参考资料：《警惕日本对华情报战》《情报日本》《近代日本对华军事谍报体系研究》等；作者：吴敏文、胡平、许金生等）
链接 日本吞并琉球内幕
1879年，日本增派了450名军人和160名警察，镇压了琉球“藩王”，将王室强行迁移到东京，琉球国从此变成日本政府直辖下的冲绳县。
日本看上了中国的藩属国琉球王国
据《古春风楼琐记》记载，琉球国位于福建以东的海上，《隋书》中称为“流求”，《元史》中写作“瑠求”。元朝末年，琉球分裂为三个各自独立的国家：中山、山南和山北。公元1372年（明太祖洪武五年），明政府派杨戴出使琉球三国，分别册封了三国国王。琉球三国也明确表示向明朝政府称臣，正式成为明朝的藩属。几年之后，中山国灭了其他两国完成统一，中山国国王被明政府册封为琉球王。明朝灭亡后，琉球继续与清政府保持藩属关系。
但是，明朝册封琉球200多年后，日本看上了琉球王国。1609年，日本军阀丰臣秀吉率军侵略朝鲜，派萨摩藩诸侯岛津氏向琉球敲诈钱财，遭到琉球国王的拒绝。岛津氏遂率军攻打琉球，俘虏了琉球国王尚宁，逼其写下誓文，每年向萨摩藩输粮8000石，并以此证明琉球是日本的藩属。
日本借琉球事件出兵台湾
就在日本加紧控制琉球的时候，“牡丹社事件”为日本人彻底占领琉球并染指台湾找到了借口。
1871年11月27日，66名前往中国朝贡的琉球人，在回国途中因遇到大风，船舶漂流到了台湾，被不明就里的台湾土著牡丹社民误认作敌人，54人被杀死，另外12人被清政府护送回国。“牡丹社事件”的当事人一方是中国子民，一方是中国藩属国的臣民，本与日本无关，日本却计划借此机会吞并琉球，插手台湾。
1873年，日本使者副岛种臣和柳原前光来到中国，探听办事大臣毛昶熙和董恂对“牡丹社事件”的口风。毛、董二人在谈话中无意流露出“杀人者皆属‘生番’，系化外之民”的意思，结果被日本人抓住了话柄，强词夺理地说这些“化外之民”不归中国政府治理，进而否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为“代表”琉球出兵台湾找借口。
就在清政府对日本的侵略意图疏于防范的时候，日本人的行动已经开始了。日本先派海军将领到台湾秘密考察，后以陆军中将为侵台军政长官，出兵台湾，杀死台湾同胞30余人，并将社内房屋全部焚毁。
琉球国变成日本的冲绳县
1874年5月，清政府命船政大臣沈葆桢率兵到达台湾，企图在悄无声息间解决问题。此时，在台清军共有一万余人，但由于李鸿章一味力图不战而屈人之兵，使清军丧失了战略主动，日军得寸进尺，攻破了18个番社。日本驻华公使柳原前光拒绝与清政府谈判。
其实，在台驻军良久的日军，因水土不服，经常遭受高山族同胞的突袭，伤亡已达全军的1/3。但日本仍不示弱，宣称还要派大部队来；李鸿章也宣布打算增兵两万，迫使日本不得不转向与清政府进行谈判。
在最后协调下，清政府答应给日本抚恤银10万两，在台建筑费40万两。10月31日，中日双方签订了《北京专条》。李鸿章与日本签订的《北京专条》埋下了一个隐患，那就是承认日本为被杀的琉球人出兵的合理性，这等于间接承认了琉球是属于日本的。
《北京专条》签署后的第二年，日本派兵进驻琉球，并命令琉球尊奉日本明治年号，不再向清政府入贡。琉球国向清政府告急，但清政府没把这事放在心上。实际上，当时日本只有陆军常备军3万余人，海军4000人，军舰15艘，且多破损不能出海。但由于清廷在对日交涉时过分注重情理，没有适时炫耀武力，反使日本摸清了清政府的懦弱本性，变本加厉。
1878年4月，日本政府悍然决定废琉球为郡县。虽然琉球上下并不甘心亡国，但囿于国力弱小，无力抗衡日军。8月30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改琉球为郡县，声明琉球与中国的关系由日本外务省处理，琉球最终没有逃脱被日本吞并的命运。
1879年4月，日本派出了一支由450名军人和160名警察组成的队伍，前去镇压了已有200年不设军队的琉球，不容分说将王室强行迁移到了东京，并废除藩政，改为由日本政府直辖的冲绳县。
（责任编辑：王文彩；参考资料：《琉球国是怎么覆灭的》《环球时报》2005年4月8日；作者：张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