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英国的推敲与试探

1792年，也就是清乾隆五十七年，乾隆帝收到一封奏折，上面说，一个名叫英吉利的陌生国家，要遣使来华祝贺乾隆帝的八十寿辰。可是当时的乾隆帝已经82岁了！史学家认为这是西欧各国中首次向中国派出正式使节。这支来华的庞大使团，汇聚了各类专家和技术人员，一开始就有着一明一暗两个目的，有学者认为，英国使团的此次访华，为40多年后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埋下了伏笔。

实际上，英国从一开始就充满了侵略性，中英第一次接触也是以血与火的文字记载在中英关系史上的。1637年，英国派遣了一支武装船队驶往中国，这是英国对中国的第一次试探性通商，也是英国武装商船对中国海防前线的第一次军事试探，其结果是，英国展示了坚船利炮的威力。他们以炮火击碎了帝国的尊严，但他们的炮火却没有击破一个天朝上国的迷梦与幻觉。

责任编辑/袁栋梁

一封迟到390年的信

明朝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曾致函万历皇帝，她以谦逊而恳切的语气请求万力皇帝能允许英国商人在中国自由经商。信的内容如下：

呈上此信之吾国忠实臣民约翰·纽伯莱，得吾人之允许而前往贵国各地旅行。

彼之能作此难事，在于完全相信陛下之宽宏与仁慈，认为在经历若干危险后，必能获得陛下之宽大接待，何况此行于贵国无任何损害，且有利于贵国人民。彼既于此无任何怀疑，乃更乐于准备此一于吾人有益之旅行。

吾人认为：我西方诸国君王从相互贸易中所获得之利益，陛下及所有臣属陛下之人均可获得。此利益在于输出吾人富有之物及输入吾人所需之物。吾人以为：我等天生为相互需要者，吾人必需互相帮助，吾人希望陛下能同意此点，而我臣民亦不能不作此类之尝试。

如陛下能促成此事，且给予安全通行之权，并给予吾人在于贵国臣民贸易中所极需之其他特权，则陛下实行至尊贵仁慈国君之能事，而吾人将永不能忘陛下之功业。吾人极愿吾人之请求为陛下之洪恩所允许，而当陛下之仁慈及于吾人及吾邻居时，吾人将力图报答陛下也。愿上天保佑陛下。

……我王在位第25年，授于格林威治宫。

那时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放时代，如果这封信能顺利送达明廷，中英通商极有可能达成。

但非常可惜，那名英国信使所乘坐的轮船在风暴中葬身于大西洋底。直到1978年，人们才在海底沉船中打捞出了那封密封了近四个世纪的信，后由英国工贸大臣亲手交给了中国当时的外贸部长。

1986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华，在祝酒词中还意味深长地提到了这封信。

据说，伊丽莎白一世不止一次致函中国皇帝，至少有两次。进入17世纪后，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也曾两度致信中国皇帝，但都泥牛入海无消息。

血与火的第一次接触

为了打开一扇东方帝国之门，英国人苦心孤诣策划过各种方案，战争也一直是其选项之一。

时至明崇祯十年（1637年），一支由五艘武装商船组成的英国船队驶入南海，这是史上第一支驶往中国的英国武装船队，率领这支船队的是英国皇家海军上校威得尔。

行前，英王查理一世敕令威得尔，进入中国海域时，“如果发现任何机会，就把他们可能发现的和认为对我国有利益、有荣誉、值得据为己有的一切地方，占据下来”，这就宿命般地注定了，中英通商史中英国从一开始就充满了侵略性，中英第一次接触也是以血与火的文字记载在中英关系史上的，这是探寻中英通商史时绝对不可忽视的前提。

其实，在威得尔船队抵达澳门港之前，葡萄牙人早已捷足先登，在明清史籍中，葡萄牙人多被称为大西洋人。

明正德九年（1514年），葡萄牙人首次到达广东屯门。正德十二年（1517年），8艘葡萄牙海盗船，以朝贡通商为名，突入广东东莞，发炮轰击，“大炮迅烈，震骇远近”，明政府以无朝贡旧例，加以拒绝；葡萄牙海盗船“乃退泊东莞南头，盖房树栅，恃火铳自固”，以后便在广东沿海杀人抢船，从事海盗掠劫活动。明政府为保卫海疆，于正德十六年（1521年）发兵征讨，次年将海盗船驱逐出粤，葡萄牙人转而在闽浙一带掠劫，并勾结倭寇，成为明政府东南大患。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人“托言舟触风涛，愿借濠镜（澳门）地暴诸水渍贡物”，以欺诈手段，从广东官府强租了澳门，成为首批进入中国的欧洲人，建立了殖民侵略的桥头堡。后来，澳门成为西方国家与中国进行贸易的收舶地。

而葡萄牙人为了垄断与中国的贸易，并不愿意让欧洲其他国家染指澳门，当威得尔船队万里迢迢抵达澳门时，葡萄牙人不准他们在澳门港登岸，并在中国官员面前极力诋毁英国人，说他们企图前来捣乱，应予以驱逐。葡萄牙人还派出巡逻艇在英船附近巡弋，阻止英国人进行贸易活动。

此时的英国尚未强势崛起，威得尔只得忍气吞声，率船队绕过澳门开往广州，欲与中国直接通商。当船队抵达虎门珠江口时，他们被镇守虎门的中国守军拦了下来。但虎门守军并未对他们发难，只是告知他们，须经广州官府批准后，他们才能驶入珠江。

威得尔在等待数日后仍未得到答复，便率领武装船队强闯虎门。虎门守军随即鸣炮示警，威得尔是个脾气火爆的军人，一嗅到火药味就立即作出反应，下令开炮还击，中英之间的第一次小规模军事冲突就这样爆发了。

这次短兵相接，也是英国武装商船对中国海防前线的第一次军事试探，其结果是，英国展示了坚船利炮的威力，火速攻占了一个炮台，接着他们扯下中国军旗，挂上英国旗帜，并拆下35门大炮，作为战利品搬到船上。随后长驱直入，由珠江口驶入珠江内河，为防止珠江沿岸中国守军的攻击，他们沿途还劫持了两只小船，一同开往广州。

入港后，威得尔一边派人与广州官府谈判，一边乘机在广州卸下满船货物，准备在广州销售。他们还采购了一些让他们垂涎不已的中国商品，如丝绸、瓷器、茶叶，打算运往英国销售。

英船深入广州内河，这种侵犯大明主权的行为，激起广州官府的愤怒。广州官府随即将三个来谈判的“英夷”投入大牢，并将英国人的货物统统没收。9月10日，广东海防衙门派出3艘战船，向英国船队发射火炮和火箭。英国船队只得仓皇溜走。

威得尔率船队返回虎门后，一怒之下，于19日在虎门纵火烧毁了3艘中国船只，焚毁1个市镇，抢了30头猪。21日，又攻占并炸毁虎门亚娘鞋炮台，焚毁了一艘大船。

明朝官府迅速调集军队，准备剿灭这支气焰嚣张的英国船队。威得尔见势不妙，赶紧带领船队逃到了澳门港，并央求葡萄牙人帮他们斡旋调解。

11月22日，威得尔答应中国的要求，赔偿白银2800两。30日，威得尔向中国官员提交了一份保证书，对虎门事件表示歉意，并保证完成贸易后即行离去。据此，广州官员决定不予追究，令其完成贸易后尽快离境，并释放三个英国人，发还了他们购买的货物。崇祯帝接到广东官府的奏折后，随即诏令：“红夷（英国人）今日误入，姑从宽政，日后不许再来。”所谓“红夷误入”，只是崇祯帝为自己挣脸面的说辞，而“日后不许再来”，则决然宣布“红夷”为不受欢迎的人。

英国对中国的第一次试探性通商，就这样收场了。他们从一开始就以炮火击碎了帝国的尊严，但他们的炮火却没有击破一个天朝上国的迷梦与幻觉。

首次前往中国的西方正式使节

在威得尔船队离去之后，英国仍一直寻求各种途径打开那扇遥远的东方帝国之门，但对他们来说，这并不容易。自此之后，英国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派船到中国活动。直到清顺治元年（1644年）才有第一只商船来华。但由于南明政权正在和清军对抗，英船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在那个时空维度里，世界各国的力量此消彼长。随着英国国力日益强盛，英国一举夺得海上霸主的地位。尤其是18世纪60年代发源于英格兰中部的工业革命，使英国在西方列强中迅速强势崛起，其工业产量在18世纪末已占世界总产量的近三分之一。为了开辟境外市场和寻找资源，英国以全球性的目光打量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而工业化打造出的更精锐的船舰和利器，又把他们载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为他们扫平一切障碍。中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简直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市场，又怎能不让西方列强觊觎？

当英国迅猛崛起之际，那个集文治武功于一身的乾隆帝，一直在雄心勃勃地打造一个庞大而封闭的独立王国。在“康乾盛世”华丽的外表之下，几乎无人发出“盛世危言”，尤其是缺乏明万历年间张居正那种具有危机意识和变革意识的大臣，康乾年间那些载入史册的名臣，大多是为这个帝国修补漏洞与残缺的出色工匠，但凡一点微不足道的变革，还必须先在历史先例中找到变通之法。一个帝国如此僵化，又非常傲慢，对海外那些“蕞尔番邦、红夷生番”，既无暇顾及也不屑一顾。

在这一背景下，英王乔治三世又于1787年（乾隆五十二年）派出了史上第一个访华使团，试图与中国签订通商协议，但该使团命途多舛，在风暴和疾病的折腾下半途折返。过了5年，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乔治三世钦命乔治·马戛尔尼勋爵为全权特使，派出了第二个访华使团，以祝贺乾隆帝八十大寿的名义出使中国，史学家认为这是西欧各国中首次向中国派出正式使节。

出发前，英国外相邓达斯向马戛尔尼提出了7个目标：一、开辟新的通商口岸；二、获得一块租借地或小岛，让英国商人常年居住，并由英国行使司法权；三、废除广州现有体制中的滥用权力；四、在中国特别是北京开辟新市场；五、通过双边条约为英国贸易打开远东市场；六、向北京派常驻使节；七、在不引起中国人怀疑的条件下，在中国多走走看看，对中国的实力做出评估。

如今读来，不难从中嗅出些许殖民的味道。

埋在鸦片战争47年前的伏笔

1792年9月26日，马戛尔尼率领着一支由700人组成的庞大使团从英国普利茅斯港出发，使团船队中最大的一艘是由皇家海军提供的“狮子”号军舰，也是他们的旗舰，载有64门火炮。

马戛尔尼出身于苏格兰贵族家庭，曾担任英国的驻俄公使、加勒比总督等职，对国际外交很有见地。在英国人眼里，他是贤明的政治家和杰出的外交家。

他精心挑选了各种能代表英国国力的礼品。为了更好地展示这些新发明，他还煞费苦心地挑选使团成员，不但有外交官和贵族，还有天文学家、哲学家、医生、机械专家、兵器专家、航海家、制图家、植物学家、画家以及有作战经验的军官。马戛尔尼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向中国皇帝证明英国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

使团副使乔治·斯当东是马戛尔尼的挚友，他13岁的儿子小斯当东（托马斯·斯当东）是使团中最小的成员。在当时，英国人中极少有会说中国话的，小斯当东是其中之一。他经过半年多的中文速成训练，除了一些日常用语和礼仪用语，还能写几个汉字。

经过近9个月的远航，马戛尔尼使团船队终于在1793年6月19日抵达澳门。但马戛尔尼的船队并未直接驶入广州黄埔港，而是打算沿中国东南海岸线北上。在以水运为主的时代，一支庞大的英国使团船队北上天津，这其实也是必然的选择。而且船上装有大量为乾隆帝贺寿的珍贵礼品和精密仪器，陆路赴京既麻烦又容易损坏这些物品。但在这貌似合情合理的表象之下，预伏着历史的玄机。

马戛尔尼率团出使中国，一开始就有着一明一暗两个目的。其明的目的是想通过谈判，与中国政府建立正式通商的外交关系，取消清政府在对外贸易中的种种限制和禁令，打开中国门户；另一方面，则是暗地里对中国沿海进行一次长线侦察，搜集有关中国沿海的情报，评估中国的实力，为英国采取下一步行动提供依据。

此次，他们从澳门出发，沿中国东南海岸线直达大清帝国京畿之地的天津，中途还驶入舟山海域，又在定海港停泊休整数日。一路上，他们把围绕中国东南沿海的海路侦察得一清二楚，进一步修正了英国在几十年前就已得到的关于中国海岸线的测绘图，并添加了新的内陆航线数据。

他们在舟山海域停泊的数日里，测得了大量数据，发现舟山是一个在贸易上和军事上都极具战略地位的天然良港。47年后，当英国在虎门销烟后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其侵华远征军第一次北上，也是先舍弃广州，从澳门沿东南海岸线北上，在攻克舟山定海后北上天津大沽。

英国使团的第一次访华，和英国远征军第一次侵华，在路线上有着惊人的巧合，几乎如出一辙。天底下怎么会有此巧合的事情？有学者认为，这是英国人早已埋下的伏笔。

当年，乾隆帝却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英吉利这么一个遥不可及的“番邦”。为了看看这个“番邦”在哪儿，他命人搬来《大清一统志》，其中记载了当时中国所知的所有国家，但乾隆帝睁大双眼，也只找到了传教士们常说的法兰西、意大利、葡萄牙。出于对这个远在“四夷”之外的“番邦”的使团的眷顾，乾隆帝还诏谕沿途官吏对“英国贡使”一路施恩。当时没有谁能预料到，这些“红夷”，将会成为摧毁大清帝国的第一“杀手”。

窥破盛世王朝的神话

英使船队于1793年7月下旬到达天津大沽口外。在踏进大清国门之前，英国人对中国的印象一直还沉浸在《马可·波罗游记》绘声绘色的描述中。“发达的工商业、繁华热闹的市集、华美廉价的丝绸锦缎、宏伟壮观的都城、完善方便的驿道交通”，无不令他们憧憬和期待。

当时的欧洲流行着一股中国风，人们把花园布置成中国园林的样子，宫殿里挂着中国图案的装饰布，就连英国女王也喜欢穿中国服装。英国作家约翰·夏贝尔在1755年出版的《英国书简》中写道：“放眼望去，几乎皆是中国之物……家居中的每把椅子、桌子、镜子的围框等等，都必须是中国的；墙上贴满的是中国壁纸……”

让西方人趋之若鹜的“中国热”，可以从两个层面解读，一种是物质上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产品兴趣盎然，如茶叶、丝绸、瓷器等在英国乃至整个欧洲市场都炙手可热；而另一种则是文化上的。

在路易十五当政时期，由于法国人民极度不满他的统治，涌现了一批渴望推翻专制统治的启蒙思想家，他们很多都是“中国迷”，急于找到另一种文化或者文明形态来打破专制桎梏，于是他们根据各自的需求，塑造了一个近乎神话和天国般的东方盛世之国。这些有影响力的欧洲学者们，都呼吁西方应向中国学习。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伏尔泰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

马戛尔尼就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下成长起来的“中国迷”，他最憧憬的就是走进中国，亲眼看看这个黄金遍地的盛世帝国和礼仪之邦。行前，他让人把一个世纪以来欧洲出版的有关中国的书都买齐了，一路上都在如饥似渴地阅读。可就在到达中国的第一天，眼前的一切让马戛尔尼一行大失所望。

使团事务总管约翰·巴罗在《我看乾隆盛世》中记载：“没有看到任何人民丰衣足食、农村富饶繁荣的证明。除了村庄周围，难得有树，且形状丑陋。房屋通常都是泥墙平房，茅草盖顶。偶尔有一幢独立的小楼，但是绝无一幢像绅土的府第，或者称得上舒适的农舍。事实上，触目所及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

乾隆帝曾下旨，令沿途官员好好招待英国人。船到大沽口外，地方官员送来许多食物，包括20头小牛、100头猪、100只羊、1000只鸡、3000个南瓜，以及许多果品时蔬，足够600人吃一周。由于许多牲畜在运送途中碰撞死去，英国人不屑地把它们丢入海中，但中国人连忙把它们捡起来，洗干净，用盐腌上，等过年再吃。

中国普通百姓生活虽然困苦，但他们却总是带着愉快善意的面容。约翰·巴罗写道：“他们彼此间的融洽态度给人好感。天真、纯朴的样子显示他们内心的幸福和满足。使团雇佣的水手总是高高兴兴的。划船时，为了确保行动一致，他们唱着统一的劳动号子，歌声中充满了振奋和快乐。”

在马戛尔尼看来，中国百姓是一群极其吃苦耐劳、快乐活泼的人。然而，官吏们总是任意处罚和凌辱他们。英国使团刚到定海，地方官为了给他们寻找领航员，将一群样子极可怜的人押进大堂。其中两人因为有过航海经历，被征为领航员。他们跪着求长官放过他们。如果他们带领使团船队去天津，就不能养家糊口了。可是任凭这二人如何哀求，长官仍不为所动，命令他们在一个时辰之内上船。

从通州到北京的一路上，纤夫们的惨状也让使节团成员唏嘘不已。当时已是枯水季，船只无法在运河中行驶，船户和纤夫们不得不用绳子拉着巨大的船只在河道中前行。据约翰·巴罗记载，纤夫是“从河畔村庄强征来干这苦力活的。通常的做法是在船到达前，派人趁天黑突然把这些可怜的家伙从床上叫起来。但满月的日子，一般休息的时间推迟，大家有了警觉，所以当官员派遣的役吏到达，可能被拉差的人都躲藏起来，因此除震耳的锣声、号角声和爆竹声外，我们时时听到那些不愿拉纤的人挨杖和受鞭打的惨叫声”。

见到皇帝，跪还是不跪

尽管英国人看穿了大清帝国外强中干的真相，但这个庞大无比的帝国还是让他们充满敬畏。

负责接待马戛尔尼一行的是钦差大臣徵瑞、天津道乔人杰和通州副将王文雄。7月31日，乔人杰和王文雄登上英船“狮子”号拜访了马戛尔尼。第一次会面中，徵瑞没有露面。马戛尔尼以为他“怕海”，所以宁愿留在陆地上。实际却是钦差大臣根本不屑上外国船。

稍事停留后，除留一部分人在圆明园安装英国带来的仪器外，马戛尔尼率领使团主要成员前往热河行宫（今承德避暑山庄），觐见乾隆帝。

英国人早已领教过中国道路的泥泞难走，可从北京到热河的道路却平坦而宽阔。打听后才知道，原来这条路是专为皇帝修的“御道”，平时严禁人行，只有皇帝的仪仗才能走。乾隆帝9月下旬要回北京，“御道”提前一个月就开始用黄土垫道。“御道”长达200公里，整修工程需动用23000多名兵丁。马戛尔尼感慨：“此等帝王之尊荣，恐读遍世界各国历史，不能复有第二国似之者也。”见到乾隆帝前，马戛尔尼曾不止一次说，英国国王是西方第一雄主，乾隆皇帝是东方第一雄主，可现在他发现英国国王的权威远不及中国皇帝。

为了维护至高无上的皇权，清廷上下与马戛尔尼之间的礼仪之争也进入白热化。早在觐见之前，清廷就提出，马戛尔尼必须按藩国贡使觐见天朝大皇帝之惯例，行三跪九叩之礼。

跪还是不跪？怎么跪？马戛尔尼在这一问题上被生生卡住了。英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他是代表英国的全权特使，一旦向中国皇帝跪拜叩头，那就意味着英国对中国俯首称臣。但若不跪不叩，他不但见不到大清皇帝，还有可能被驱逐出境。而为了这次出使，打开中英通商之门，英国已经翘首企盼了200年。

马戛尔尼到底有没有对乾隆皇帝磕头，这个问题让后人争论了百年。有一种说法是，在几经交涉之后，马戛尔尼最终与清廷达成一个折中方案，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使节，他可以按照英国最崇高的礼仪向大清皇帝行单膝跪礼，而不用双膝下跪叩头。然而，不恭顺的英使让乾隆帝大为不满，他下谕旨：取消英使其他活动，万寿节过后，尽快打发他们上路。

乾隆帝的庆寿大典在八月十三日（9月5日）举行，当老迈的乾隆帝出现时，在司仪的统一指挥下，天朝的文武百官按品秩高低依次上前，三跪九叩，敬祝圣上万寿无疆。每一个人，每一个动作，都是机械而千篇一律的。他们脸上的表情僵硬、麻木、肃穆，在英国人看来，这不像在贺寿，倒像是一个充满了凭吊意味的葬礼。

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不过，这场“演出”也有即兴的成分。双方谈话需要通过几道翻译，非常麻烦。乾隆帝问，使团中有没有能直接讲中国话的人。马戛尔尼回答，有一见习童子，今年13岁，能略讲几句。他就是小斯当东。

乾隆帝听了，便把小斯当东招呼到自己身边，让这个漂亮的洋娃娃靠在自己的膝盖上。天真无邪的小斯当东把老皇帝逗得龙颜大悦，乾隆帝欣然从自己腰带上解下一个槟榔荷包，送给小斯当东。这样的“圣眷隆恩”，可不是一般人能享受的。可乾隆帝却不知道，48年后，这个洋娃娃成了英国下院议员，当议会为是否向中国开战而争论不休时，他以一个“中国通”的权威口吻声称：“中国听不懂自由贸易的语言，只听得懂炮舰的语言！”

失之交臂的文明碰撞

在祝寿大典之后，乾隆帝特意接见了远道而来为自己贺寿的英吉利“贡使”，马戛尔尼借此呈递上英国国王致大清皇帝的国书。

关于这封国书有多种版本或译本，其中比较让人信服的版本是：“在皇帝陛下的统治下，贵国国家兴盛，为周围各国所敬仰。如今我们国家同世界各国和睦相处，本国王认为正是谋求我们两大文明帝国友好往来的好时机。本国臣民经常到贵国经商，无疑双方都能因此受益。故此希望特派一位全权公使常驻贵国，管束我国臣民之行……”

应该说，英国当时对清廷还是毕恭毕敬的，仅从英国特使首次访华看，无论从使团规模还是所带礼品之丰厚（英国使团共带来近600件礼品，而且都是经过精心挑选和特意制造的），都表明了英国对大清帝国和皇帝陛下的尊重和诚意。

据英方的记录，他们的礼品单中有天体运行仪，可以准确模拟太阳系天体的各种运动。另外，还有地球仪。但当世界清晰地呈现在乾隆皇帝和满朝文武的面前时，他们却摇头晃脑，一笑而过。

在礼品中还有当时在西方独领风骚的毛瑟枪。马戛尔尼原本想让英国使团卫队进行一次火器操演，接受大清皇帝检阅，但乾隆帝对此不感兴趣，就连大将军福康安的态度也很冷淡：“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法谅来没什么稀罕。”马戛尔尼在日记中无奈地哀叹：“他们连看都不想看一下，要知道中国军队使用的仍然是火绳枪。”

英国使团还带来了一个大型热气球，这是当时世界上最令人惊奇的新发明之一，只要乾隆帝愿意，他马上就可以成为遨游天际的亚洲第一人。但大清帝国怎会拿一个天子的性命去冒险？更何况他已是一个80多岁的老人了。

在这一次东西方文明的对接中，很多事物原本可以成为东方历史的开端，然而都沦为了历史的假设，而那些稀奇古怪的仪器、机器都成了清宫中的玩物，无论皇帝还是朝臣，谁也没觉得那是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在他们眼里，那不过是些奇巧淫技而已。

有史家猜测，乾隆帝和朝臣们之所以对这些东西兴味索然，可能与翻译有关，尤其是对这些科学仪器和原理的翻译和解释，在汉语中几乎找不到对应词，比翻译《圣经》还难。

实际上，乾隆帝很喜欢收藏洋玩意儿，而且还让两广总督常年在海外搜罗先进、精巧的东西。但马戛尔尼带来的礼品并没有让乾隆帝感到特别惊喜；另一方面，出于天朝上国的自负，乾隆帝和朝臣们也不愿意对洋玩意儿表现出太大的热情。

就是这种道不明的自负，让大清与世界上先进科技和武器失之交臂。若是他们知道40多年后，中国军队在英国人的武器面前一败涂地，不知会作何感想。而英国使团却对中国的每样东西都特别感兴趣，不管看得懂还是看不懂的。

耗费78000多镑的出使活动失败了，但绝非一无所获

“进贡”和祝寿已毕，英国使团该打道回府了。但马戛尔尼的使命还没有完成，他向清廷请求暂缓回国，并请求与大清政府举行通商会谈。

据马戛尔尼的《1793乾隆英使觐见记》记载，他代表英国政府向清廷提出了七个请求：开放宁波、舟山、天津、广州之中一地或数地为贸易口岸；允许英国商人比照俄国之例在北京设一仓库以收贮发卖货物，并在北京设立常设使馆；允许英国在舟山附近岛屿修建设施，作存货及商人居住地；允许选择广州城附近一处地方做英商居留地，并允许澳门英商自由出入广东；允许英国商船出入广州与澳门水道并能减免货物课税；允许广东及其他贸易港公表税率，不得随意乱收杂费；允许英国圣公会教士到中国传教。

这些请求里含有占据（至少是租借）中国领土的要求，而且明显含有“治外法权”的要求。

由此可见，马戛尔尼这次出使中国，并不是纯粹以寻求平等的通商贸易为目标。而英国作为交换条件的，就是允诺“在必要时同意禁止东印度公司把鸦片输往中国，以符合清廷的鸦片禁令”。可想而知，乾隆帝断然拒绝了英国使团的请求，并下了逐客令。但凡涉及领土与主权，都是不可以拿来做交易的。

后世皆以为乾隆帝是因其盲目自大，才没有批准英使的请求，但从历史事实看，并不尽然。当时，大清帝国的版图仿佛大得没有边际，其国土面积近14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3亿，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三分之一。面对如此庞大无比的疆域，乾隆帝的眼光哪怕再开阔，也难以穿越幅员辽阔的大陆延伸到海岸线之外。

天朝上国，地大物博，什么都不缺，从乾隆帝到朝野上下，对这些“洋夷番邦”的产品都没什么兴趣，如英国出口的羊毛、呢绒等工业制品，算是他们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了，但在中国都没什么人看好，中国人最喜欢的还是自己出产的丝绸。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必要与他们搞交易呢？正如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作出的评价：“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

这样一个帝国，对于马戛尔尼而言，就像无法进入的城堡。这次耗费78000多镑的出使活动失败了。在清政府的再三催促下，在没有举行谈判的情况下，马戛尔尼只能率领庞大的使团踏上归程。“狮子”号大副爱尼斯·安德逊在《马戛尔尼航行中国记》中几近悲叹：“我们像要饭一样进入北京，像囚犯一样被监禁在那里，而离开时简直像是盗贼。”

尽管英国使团未完成预定的使命，但他们绝没有空手而归，最大的收获就是窥破了一个盛世王朝的神话，看到了一个最真实的大清帝国。

他们由军机大臣松筠等人一路护送，实为押送。来时，他们是沿着中国东南海岸线北上，但清廷犯了一个严重错误，没有令他们原路返回，而是让他们经大运河、扬子江、赣江、北江、珠江，到达广州。这一历经两个多月的漫长旅程，几乎纵穿了中国腹地，而这条路也是未来林则徐的一条必经之路。

就是这次历史性穿越，让英国使团对这个外强中干、颟顸落伍的帝国有了更直接深入的认识。

在从北京前往广州的路上，马戛尔尼一行成功收集到许多有关中国的第一手情报。东印度公司主席培林曾写信嘱咐马戛尔尼，“应放大目光，以冀获得更充实而有用之情报与实际利益”。事实证明，马戛尔尼一行不负嘱托。他们对中国的地理地貌、山川河流、动植物种、经济状况、社会组织形式、科技水平、军事实力、国民心态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

以收集茶、桑等植物为例，马戛尔尼就不虚此行。每年英国都要花大笔白银从中国购买茶叶，英国上下都希望使团能将茶的栽培、加工制造技术学到手，从而减少对华茶叶的依赖。以今天的眼光看，这属于商业机密。但使团途经产茶区时，两广总督长麟竟然允许他们选取最佳茶树带回数棵。后来，马戛尔尼使团成员将茶树送至印度培育。19世纪70年代后，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的大茶园迅速发展起来，致使中国出口的茶叶大减。

当马戛尔尼使团到达广州时，一支“欢送”他们的中国军队展示了其“枪戟林立、强弓硬弩”的军威。结果英国人一眼便窥知了大清军队腐败和落后的虚弱本质，清军身着宽衣大袖的军服，既未受过军事教育，使用的又是西洋早已抛弃了的刀枪弓矢之类的落伍冷兵器。有几个士兵的手里除了武器之外，还拿着扇子。马戛尔尼感叹道：“一旦不幸，洋兵长驱而来，此辈果能抵抗与否？”不幸被他言中，40年多后拿着洋枪洋炮，率先攻入中国的不是别人，正是英国军队。

作为回敬，英国使团卫队也进行了分列式等演练。结果大清官员在奏折中说，这些长胳膊长腿的“红夷”走路时步履僵硬，直挺挺的，膝盖不易弯曲，“一旦仆地，极难起身”。这样的描述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而顽固的印象，以至数十年后的那些封疆大吏，如林则徐、裕谦等，对此还一直深信不疑。

1794年（乾隆五十九年）1月，马戛尔尼使团从广州启航，于当年9月回国。马戛尔尼在给英国议会的报告中称：“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旧的大船，150年来，它之所以没有倾覆，是因为幸运地遇见了极为谨慎的船长。一旦赶上昏庸的船长，这艘大船随时就可能沉没。中国根本就没有现代的军事工业，中国的军事实力比英国差三到四个世纪。”他还提醒英王随时注意清王朝的垮台，以便得到“比任何其他国家更多的好处”。

马戛尔尼从一开始就虎视眈眈地觊觎着中国，正如英国人写的一首赞颂马戛尔尼出使中国的长诗所说：

骄傲的中国，富饶的银矿

……她的财富将被掏空，成为（英）帝国的供应。

英国使团又遇到老问题

到嘉庆时代，政治腐败与鸦片烟毒沆瀣一气。为了防堵鸦片输入，嘉庆帝除了三令五申发布禁令，就是坚守乾隆时代的闭关锁国之策。而英国政府为了扩大对华贸易，乔治三世又于1816年（嘉庆二十一年）派阿美士德勋爵率使团访华，试图让他来完成马戛尔尼未竟的使命。阿美士德为避免重蹈马戛尔尼无功而返的覆辙，首先想到让“中国通”托马斯·斯当东任使团副使。

从马戛尔尼出使中国到阿美士德访华，时隔23年，当年的那个洋娃娃小斯当东如今已是一个人到中年、风度翩翩的英国绅土。第一次出使中国，在返回广东途中，小斯当东还与护送使团的大学士松筠成了忘年交。这是他与中国结缘的开始，而接下来的一切仿佛命运的安排，他“注定会成为最了解中国的英国人”，也注定会成为中国的天敌。

1800年（嘉庆五年），托马斯·斯当东已长大成人，被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商馆聘为文员（书记员）。翌年，他父亲去世，他承袭了父亲的爵位。在广州历经十余年打拼，他于1815年当选为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商馆的管理机构的特选委员会主席，全面掌管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事务。除了贸易，他还搜集和整理有关中国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的资料信息，甚至花费10年的时间翻译了《大清律例》。其间，松筠一度出任两广总督，这为他深入了解中国，尤其是中国官场打开了方便之门。这些一般外国人难以占有的优势，加之他勤于钻研的精神，让他成为一个载入史册的“英国汉学之父”。在这个过程中，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犀利而清晰的中国视角。他关于中国各方面的著述，很多都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的必读书籍，有的甚至成为英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的依据。他回国后还发起创办了皇家亚洲学会，积极推动英国的汉学研究。在他的努力下，英国伦敦大学大学院和帝国学院开设了汉学课。

然而，这个“中国通”斯当东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对中国充满友善的小斯当东，他对中国的了解是建立在“知已知彼，百战不殆”的目的上的，他是一个坚定地站在本国立场上的贵族，一个对华大肆输出鸦片、牟取暴利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大掌柜。

而当年身为皇子的爱新觉罗·颙琰，就是他们这次要觐见的大清皇帝。乾隆帝接见马戛尔尼时，颙琰亦在场。英使这次觐见嘉庆帝，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又是那个老问题：下不下跪、叩不叩头？

清廷要求阿美士德向大清天子行三跪九叩之礼，但阿美士德只愿以“脱帽三次，鞠躬九次”代替。由于双方在礼数上反复纠缠，一直难以达成协议。这个庞大的使团只能滞留于京师附近的通州。

为了打开僵局，另一名使团副使认为叩头只是无关大局的形式。但斯当东比他更了解中国，为了保持大英帝国和乔治三世陛下的尊严，他坚定地表示：“哪怕会导致使命的失败，（我们）也完全不应该同意叩头。”

中英双方通过反复协商，最终又达成了一个折中方案，英国使团成员以“单膝下跪低头三次，并重复动作三次”代替三跪九叩。这是中国和英国都从未有过的不伦不类的礼仪，为此，阿美士德使团的所有成员不得不反复演练，直到清廷理藩院尚书基本认可了，才向嘉庆帝奏禀：“（英使）起跪颇不自然，尚堪成礼。”嘉庆帝这才沉吟颔首，决定在颐和园接见“英吉利贡使”。

结果阿美士德接到通知的时间太晚，没有赶上规定的觐见时刻，和世泰等官员便向嘉庆帝奏称英使生病了。嘉庆帝听后勃然大怒，取消了这次“陛见”，拂袖而去，并下令驱逐使团离京，将使团所携贡品一律退回。

在发动侵华战争之前，英国能够打入中国国门的利器就是鸦片

英国使团再次空手而归。阿美士德和使团成员在返程途中憋了一肚子火，当他们乘坐的战舰“阿尔切斯特”号抵达虎门珠江口外洋时，一场风暴席卷而来，英国人要求驶入虎门港湾暂避风浪，而驻守虎门的清军坚称必须请示上级批准。英国人的怒火终于爆发了，阿美士德一声令下，“阿尔切斯特”号连续发射排炮轰击虎门要塞，虎门守军几无还手之力，一座看上去森严壁垒的要塞顷刻间土崩瓦解。

“阿尔切斯特”号为载有40门火炮的中型舰艇，若换了马戛尔尼使团当年那艘64门火炮的“狮子”号，清军会输得更惨。英国在海上征战的实力和清军在海口要塞的防守之力，其悬殊之大又一次暴露无遗，但依然没有引起清廷的警觉。

后来，嘉庆帝得知英国使臣拖延“陛见”时间的实情后，又派人追上英使，并送去一道写给英王的谕旨和回赠英王的礼品，谕曰：

尔国王恭顺之心，朕实鉴之。特将贡物内地理图画像、山水人像收纳，嘉尔诚心，即同全收。并赐尔国王白玉如意一柄、翡翠玉朝珠一盘、大荷包二对、小荷包八个，以示怀柔……天朝不宝远物，凡尔国奇巧之器，亦不视为珍异。尔国王其辑和尔民，慎固尔疆土，无间远迩，朕实嘉之。嗣后毋庸遣使远来，徒烦跋涉，但能倾心效顺，不必岁时来朝，始称向化也。俾尔永遵，故兹敕谕。

应该说，嘉庆帝还是知错能改的，但他仍然没有与英使谈判通商之意，一句“嗣后毋庸遣使远来”的客套话，也等于又下了一道永远的逐客令。

从明崇祯十年（1637年）威得尔率领的武装商船第一次向虎门要塞开炮，距“阿尔切斯特”号的这次更猛烈的炮轰，时隔180年，这么漫长的时间足以让一个国家崛起，然而，这充满震撼力的炮火依旧未能惊醒大清帝国。

从马戛尔尼首次访华到阿美士德第二次出使，时隔21年，从阿美士德出使中国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还有24年，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急剧而深刻的变化。然而，大清帝国始终是关起门来，龟缩在不堪一击的旧式城堡里，沉溺于虚无的天朝梦幻中。

而作为英国使团两次出使中国的成员小斯当东，在两次与清王朝谈判通商的使命均告失败后，对通过正常的外交渠道打开中国国门已经死心了，从而极力主张对中国诉诸武力。不过，那时无论是阿美士德，还是英国政府和王室，还未敢贸然向大清帝国发起侵略战争，他们还要进一步侦察和评估这个东方帝国的实力。

而在发动侵华战争之前，英国能够打入中国国门的利器就是鸦片，汹涌而入的鸦片……

（参考资料：《海祭：从虎门销烟到鸦片战争》花城出版社2019年5月第1版、《马戛尔尼使团访华记》《北京日报》2018年10月17日、《伊丽莎白一世给万历皇帝的亲笔信上写了什么》人民网2015年2月5日、《真正的中英第一次冲突——1636年明英虎门交锋》《南方工报》2015年5月14日等；作者：陈启文、黄加佳、张达明等）

链接 清朝为何闭关锁国

1757年，一道圣旨从京城传到沿海各省，下令除广州一地外，停止厦门、宁波等港口的对外贸易，这就是所谓的“一口通商”政策。这一命令，标志着清政府彻底奉行起闭关锁国的政策。200多年来，乾隆的这道圣旨一直被视为是导致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的祸根。那么，当时正值鼎盛时期的大清帝国，为何会有这种举动呢？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明朝败亡后，郑成功等政治势力一直矢志反清复明，并长期依靠海上力量与清朝周旋。据史料记载，一些西方人士曾直接参与南明政权与清朝的军事斗争。而郑成功也曾向日本的德川家族请求过援助。因此，自清朝立国以来，就一直厉行闭关政策，只不过在乾隆之前，其主要意图是隔绝大陆与台湾郑氏抗清力量的交往，并防范新的反清力量集聚海上。

乾隆即位后，在海禁方面基本上沿袭了先祖的政策。18世纪中叶，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首的西方商人，一直强烈渴望寻找机会打开中国市场，不断派船到宁波、定海一带活动。巧合的是，乾隆十分热衷于到江南一带巡游。据说当乾隆第二次南巡到苏州时，从地方官那里了解到，每年仅苏州一个港口就有1000多条船出海贸易，其中竟有几百条船的货物卖给了外国人。乾隆还亲眼看到，在江浙一带的海面上，每天前来贸易的外国商船络绎不绝，而这些商船大多携带着武器。于是在1757年南巡回京后，乾隆断然发布了那道著名的圣旨，并规定洋商不得直接与官府交往，只能由广州十三行办理一切有关外商的交涉事宜，从而开始实行全面防范洋人、隔绝中外的闭关锁国政策。

就在乾隆闭关锁国的圣旨发布后不久，一起由英国东印度公司挑起的讼案，又进一步坚定了乾隆的决心，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洪任辉事件”。

英国人洪任辉，原名詹姆士·弗林特，当时是东印度公司的一名翻译。1755年，在东印度公司的指示下，洪任辉曾带领商船前往宁波试航。

闭关锁国政策施行后，英国东印度公司不愿就此罢休，指示洪任辉再往宁波试航，如达不到目的，就直接航行至天津，设法到乾隆的面前去告御状。在天津，洪任辉通过行贿手段将一纸诉状送到直隶总督的手中，并由后者转呈乾隆御览。

洪任辉在诉状中控告粤海关官员贪污及刁难洋商，并代表东印度公司希望清政府改变外贸制度。乾隆看了他的诉状后，勃然大怒。他认为洪任辉所作所为不但有辱天朝的尊严，而且怀疑他是“外借递呈之名，阴为试探之计”。结果，洪任辉被驱逐出境，而那位替洪任辉代写诉状的中国人，竟落了个被斩首示众的下场。

“洪任辉事件”发生后不久，乾隆感到要防止外商侵扰，除了将对外贸易限制于广州一地外，还必须加强对他们的管理与防范。1759年，朝廷又颁布了《防夷五事》，规定外商在广州必须住在指定的会馆中，并且不许在广州过冬，不得外出游玩，甚至还特别规定“番妇”不能随同前往；而中国商人不得向外商借款或受雇于外商，不得代外商打听商业行情。

在此后的近百年间，为了打破封闭的中国市场，欧洲诸国如沙俄、英国等国曾多次向中国派出使团，试图说服清朝皇帝改变闭关锁国的国策，但都无功而返。其中，1793年英国向中国派出的马戛尔尼使团，无疑是最著名的一次。尽管英国为了达到外交目的，进行了充分的准备，甚至不惜委曲求全，但乾隆皇帝在给英王乔治三世的回信中却表示，中国物产丰盈，无所不有，不需要增强对外贸易，从而彻底关上了中国的大门。最终在几十年后，双方不得不通过另外一种方式解决问题。

（责编：陈毓婧；来源：《1757年：中国彻底闭关锁国》《环球时报》2006年5月23日；作者：杨红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