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最决绝的禁烟派领袖
若要探悉一个帝国的历史真相，先要尽可能逼近关键人物。在鸦片战争前夕，大清帝国面临着崩溃。林则徐就是站在这崩溃的边缘的历史人物，正是那种迫在眉睫、危在旦夕的危机感，让他成为了最严厉、最决绝的禁烟派领袖。在虎门销烟之前，林则徐就曾在湖广总督任上，公开销烟。道光帝召他觐见，赐他骑马和坐轿入觐，这是连一般的亲王和军机大臣都享受不到的崇高礼遇。被任命为钦差大臣，林则徐在离京赴粤之前，特意去探望座师沈维矫，“师生相顾涕下”，这绝非全然为别离之悲。在师生俩看来，这钦差实为充满悲怆、凶险莫测的苦差。
责任编辑/黄梦怡
小小年纪便有了经世救国之抱负
乾隆五十年七月二十六日（1785年8月30日），农历乙巳蛇年，在福州侯官左营司巷（现福州市中山路19号），林则徐降生了。蛇在中华民俗文化中谓之小龙，可成大器。最早产生这种念头的就是守候在门口的林宾日。
林宾日，原名天翰，字孟养，号晹谷，为嘉庆侯官岁贡生，也就是秀才，以教书为业。他的夫人陈帙为闽县岁贡生陈圣灵的第五个女儿。林宾日夫妇一生共生育了三子（一说为四子）八女，林则徐在兄弟中排行第二，上有哥哥林鸣鹤，下有弟弟林霈霖，还有8个姊妹。林则徐出生时，林宾日已36岁。由于长子林鸣鹤早殇，林则徐实为家里的长子，林宾日对他寄予厚望。
就在林则徐出生那天晚上，林宾日“梦中亲见凤凰飞”，这让他一下联想到南朝才子徐陵。林则徐为何叫则徐？则，效法也，徐，徐陵也，此公就是林宾日为儿子树立的一个楷模。关于林则徐的名字还有多种解释，但这一说从林则徐的名字里可以得到多层验证。林则徐，字元抚，又字少穆、石麟，而徐陵字孝穆，相传为“天上石麒麟”转世。
林则徐降生的时候，已是乾隆晚年，他在乾隆年间度过了10年岁月，一个帝国已是未老先衰、老气横秋。
林则徐发蒙较早，4岁时，父亲便将他“怀之入塾，抱之膝上”，与童生们一同听讲。7岁时便已经熟习诸种文体，堪称神童。相传林则徐八九岁时，有一次先生带着学童们登上闽江北岸的鼓山之巅，风和海涛之声让一向刻板的先生兴致勃发，一句上联冲口而出：“海到无边天作岸。”先生让学童们对下联，当众生纷纷抓耳挠腮之际，林则徐不紧不慢地对出了下联：“山登绝顶我为峰！”先生一听就震惊了，一个八九岁的孩子，竟能出此豪言。
在林则徐的记忆中，一家人一直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林家致贫的直接原因是家里人口众多。林母一直带着几个女儿做针线活儿补贴家用，姊妹们都竭尽所能自食其力。
林则徐从小就很懂事，每天傍晚从书塾回家，便伏在一张小桌上做功课，母亲带着几个姊妹也在小桌旁做女红。他上床就寝后，母亲和姊妹们还在灯下飞针走线，一直做到鸡鸣时还未歇息。母亲和姊妹们的日夜操劳，让儿时的林则徐“见而愀然，请代执劳苦或推让饮食”。母亲那慈爱的脸色一下变得严厉了，正色道：“男儿务为大者、远者，岂以是琐琐为孝耶？读书显扬，始不负吾苦心矣！”这话让林则徐豁然一下就明白了自身的价值。
但凡科举时代的士人，若要崭露头角，从一介布衣变成国士，只能通过一条早已设定的路——科考。嘉庆三年（1798年），林则徐还是一个14岁的少年，就已跨过了科考之路的第一道门槛，中侯官第一名秀才。
林则徐随后入读福建当时的最高学府——鳌峰书院，该书院招收对象为全省九府一州品学兼优的生员（秀才）、监生和童生，“日给廪饩，岁供衣服”，这让一个寒门之子不再为衣食犯愁。林则徐就读期间的山长（院长）郑光策为乾隆四十五年进士，此公外表温和却是一身铮铮铁骨，中进士后他没有选择步入仕途，走的是另一条路——在闽中各大书院讲授经邦济世之学，尤其是对唐宋名臣陆贽、李纲、真德秀以及明清间学者顾炎武等人著作皆熟读精思，“靡不贯串，如数家珍”。在这样一位耿介鸿儒的谆谆教诲下，林则徐在小小年纪便有了经世救国之抱负。
嘉庆九年，林则徐“年二十，举乡试”，中第29名举人，在庆祝中举的“鹿鸣宴”后便举行了婚礼，迎娶16岁的郑淑卿为妻。郑淑卿比林则徐小4岁，其父郑大谟（字青墅）为侯官朱紫坊名儒，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进士，曾任河南永城、泌阳县令。
中举还不算真正意义上的金榜题名，在天下士子眼里的金榜是进士榜，只有进士登科及第才能拿到步入仕途的入门券。林则徐在婚后不久便只身赴京参加会试，然而这一次林则徐名落孙山。但他没有灰心丧气，回乡后，为了养家糊口，林则徐便在福州北库巷开设补梅书屋，一边如父亲一样开班授徒，一边准备下次会试。
这段时间，林则徐与一个同宗长辈过从甚密。林雨化，字希五，为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举人，虽未博得进士功名，但经大挑入仕。大挑，是清朝乾隆年间制定的一种科考制度，为的是让已经有举人身份但又没有官职的人有一个晋升的机会，凡是参加了四次会试科考仍没有中进士的举人，从中挑选部分为官，每六年举行一次。在实际操作中，却是典型的以貌取人，由吏部据其形貌面试挑选，一等以知县用，二等以教职用。林雨化为大挑第二等，补宁德县教谕。由于大挑非科举正途，入仕后一般难以擢升，在官场上往往被视为另类。林雨化因“秉性刚严，骨格坚篬”，更是另类中的另类。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福建长泰县林、薛两大家族因农田水利之争而酿成大规模械斗，在审理这样一桩人命关天的大案中，闽浙总督伍纳拉、福建按察使钱士椿收受了上千两白银的贿赂，凡涉及此案审判的藩台、粮道、盐道等大小官员均不同程度地受贿。贿赂绑架了审判，金钱颠倒了是非，以致造成18人的冤假命案。林雨化探悉案情真相后，趁元宵花灯赛会之机，制作了几盏大花灯，在灯上附了一首影射办案贪官的打油诗。伍纳拉、钱士椿等人心中有鬼，他们立马派兵冲散了花灯赛会，又罗织罪名将林雨化逮捕入狱，遣戍新疆，直到嘉庆帝登基，大赦天下，年届花甲的林雨化才得以获释归乡。
林则徐从小就听父亲讲林雨化的故事，“心敬慕之，欲修一见”。那时，他父亲和林雨化等人缔结“真率会”，这是一个由当地正直士人组成的民间社团。林则徐陪父亲参加聚会时，见到了林雨化，听了他一席话，读了他五卷书，深深地被这位前辈折服了。有多少人能像这位前辈一样，在逆境中受尽折磨仍不折不挠地保持一身凛然正气啊，他这骨子里的顽强和正气也渗透了林则徐的血脉。而林雨化对林则徐的深远影响，还不只这些，在步入仕途之前，林则徐就通过林雨化的命运窥见了吏治的腐败与黑暗，但他从不绝望，越是处于这暗无天日的世道，越是让他产生了匡正和挽救这个帝国的强烈渴望。
入仕前的官场历练
嘉庆十一年（1806年）秋天，林则徐应厦门海防同知房永清之聘，任厦门海防同知誊录（书记），开始了他有生以来第一段卑微的小吏生涯。房永清，字润堂，河北栾城人，在林则徐怀才不遇之际，他就看出林则徐是一位难得的人才，于是聘其为誊录，还给予他优厚待遇。林则徐对这位伯乐也常怀感恩之情，他后来官居高位，其品秩远远超过了这位六品海防同知，但在赴京述职途中，还特意去栾城拜祭房公墓。
对于林则徐，这不只是一个知遇之恩与感恩图报的故事，他这一段很容易被忽略的小吏经历，直接切入了他未来最大的人生主题——海防与打击鸦片走私。
厦门在当时就是东南沿海贸易兴盛的港口，海防同知是管理海口商贩、洋船出入收税、台运米粮、监放兵饷、听断地方词讼的官员。当时，洋船上的外商与国内的烟贩相互勾结、买通关防官吏、放任走私。在房永清的坚守和严查之下，厦门成了中外鸦片贩子打不开的一道门，只能采取武装走私，或抢滩登陆，或在近海进行鸦片交易。林则徐追随房永清“出入风波里”，追缴走私鸦片，记载走私鸦片的数量，他们的缉私船往往追不上那些速度更快的走私船，他们使用的武器大多是冷兵器和火绳枪，而走私分子手里握着的都是毛瑟枪。这也让林则徐切身感受到了鸦片走私之猖獗、洋枪洋炮之厉害、鸦片烟毒之祸患。是时，他还只是一个人微言轻、难有作为的小吏，担任厦门海防同知誊录也不过半年，但命运中总有些看似不经意的安排，仿佛早有预谋，正在向他的人生主题靠近。对于他，那还是一条相当漫长的路，从厦门走向虎门，他还要走33年。
林则徐告别了厦门海防前线，又被福建巡抚张师诚选为幕僚。对于他，这是一次难得的官场历练，也可谓入仕之前的实习阶段。
张师诚，字心友，号兰渚，浙江归安（今湖州）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进士。此公年长林则徐20余岁，在官场历练久矣，从内阁中书、军机章京到福建巡抚，其建树与政声皆为时人所称道，以擅长处理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而号称“能手”，尤以抚闽8年最有治绩，《清史稿》称他“才猷建树，卓越一时”。有人称，张师诚是发现林则徐这匹千里马的第一伯乐，其实他也是林则徐在正式步入仕途前的一位导师。
林则徐入幕之职为司笔记，相当于巡抚第一秘书，张师诚堪称是一位熟知封建社会各种典章制度的专家，他把各种典章制度连同自己办理公事、文案的知识技巧和一些不可为外人道的官场奥妙，几乎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林则徐。张师诚入仕既深，在官场上道行高深，游刃有余，却也有一种出尘的风骨。林则徐对张师诚一直是以师礼相事。后来，他在道光元年（1821年）还特为张师诚撰写了《张兰渚中丞六十寿序》，称赞这位恩师“爱才如性命，染人如丹青，扶寒畯如济舟航，引后进如培子弟”。
在长达5年的佐幕生涯里，林则徐还有一次军事历练。嘉庆十四年（1809年），林则徐第二次赴京会试落第，六月返闽，张师诚依然把他留在幕府。八月，张师诚奉命带兵镇压海盗蔡牵，特命林则徐随从。对于清王朝，蔡牵是一个驰骋于闽、浙、粤洋面的海上大盗，若换种历史眼光看，那也是一个打出“反清复明”旗号的义军领袖。蔡牵自称“镇海威武王”，他不但打败了浙江总兵胡振声所带领的闽浙两省水师，还用大炮打死了浙江提督李长庚，一时间声威大振，连清廷也为之震撼。清廷命福建巡抚张师诚、闽浙水师提督王得禄等率师镇压，集两省兵舰合力征剿。蔡牵在陷入绝境后，遂“发炮自裂座船，与妻小及部众二百五十余人沉海而死”。林则徐亲历了这样一次海上征战，深知书生报国绝不能在纸上叱咤风云，随时都要做好投笔从戎的准备，对军事和兵法是必须钻研的，这也为他日后防御来自海上之敌提前做了一次军事上的铺垫。
翰林院的小京官
嘉庆十六年（1811年）春闱，林则徐已迈进26岁的门槛，这是他第三次参加会试，终以殿试二甲第四名闯过了科考最难的一道门槛。这次会试的座师（主考官）是大学士曹振镛，房师（同考官）为一代名儒沈维矫（字鼎甫），而这一科新科进士既是他们的门生，更是天子门生。
清廷对新科进士的安排千篇一律，在《清史稿》中对每个载入史册的人物几乎都是这样的记载，“选庶吉士，授编修”。选庶吉士还要经过一次朝考，除一甲进士（状元、探花和榜眼）面试之外，从其余进士及第者中选择有潜质者担任，林则徐又夺得了朝考第五名。庶吉士为翰林院内的短期职位，由进士步入仕途，大多从此起步，然后则是按部就班地升迁。
林则徐在翰林院度过了7年岁月，他的长子林汝舟、次子林秋柏（早殇）、长女林尘谭、次女林金鸾（后夭折）皆在此期间相继出生，而他的年俸只有纹银200两，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不过他早已习惯了安贫守道，他所虑者不是一家之生计，而是国计民生。
在翰林院期间，林则徐一天到晚厕身于属于自己的一个角落里，埋头工作，几年之后，同僚们才发现他著了一部《北直水利书》。但他们并不以为然，治水有专司，一个小京官，又何必去操这份心？但林则徐这本《北直水利书》（后由其弟子冯桂芬改编为《畿辅水利议》）极有见地。治水安民与治国安邦从来就是高度统一的根本大计，林则徐不是单纯地就水论水，他潜心钻研的治水方略，渗透了一位优秀政治家综合施治的谋划。
那时候，很少有人能像林则徐这样终日坐着冷板凳，翰林院的那些小官员们，一心想着的是尽早出人头地。很多人都在明里暗里奔走打点，谁若能攀附上一位权臣，或抱住一位皇亲国戚的大腿，就可以率先迈上一级台阶了。林则徐在这方面毫无优势可言，一个寒门秀才之子既不善交际，又无靠山，几乎没有人脉资源可以调动。
黄河治水被嘉庆帝越级提拔
直到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之后，林则徐才告别了翰林院的冷板凳，在嘉庆帝当政的最后几年里，林则徐“历典江西、云南乡试，分校会试。迁御史”。就在他“迁御史”的那年，即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早春二月，林则徐和琦善有了第一次交道。
博尔济吉特·琦善，满洲正黄旗人，世袭一等侯爵。中国历代王朝除了以科举“为国择仕”，还为既得利益集团另辟了一条蹊径，即恩荫（因上辈人有功而给予下辈人入学任官的特权）。而清朝对旗人贵族子弟更是宠爱有加，荫生只需经一次考试，即可授官。琦善比林则徐还小1岁，就在林则徐第一次赴京会试的那年，年方弱冠的琦善便由荫生授刑部员外郎，一下就成为从六品京官了。当林则徐为拿到一张仕途的入门券而一考再考时，琦善已递升为刑部郎中、通政使司副使。当林则徐在26岁中进士、拿到官场入门券时，琦善已历任河南按察使，江宁、河南布政使等正三品高官。
琦善超升（越级提拔）如此之快，除了仰仗满洲贵族血统外，他也确实具有在大清官场为官的天赋。在养尊处优的旗人贵族中，很少有像琦善这样有进取心的，他也是旗人贵族中的政治精英。他既聪明、干练，又在官场历练多年，对那些官场套路早已摸得一清二楚。从其综合能力看，他与林则徐实在相差太远，但有一点超过了林则徐，那就是他揣摩上意的能力，因此深受嘉庆帝的宠信和倚重。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33岁的琦善擢升河南巡抚，从二品，跻身于封疆大吏之列。翌年初，林则徐也终于获得了一次提拔，“迁江南道监察御史”，从五品。琦善抚豫，既是提拔更是重用，河南控中原大地，居天下九州之中，但其地位不只是重要更为险要，黄河便是天下第一险，“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在这举足轻重之地为官，可谓机遇与风险并存，若能保中原安稳，则有可能官升级，由抚升督；若是堤倒河决，那就要栽跟头了。果不其然，一直官运亨通的琦善在这条大河上栽了一个大跟头。他走马上任不久，先是“河决武陟马营坝”，琦善与尚书吴敬连日督工堵口，然而刚刚堵住此口，黄河下游的“仪封（今河南兰考）又决”。嘉庆帝一怒之下，“革琦善巡抚之职”，但革职后还不放他走，又命其“以主事衔留办河工”，将功赎罪。
正当琦善将功赎罪之际，林则徐几乎是下意识地把目光投向他最关注的治水治河。他这个从五品江南道监察御史，品秩不高，但权力不小，在清朝，此官职配置于朝廷或地方，又可不分地域或领域行使其监察职责，不仅可对违法官吏进行弹劾，也可由皇帝赋予直接审判行政官员之权力，并可对府州县道等审判衙门进行实质监督，也可在监察过程中对地方行政所存在的弊端直接上奏朝廷。黄河决口，是关乎江山社稷安危的大事，林则徐随即奔赴黄河，亲临一线调查，他发现琦善督工的仪封堵口工程进展十分缓慢，但他并未直接参劾琦善，而是深入调查，找出问题所在。林则徐在水利上有专攻，自然比琦善更懂得水利河工，他发现堵口缓慢的原因并非琦善督办不力，而是贩卖堵口筑堤材料的奸商囤积居奇。这让他震怒了，随即愤而上奏，奏请朝廷“饬地方大吏严密查封，平价收买，以济工需”。这一建议很快被嘉庆帝采纳，在圣谕的督促之下，仪封堵口工程和河南的治黄工程加速了，未久，决口便已合龙。
林则徐此次上奏，无疑为他加分不少，在京官考核（京察）中他名列一等，还承蒙嘉庆帝召对。这一番君前奏对，又让嘉庆帝发现，林则徐真是一个干才。于是，林则徐“寻授浙江杭嘉湖道”，由从五品的江南道监察御史一下超升为正四品道台。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是嘉庆帝当政的最后一年。是年七月，嘉庆帝在承德避暑山庄突然驾崩，享年61岁。据《清仁宗实录》的记载推测，嘉庆帝之死，极有可能是中暑后突发心脑血管疾病。接下来，一个王朝进入被历史定义的衰世。
从“愤而辞官”到重返政坛
从道光帝的传世画像看，这位皇帝天生一副异相，额头宽展而脸额尖瘦，骨骼峻峭、棱角凸显，那紧闭着的嘴角浮现出一抹奇怪的笑容。在清帝中，他是唯一以嫡长子身份继承大统的皇帝。他能在诸皇子中胜出，无疑与他的先天优势有关，不仅如此，嘉庆帝称他“忠孝兼备”，这是他能胜出的主要原因。道光帝继位时已年届不惑。史上对他的评价不高，尤其是今世史家，认为他作为一个帝王资质不高，虽勤于政务，力行节俭，但一味守成、因循守旧，绝少建树。
道光帝比林则徐年长3岁。道光元年（1821年）正是林则徐36岁的本命年，这年发生了一件特别蹊跷的事情——林则徐竟然摘掉乌纱，挂冠而去。这是一件诸多史家都没有说清楚的事。一是今人的说法，林宾日病危，林则徐以照顾父亲为由辞官而去。林则徐是个大孝子，但为尽孝而辞官则不近情理，毕竟清朝完全可以批给他尽孝的假期，何必辞官呢？还有一说是他“愤而辞官”，却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林则徐在30多岁就已官居四品道台，这在他的进士同年中也算佼佼者。当然，没有仕途的失意，也可能有对官场的失望，没有因针对某一具体事件而触发的愤怒，也可能是对一个王朝各种弊端的忧愤，但都于史无据。
林则徐辞官还有第三种可能性，那也是后来他在广州禁烟期间，在给长子林汝舟的一封信（《训大儿汝舟》）中流露出来的一种心迹：“父十一载在外，虽坐八轩，食方丈，意气豪然，然一念及家中状况，觉居官虽好，不如还乡……吾儿在都，位不过司务，旅进旅退，毫无建树；而一官在身，学业反多荒弃，诚不如暂时回籍之尚得事母持家，且可重温故业，与古人为友，足以长进学识也。”这寥寥数语，透露了林则徐的另一种心迹，另一种可能的人生选择。
这次辞官只是林则徐仕途中的一个小插曲，却也是他人生的一道分水岭。若用历史眼光看，设若他就此退出官场，无异于提前退出了政治舞台和历史舞台，那在道光年间，在历史的分水岭上，就没有了扮演历史主角的林则徐，更没有虎门销烟中那个叱咤风云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在某种意义上说，他是把中国从古代史直接推向近代史的第一推手。
林则徐日夜兼程赶回侯官，当时林家已迁入文藻山之云左山房。林则徐书房——七十二峰楼，是这山房里的主体建筑之一。林则徐入仕之后便很少回家，只在他日后为父母丁忧守制或回乡探亲及晚年养病时，才居住于此。林则徐这次接信时，只知父亲病危，他急着赶回来，看见的却并非一个弥留之际的父亲。父亲的病已经好了，正在文藻山喂鹤呢。
林父林母没想到儿子竟然是辞官而归，老两口顷刻间如天塌地陷一般，林家熬了多少代才熬出林则徐这样有出息的后代，这一辞官，简直是于国不忠，于父母不孝。他这次辞官不只是遭到了父母亲反对，更有侯官、闽县的父老乡亲、文人士子极力反对，甚至以命相逼让他继续当官，只因他为官一任就可以造福一方。林则徐只能从“愤而辞官”到重返政坛。对于林则徐本人，这不只是回心转意，也是一次精神涅槃。
林则徐想要重返官场，还得道光帝点头应允。这多亏了他的座师曹振镛和房师沈维矫等人竭力周旋。
曹振镛这棵官场常青树、政坛不倒翁，在道光朝更受器重，任武英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已是名副其实的首相了。道光帝赞之为“亲政之始，先进正人。密勿之地，心腹之臣。问学渊博，献替精醇。克勤克慎，首掌丝纶”。有了这样一位心腹大臣进言，道光帝对林则徐复职自会点头，此外道光帝对林则徐此前的政绩名声也是有所耳闻的，在点头之后还特地召见了他，这也是林则徐有生以来第二次入宫陛见。道光帝不但令他“仍发原省以道员用”，而且赞他：“汝在浙省虽为日未久，而官声颇好，办事都没有毛病，朕早有所闻，所以叫汝再去浙江，遇有道缺都给汝补，汝补缺后，好好察吏安民罢！”
从接下来的史实看，正是这一次君臣召对扭转了林则徐的命运，道光帝不但恩准他复职，从此还对他一再提拔，委以重任。
在苏州，“林青天”写下禁烟的最初一笔
就在林则徐重返仕途未久，道光三年（1823年）正月，他被擢升为江苏按察使，正三品，为掌一省刑名按劾的司法长官。此时的琦善已官居两江总督兼署漕运总督，为当时最年轻的封疆大吏之一，是林则徐的顶头上司。
林则徐厉行禁烟，就是从苏州开始并在江苏全省推行的。江苏自古为膏腴富庶之地，而自嘉庆以来，这膏腴之地变成了烟膏之地。当时，按察使衙门设在苏州，一座如人间天堂般的苏州，变成了乌烟瘴气的地狱，大街小巷，烟馆林立，从缙绅富豪到贩夫走卒，一城之内便有数以万计的鸦片吸食者。
林则徐在澄清江苏吏治、改革审判程序、亲自裁决案件、处理积压案件和抗灾赈灾方面均有载入史册的卓越建树。此外，他还干了一件大事——他禁烟的最初一笔就是在苏州写下的。他时常微服私访，暗夜潜行，对鸦片烟毒之害，较之此前更有了切肤之痛，鸦片烟毒之害让官场成了污染的重灾区，几乎在每杆烟枪的背后，都能揪出连串的腐败官吏，若要澄清江苏吏治，必须禁绝鸦片烟毒。
对于林则徐禁烟，老百姓是拥护的，一个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林青天”就是从这时候叫响的。林则徐以按察使之职在江苏厉行禁烟，当然离不开一省巡抚的支持。而时任江苏巡抚，乃是与林则徐“志同道合，相得无间”的陶澍。陶澍一直就是坚定的禁烟派，两人在江苏携手禁烟不是问题，问题就在于他们上面还有一个总督大人，而史上所谓“弛禁派”或“驰烟派”首领就是琦善。
琦善在两江总督的任上是反对禁烟的，但他并未阻挠林则徐在江苏禁烟。在此期间，琦善也没有难为过林则徐，他还曾和陶澍联合上奏，举荐林则徐担当重任。
当时，地处长江三角洲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泰州等五府州之漕粮改由海运，此举也是道光年间“漕粮海运”的一项具有改革意识的朝政，谁来担当这一重任呢？琦善和陶澍均认为林则徐“细密精详，堪任其事”，后林则徐旧疾发作，身体难支，又是经琦善代奏，道光帝恩准，林则徐辞掉了筹办海运差使，回老家养病，给母亲守孝。
林则徐从道光三年正月擢江苏按察使，到道光十二年（1832年）二月迁江苏巡抚，十年间辗转于各地宦途，在农业、漕务、水利、救灾、吏治各方面都是一个令朝野称道的“治世之能臣”，但如果仅仅把他视为一个“治世之能臣”，那是把他的境界低估了。
道光十三年（1833年），江苏先是旷日持久的大旱，随后又发生旱涝急转，水漫松江，而大灾过后必然是大饥荒。林则徐哀民生之多艰，奏请清廷缓征或减免江苏漕米，道光帝却严斥林则徐“不肯为国任怨，不以国计为亟”，并谕旨按正常年景全额征米。林则徐明知听命于皇上是最明智的选择，一旦违抗圣旨很可能革职查办，他却毅然选择了后者，哪怕受到惩处也要为民请命，这就不是一般的明智而是政治智慧与政治信念了。
美国华裔学者张馨保的一句话说得很到位：“林则徐以勤奋、改进政府工作的强烈愿望以及全力为民谋利的信念而著称。在所有十九世纪的中国政治家中，林则徐的形象和影响都超过了其他人。”可以这么说，林则徐是一个具有理想和信念的政治家，而且一直不遗余力地把“全力为民谋利”的信念贯彻到施政当中。
林则徐的进士同年程恩泽也曾赠联与他：“为政若作真书绵密无间；爱民如保赤子体会入微。”此联其实也是对他做出的政治评价，一个人能够做到上联可为好官，但只有做到后一句才称得上真正的社稷之臣。
最严厉、最决绝的禁烟派领袖
道光十五年（1835年），林则徐在江苏巡抚任上又署两江总督，但署职只是代理，直到道光十七年（1837年）正月，林则徐在跨入52岁之际，才终于跻身于大清帝国9位最高级的封疆大吏之列，擢湖广总督。
当时，鸦片烟毒已遍布各地，林则徐作为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早就充满忧患地看到，无论是对国人身心的摧残，还是社会风气之败坏、社会生产力之破坏、吏治之腐败、军纪之败坏，几乎都可以归咎于鸦片烟毒。后世有学者认为，在鸦片战争前夕，“清朝的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其实又何止是经济，这个帝国的一切都面临崩溃的边缘。林则徐就是一个站在这“崩溃的边缘”的历史人物，正是那种迫在眉睫、危在旦夕的危机感，让他成为了一个最严厉、最决绝的禁烟派领袖。
林则徐一向对鸦片烟毒反感，嫉恶如仇，认为“鸦片以土易银，直可谓之谋财害命”。在江苏巡抚任上，他查访商铺时发现大多商家交易的货物一半是鸦片烟土，白花花的银子流向国外，直接影响了国内货币流通和国民经济。他在陈奏文稿中一再强调：“鸦片其性毒而淫，其味涩而滞，观吸烟之人无不伤中气，伤中气则不能化精而至血衰，烟毒若深则渐渐亡命。”他曾缉拿杜双义、陈大等鸦片毒贩，破获镇江西门外围坊赵维夫妻鸦片娼妓奸杀案，及抚标把总戈承祖等吸食鸦片案。同时四处探询戒烟药方，向民众推广，并严令禁止在辖区内种植罂粟，违者坚决惩处。以此在江苏逐渐减少了鸦片烟毒的影响，颇有成效。
如今在湖广，又遇到鸦片烟土问题，而且比江苏还严重。这里的江河码头多烟馆多，离鸦片泛滥的广州很近，为谋大利官商勾结，烟贩子肆无忌惮。如此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朝廷对待鸦片的政策偏软，其实当时整个清王朝只是明禁暗松的局面。林则徐从一开始就态度鲜明，他在湖广一直没有放松过对鸦片的禁止和查防。
这时候，林则徐的长子林汝舟离开武昌北上京城赶考，去参加来年的（1838年）春季会试。朝廷的“弛禁”和“严禁”争论，便传到湖广来。最先是林汝舟来函告知，那是在黄爵滋上奏和道光帝下旨的第五天，他就向父亲发出了这一重要信息。接着，林则徐又收到刑部公函和皇上御旨。
烟毒遍及全国，上层士大夫、文武官员以至军队贫民阶层无不染毒，多少人倾家荡产，作为湖广总督的林则徐早已痛心疾首，终生把“经世致用”当作人生理念、以忧国忧民为己任的他，自然支持全面禁烟禁毒。于是，林则徐立刻研读黄爵滋的奏折，五天后便形成文稿，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六月二十八日向道光帝复奏了《筹议严禁鸦片章程折》，表达了自己的主张。
奏折中，林则徐毫不掩饰自己的鲜明态度，全力支持黄爵滋的主张，甚至更为严正。林则徐直陈：“鸦片流毒于中国，纹银潜耗于外洋，凡在臣工谁不切齿！”他又诉：“流毒至于已甚，断非常法之所能防，力挽颓波，非严蔑济。”重治吸食，“罪以死”。给一年戒毒期限，这是他的建议。具体措施如下：责令州县收缴烟具计入功过；责劝吸者戒毒，若一年不戒加重惩罚；重罚兴贩开馆，限期上缴烟具自首；加罚失察官吏，下令地保、牌头、甲长等收查烟土烟膏烟具；采取熬审法以断吸食者烟瘾等。
林则徐本是有心之人，多年来一直收集多种戒毒良方，这次一并呈上最有效的“救迷良方”两种，希望发放各地以治疗烟毒。
同时，他考虑到朝廷历年来在严禁政策上的摇摆不定，以及内外阻力重重，再次向道光帝上奏一件密折，陈述道：“现在既有黄爵滋此奏，奉旨交议，不独率土周知，即诡谲万端之夷人，亦必有内奸为之通信。此议若寝，则从此玩心愈甚，其害更烈于前。故臣愚以为必须中外臣工，并力一心，誓除此害，国家理财大计，此时正一转机也。”
林则徐在另一篇《密陈重治吸食鸦片提高茶叶、大黄等出口价格片》奏文中，再次反复强调“立法禁烟”的主张，并作了透彻的说明：“今鸦片之贻害于内地，如病人经络之间久为外邪缠扰，常药既不足以胜病，则攻破之峻剂，亦有时不能不用也。”他主张，不但对吸食者以死论罪，对兴贩开馆及制造烟具等均以重罪论处，“查开馆本系死罪，兴贩亦应远戍”。林则徐之所以主张重治吸食者，立意在整顿吏治上，有法才可执法、行法、守法，“衙门中吸食最多，如幕友官亲、长随书办差役，嗜鸦片者十之八九，皆力能包庇贩卖之人，若不从此严起，彼正欲卖烟者为之源源接济，安肯破获以断来路？”所以，他呼吁：“故欲令行禁止，必以重治吸食为先！”
他强调：“法之轻重，以弊之轻重为衡，故曰刑罚世轻世重，盖因时制宜，非得已也……迨流毒于天下，则危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栗！”这是林则徐的啼血之声。如果任由鸦片流毒横流天朝上下，将整个民族从精神到肉体全部毁灭，亿万民众的生存财路将会枯竭，不出数十年，将使民贫国衰，皇朝的长治久安更是无从谈起，会变成外夷内贼砧板上的鱼肉。
林则徐的这番言论，在京城再次引起禁烟方针的大讨论。林则徐凭以往的经验判断，这场讨论不会很快就有定论，与其跟上边扯皮耽误工夫，还不如在自己辖区先动手干起来。于是，他在湖广先动手了。
林则徐先召集湖南巡抚钱宝琛、湖北布政使张岳崧商议，三位地方巨头先统一意见确定了方针，然后发布告示，缉拿开馆兴贩之人。在武昌和汉口等多地设卡布局，全面收缴烟土药丸及一切吸烟器具，收押吸毒人员，发放戒烟药物强制戒毒，以观后效再行严办。汉阳知县郭觐辰积极响应林则徐指令，在其辖县内缉获烟膏12000两、烟杆12064杆。
湖广公开雷厉风行严禁之后，尤其待日后以“论死”之后，那些烟贩和吸毒者们无不闻风丧胆、心惊肉跳，奸恶之徒闻讯远遁，地方吸食者为保命均投案求解毒药物。
一时，省城及汉阳等地各家药店所配戒烟药剂，销售极盛，养生药物人参、高丽参等也随着市价大涨，供不应求。
严厉的禁烟行动和有效的戒烟药物配置，很快在湖广地区收到良好效果。一批批形容枯槁的似鬼非人的吸食者，渐渐得到新生，回到正常生活中来，百姓对此无不拍手称颂。
到了八月底，为了继续震慑烟贩和吸食者，林则徐下令把收缴的烟枪烟杆等器具以及烟膏烟土，统统堆积到武昌总督府辕门外场地上，他亲自率众官员现场验明，以刀斧砍烟杆，以桐油浇烟膏，悉数烧毁之。
这是中华数千年历史上，头一次如此郑重公开地销毁烟具烟土。虽然其规模远逊于后来的虎门销烟，但是它开了历史先河。
道光帝忽然问他：“能否骑马？”
道光十八年（1838年）八月，林则徐又上《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就是这一道奏片改变了他的命运，也改写了一个帝国的命运，乃至由此而改变了历史。
诚如历史学者来新夏所言：“这是禁烟运动中一件极重要的文献。它以有力的论据促使道光帝决定采取严禁措施，推动了禁烟运动，使原来力量脆弱的严禁派一举掌握了领导禁烟运动的权力，为揭开反鸦片战争做了舆论准备。”正是这一奏片，深深地触动了道光帝的危机感，据《清史稿》载：“宣宗深韪之，命入觐，召对十九次。”
十月十一日，林则徐奉命入觐，他将湖广总督关防事宜移交湖北巡抚伍长华代署，随后便从汉口启程，赴京面圣。
此时已是深秋，一夜秋风，满树黄叶已不知去向，大地和天空一样空旷。一个北上的身影踏上了秋风扫过的驿道，纷飞的乱云从他头顶上掠过，这让他的心境难免有些苍凉和忐忑。他开始并不知道圣上“命入觐”的真实意图，但天子召见必有大事，他也大致猜测到了，这次应该与禁烟有关，或将委他禁烟之重任。
就在林则徐北上途中，广州出大事了。据史载，十月二十六日中午，“广州官吏将此前所获三十一名贩烟团伙的首犯何老近在十三行广场处绞正法，居住商馆之外国商人、水手妄加阻挠，捣毁刑场，于是广州群众近万人自发包围商馆，推倒围墙，拆毁栏栅，击破窗户、大门。十月二十八日，各国商人公所（外侨商会）提出抗议，被邓廷桢（两广总督）断然拒绝。”透过这段插入《林则徐年谱新编》的记载，可以看到两点：一是在广州这座处于风口浪尖的城市，那些外国鸦片贩子嚣张到了何等程度，竟敢公然干涉中国内政；二是广州市民对鸦片贩子的切齿痛恨和对禁烟的拥护，同时也看到了邓廷桢等大臣在禁烟的态度上已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他们无惧外国鸦片贩子的阻挠，表现出了绝不妥协的态度。
那时从汉口到北京约需一个月旅程，林则徐从江汉的寒秋走进了帝都的初冬，一条道越走越冷。据《林则徐年谱新编》记载，他于十一月初十（12月26日）抵京，翌日早晨便奉召入宫陛见，道光帝似乎有些迫不及待了，所谈果真是禁烟之事。
那些召见的内幕，外人不得而知。对个中细节，今人也有绘声绘色的描述，如李书纬在《晚清外交七十年》中描述，在林则徐第二次奉召入觐时，君臣谈罢正事，林则徐正要陛辞，道光帝忽然问他：“能否骑马？”林则徐愣了一下，一时不知圣上是何意了。其实道光帝并没有别的意思，他是想让林则徐骑马进宫，紫禁城实在太大，这样就不让他劳步了。一个大臣能在紫禁城内骑马入觐，可不是一般的恩典和殊荣。
林则徐受了这样的隆恩，在第二天入觐时也只能遵旨骑马了。但他总感觉有些不自在。直到道光帝第四次召见他时，问他骑马如何时，他才有了一个婉谢推辞的机会，赶紧以自己不习惯骑马为由，请求步行入觐。可道光帝一听他不习惯骑马，当即又赐他坐轿入觐，这恩典又高了一等，是连一般的亲王和军机大臣都享受不到的崇高礼遇。
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些细节，而是一个必将贯穿整个中国近代史的情节：在十一月十五日第五次陛见时，道光帝做出了一个有清以来前所未有的决定，林则徐奉旨“著颁给钦差大臣关防，驰驿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所有该省水师，兼归节制”。这也是道光十八年最重大的一个事件。据后来的《申报》资深编辑雷瑨在《蓉城闲话》中云：“此国初以来未有之旷典，文忠破格得之，枢相亦为之动色。朝罢与同僚论不合，中外交构。有识者已为文忠危。顾上意方殷，势不能已。”这是后世之言，但自清朝入关以来，在林则徐之前，一个皇权专制、秩序谨严的帝国，确实难觅这种“破格”之先例。
对这一“国初以来未有之旷典”，林则徐非但没有受宠若惊之感，而是一再恳辞。在接下来的三次觐见中，君臣俩除了继续探讨禁烟之策，林则徐每次告辞时都恳请辞去这个钦差大臣，然而道光帝“圣意已决”。
为了让林则徐放开手脚禁烟，道光帝还对他做出了“不为遥制”的许诺，这又是清史上极少有的破例了。这就意味着，林则徐这个钦差大臣，拥有了皇帝赋予的临时决断权，所谓“不为遥制”，就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无论“圣主隆恩”，还是“不为遥制”之权，其实都是双刃剑。久经宦途的林则徐对自己接下来的命运，此时似有不祥的预感。日后，他在道光二十年（1840年）十一月末致姻亲叶申芗的信中就吐露了自己当时的心迹：“戌冬在京被命，原知此役乃蹈汤火，而固辞不获，只得贸然而来，早已置祸福荣辱于度外。惟时圣意亟除鸩毒，务令力杜来源。所谓来源者，固莫甚于英吉利也。侍思一经措手，而议者即以边衅阻之，尝将此情重叠面陈，奉谕断不遥制。”
林则徐在离京赴粤之前，特意去探望座师沈维矫，“师生相顾涕下”，这绝非全然为别离之悲。此时沈维矫沉疴在身，已免去工部左侍郎职务，而大清帝国也罹患沉疴重症，在师生俩看来，这钦差实为充满悲怆、凶险莫测的苦差。林则徐在恩师的病榻前坦陈：“死生命也，成败天也。苟利社稷，敢不竭股肱以为门墙辱？”他抵粤后又在致沈师函中再次倾诉衷肠：“则徐自戌冬被命而来，明知入于坎窞，但既辞不获免，惟有竭其愚悃，冀为中原除此巨患，拔本塞源。”
师生俩的这一次话别，也是永别，沈维矫“逾年（1839年），卒于家”。
就在林则徐“授钦差大臣，赴广东查办”之际，那些“弛禁派”一个个遭受了处罚，道光帝革除了吸食鸦片的庆亲王奕窦、辅国公溥喜的爵位，对正四品上少卿许乃济“著降六品顶戴，即行休致，以示惩儆”……道光帝的一连串惩罚措施，为林则徐提前扫平了赴粤禁烟的障碍。
就这样，在幸或不幸中，一个王朝迂回而迟缓的历史，随着一个钦差大臣由北而南、走向大海的脚步，渐渐逼近了一个划时代的关口，道光十八年也走进了尾声。接下来，一位不甘平庸却又实在平庸的皇帝和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将共同来为中国近代史揭幕。
（参考资料：《海祭——从虎门销烟到鸦片战争》花城出版社2019年5月第1版、《山之巍峨：林则徐传》作家出版社2016年10月第1版；作者：陈启文、郭雪波）
链接 林则徐：世界敬仰的“反毒、禁毒先驱”
林则徐不仅是我国广受民众敬仰的民族英雄，也是深受海外华侨乃至外国民众敬仰的楷模。
马克思曾给予褒扬
早在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在广东的禁烟就受到海外的强烈关注。在他亲临虎门销烟时，不少外国友人前去支持、观看，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马克思曾在《鸦片贸易史》中写道：“中国政府在1837年、1838年和1839年采取了非常措施，这些措施的顶点是钦差大臣林则徐到达广州和按照他的命令没收、焚毁走私的鸦片。”就在销烟后不久，当时侨居广州十三行的画家兰官出于对林则徐禁烟的敬仰，创作了一幅十分逼真的油画像，展示了林则徐慈祥而又刚毅的面容。该画作自1851年在美国波士顿展览馆展出，已成为该馆馆藏珍品。
林则徐身影出现于英国伦敦杜莎夫人蜡像馆
1850年林则徐逝世后，英国伦敦杜莎夫人蜡像馆出于对林则徐爱国精神的敬仰，又深为林则徐对夫人坚定不移的挚爱所感动，雕塑了林则徐夫妇全身蜡像，陈列在馆内，供世人瞻仰。该蜡像馆是专为各国名人、伟人制作和陈列蜡像的世界著名场馆。光绪初年第一位出使英国的清朝公使郭嵩焘曾在他的日记中，记述了光绪三年正月初一在蜡像馆看到的情形：“馆凡两进，凡两大厅，四围及中厅塑人几遍，或坐或立，或为高台平台。游者出入如云，与诸蜡人相混也。所塑皆有名人，各国主为多，最著者华盛顿也。林文忠亦塑一像坐门首，神貌皆酷肖也。”在林则徐刚刚逝世不久，其蜡像就得以入住该馆，说明他受到英国本土人士的高度认可与敬仰，并因此而得以受到英国乃至世界各国人民的缅怀与纪念。尽管该蜡像馆面积有限，每50年要更换一批蜡像，使林则徐夫妇的蜡像已不能再现，然而林则徐的事迹与精神则永为世人传咏。
美国有个林则徐基金会成立
1995年，以“林则徐”命名的美国林则徐基金会经美国纽约州政府批准正式成立。该会成立后，经过两年多的不懈努力，于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前夕，在纽约华埠中心东百老汇街前端树立起林则徐铜像。1999年5月8日，此处被纽约市长朱利安尼正式命名为林则徐广场。2005年6月26日，美国政府又宣布将纽约东百老汇街命名为“林则徐街”。
树立在纽约林则徐广场的林则徐铜像高3.2米，身穿清朝一品官服，昂首挺胸，气宇轩昂，目光炯炯直视前方。在铜像底座，篆刻着林则徐禁烟救国的悲壮事迹，称其为“世界反毒、禁毒先驱”。铜像背面的四言诗句铭文，言简意赅，标示了“立像纽约，意义高超。世界都会，观瞻聚焦。五洲列邦，榜样号召”的大义。
中科院新发现的小行星命名为“林则徐星”
澳门民间集资于1997年建成林则徐纪念馆，新加坡则于2004年在孙中山南洋纪念馆晚晴园内树立了林则徐铜像，以志纪念。在台湾，不仅有林氏后裔，而且仍有不少有关林则徐的文物得到珍藏。1960年7月，蒋介石曾为林则徐玄孙林崇墉精心保存的一百多年前的林则徐画像恭笔敬题“林则徐先生像”，落款书“蒋中正敬题”，表达他对林则徐的敬仰。
尤为世人所称道的是，1999年2月2日，国际小天体委员会批准，同意将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建生领导的科研组发现的一颗小行星正式命名为“林则徐星”。2000年8月30日，在福州林则徐的出生地落成“林则徐星”纪念碑。这再次充分显示了国际社会对林则徐事迹、精神、品格的敬仰，必将使林则徐“与日月同辉，与宇宙共存”。
（责任编辑：黄梦怡；参考资料：《林则徐：海外景仰的“世界反毒、禁毒先驱”》《世纪》2014年第3期；作者：杨益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