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正科与加科、恩科（附停科）

科举时代称举行科举考试为开科，如所谓“开科取士”，故每届考试都会以开科之年分标以某某科，如甲辰科、丁酉科之类。同为开科，但在清代的文献中却有正科、加科、恩科之别。其中之区分，关键在于是否为定制年分所开之科。

一、正科

科举为抡才大典，自宋代以来即形成三年一考之定式，历代相沿，清亦踵行之。顺治二年（1645年）依明制定：以子、午、卯、酉年秋八月举行乡试，丑、未、辰、戌年春二月举行会试。⁽⁸⁷⁾其后，举行乡会试之年分再未改动，因而成为有清一代之定制。作为定制年分举行的乡会试，无须请旨、颁旨，礼部依例而行，故称为正科。

实际上，定制之时，并无“正科”之名，只是在其后出现了加科、恩科之后，为便于区分，故将定制所开之乡会试称为正科。如乾隆皇帝登极之初，即令开乡会恩科，谕曰：“国家大典，首重抡才，我朝培养多年，人文日盛，是以皇考御极之初，于三年大比之外，特开乡会恩科，广罗俊，所以鼓舞而振兴之者，至为周备。今朕缵承统绪，照雍正元年特开恩科之例，举行兹典。乾隆元年系丙辰会试正科，着于八月举行乡试，乾隆二年二月举行会试，以副朕兴贤育才之至意。尔等即交该部遵行。”⁽⁸⁸⁾再如光绪《钦定科场条例》卷一《乡会试期·现行事例》，专述乡会试举行年分，而未有“正科”字样，但在同卷《乡会试加科·现行事例》中，为说明加科而出现“正科”，以示区别。

二、加科与恩科

清代为网罗人才，加恩于士子，经常奉旨开科，不依定制年分，随时定期。⁽⁸⁹⁾故于正科之外，又有加科、恩科之名。

加科、恩科，都属于正科之外临时奉旨加开之科，就此而言，性质相同，即恩科亦属于加科。故光绪《钦定科场条例》卷一《乡会试加科》即概括了正科之外的所有加科。但清代文献中又将因皇帝万寿、登极等因而加开之科，称为恩科。因逢盛典，“普天同庆”、“宜锡鸿恩”，有所谓“恩旨开科”说，故称恩科。

1．加科

清初，海内初定，需人治理，取材惟恐不足，于是有加科。顺治三年（1646年），以平江南，加开乡会试。⁽⁹⁰⁾以本年八月再行乡试，来年三月再行会试。十六年，以云贵等新附地方，“绥辑需人”，奉旨于当年秋再行会试：“现在候选官员尚未足用，应预为征取，以备任使。着于今秋再行会试。”⁽⁹¹⁾康熙十六年（1677年），因军兴，从御史程文彝之请，于本年九月添行乡试。然开科只顺天、江南、浙江、河南四省，而令湖广、江西归并江南，福建归并浙江，山东、山西、陕西归并河南。且定，以入场人数计算，于十五名中取中举人一名，不取副榜，⁽⁹²⁾亦无会试。⁽⁹³⁾清之开科，乡会并举，惟顺治十六年特行会试，无乡试；康熙十六年特行乡试，无会试，⁽⁹⁴⁾实属特例。

2．恩科

恩科之行，有万寿恩科、登极恩科之别。“万寿恩科则始于康熙五十二年，岁在癸巳”⁽⁹⁵⁾。五十一年（1712年），“各省士子以圣寿六十，请开恩科”，事下礼部，部臣以无例可援欲罢之。当时，只有大学士、礼部尚书王掞坚持称：“以万年之圣主，当六旬之大庆，此岂有成例可援乎？若以靡费为嫌，则民间家长生日，子孙僮仆尚不惜出所有，以宴饮娱宾，矧富有四海而区区计及于此乎？”遂如所请呈上，得旨允行。⁽⁹⁶⁾于是，特开乡会恩科，并“照顺治丙戌科（三年）特行乡试，己亥科（十六年）特行会试例”，于五十二年二月举行乡试，八月举行会试，“以惬舆情，以彰盛典”⁽⁹⁷⁾。此后，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光绪诸朝皆踵行，以皇帝“万寿”而开恩科。⁽⁹⁸⁾自乾隆朝始，皇太后万寿亦有恩科之例。乾隆十六年（1751年）奉上谕：“今岁恭逢圣母皇太后六旬万寿，慈福沾被，海宇同之。敬稽皇祖圣祖仁皇帝万寿，特开乡会恩科，广作人雅化。盖国家遇大庆，则必有殊常之恩，朕思以绍吁俊之鸿规，溥承欢之渥泽，于壬申年（十七年）举行万寿恩科，三月乡试，八月会试。俾兹多士，共乐观光，以昭盛典。”⁽⁹⁹⁾至乾隆二十六年、三十六年，继开皇太后七旬、八旬万寿恩科。其后，道光、光绪两朝亦行太后万寿恩科。

登极恩科始于雍正朝。雍正帝一登极，便以选贤才佐新政，“恩旨开科”⁽¹⁰⁰⁾。礼部遵旨议定：雍正元年（1723年）特开恩科，于四月举行乡试，九月举行会试，十月殿试，定制于元年癸卯、二年甲辰所行之乡会试正科，改于二年二月举行乡试，八月举行会试，九月举行殿试。⁽¹⁰¹⁾乾隆以后，历朝沿以为例，凡新帝即位，均开登极恩科。⁽¹⁰²⁾

此外，尚有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秋、六十年春，乾隆帝禅位嘉庆帝之乡会试恩科；⁽¹⁰³⁾光绪十五年（1889年）秋、十六年春，光绪帝亲政之乡会试恩科。⁽¹⁰⁴⁾凡恩科之行，若逢正科之年，或移正科于前，或移正科于后，不拘成例。⁽¹⁰⁵⁾

有清一代共开科112次，其中正科84次，加科2次（不包括康熙十六年添行之四省乡试），恩科26次。⁽¹⁰⁶⁾恩科之多，实为清代科举之一大特点，故时人称：“恩泽之渥，文治之隆，亘古未有也。”⁽¹⁰⁷⁾

三、停科

这里讲的停科，专指出于政治原因，朝廷勒令某地士子停止参加科举考试。不包括由于战乱等原因而被迫停开之科，是为暂停，后均补行。清代亦有特旨停科之例。雍正四年（1726年），因连续发生汪景祺、查嗣庭案，且二人均系浙江人，雍正帝认定浙江风俗浇漓，特令停浙江通省士子应乡会试：“读书所以明理，讲求天经地义，知有君父之尊，然后见诸行事，足以厚俗维风，以备国家之用，非仅欲其工于文字也。浙江文词甲于天下，而风俗浇漓，敝坏已极。如查嗣庭、汪景祺自矜其私智小慧，傲睨一世，轻薄天下之人……浙江风气如此，倘听其颓敝，不加整饬，何以成一道同风之治？朕思开科取士，原欲得人任用，岂徒以其文章词藻之工，有益于民生吏治乎？且巡抚李卫等从查嗣庭家中，搜出科场怀挟细字，密写文章数百篇，似此无耻不法之事，不但藐视国法，亦且玷辱科名。浙江士子未必不因此效尤，应将浙江人乡会试停止，俟风俗渐趋淳朴，再降谕旨。至于生员岁考，仍旧举行。朕因人心风俗，关系重大，不得不严加整理，以为久安长治之计也。”⁽¹⁰⁸⁾同时又派河南学政王国栋为观风整俗使，赴浙江整饬士风。至雍正六年，王国栋及新升任浙江总督李卫先后疏奏，称两浙士风大为改观，遂颁旨，自明年起准浙江士子照旧参加乡会试。⁽¹⁰⁹⁾咸丰元年（1851年），因广东南海、东莞生徒煽动罢考，遂停二县士子乡试，旋又准其乡试，只将倡议罢考之人停科严办。⁽¹¹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迫于列强之压力，在停直隶、山西、陕西、湖南、河南等省所属“滋事”之府州县童试五年的同时，亦停其乡试五年。⁽¹¹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