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背后的智慧和勇气

为什么要读《星际信使》

伽利略的名气，比哥白尼、牛顿、爱因斯坦略逊一筹，不过但凡谈及伽利略的文章和书籍，一般都会提到《星际信使》，这本书知名度甚高。可直到读到本书英文译者的文章，我才知道即使在欧美国家，《星际信使》从拉丁文原版被翻译成现代语言的时间也很晚，第一个英文译本直到1880年才出现，然后在1957年才出现（不完整的）第二个译本。

正如英文译者范海登所言，《星际信使》这本薄薄的小册子看起来更像是一则“公告”，不是什么“科学巨著”。它宣告了望远镜天文学的诞生，可其中天文发现的内容用短短的几行字就能概括了。现代观测技术的进步，尤其是太空望远镜诞生之后，即便是太阳系的研究，内容已经连篇累牍，可以写成厚厚期刊和百科全书。那么，这本薄薄的《星际信使》还有阅读价值吗？

2009年是联合国为纪念伽利略把望远镜指向太空四百周年而设立的“国际天文年”，那一年我搜索整理了一下科学革命时期几位重要科学家哥白尼、第谷、开普勒、伽利略的著作出版情况。我发现仅有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伽利略的《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这两部经常有人弄混，前者更出名）、开普勒的《世界的和谐》《梦》（后者是最早的一篇科幻小说），除此之外，其他著作很少有中文版。为什么这些名家著作的翻译如此之少？也许是因为这些著作虽然是科学发展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环，但这些“科学原典”中的水平早已被后人超越，对当下来说显得并不太重要了，自然阅读的人就不多了。

我和朋友在网上找到了《星际信使》的三份英文译本，读过之后，我感到非常吃惊，相见恨晚。因为虽然《星际信使》只是伽利略不到半年时间里的观测报告，他的发现也早已成为今天的常识，可全书读下来，就像英文译者所说“丝毫没有失去新鲜感，我们依然能够分享它带给那些首次阅读它的人们的激动人心的感觉”。我在书中读到的，是伽利略用他自制望远镜看到这些从未有人认识到的天文新现象时，所怀有的震撼和困惑，是他对这些现象长长的思考，试图向自己解答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换言之，这是一份科学原始创新的现场记录，得益于伽利略优秀的文笔，它到今天依然生动如初。

大概是2010年的一天，一位生物学博士朋友跟我说，有天晚上他带儿子用望远镜看了木星，除了看到木星表面的条纹，还看到旁边有几个小星星排成一排，不知道是什么。我说，恭喜你，重现了整整四百年前伽利略的伟大发现，那就是木星的四颗卫星。朋友大吃一惊，说木星卫星他知道，伽利略他也知道，但在看到它们时完全没有想到。另一位天文爱好者朋友后来又感慨，在望远镜里看到木星卫星的时候，分不出来哪一颗是木卫几（我告诉他，凭眼睛很难看出来，得查年历或用天文软件才行）。

这大概也是我们的科学教育所面临的尴尬局面，因为我们对大多数科学知识的学习停留在纸面和文字上，才会出现这种“见面不相识”的情况。“伽利略卫星”已经被发现四百年了，很多人都知道木星卫星，但是可能只有很少的天文爱好者才用望远镜看到过它们。其实对于科学而言，由名词和定律了解的科学知识仅仅是基础，非常容易遗忘；更重要的也难以遗忘的，是通过观察、思考和实验学到的科学方法和思维。对于后者，现有的课堂和考试本身是很难做到的。

因此，我们有必要阅读这本《星际信使》，因为它记录的是发生在四百年前的科学革命的现场。因为其中涉及的知识很容易理解，连小学生都能够很容易掌握，所以它非常合适用于科学普及；它记载的科学发现过程又具有典型的意义，让我们可以认识真正的科学家创造、获取新知识的工作现场，获得对科学最直观的印象和心灵启迪——像伽利略这样影响人类命运的科学家之所以伟大，并不是他们天生多么聪明，而是他们在面对难题的时候不轻言放弃。

英文译者范海登先生是一位著作颇丰的科学史学者。他所写的序言、导言和结语，相当完整地描述了望远镜的发明、伽利略的天文发现和思考，以及在当时传播过程和产生的影响。20世纪才诞生的科学史这个学科，为我们理解伽利略和他的贡献提供了可靠的历史背景。不过范海登先生的介绍仅限于1608—1611年，即《星际信使》出版前后的事情。要准确理解伽利略和《星际信使》的意义，我们还需要对伽利略和他所处的时代有更多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