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专栏作家C.L.苏兹贝格（C.L.Sulzberger）在日本投降一周后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提出：“在过去十年里，从地方性、最终发展为全球性的战争中，最重要的政治发展就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作为一支最具活力的外交力量，出现在从大西洋延伸到太平洋的广阔的欧亚大陆上。”^[22]没有人能对这段时间以来已被预见的结论提出争议。出于新世界的安全现在取决于旧世界所发生的一切的普遍共识，也没有人会质疑这种状况将会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有趣的是，这种对战后均势的关切并未自动转化成为一种信念，即苏联最有可能对这一均势造成威胁。

毕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威胁来自于德国和日本，而非苏联。值得注意的是，麦金德自己在1943年修改了他的论题，指出了“边缘地带”统治“心脏地带”，而非“心脏地带”统治“边缘地带”的危险。^[23]美国地缘政治学家效法麦金德，声称莫斯科积极参与对德战争并为对日战争提供了潜在的帮助。如同斯派克曼自己所写的那样，“心脏地带（已变得）不如边缘地带重要，正是英苏美这几个海陆强国的合作，将控制欧洲的沿岸地区，进而控制世界上最基本的大国关系”^[24]。李普曼对此表示同意，他指出，美国的首要利益是不允许任何一个欧洲大国在欧洲之外进行侵略活动。“因此，我们的两个天然、永久的盟友以前曾是英国和苏联，现在也是。”^[25]

这无疑正是罗斯福政府的观点。在1944年初当被问及有关苏联将统治整个欧洲的谣言时，罗斯福所作的评论是：“我个人认为这是无稽之谈”，“苏联已得到了相当大一块‘面包’，即便没有更多其他令人头痛的事，这也足以让他们忙上好些年了”。^[26]罗斯福以战时同盟在战后将会延续下去的期望，作为他全部战略的基础。为此，他曾试图通过在台前以苏联的安全利益为重，夹带在幕后巧妙施加压力的方式，来鼓励莫斯科进行合作。在罗斯福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尽管他担心与苏联的误会逐渐增多，但他从未试图与苏联进行竞争，纵然战争结束将使苏联在欧洲和亚洲大举扩张其影响。相反，他希望维持均势，说服苏联相信，实现安全的最佳途径是依靠合作而非单方面努力遏制潜在的威胁。^[27]

尽管哈里·杜鲁门与罗斯福在个性和风格上存在明显差异，但杜鲁门刚入主白宫时还是延续了罗斯福的政策。作为一个比其前任更为热诚的威尔逊主义者，新总统对联合国提供的解决世界紧张局势的切实可行的机制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在入主白宫的最初几个月里，他断然拒绝了温斯顿·丘吉尔和一些政府顾问的提议，即不承认先前协议中的苏联在中欧和东北亚的占领区。^[28]新总统在1945年5月指出：“我和丘吉尔首相之间的分歧如同我与斯大林之间的分歧一样多。”迟至该年秋天，杜鲁门和他的新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James F.Byrnes）仍都指望能与斯大林建立起个人关系，以此作为克服美苏关系中已然开始出现的问题的最佳方法。^[29]

国务院虽是从一个略微不同的角度看问题的，但依然效法于此。新近退休的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在国务院依然有着很大的影响。国务院认为对世界秩序的潜在威胁并非源于苏联野心的膨胀，而是总体的势力范围的扩大。任何此类权势政治的长期存在，都将会树立起新的国际敌对，弱化联合国，最糟糕的是，这将致使产生幻灭感的美国大众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那样再度转向孤立主义。英国扩大势力范围的行为，很可能和苏联一样危险。国务院在1945年7月警告说：伦敦引诱华盛顿支持在欧洲的势力范围安排的任何企图，都“代表着十足的权力政治，随之带来所有不利事态……我们的首要目标应当是消除那些让各国认为这样的势力范围对其安全是必要的原因（causes），而非帮助一国增强力量来反对另一国”^[30]。

军事策划者们也更多地将美国视作英国和苏联之间的调解人，而非两者中任一者的永久盟友。^[31]参谋长联席会议（Joint Chief of Staff）在1944年春曾指出，苏联在战后欧洲的影响将远远超过英国：的确，权力转移可比得上“罗马陷落所引起的影响，比那之后1500年里所发生的任何其他变革的影响都大”^[32]。但参谋长联席会议并未就此认为美国自身应当介入以恢复平衡。尽管情报部门承认苏联有称霸的可能性，但其所作的情报评估却淡化苏联敌对的可能性：苏联影响的扩张可能更多出于防御而非进攻的原因，不管这一结论对接受情报的人们来说多么困难。而且，在欧洲公开尝试组建抗衡力量可能会产生自我实现式预言的效果，强化克里姆林宫的怀疑，并长久保持其单边主义倾向。^[33]因为公众舆论可能坚持，战争结束后无论如何美国军队都要从欧洲撤回，看来美国似乎没有什么方法可指望用它来就地对抗苏联，哪怕这将会是一桩有利可图的事情。^[34]

莫斯科似乎也并没有潜力直接威胁美国。对新战争技术的关切让美军领导人对苏联的看法产生了矛盾，因为苏联拥有的新战争技术如此之少：他们的海军只比一支岸防部队强一点；他们的空军不具备远程轰炸的能力；他们也似乎看不到发展原子弹的希望。^[35]“我们今天的盟友可能明天会团结起来反对我们”，一份空军的研究报告在1944年曾谨慎地认为，“一个欧亚国家要成长为一个侵略性的大国”可能需要20年到100年。^[36]迟至1945年7月，对技术脆弱性问题最敏感的阿诺德将军之所以拒绝视苏联为严重的威胁，是因为苏联的军事力量很落后。^[37]五角大楼的领导者们假定，下一场战争将更像上一场战争，其危险更可能来自于复苏的德国或日本，而非来自于一个防御性的、技术落后的苏联。^[38]

的确，军队领导人高度重视获得和无限期地租借海外基地的问题。但有理由认为，对这些战后基地的需求更多是由一种总体的脆弱感所决定的（可能也有为建设一支强大的和平时期的国防力量作辩护的需要），而非任何视苏联为当前威胁的特殊观念所决定的。^[39]这些基地的选择表明美国对保卫东西海岸，以及维持在太平洋的势力范围等问题的关切；而对于往返苏联北方的最短空中路线，和拥有潜在优势的欧洲和近东基地等则没有明显的兴趣。直到1945年夏，把苏联作为潜在敌人的考虑才开始影响美国对基地的实际选择。但即使在那之后，军种间的分歧，对战后紧缩预算的预期，以及基地权利谈判的推迟等都严重延缓了获得基地的进程。^[40]

但导致外交和军事领导人未能预见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的均势转变的全面含义的主要原因在于战争仍在继续，苏联仍是盟国，与苏联的合作对于保证对德、日的胜利仍然是必须的。共同的敌人成了促使“大同盟”团结起来的黏合剂，直到敌人被击败为止，华盛顿、伦敦和莫斯科对彼此间关系的想法都赞同合作而非竞争。太过直接地考虑战后可能的敌对，将对当时仍在进行的战争取得胜利的前景造成损害；还没有人准备让长期的地缘政治现实压倒眼前获胜的需要。